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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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新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哪儿？中国的房产与婚姻结合得这么紧密说明了什么？郭美美事件反映了中国女性的什么问题？已经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在中国未来数十年的两性问题上会产生冲击吗？本期的译者访谈与大陆媒体人、时评人彭晓芸女士和两性专栏作家黄海涛先生探讨以上话题。音频同步放送，此为文字誊本的上半部分。 本期Podcast 音频节目 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译者访谈No.5】 婚姻法与中国的两性关系（上） YZ：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是译者访谈的第五期，今天的话题可能和以前有些不同，更贴近于个人生活、情感生活，也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主题的访谈。今天我连线的，一位是正在台湾作访问学者的大陆媒体人、时评人彭晓芸，晓芸你好，对大家打个招呼吧！ PXY：大家好！译者的读者和听众，你们好！ HHT：还有一位是艾晓明老师的学生，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专门写两性评论专栏的黄海涛。海涛你好！ YZ：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正在热议的新出台的婚姻法的第三次司法解释，这一次的司法解释在社会上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很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婚姻当中的地位，和一旦离婚之后能得到的补偿，关于这一点，各方发表的意见形成了一些交锋。两位好像也都很关心这个话题，我看到你们分别发的评论和微博中都谈到了这个话题。晓芸你先来谈谈谈你对这方面的了解。 PXY：我原来在微博上谈的我并没有深挖具体的文本细节，如果很认真地讲，《婚姻法》中的一些文本不是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厘清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区别，这一点我本来就没有太大异议。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背景――中国社会把婚姻、爱情、家族关系、还有著名的”丈母娘逼买房”这些社会背景之下，似乎会呈现一个不是太明朗的状态。比方说，结婚的时候没有明确地婚前协议；离婚的法律支撑、法律援助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如西方那样的，对儿童的抚养、和对女方的抚养[的条款]。在中国社会来讲，中国从”毛主义”以来所谓的绝对”男女平等”，造成了一种误解。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担心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配套的社会福利、和配套的完整的对婚姻关系的契约精神来配合的话，就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对女性和儿童权益的忽略；照顾到”产权清晰”，我觉得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我觉得它有一些偷懒，它希望把这个问题简化到最简单的方式，包括原来的名字上面登记的是谁，到时候就归谁，这种比较简单的做法，也许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纠纷之后，可能反馈到立法层面和司法解释层面的时候，相应的法官或者法律学者倾向于作出适应这样一个他们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麻烦的解决方案出来。我对这个解决方案本身的也未必是真的是为了打击丈母娘[/婆婆]，我不相信会立法时会有这么高的道德诉求，或者说对性别问题的公正有这么强烈的关注，我不一定相信这个，我更相信它是有点偷懒…… YZ：就是化繁为简，也有很多评论中提到中国的城乡差别、地域差别非常大，这样”一刀切”之后，不管是城里的房子，可能有几百万，还是农村的房子，可能只有几万块钱，它的标的很可能非常不一样，但是在这样”一刀切”的法律之下，一下子就简化掉了，”快刀斩乱麻”地给判掉了。这是晓芸的观点，不知道海涛你是什么看法？其中大家争议最多的是父母在给子女婚前所购房当中，如果房屋的契约上没有写，比如说儿媳的名字的话，将来这个房子视归儿子一人所有，这条争议特别大，海涛你的意见是什么？ HHT：我基本上同意晓芸的看法，我觉得要理解婚姻法的第三次司法解释，要回顾一下第二次司法解释，看看和第二次司法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关心婚后如何处理房产的问题，跟司法解释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司法解释二还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原则，到了司法解释三是基于一种产权保护，对于所谓”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的理由。它是从夫妻共同拥有财产转向了比较产权明晰的夫妻之间的财产划分原则。 YZ：但是这种原则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调整，好象会对社会的伦理有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这个司法解释一出来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嫁女儿的这方强烈要求房产证上要写上女儿的名字，否则就不嫁。这是很明确的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有的女人会担心，在嫁过去几十年之后，房产证上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旦离婚的话就被”净身出户”了，所以有些女人在微博上说，”我们以后一定要自己赚钱、自己买房、自己生孩子、什么都不要管男人的态度，因为现在的法律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意见”。 HHT：我今天看到一个新的案例是南京的离婚案。这个案例比较奇特，因为它提起诉讼和裁决正好是处在司法解释三出台的前后，这个案子中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在外没有别的情人，现在在跟太太打离婚。之前男方因为要分一半的财产，所以自觉得理亏，一直都低三下四，然后，司法解释三一出台―― PXY：――马上就挺直了腰杆。 HHT：太太就马上接到了律师信，跟以前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语气也非常强硬，即使过错在男方，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解释出来，原来理亏的一方马上就挺直了腰杆。我相信这个司法解释三一出来，对伦理也好，对夫妻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好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个确实是马上就有了这样的案例。 YZ：马上就有了效果 PXY：立竿见影 HHT：其实我们所谓的法律层面之上还有道德层面，但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都把婚姻拉低到法律层面来看，都没有想到道德层面，比如说夫妻之间的义务、道德义务，这个确实是冲击很大。 PXY：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海涛讲的”夫妻之间的道德义务”，其实你可以撇开道德，中国社会的婚姻关系其实是过度的物质化，无论是在离婚方面切割财产，还是婚前女方要求必须要有房子，非房子不嫁，这是两个面向，实际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过度的物质化。中国的婚姻关系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有宗教精神，有一种神圣性在里面，这会导致一个问题，中国人其实并不习惯为自己的承诺或契约买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这个不是说离婚的时候如果分房子，或者说，过错方来补偿另外一方就是感情爱情和金钱不能撇开关系，其实进入婚姻关系毕竟和谈恋爱不一样，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后，包括西方是在宗教背景之下的一种承诺，其实是一种契约精神，我们是在为契约精神买单，而不是为爱情感情买单，感情的确无法买单。好象中国人不愿意承认我们能够为契约买单这个事实。 HHT：从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过分物质化，其实我们看人类有婚姻制度以来，在我看来，这不是过不过度的问题，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联盟。古代在生产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一夫一妇无法通过独自的劳动生存下去，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经济的联盟，当然婚姻还有共同抚养小孩问题，它还是社会最基本的原子，但是好像恩格斯说的，一夫一妻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因为两个人感情好不一定要结婚，如果两个人有感情，即使没有一纸婚约，我们也照样可以共同抚养、有很多等同于婚姻但是没有婚纸的方式来规范我们两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PXY：不需要介入法律层面 YZ：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入托……就别说入托了，就是上户口这个事情上，双方都一定要拿出十多个证件，包括结婚证、准生证、独生子女证……如果很浪漫地说，”我们只要感觉好就在一起，不要管那些契约不契约的东西的话”，好象往下走下去的话会非常艰难。 HHT：当然社会是保护这种异性恋婚姻的，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异性恋中心”的结构，所以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这种处在霸权地位的一种家庭婚姻形式，所以可以给它各种特权，非这种规范之外的别的情感形式，或者”家庭”形式的权利可能都会被剥夺，或者处于弱势的位置。这样更多的人就会进入到这中霸权性的婚姻中。这事另外一个问题，我承认刚才你的说法，如果抛开反思婚姻制度本身来谈，两个人感情好不结婚是可能面临很多实际上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司法解释三这样对财产、对房产的强调也可以看到婚姻制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经济的结盟，让婚姻暴露了男女双方经济结盟的意义的一面。 【片花：谁分享了谁的月光】 YZ：这个我同意，因为每一次有关房产的新政出来，不管是限购令，还是别的什么，就会出现一堆”真离婚”、”假离婚”的案子。基本上房子和离婚案会形成某种有关联的联动，比如某个房产新政一出来，就会有一堆人赶着在某一个时间点去结婚，或者赶着在某一个时间点去离婚，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样，这就把婚姻的经济联盟的一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HHT：是的，而是我有一个观点，我在给《南都》写的评论中有表述，其实是很多源头的问题搞不定，比如说房价高涨、妇女地位低，然后在末端的问题上要打击婚外的所谓”小三”，要打击所谓的”骗婚”，我认为是源头的问题搞不定，起码在城市中，房价成为约束很多人个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房价也束缚了很多女性，或者说男性，的一种可能性。 YZ：对，”房奴”就是最简明的说法，一生都为了房子所困。 HHT：是的，他们被这个绑定之后就没有办法探索一些另类的两性之间互动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本末导致的一种做法，在我看来是这样。 PXY：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先撇开那种不管是最高的的也好，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要好，我们把这些比较极端的、边缘一些的东西去掉之后，来看一下基本面上的情况。如果从亲密关系的选择上来讲，那肯定是精神的亲密关系要优于这种所谓的基于经济需求的”需求共同体”，就象刚才海涛讲的那种经济联盟，它是基于抚养小孩这样一些经济上的互相承担的一种分工，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分工和共同抚养的一种基础，家庭作为这样的社会单位，除非你不在这种单位里面，你真正选择一种个体化生存，能够选择个体化生存的女性显然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基础和地位，有一定的个人能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甚至包括抚养小孩，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必须考虑到立法的背景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背景，我们的社会背景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的税收制度不是家庭制的，我们的税收制度是个人制的，其实中国社会反而是在物质上很推崇个体化，在精神上又很欠缺社群意识、团队意识，夫妻之间的契约精神……这方面反而比较欠缺。物质上的过度的个体化，跟联盟精神的缺乏，和遵守契约和忠诚这方面的匮乏，导致了在处理物质问题的时候，会呈现这样一种争执不下，很难达成妥协的状态。刚刚除了你们讲到的利用最新的司法解释，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我刚刚看到一条，北京也有，这种司法解释出来之后赶紧去利用它，赶紧去获得个人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在这儿都企图去获得个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YZ：有的时候人们说物质和精神上两个层面的不要混在一起，实际上它是一个互相加强的过程。我认为是这样，比如说家庭破裂了，双方在情感上也可能都已不堪重负，可能对感情都不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见到的，财产分割也好，联盟协议的达成也好，全部都是赤裸裸地讲利益的，所以很多经过了几次婚变之后，不管男女女方，他/她的心路历程都会变成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抓住了房子、抓住了钱之后才能靠得住；反过来，当有一些过来人再一次把这些所谓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或者是传递给跟他/她有类似经历的同伴，这时候他/她就会更加强调物质。 PXY：”不管爱你不爱你，如果是和一个有房子的人结婚，那么最后好歹还会留下一套房子。” YZ：这个就变成相信爱情的人越来越少，相信物质的人越来越多，当一个对情感还比较有憧憬的男生或女生，当他/她去追寻爱情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传授这样的一种经验，就是说”你现在的心智是受蒙蔽的，你一定要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而且是和他/她越亲近的人，比如说他/她的父母才越会这么说――这样就很难让一批年轻人培养起一些比较好的感情观，让他们经历挫折之后还能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美好的情感可能。 所以就有了一句流行语，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又不相信爱情了”，很少有人说，”我又相信爱情了”。 PXY：这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物欲高涨以后的精神空壳化，但是精神空壳化是不是能够靠看似简单的”一刀切”来解决呢？我觉得未必，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上有点颠倒次序的感觉，我们没有在一些更根本的，比如说税收和福利制度方面首先保障到妇女儿童的权益之后，再来谈这种――无过错离婚。其实西方也有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离婚不一定有明确的过错方，不一定有明确的”第三者”出轨，西方会更倾向于是如果有出轨，也就是对婚姻不忠诚的过错，他们愿意进行很大额的赔偿。 YZ：对，就好像老虎・伍兹的案例。 PXY：其实也可以女人赔偿给男人，如果女人出轨的话，但关键在于次序的颠倒导致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其实比较粗暴，这种粗暴会把女性群体的处境推向更为极端的趋势，我不认为这可以提高她们的独立性和道德上的悟性，她们可能会通过别的办法，就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样，她们会想别的办法，比如说逼迫让这种经济联盟的关系，她们可能会在婚前作出婚前协议，你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了。中国人可能很避讳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假设是愿意作出界定明确的婚前协议的话，我倒觉得这好过婚后扯不清的状况。这个司法解释可能和实际操作中女性一方、弱者的一方可能会漫天要价，不管是律师要好，司法方面的裁决者也好，法官们如果没有对婚姻的契约关系、精神层面、和契约层面这种价值体系的话，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些漫天要价的弱者也让人很憎恶，这个司法解释就希望”我就要把它往回扳一点”。我不知道海涛怎么看。 HHT：你说的这种情形我觉得也可以预料到，本来女性在很多的方面面临财产不平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假设的情况针对的都是城市女性而言，比如说婚前大家去做财产公证，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农村的情况，跟城市不太一样，在农村女性在财产的继承权上就不平等，男人比女人更容易继承财产，而且大部分的农村女人从事的是无薪无酬的家庭劳动，所以离婚对她们而言不仅是失去房子，有可能会什么都没有了，反过来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其实离婚率是比较低的，相对城市，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方面是…… PXY：女性的依附关系更强 HHT：还有这种经济的状况，两个人如果分开生活可能就会更艰难，另一个对女性来讲根本不可能有城市女性的独立可能性，因为她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司法解释出来之后，也要考虑这种城乡的差异性。中国是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出来之后本来处于弱势的农村女性来讲，可能更加不利。刚才晓芸说的在时间上不对，这个顺序倒了，确实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看法。 PXY：你要反对我才对，不要老是同意我的看法。 YZ：没关系，你就讲你的观点就好，没有必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HHT：整个司法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法是处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的一环，不可能说抽出一句条文来单独地看，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晓芸讲到的税收，还有就是应该看福利，妇女在福利方面，连”同工同酬”都做不到，还有一些女性因为性的关系，就是因为要怀孕生孩子就不好找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比较低，让很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依附于男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当结构上本来女性就处于不公平的位置，要在个别条文上说是保护了男性或女性一方的个人财产，这其实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虚伪的所谓的”司法公平”。 （未完， 见下 ）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