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犯

  “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   昂山素季（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47年，两岁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与两个哥哥合影   1991年，昂山素季的两个儿子代领诺贝尔和平奖   仰光大学道54号，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软禁于此（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的家中悬挂着父亲昂山将军的巨幅画像（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清早曼德勒街头的市井生活。行驶的报废车辆瘫痪在路中间是常见景象，司机和乘客对此习以为常（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大部分成员年纪都比较大，发展年轻人加入是其面临的任务之一（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缅甸民盟总部，简陋得就像路边不起眼的修车铺（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场茶聚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交谈或者合影（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员，他们都曾是政治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   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2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3   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5   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 Lonely Planet 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6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 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7   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 In This Very Life )，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8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9   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10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 Justin Wintle, “ Perfect Hostage ”； Thant Myint-U, “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 Kyaw Yin Hlaing, “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 Brook Lamer, “ Land of Shadows ”；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528.html ）

今天习近平来访，白宫北面的拉斐耶公园聚了很多抗议者。我也去了，带着我做的自由光诚的牌子。抗议人群中，藏人最多，我还没进公园，远远就看见一片雪山狮子旗，听到他们呼喊口号的声音。法轮功的人来得也不少，但他们很安静。他们打出很多幅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但更多的人在草地上席地打坐。好像没听到他们有人喊口号。后来来了一群打着蓝色新月期的维吾尔族人。王军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在17街两边夹道等待，“欢迎”习近平午餐归来的车队。他们得有一百来号人吧。我看到了高智晟的名字，看到了光诚的名字，看到了刘贤斌、陈西、陈卫、王炳章等名字。还有一些我不太清楚的名字。拿着话筒说话的是谁，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充沛有力，我感到心跳得猛烈了一些。那声音里的愤怒、要求和召唤，其真实性与正当性，无可置疑。（抗议图片将在推上发表） 同样和民主党抗议者们站在17街上的有那么几个迎接习近平的人。不多，也就十来个，戳在那儿，戳着几面国旗，闷声不说话。估计是使馆的员工，给逼到街上来的。你懂吧。 我举着光诚的牌子，专门跑到他们边上站了一会儿，想看看他们有何反应。有一个挎着相机的人在我背后说，“别站这儿了，等会儿打起来了。”我说，“好啊，打呀。把这儿当成中国了！”后来我到了街对面，一个哥们跟我说，那人跟他一伙儿的，是民主党的人。 我刚走进公园几分钟的样子时，竟然见到了耿和。她和几个人在一起。我惊叫了一声，拉住了她的手。那么自然，好像我认识她似的。她抱歉地说，“你看我的记性，我一下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我说，“别想了，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你发推的时候我会看到你。有时候我还会把你的推翻译成英语。”说着，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她的眼睛也湿了。我说，“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她摇摇了头，“没有，一点都没有。”说完，她加入那几个人，要走了。我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 后来，我沿着白宫转了一圈回到拉斐耶公园的时候，所有团体围成了一大圈，几个代表在一一讲话，耿和也讲了话。当你听耿和讲述丈夫受到的酷刑与凌辱时，不管你已经听到过多少次，你仍然像第一次听到一样，你再次震惊。你无法理喻这样的邪恶。你知道一个这样的政权已经不具备任何合法性。末日的来临只是个时间问题。 和耿和说完话，我跟一个澳洲女记者聊了几句。我跟她说了说推上听到的光诚的近况（女儿开学没有上学，母亲也多日未见等）。又跟她讲了讲葛洵回北京奔丧遭到殴打和讯问的事情。她的眼睛睁得溜圆，我说，难以相信吧。我说，这件事的要点有二：一是，他们的臆想症已经到了极端病态、可笑的地步，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们不仅治不了自己的臆想症，而且还会更加严重；二是，如果他们能够不假思索地对一个外国公民使用这样的流氓手法，你想象一下，他们对中国公民该是如何加倍地恶劣和残酷。我一边说，她一边把我的话急速地记了下来。她写字真快。 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活动分子”，好多年里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但是这一两年来，我真的觉得必须行动起来，必须做点事，尽自己尽一份力了。我需要把我拥有的自由派上用场；我需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块砖来。 我举着自制的光诚牌子逛了一大圈，停停走走，发了一些传单。传单上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光诚、高智晟、其它良心犯的链接，希望人们更深入地去阅读一些，并且认识到，中国的人权问题跟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关系。 我不属于任何党或群。我觉得这一天，我和光诚，我们哥俩儿是一个党的。那么今天，我给光诚带路，逛一逛我住的城市吧。 请欣赏逛城组图。 在白宫前 背景为华盛顿纪念碑 白宫北面围墙 在拉斐耶公园内 在16街上 K街还是H街角？ 在但丁像前   yaxuecao 撰稿，自由光诚网站原发稿。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周二会面，多个团体发表公开信请奥巴马关注中国人权，并要求释放刘晓波以及交待高智晟律师下落。 图片：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左）与美国副总统拜登。 （法新社图片）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国大陆媒体将各项议题以专题的形式刊登，并邀请网民参与讨论。许多民众认为中美的关系如何将对中国未来影响重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习近平周二“情人节会见”，和往年一样，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少组织和团体也希望奥巴马能在人权问题上给中方提出建议，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异议人士。早在上个月底，白宫刚刚公开将接待习近平的消息之后，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逊便发表公开信表示，奥巴马应该利用习近平访美机会，在公开与私下场合，针对中国恶化的人权环境，向习近平提出挑战。 前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会主席葛洵，日前前往北京探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遭到便衣架走，并被关押长达21个小时，期间遭到暴力对待。葛洵就此事发表联名信，信中称，“中国当局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犯一个美国公民的人身自由，说明当局的骄横，为所欲为，这是中共政权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权的迹象之一，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这封联名信获得了多名海外民主人士支持，包括盛雪，方政，黄河清及封从德等。 在美国的“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以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发表了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信中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中国目前艰难的政治状况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既是困境也是机遇，处于习近平的权力位置，只要顺应民意和服膺人权普世价值，是可以成就一番影响世界的民主事业的。 图片：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签署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 （杨建利提供/记者心语） 杨建利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我们一直是要求奥巴马和其它的美国的领袖们见到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能够具体的谈一些人权的侵害案，比如说，你们中国是唯一一个监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你们怎么回应这个问题？高智晟现在到底是不是在新疆的监狱里？他是死是活，为什么家人见不到他？直接提这些具体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藏人要自焚？像这些具体的问题你要提问的话，他们直接回答就会比较困难。就会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解决问题。 独立中文笔会也发表关于“习近平访美”的呼吁声明，其中罗列了近年来中国恶性人权事件，包括刘晓波获诺奖遭打压，陈西、陈卫、李铁、朱虞夫四位作家被重判，以及失踪多年的高智晟。独立中文笔会提出两点要求，包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等所有系狱作家和其它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依法保障系狱作家和良心犯在关押期间的合法权利，包括依法上诉的权利、家人探视权利和疾病医疗的需要，并免于酷刑虐待和人身侮辱。 在瑞典的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告诉本台记者：特别是在去年圣诞节前后，陈卫，陈西还有后来的李铁几个都被判处了重刑。最近我们笔会的会员朱虞夫又被判了七年。我们的信主要是给奥巴马总统，让他向习近平进行交涉，对中国因言治罪这个情况要进行关注，要求把我们认为是因言获罪的这些人都释放。 上周六，沃尔夫等五位美国议员致函奥巴马，要求他对习近平提出6位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包括高智晟、郭泉、陈光诚、刘贤斌、阿里木江•依米提和杨荣丽牧师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