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近年，在中国，有关“革命”的论战再起，显示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近年，在中国，有关“革命”的论战再起。最近，因韩寒的几篇博文引起的争论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社会各界、乃至官方的学者和媒体都卷入论战，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改革与革命，一个世纪的变奏 十年前，受南美的玻利维亚政府之邀，笔者赴玻参加一个为纪念该国１９５２年发生的一场在拉美影响深远的革命所举行的题为“二十一世纪的民族与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国际研讨会，作过“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的发言，中文稿后刊载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在发言中，我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历程归结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循环：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再到改革。 ＂正象让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并不一定保证其在建设上的成功一样，让邓小平乃至江泽民在前一段改革中获取成果的因素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最后的胜利。急剧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难以令人置信的腐败，在保护弱势阶层利益和进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阙如等，都威胁着改革的成功。 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是靠专制的手段维系着政治的稳定，于是在达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断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忧虑的负面后果；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因这些原因产生，在未来我们也无法排除出现一个新的抗议运动的可能。 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考虑到统治集团的利益，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给中国带来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它也是避免让中国经历一场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十年过去，在笔者看来，革命风暴的云朵已再一次在天边积聚，我们已能隐隐听到雷声。这场有关革命的论战本身已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一种重要的转折已经出现：革命重新成为一种选项，改革正在失去合法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道，曾有“为改良（革）正名”的讨论；今天，革命似乎也正在被重新正名，重新获取某种正当性，成为一部分人视为中国迈向新生的条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从改革再到革命？ 事实上，笔者曾多次提及：改革可以避免革命，但也恰恰可引发革命，当因改革造成的新的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旧的问题不能根除的时候，革命最易产生。革命常常是改革停滞、不彻底的产物。 革命—形式的变化 在当下有关革命的讨论中，一些争执、分歧常常是起因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正如法国已故著名学者H. Mendras在分析传统的农民起义和现代革命的不同时所说：革命是现代性的产物，与传统那种农民造反大不相同，它通过大规模动员造成制度的整体性变更。 从法国大革命起，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的革命是通过暴力完成的，因此也不难理解在有关革命的讨论中时常伴有或隐或显的另一个有关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正当性问题。然而，从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到“橙色革命”乃至最近的“茉莉花革命”，在以往意含着血雨腥风的“革命”一词前，人们越来越多地冠以这些优雅美丽的限定词。 时代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革命的时代”（借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ric. J. Hobsbowm语）已让位于一个“民主的时代”，现代的通讯、观念的改变以及因武器的毁灭性能力的发展等等都促成革命事件中行动者行为方式的变化，革命的方式发生转变。但在以大规模社会动员从整体上达成更迭既有体制、突破既有制度框架这一点来看，人们也当然有理由称其为“革命”。 不过，大规模改革也会达成某种体制更改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九十年代被称为“宁静革命”的民主转型；此外，从毛时代的极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八十年代官方称“改革是一场革命”，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因此，在我们的相关讨论中，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所指涉的是何种革命，如果说是传统的大规模使用暴力的革命，姑且不谈可能与后果，从原则上讲赞同者恐怕就有限。但如果是指最近二十年来上述提及的这些革命，在执政者执意不作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事实上很可能出现，估计相当多数的人也不会反对。 至于用“改革”来消除积患，本为共识，但之所以在中国丧失动力和合法性，就在于其越来越成为权贵阶层侵害民众权益，维护既得利益结构的说辞；而当具有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建设性的维权运动被不断打压，新型的与传统革命者不同的依照法律秩序来维护正义的行动者＂维权律师”们不断受到迫害的时候，“革命”呼声再起难道还会让人意外？ 革命—条件与结果 中国一旦再爆发革命结果如何，是否具有条件，这是讨论中另外聚焦的一些问题。许多人都有的韩寒式的忧虑：担心一旦大规模风潮骤起，伴随官方的镇压，朝野的冲突加剧，社会秩序的崩解，现有的希望不再，要达成的目标也渺茫，也就是“天鹅绒革命”有其始与形而无其果，向传统的革命滑落，最后玉石俱焚，政客弄权，重建秩序，再次轮回。 显然，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不过，＂颜色革命＂的结果的可能也同样存在，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其它历史事件一样，对革命的成因和结果我们都无法做绝然的预见，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中行动者的取舍和作为。 所谓的条件也从来是相对而言。内战初起时的中共，许多人也没有会想到中共革命会成功，也认为革命条件不备；“茉莉花革命”成功的一些国家先前是有些条件，但也很难说比中国的今天要好多少，就一定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埃及广场上的民众不坚持，也不会有穆巴拉克后来的下台。在这一点上，“让子弹飞”中的张麻子倒是有悟性的：历史中较量双方的力量对比常常是在动态中发生转移的。 此外，许多情况下，主张或者是反对革命的精英其心态同身处另外境遇下的民众可能并不一致，只要那些让民众不断受害、受辱的机制和集团继续存在下去，无论一些知识精英从何种立场出发所作的“告别革命”的呼吁，到头来终难阻挡革命声音高涨；而假如正义和利益表达机制能及时得到修补、保障、顺畅，革命的呼声就会转而淡去。这一切，都将取决于今后一段时间官方如何抉择。 回到常识：是脓总该要冒的，就看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付怎样的代价了。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 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朱虞夫本人否认对他的指控，并说他的诗并不是传给公众的（博讯图片） 新春伊始，迎接庆祝农历龙年的热烈气氛，前所未见。官方组织的活动固然处处开花，都市乡村里，家庭团聚和民间节庆的规格也升级翻番。看来，盛世真的降临中国了。但这只是虚浮的世象。盛世焰火中，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在中国的主流言说看来，愁者永远只是分散的个体，可以作为慈善施舍的对象，为欢乐增添一些祥和因素。至于说那些“不和谐”者，则被严厉隔绝在灿烂的烟幕之后，承受着国家专政机器的沉重压力。 假若“心底的歌曲”是“红歌” 那些被刻意排除于节庆之外的“不和谐”者当中，包括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却屡遭监禁的各地人士。浙江诗人朱虞夫和他的家人，春节前不久得知，法院将于节后开庭审理朱虞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节日的喜庆不属于他们。 目前所知，指控朱虞夫的罪证，只是一首仅仅十二行的诗作：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广场是大家的 脚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特赋诗一首：《是时候了》 这些热情、简洁、直率的诗句，直接诉诸于“中国人”，将“未来的中国”视为理想选择的结果，不妨说是情感上的爱国主义召唤；同时，经由“大家的”、“自己的”建立起领属关系，又点明每个人在“中国”的主体身份，将爱国主义落实到个体的自觉、自主、自尊。且不说，如今举国上下都要发展文化软实力，文艺作品本不应作为入罪证据。即使从诗的内容来看，也完全谈不上任何违法违宪之处。过去几年到处宣扬的唱“红歌”，据说也是群众自发自愿的，而且很多都是在大小城镇的中心广场举行，按理说，也不过就是“大家”“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而已。怎么一入诗，就成为罪状了？ 以词汇治罪？ 有人说，朱虞夫诗作的关键不在内容，而在他的副标题，明显是在号召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可以理解为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这等于是说，无论诗句意涵何在，“中国‘茉莉花革命’”这个复合词本身就足以治罪。这就不是以言治罪，而是更上层楼，直接以词汇治罪了。 阿拉伯世界从2011年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系列社会抗议引起的政治动荡，至今仍未平息。“茉莉花革命”主要来源于一年前的突尼斯民众抗议，也曾沿用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风潮。但这只是一种统称，并没有具体分辨和定义，每个人使用时，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至于说“中国‘茉莉花革命’”，因为并没有可以指证的组织或组织者，没有能够在网络上进行的讨论或争辩，甚至在朱虞夫和其他省市长期活跃的民间民主人士之间，都没有就此展开的联络和沟通，每个人的理解，更为多种多样。 因此，在朱虞夫此案中，必须通过他诗作的内容，才能确定他是如何理解“中国‘茉莉花革命’”这个复合词，并确认在他的理解中，是否存在违法并造成涉嫌“煽动颠覆”的效果。全诗最直接指涉政治的是第三段，却并没有任何超出宪法或超出官方表述的地方。不少“红歌”唱的正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宪法也在总纲里明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由每一个公民个体组成——“中国是大家的”，大家本来就有宪法赋予的选择权利。而且，朱虞夫的诗作并没有将任何特定的选择结果强加给他的读者，他只是强调要“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言外之意无非是不必盲目听命于他人。 历史债务与包袱 在朱虞夫和家人接到即将开庭的通知之前，四川、贵州在去年年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严判政治异见人士陈卫九年、陈西十年徒刑。查看独立中文笔会收录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陈西至少从2006年起就反复强调要以合法方式促进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陈卫的写作，则集中在回忆、纪念“六四”。他们两人都是去年春天因“中国‘茉莉花革命’”被羁押，他们的文章并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直接证据，可想而知，判刑和他们持续不断地纪念“六四”、要求民主，有密切的关系，也和指控他们煽动中国“茉莉花革命”有关。 二十多年来，中共领导几度换届，继任者总想多方削弱“六四”的影响。很显然，只要陈卫、陈西这样的严判持续不变，朱虞夫这样莫须有的指控继续维持，“六四”与今日中国的联想就不会消减。“选择是自己的”——大部分民众也许今天会选择忽略这些政治迫害案，大部分中共领导干部可能会选择因循，不思变革。但他们也是在“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一个永远承载着“六四”历史债务和其他政治镇压债务的未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