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犯

我们几十个人就可以主导中国很多议程，因为我们决定转发谁，不转发谁，我们可以来决定把哪些话题炒热。 ’ 他们说话当然夸张了，但是反过来说，他们这种自得的心态对微博发展是很致命的。 ” （胡泳） · 建基于新媒体技术的 “ 微动力 ” ，则是胡泳认为微博最有希望的魅力之处。 …… 比如，按照一个公布的地址，寄一张明信片，按照一个公布的不良政治官员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 · 意见领袖改变不了世界。能改变世界的是每一个人。他们可以不上微博，他们只要坐言起行。   原文刊于《亚洲周刊》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微博改变权力生态 信息革命延伸全球华人》） 张洁平   微博在 2010 年的中国点了一把火。是星星之火，还是燎原之火，众口不一。 但过去一年，只要对公共领域稍有关注，都能感觉到这把火的热度。它把许多区域的、个人的事件迅速烧成全国性的公共事件，引爆了无数舆论热点。用上海交通大学最新发布的《 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的说法：微博正在改变中国的舆论格局。 上海胶州路大火后第七天，这座沉默的城市街头突然出现了十几万捧着鲜花的人。 “ 我去献束花。 ”“ 我也去。 ”“ 我有事去不了，帮我带一束吧。 ” 这是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微博上的对话。江西宜黄民居遭强拆，钟家三人自焚，钟如九的一声声求救，通过记者的微博直播传遍了全国；河北保定大学校园撞车，肇事者留下一句 “ 我爸是李刚 ” ，点燃了全体网民的愤慨；两会时湖北省长李鸿忠抢了女记者的录音笔， “ 鸿忠抢笔 ” 引起了微博连署要求省长道歉；还有浙江乐清钱云会案等等，这些事件的引爆都来自微博。 短短一百四十个字，或者一张现场图片，经由电脑或手机发出，实时直播，迅速流动，有人围观呼吁，有人坐言起行。小小微博，搅动了大乾坤。 新鲜的并不是技术。包括新浪在内的几家中国门户网站的微博产品，都是基于对 2006 年 5 月创建的 Twitter 的模仿。 2010 年中文微博的井喷式发展，与 2009 年 Twitter 在英文网络的狂飙，也只是隔了一个时间差 —— 《 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指出， 2010 年中国微博服务的活跃注册用户数从百余万迅速飙升至 6500 万；而 2009 年 Twitter 的用户增长，也是在一年之间，完成了从两百万到五千万的实质性飞跃。 然而，中文微博并不等于中文版 Twitter 。微博的新鲜热辣之处，正在于它的本土化生长。用笼统的说法叫 “ 中国特色 ” ，细致一点去分析，它在中国的孵化与成长，无论是产品特征、商业模式、社会效应、发展趋势，都和 Twitter 有极大不同。 这种不同，孕育着什么样的可能性，才是微博的兴奋点所在。   真实中国的镜像   深度使用微博，那感受很像是潜水。水面上，阳光灿烂也好，大风大浪也好，都简单直接；潜得越深，水底越清晰、越细致；再深一点，静得惊心动魄、铁马兵戈，那才是一个你平常看不到的中国现实。它的妙处在于，你很可能止步于水面上零碎的浪花，但也可以去到难以想象的事实与人性深度。 一个普通人一天几条一百四十字的议论，可能是牢骚，可能是抒怀，可能是骂娘，也可能是求助。以新浪微博为例，它的五千万用户每天发布超过 2500 万条微博。想象一下， 2500 万乘以 140 ，每天，这是什么概念？这些生活中原本沉默的细节，普通人原本沉默的想法，一句忍一忍就咽下去了的话，何时曾这么密集地，同时都冒了出来，还浮现在同一个平台上？ 你关注了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而千千万万的碎片，因应议题，又常常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关联和聚拢。 当然，并不是每一句牢骚都能说出来。要是想起胖子艾 / 未未，你发一条 “ 艾 / 未未是好人 ” ，发完就不见了。刘 / 晓 / 波更是如此，同名同姓者亦深受其害。敏感词、过滤、删帖 —— 言论不自由，也是这个国家的现实。 也因此，中国只有微博，没有 Twitter ，后者被屏蔽了，而前者的运营商们则投入了极大的人力财力在与当局合作进行的内容审查上。以新浪微博为例，内部人士透露的信息是，新浪有数百人的团队专事删帖，一级敏感词由机器直接过滤，二级敏感词机器会自动提示后台，再分给人手逐条过滤。遇上当局希望平息的公共事件，关注量大，难以逐条删除，就删除搜索项，比如 “ 和平奖 ” 绝不会出现在 “ 热门话题榜 ” 中 —— 尽管业者透露，十月八日那天晚上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微博都在转发相关信息；而搜索 “ 乐清血案 ” ，新浪微博也会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 尽管如此，微博用户对公共事件、社会议题的热衷，仍然远超英文世界里的 Twitter 用户。擅长用微博和 Twitter 操办网络沙龙的 Co-China 组织者杜婷认为，这就像其它网络工具在中国的应用一样： “ 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和不开放的媒体环境，网络在中国的作用就愈发明显，它基本承载了中国缺失的民间社会的功能。 ” 互联网观察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分析： “ 一方面，微博所具有的全部特性是技术赋予它的，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民意表达和沟通的渠道不够通畅，导致微博的技术特性一经认识，就爆发出特别大的应用潜力。所以我觉得，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造成微博在中国形成如此独一无二的现象。 ” 《 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认为，继论坛、博客、新闻跟帖之后， 2010 年，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已经变成了微博。报告指出，去年舆情热度靠前的五十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 11 起，占 22% 。 许多人冲着这样的现实进来。 台湾评论人张铁志天天趴在新浪微博上。他是 Twitter 四五年的老用户，去年三月开始用微博，他说： “twitter 虽然很多关于中国的讯息，但比较是异议性的，这当然很重要，但对我一个很想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微博可以看到不同面向，和不同人交流。 ” 他说自己会着重在微博上讲讲对台湾民主的一些观点，因为 “ 深感大陆社会对台湾民主理解不够深刻 ” ，另一方面 “ 也会转发许多中国朋友发的讯息，特别是关于维权或政治批判的。 ” 他补充道： “ 当然，要不断与敏感词搏斗 ” 。 香港著名音乐人黄耀明是在新浪开微博的众多港台明星之一。 “ 在这里关注与表达的主要是音乐行业的事情。也关注了一些内地的新闻或文化的事情，在香港比较少接收到这方面的讯息。 ” 黄耀明说，他也是许多热点新闻的围观者， “ 对中国我没有太多浪漫的幻想，但我认为微博真的在改变中国。希望这些改变从很微小的事情，慢慢扩展到一些宏大的事情。 ” 据新浪公布的数字，除了五千万内地用户，新浪微博的香港用户数量超过六十万，台湾用户则有约五十万人。新浪总裁曹国伟估计，这一数量，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坐言起行，从围观到参与   微博用户邱婷是深圳的一名年轻公务员，为了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之外，多知道点 “ 社会真相 ” ，她关注了一群媒体人和学者的微博。这之后，她觉得每天的世界都糟糕透了。 为百姓维权的村长遭遇莫名车祸，小孩被打残强迫做乞丐，矿工患上尘肺无处救治，村民冬天遭遇强拆无家可归，大学生的老家被强拆父亲突然死亡 …… 夹杂在星座 运程、创意图片、明星八卦中间的，尽是沉重的消息。有些是新闻热点，有些是告状无门的含冤受屈者跑到微博来求助。 “ 不看觉得对不起良心，看了觉得对不起心情。 ” 邱婷说： “ 国情是什么样，以前也大概知道，但上了微博之后，还真是对这个国家挺失望的。 ” 浙江乐清蒲岐寨桥村村长钱云会惨死车轮的照片，圣诞节后在微博上流传，邱婷看了一眼，不敢再看。但她还是点了点鼠标，转贴出去了。 “ 我等小民，只能围观 ” ，她开了句玩笑。 围观的力量有多大？村长钱云会的命案是一个典型例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各大微博流传着一名村长惨死车轮之下的照片，图片惨不忍睹。帖子称，钱云会当选寨桥村村长六年，曾因为村里土地被强占屡次带领村民上访维 权，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遭遇车祸身亡，是被 “ 有些人故意害死的 ” 。有自称知情者留言： “ 有人看见他被人按住，然后卡车从身体上碾压过去 ” ，还有人留言： “ 就在案发的头一天，该路段的摄像头被拆掉了 ”…… 各种言论在微博上迅速流传，仅仅一晚，钱云会案就成了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随着事件在微博上发酵，乐清市公安局事发后第三天成立了官方微博 “ 平安乐清 ” ，第一条微博写道： “ 乐清市和乐清警方对 ‘ 钱云会事件 ’ 非常关注，今天下午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相关进展。随后，我们会通过新浪官方微博第一时间披露该事件的进展，欢迎广大网民监督，对大家的建议我们会认真阅读。 ” “ 平安乐清 ” 仅关注了七个人，其中有王小山和于建嵘两名公众人物，前者是媒体人，后者是社科院教授，两人都在微博上极关注钱云会命案，呼吁彻查真相。 有意思的是，立刻有网友对 “ 平安乐清 ” 说： “ 你们关注于建嵘老师干嘛呀？是要打击报复吗 ” ；而 “ 平安乐清 ” 公开回复： “ 我们是感谢于老师对我们的一些建议，绝对没有他意！ ” 警方称，现场证据表明，钱云会之死是交通事故；多数网友和村民则不相信，坚持认为是谋杀。几十家媒体赶到寨桥村调查事件。但由于缺乏核心证据，真相迟迟不明。僵持之中，微博上的信息一片混杂，各种推测，各种解读，莫衷一是。 媒体人笑蜀在微博上号召成立 “ 公民独立调查团 ” ，以有别于媒体和官方的公民身份前往乐清调查真相， “ 除了民间小道消息与官方 ‘ 大道消息 ’ 之外，对于真相的追询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公民之力。 ” 笑蜀在微博上激情澎湃地说。 在与乐清官方沟通后，笑蜀在微博上点名，发起了他理想中公民调查的第一个小队：社科院教授于建嵘领衔，成员有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作家傅国涌、记者陈杰人 等近十人。除了这个以学界人士主导的公民调查团之外，同时还有另两支公民调查团从微博上启动，一支是王小山与窦含章；一支是网民屠夫和律师项宏峰。公盟许 志永，也先期开始独立调查。 2011 年的新年，至少四支公民调查队伍在乐清会合，其中三支是从微博上发起。著名博客连岳称从言说到参与的这趟调查是 “ 破冰之旅 ” ，人们都在静候佳音。   微博的深水区   2010 年流行说，围观改变中国。这个特定语境的词包括了从观察、传播到行动的复杂含义。关于 “ 改变中国 ” 的美好期待总是很多，却也常常就此不见了下文。 公民调查团们的乐清尝试，让人们看到了一点点 “ 下文 ” ，尽管不太美好。 在乐清，网友们期待他们相信的、有别于官方的、公民名人们，给出他们期待的事实。 但事实并不诞生自期待。轰轰烈烈开场的公民调查团们，尽管微博直播着他们的行动，却没有获得人们 “ 想要的 ” 答案。证据缺乏，真相不明，村长之死没有能够服众的说法。 王小山在从乐清返回之后对亚洲周刊说，乐清之行，和他曾经在微博上参与过的救助山西尘肺矿工钟光伟、发起给玉树学校捐款都不一样， “ 这次感受到官方和民间 的激烈对抗，看到民间对官方的彻底不信任 ” ，他说自己对这种现状感到不安， “ 心里有说不上来的别扭，我觉得大部分责任在官方。要是官方普遍这样，那我们的 社会真是处在火山口上。 ” “ 围观了起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 ” 王小山说，只求自己 “ 尽心尽力 ” ，结果不强求。在微博上，他老实地说，自己并没有找到谋杀的证据。 他遭遇了微博网友的一片骂声。 “ 雷声大雨点小，是不是被潜规则了！ ” 一名对王小山们怀有期待，希望他们能查出钱村长 “ 被谋杀真相 ” 的网友失望地说。 王小山说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但从不说假话。他很快就陷入了微博里的骂战。骂战之后，他作出惊人之举：删除账号， “ 王小山 ” 退出新浪微博，十几万发帖和几十万粉丝也一并烟消云散。 他用 “ 王小山消失留一片云彩 ” 的 ID 在新浪微博上发帖，称以后 “ 不再围观，不再议论，不再关注；开始扯淡，开始撤退，开始赚钱 ” ， “ 推特上有人说，新浪微 博结构，跟中国社会人员结构及其相似，信了。有骗子，有乐于被骗的；有专事造谣的党棍，有专门爱听造谣的；有一群道德家，有一群我这样的傻逼 …… 国家什么 样，新浪微博就什么样，既然已经生活在这个国家了，还上微博做什么呢？真是有病。 ” 这里是微博的深水区，不美好，复杂，窝里斗，有廉价宣泄，有心机重重。 他的朋友，也是微博上著名的行动派网友 “ 北京厨子 ” 挽留他： “ 微博可以救援啊，能救一个是一个 ” 。北京厨子在微博上发起了 “ 千里尘肺救援 ” 行动，不足一个月，已经募款二十余万元，救治了第一批三名远在甘肃古浪的尘肺病中晚期患者。 但北京厨子本人，也坦言自己 “ 作为一个理科生，与微博高度不和谐 ” 。 “ 你觉得围观能改变中国，是你觉得假以罪恶之名，人们会害怕你的目光。是，你围观一个小学教师，肯定把他吓傻了；可对于习惯了目光的人，对那些官员，人家几十年围观看得少吗？ ” “ 微博真实的作用其实蛮强大的，我找到了一种为我所用的方式，比如救援。 ” 北京厨子说， “ 但我在微博中获得了比现实生活中多得多的孤独。 ”“ 这里情绪性的 宣泄太多了，实际行动起来却无力控制，不负责任，也不计后果。最后不了了之，就把失败推到对立面。 ”“ 一地鸡毛！ ” 北京厨子愤愤地说。 在结束了尘肺救援之后，他也计划注销 ID ，退出江湖： “ 我不能通过一个公共事件，完成一个个人成名。他失真了。 ”   去意见领袖的微动力   改变的可能性在哪里？回到微博与 Twitter 的差别。 香港网友 sidedick 觉得，新浪微博像是 “ 华人网络的名利场 ” 。让他有这个印象的来源于那炫目的 “ 名人堂 ” ，和知名人士姓名旁，闪亮亮的 “V” 字标签。与 Twitter 偏重信息流本身的 “ 去中心化 ” 很不同，新浪微博的起步用了他们惯用的 “ 名人牌 ” 策略，请演艺商业学者媒体艺术各路名人到 场， Follower 在这里被称为 “ 粉丝 ” ，粉丝开路，争夺用户。 调查显示，去年影响较大的与微博相关的舆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显的 “ 意见领袖 ” 。他们的信息发布和评论，可以将某一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潮，甚至还可以设置议题，改变公共舆论议题走向。意见领袖主导了微博舆论的特点，使微博仍然显示出传统媒体的特性。 胡泳认为，这样的媒体特性，虽然能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但却摧毁了 Twitter 模式理想的核心内涵，比如平等。 “ 粉丝模式，这一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概念。在推特那里，用户就只有关注与被关注，并不存在所谓粉丝 – 偶像这一组不平等关系。 ” 胡泳接受采访时表示： “ 它被赋予媒体属性，本身就会带上媒体的弊端。 …… 我遇到有些新浪加 V 的人，他们很自得地说， ‘ 我们几十个人就可以主导中国很多议程，因为我们决定 转发谁，不转发谁，我们可以来决定把哪些话题炒热。 ’ 他们说话当然夸张了，但是反过来说，他们这种自得的心态对微博发展是很致命的。我把整个大众传媒结构比喻为轮子的辐辏结构，新媒体之所以有力量，就是要打破辐辏结构。 ” 用一句网友的话说，如果只是停留在依靠意见领袖的境界，那么， “ 你有你的意见领袖，他有他的水军，你们不过是打一个时间差而已。 ” 而建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更健康、也更理想的力量，胡泳称之为 “ 微动力 ” ，则是胡泳认为微博最有希望的魅力之处。 “ 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动力，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说，不论言语有千条万条，改变世界的其实还是行动。 ” 在一次公开演讲，胡泳这样大声解释。 “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 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 ” 胡泳说。 微博是个绝佳的平台，已经发生的许多故事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按照一个公布的地址，给良心犯寄一张明信片，按照一个公布的不良政治官员电话，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比如，上海大火之后， “ 头七 ” 的那天，没有人号召什么，也没有人组织什么，有人发微博说要去献束花，有人看见了，说我也去，还有人说，我有事去不了，帮我带一束吧。就是这样，胶州路突然就出现了十几万人，和满满的鲜花。 胡泳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的行动不需要强烈的动机或者组织， “ 我们的确可以展望一种没有严密的组织，但是同样能够形成推动事情向前的力量的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的形态 ” 。 意见领袖改变不了世界。能改变世界的是每一个人。他们可以不上微博，他们只要坐言起行。 用名字不能出现在微博上的 Twitter 迷艾未未的一句话来作结： “ 每个人承担责任，是这个社会将来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这个社会不会发生变化。 ”  

中国微博快速、实时及一呼百应的互动，为民间弱势群体发声，从湖北省委书记抢记者录音笔事件、宜黄强拆自焚案，到「我爸是李刚」事件、钱云会乐清血案，改写中国舆论格局，也改变权力生态。中国一亿两千多万微博用户，以文字或现场影像实时直播，从四支公民调查队乐清会师到「千里尘肺救援」，推进没有严密组织的新型社会运动。微博的信息革命也延伸到两岸三地的文化版图。

核心提示 ： 当今中国发生的抗议都会遭到和“八九六四”同等的镇压吗？有些抗议是与过去一脉相承的；有些则发生了变化。从2010年的劳工抗议、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08年的西藏抗议和09年的新疆抗议、中产阶级的邻避运动看中国政府如何区别对待各种抗议。 原文： Interpreting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原载《异议》杂志58期 pp.13-18 作者：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 & Jaffery N. Wasserstrom 译者：匿名 注：题头图片是2010年10月24日宝鸡的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抗议高房价”的标语。图片为译者所加。 当美国的左派——只是就此而论的话还包括中间派和右派——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当代中国的抗议议题时，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常常回想起1989年那场悲怆的剧变，这场运动以四、五月份由学生领头的鼓舞人心的游行发端，以六月的大屠杀结束。虽然如此，他们有时却忘了在充满了奇迹与悲剧的那一年，一些参与了此次抗争并为此承受了最多苦难的中国人并非学生。 他们中有些人是年轻的教师，比如现在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蜚声全球的刘晓波，但在当时他只是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一颗新星。刘晓波被学生运动分子的勇气所鼓舞——一些记者、教师和教授也同样如此——因而加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里。刘晓波很快就发出了整个运动里最富激情的声音，他呼吁人们保持克制；他还极力劝说大部分的激进学生不要再进一步，以免把当局逼到死角，让它很难在谈判中作出可能的承诺，即便这种局面也会被认为是局部胜利。最终，刘晓波成为了在6月4号凌晨时分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之一；当军队正在向邻近的长安街上的公民扫射时，他以中间人的身份和军队谈判达成了协议，为许多和他一起留在那儿的学生提供了一条走出广场的安全通道。他之后因为被控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而被关进监狱，那是他第一次、但并非最后一次，成为良心犯。 其他参与1989年抗议的重要参与者既非学生也非专业人士，而是年轻的工人。在北京和成都（四川省会）的相关行动中，这个群体死伤者众，被枪杀人数超过了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王丹，后来的服刑期也被延长。对韩东方来说也是如此，他在创建一个独立工会 1 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那个独立工会当时和在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学生会形成了联盟。共产党调遣军队入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领导们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铭记于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团结工会就在北京大屠杀的当天首次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害怕的是“波兰病”，这是一种首先让东德当局遭遇当头棒喝，然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扩散开来的“传染病”。如果“波兰病”有传染到中国的话，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韩东方。 二十年转瞬即逝，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抗议者再次上了报纸头条，但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的确，今天的现状和1989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在参与抗议的人物和议题上今天的抗议都继承了往日。例如，近期针对异议人士最重要的一项判决就涉及刘晓波——《零八宪章》请愿书的核心起草者。在2010年，正如1989年一样，通过抗议争取更多权益，并提到了需要独立工会的工人向当局发出了挑战（韩东方依然在参与劳工运动，不过他现在的基地在香港而非大陆） 。现在也如那时一样，官员的腐败激怒了许多抗议者。然而，总体来看，现在与1989年相比，异比同更显著。 从1989年以来已发生了诸多改变，要理解这些转变以及中国的异议人士 、抗争和国家行为的现状的复杂性，就应该把目光聚焦于2008年后期和2010年中期最引人注目的抗议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收场。 2008年的抗议所采取的方法是发起了呼吁要求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网上请愿书，被称为《零八宪章》运动，刘晓波是它的《零八宪章》共同起草者之一，这一名字是为了纪念另一份文献，它效仿了三十年前由哈维尔和其他的捷克异议人士所共同拟定的《七七宪章》。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了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这个仍然让政府感到棘手的批评者主张温和手段而非激进的政治行动，在那一天被判处了11年监禁。这一次，他不是被称作“黑手”，而是被加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罪行就是他在著述和宣扬《零八宪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这份文件已经有中国国内外超过8,000名支持者签名。 西方大众媒体对刘晓波被判刑的报道都是一种路数，好像在中国这司空见惯。这种报道方式的形成当然还是要拜记忆犹新的1989年天安门血腥镇压所赐。 西方人长久以来就认为抗议与混乱会导致政府对运动领袖的镇压和快速审判。一些中国博主将对刘晓波的定罪放到了较长一些的历史框架内来看待。他们让人们注意到以下事实：魏京生因为在1978年-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中提出“五个现代化”的宣言而被判处了13年刑期。（他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2010年的选择持批评态度的相对少数的流亡中国异议人士之一，他认为一些相对刘晓波来说显得不那么温和的异议人士会是更佳的选择。）他们的质问之辞是这样的，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你会因为说出真实的内心想法而获刑，不过刑期比在30年前要短24个月。 就在对刘晓波的判决生效不到半年，新闻里再次出现了发生在中国的抗议。然而，结果大不相同——尽管抗争中出现的要求独立工会的诉求是1989年的抗议要求的又一次回响。2010年中期的骚动主要发生在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本田汽车厂，那里的工人以罢工要求加薪，和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会的权利，他们还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获得法律承认的工人利益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 (ACFTU)，是毫无骨气可言的组织。 本田工人的罢工可谓正当紧张之时，当时关于中国的一家巨大工厂，富士康的年轻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正在流传。汽车厂的罢工不久就在中国引发了连锁效应。然而，政府并没有对工人进行强力打压，而是采取了一种总体上的放手策略，只是等着这种动荡的局面平息下来，几个星期后骚动也的确平息了。 抗议被敏锐的国际媒体放到了头条的位置，例如《中国工人挑战北京当局》（华尔街日报，2010年6月13日） 和《独立工人运动在中国开始苏醒》 （纽约时报，2010年6月10日）。像这样的报道给外国读者的印象是这些罢工比实际情况要更为重要和新鲜。 事实上，在中国，工人运动有着悠久得多的传统：1920和1940年代的罢工是把共产党推上权力宝座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并且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工人运动——包括1957年的罢工浪潮，哈佛政治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西方媒体对春季发生的罢工进行的言过其实的报道，甚至有些是由受人尊敬的西方媒体发布的，不仅抹掉了中国过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使读者屏住呼吸以为政府的镇压会到来，而这种镇压却没有来。到6月中旬，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的让步，但仍未能获得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他们还是选择了重新开工，此时关于中国汽车生产商的报道也从头版移到了商业版面（焦点之一是工厂被转移到中国有更多剩余劳动力的区域）。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大规模行动。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看起来不相容的案例。第一个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在网络上的活动而被判除十年以上的刑期，第二个则是分散在各地的数以千计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罢工向北远至上海和天津，尽管大部分是发生在南方），但却没有遭遇任何明显的后果。弄清此种差异的一个方法是去明白这一点：在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并非所有的抗议都被同等对待。 许多美国人记得冷战和天安门事件，他们可能会认为在中国出现的任何抗议行动都会遭到中国政府同样对待。但是看起来，北京当局是根据这些抗议所涉及的历史问题、民族、种族和代际等地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之后，再来校准他们对抗议的反应。对于某一项运动来说，不仅仅是运动的规模是重要的（这当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重要性还要取决于想解决的问题，参与者们的组织程度有多好，以及他们所提议的改变是针对哪些目标。 五月份的罢工是经济抗议，而且它们还触及到了诸如历史和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对北京政府来说特别难以处理，因为中国的革命以官方的说法来看，就是由一系列1910年代到1949年的事件演变而成。这种演绎历史的方式重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反抗国内和国外的不公正的统治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而且在60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被多次重复，近来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无情。每次到了这些神圣的革命事件的周年纪念的时候，媒体都会进行特别报道。 这些事件之一就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这场运动和2010年的罢工潮一样，也是在五月中旬，由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工人发起。本田抗议显然并不是受到了1925年的事件的鼓舞，（其发生直接的原因是薪资问题和工作条件），但是罢工发生的时间点很显然影响到了国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罢工和富士康的自杀事件有一定的关联。（在六月初，几个大陆的网站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评论，标题翻译过来就是《 本田罢工和富士康跳楼——纪念五卅运动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机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如果要被看成和日本资本家站在了一条线上，对他们来讲会非常尴尬。 因为中共在20世纪前半叶所讲的故事，许多种群众抗议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两难问题。党吹嘘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党的创建人，那是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要求谴责日本侵略主义以及中国官僚的不道德，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他们在后来一系列对抗国内外的不当统治中担当了领导角色。这种历史观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类似于反抗1925年的国家官僚的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特别的宽松。 把陆续发生的罢工看作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斗争可以让工人们激起一种反日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整个中国都有市场。这些工人们反抗的不仅仅是其工厂的外国老板，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中国的入侵者。本田的罢工几乎无懈可击，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对罢工的工人采取行动可能会与自身的合法性发生冲突，也可能会让他们显得对外国的工厂老板抱有同情。在上述描述中“几乎”这个词很重要，一旦好几个工厂中原本孤立或者松散联系的抗议者们变得更为团结，或加强了联系，或要求形成独立的工会成为抗争的重点，而不仅仅是附加条件之一，北京就会又开始担心起“波兰病”，而这种担心会超出看起来要和日本工厂老板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工人的那种担心。抗议如果蔓延而不是逐渐消散的话，那么政府的反应可能就会更为严厉，逮捕领导者，恐吓跟随者，就像对待2002年中国东北发生的抗议潮那样。 当一项抗议凸显了中国内部的分裂时候，基本上肯定会引起政府的即刻和严厉的反应。最近的两起例子就是2008年在西藏和2009年在新疆出现的动乱。政府在两地的反应都是当机立断和严惩不怠的，一点都没有体现出象对待2010年的劳工抗议那样的“等等看”的态度迹象。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清楚：在新疆和西藏，上街的民众表达的是对北京如何对待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不满。 这里有必要谈一点历史来解释这些近来出现的挫折感的背景。新疆和西藏都在中国的西北边陲，靠近亚洲腹地，在历史上，两地都曾经是少数族群世代居住的地方（西藏人居住在西藏，维族人居住在新疆），他们和东部的汉人的共同点很少。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地区“属于”中国是值得讨论的，而且这个议题一直都没有彻底解决：政府断言西藏和新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藏人和维人则声称他们的国土是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受到中国的控制。虽然官方承认的民族自治区理论上允许这些地方不受北京的干扰进行“自治”，但是所谓的“自治”并不是当地的政治现状。藏人和维人正在努力让西藏和新疆能够更像独立的州，或者只要能在当地的管理中能够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而这些都被北京政府看成是“分裂”，并认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由于担心对西藏和新疆的广袤土地失去控制——这两个地区和占中国近三分之一的领土——政府对任何敢于直言挑战中共在这些地区具有管理权的人都严惩不怠。 北京的领导人想要融和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方式之一就是鼓励汉人从东部移民到西部，这是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想要发展内陆边陲的经济，但这一运动被藏族和维族抨击为“内部殖民主义”，随着东部变得越来越富裕，这就成了一种政府认可的方式，把少数民族推到社会的边缘。 对这些政策的不满在2008年3月的西藏暴乱中已经昭然若揭，当时警察对数百名拉萨佛教徒采取了行动，这些藏人想要纪念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在那次起义中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当抗议被压制的消息传开之后，拉萨陷入到了暴力之中，藏人焚烧了这座城市中非藏民的近1,000家商铺，这些商铺或是由汉族或是由回族所有，回族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能够看到。持续数天的暴乱影响到了整个藏区，接着政府开展了针对活动分子的长达数月的打压和限制。 就在一年多以后，2009年7月，这一幕又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上演，武警（PAP）和抗议的维吾尔族人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场骚乱的起因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汉族和维吾尔族的工人就两名维族人被杀而起了纠纷，这挑起了暴乱的怒火。新疆的示威者们呼吁对这两起死亡事件进行官方调查，当武警到场想要结束抗议的时候，情况转为暴力。接着是数天的骚乱。虽然细节部分尚未厘清，但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说大部分的死伤者都是被维族人杀害的。 这两起暴乱的后果是政府逮捕了大量的藏人和维人。数十名被逮捕的人被判处死刑。政府还想掌控大众对这些动乱的看法，在骚乱平息之后掐掉了西藏和新疆的通讯，组织官方媒体进行后续报道。中国政府担心种族暴力可能会让国家分裂，对涉及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动乱都会采取果断和确定的措施。 虽然与中国的大部分人口相比，新疆和西藏在人数上只占少数，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在政治层面上很在意他们占有的广袤土地。有证据表明每一次在自治区发生了动乱，几乎都会立刻得到北京的快速回应，领导层们想要保持这个国家在民族和政治上都“和谐”的官方论调。而北京对于劳工抗议和网上政治运动的反应则比较难以预测，很大程度上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示威威胁到会暴露出国家内部的种族间紧张关系，则几乎肯定会招致当机立断和绝不手软的打击。 在西方，大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通常在两种形态之间摇摆。一种强调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以多快的速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身，在这些故事中，记者们热情地描绘了上海的摩天大厦和昆明的肯德基。而另一类故事则强调的是过去的延续，在这些故事中记者们提醒读者，中共对于媒体、经济，以及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仍然保持着严厉的控制。读者们可能会感到疑惑：那么中国作为整体来说，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到底是改变了还是没改变？ 当我们着重分析抗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的确，在某些方面当今的中国和过去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比如刘晓波这样的人物和政府对于某些抗议的严厉打击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改变的迹象。无论是压制还是不满，都与1989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甚至是当年引发天安门运动的动力之一——对官方的腐败产生的愤怒在今天也还是对政府不满的普遍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新情况。 在体现这种转变的多起案例中，其中之一就是日渐重要的中产阶级抗议的风向转变，这种抗议在西方有时被称为“邻避运动” 2 。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出现在2008年，业主们在上海的市中心以散步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没有把这称为是一次游行，因为他们想让这一行为尽量显得不要有对抗性）。他们抱怨的是一起从上海延伸的磁悬浮列车规划，这一延伸被认为会减少沿街房屋的资产价值，也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产生健康危害。 就像其他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抗议者一样，比如在厦门希望关闭靠近他们房屋的化工厂的搬迁计划，这些上海的散步者也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没有遭到来自政府的太大的压制。拉萨的抗议者们就出现在上海抗议的几个星期之后，但结局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的散步者不仅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行动也符合政府的口味，同时他们提出的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要求：政府跟进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在改进它所代表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换句话说，这些业主们挑战的并非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而仅仅是要求党能够做得更好。 每年中国都会出现成千上万的抗议，但是大部分的抗议都没有登上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媒体。他们通常都是小规模的当地抗议，目标是解决具体问题，或者对某些特定事件表达担忧，而这种抗议并不威胁中国的稳定。甚至抗议者们在更广泛的地点得到了呼应，就如今年的劳工抗议都可以被“从轻发落”，如果政府认为其合法性没有受到挑战，而运动者们也不打算跨阶层和地域地联合起来的话。但是，运动分子们如果有潜力获得跨越不同年龄层、跨越不同的阶层和在全国范围内被组织起来、得到支持的话，比如《零八宪章》，那么这对于政府来说就有了更大的威胁性。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不仅使外国观察者们会回忆起“八九事件”，中国的领导们也同样如此。 作者简介：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是“China Beat”（中国节奏）博客/电子杂志的编辑，是加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曾为《福布斯》、《历史新闻网络》（History News Network）和YaleGlobal 供稿；Jeffrey N. Wasserstrom是加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最近出版的书是《全球化上海 1850-2010》（2009）和《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应当了解》（2010） 1 译注：那个工会就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为“工自联”，而与之联盟的独立的学生会则是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韩东方当时是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1989年时25岁。 2 译注：NIMBY（Not In My Backyard），直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特指表达不要干扰自己的正常生活，但是并不在意是否干扰了其他人的要求的抗议。 点击 这里 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 这里 获取翻墙梯子 相关阅读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纽约时报：现代科技辅助了中国工人运动 纽约时报国际评论：中国工人在骚动 民主杂志：劳工运动 外交政策杂志采访万延海：我为什么去奥斯陆？ 访谈实录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访谈预告]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与诺贝尔和平奖 卫报 中国推友因支持刘晓波而被抓捕 经济学人 中国激辩普世价值 RSS订阅 GFW博客 ，获得翻墙梯子大全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在中国传统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一些网友和维权人士发起给目前仍身陷狱中和失去人身自由的良心犯投寄明信片，表达关注和慰问之情。 *佳节心系良心犯* 近日来，许多网友通过SKYPE聊天室、推特等网络手段，发起寄发明信片慰问仍失去自由，只能在狱中孤独度过春节的众多民主和维权人士等良心犯。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日前在网上为网友列出了40多位良心犯在押监狱的地址，再次呼吁为他们送上慰问和爱心。这些良心犯包括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去年2月被判5年监禁的成都维权人士谭作人，200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本名胡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2009年被判处3年监禁的四川省六四天网创办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因所谓“非法经营罪”于2007年被判刑5年的杨茂东(笔名郭飞雄 )，因“泄露国家机密罪”于2005年被判刑10年的新闻记者、诗人和作家师涛，以及杨天水、谢福林、刘正有、何德普和郭泉等人。 *不要忘记他们* 维权律师江天勇星期六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民众能够认识到，这些人是为了每一个人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失去他们自身自由的。 他说：“中国有很多的良心犯现在还在监狱里，或者有些是刚刚出来但是也没有自由。在春节来临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慰问一下，因为这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全中国的人能够过上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四川遂宁前八九民运学生、民主人士刘贤斌去年6月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和抄家，引起极大反响。海外民运组织纷纷成立关注团和后援会，呼吁当局释放刘贤斌。而国内许多省市的民主和维权人士也成立“我是刘贤斌”关注团，并有每天一两个人绝食声援刘贤斌，直到他自由为止。目前绝食活动已经进行到第175天。 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家人已经从去年7月5日起没有刘贤斌的任何消息，她感谢各界对刘贤斌的关注。 她说：“这段时间我收到很多很多让我转交给刘贤斌的明信片，他们对刘贤斌的关注我非常感谢。但是目前为止呢，所有的问候我都无法转达给刘贤斌。因为刘贤斌在里面的处境应当说是非常艰难。刘贤斌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就是连亲人之间的简单问候都是没有办法的，更何况是朋友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把这些朋友的问候传达到。” 因揭露汶川地震学校豆腐渣工程而惹怒当局，又因谈论六四被判刑的成都维权人士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对记者说，狱中的谭作人已经知道网友在关注他，寄发明信片，不过，狱方将明信片截留。 她说：“他已经知道给他寄明信片了，可能有些都已经到监狱了，但是他是收不到的。他们说收到收不到也寄吧，反正是自己的一片心。我很感激他们。” 最近有消息证实，谭作人、胡佳、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等人在狱中患有多种疾病，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出现恶化的情况，家属申请保外就医也未获批准，情况令人担忧。

尤其应该警惕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对 政治犯 、良心犯、维权人士、上访者的酷刑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李和平、滕彪、艾未未、陈云飞、华泽、李方平、刘沙沙、刘德军、张凯、李春富、董前勇、刘士辉、周莉等等，都有被秘密警察或政府指使的人绑架和殴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