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有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山川湖海、风雨虹霓，乃至草木枯井，莫不有神专司其事。而这些神，便是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所赐，而作为子孙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便是崇拜、服从于这些神灵。 还有一点，神道教不讲地狱极乐的轮回，而认为人的肉身一死，便获得了超自然力，亦成神。且不论生前之贫富贵贱，有无业障，死后一律神化。也正是这一点，近代以来为政治所利用，神道教成为所谓“国家神道”，开始政教化，靖国神社为其最高的招魂社——此乃后话，姑作别论。即使在今天，在“神舆” [①] 等民间宗教行事中也能看出这种神道教信仰的影子。英国学者、后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神国日本》中，谈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多神教信仰相比，神道教还有两种独有的“后世发达”起来的“伟大的力量”：一是“不管是善是恶，现世的事件，如四季和顺、丰收、洪水、饥馑、暴风雨、海啸、地震等，都是死者的所为”；二是“不论善恶，所有人的行为，是给死者支配的”。从而，他认为：“日本的历史，实在是这个宗教的历史。” [②] 既然是祖先和神的恩赐，那么无论善恶好坏，只有照单全收，统统接受。巨震、海啸发生后，包括灾区的灾民在内，日本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认为：“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发奋图强。” [③] 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至少应谋求共存共生。 笔者注意到，在近几天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对日本巨震的报道中，有太多所谓“人定胜天”式的解读。面对灾区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共渡时艰的感人场面，来自邻国的记者，内心受到震动可以理解，但这种解读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应该说，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人定胜天”这回事的。首先，作为人，要接受神的恩赐，也包括灾难；其次，人本身也是神的恩赐，所以保全生命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人在危急时刻有保命的本能驱动。   自然灾害的审美化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其东洋学著作《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的结论部分写道：“日本人，一个文雅的民族。” [④] 照我的理解，这是对日本民族审美性一面的强调。 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审美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审美基本上囿于儒学范畴，以伦理为核心，是相当理性的；但日本人的审美，则更多源自原始神道的神话传说，神秘而极端，相当非理性。《古事记》中描述的二神交媾、孕育神国的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人的心理结构中。江户时代东洋“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一语道破神道与儒学的分野：“我皇国的神道，从皇祖的神开始传下来的，叫做道，在这意味是和汉籍的道绝不相同。”李泽厚则认为：由于日本人的这种基于神道的文化心理，“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日本精神或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 [⑤] 同时，“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不可理解、不可抗拒性（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带有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如何”。 [⑥] 没有什么比日人赏樱更能表现这种极致审美的了。三月底、四月初的某个周末，人们或阖家，或与同事友人相携，三五成群坐在巨大的樱花树下，把酒狂欢，纵情歌舞。入夜，射灯向上打在树上，灿若白昼。连成一片的浓樱，像云一样，衬托出天上的朗月疏星。花期充其量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往往随着一场春雨，便化作了地上的红泥。日人觉得樱花美，是因为它像极了生命。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浮世如斯，人生无常。幸福时喝点小酒，悠着点，所谓“九分不足，十分则溢”；不幸时，须隐忍，更要四海行脚，怡情于月雪花。海啸多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麿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巨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圈交通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2011年3月26日） [①] 神舆，写作mikoshi，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②] 见《神国日本》，（日）小泉八云著、曹晔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9月版，第27页。 [③] 见《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④] 见《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⑤]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13页。 [⑥]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