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12月6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年后，中国狱中政治犯的现状及政改前景。 Photo: RFA 12月6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中国狱中政治犯的现状及政改前景（记者何平摄） 下载视频文件 图片：听证会现场（RFA记者何平摄） 出席星期二听证会的组织包括“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女童之声”、“劳改基金会”、“女权无疆界”和“对华援助协会”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指出，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至今仍被中国政府关押，他的妻子也同样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而中国类似刘晓波、陈光诚、高智晟等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遭遇绝不是个案，只是当局持续打压状况的冰山一角。 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林培瑞在证词中，赞扬刘晓波是一位从普世价值角度审视人生的作家，也正是他所持有的这一标准为当局所惧怕： “刘晓波看到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本身而绝非在于人民。他坚持认为普通人，包括指控并把他投入监狱的人并不是他个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局关押刘晓波正是担心其自身统治的安危。虽然刘晓波至今仍然身在狱中，但我想，他现在的心境要比中国的统治者安宁得多。” 中国著名异见作家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目前尚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由他参与起草的中国政治性纲领文件《零八宪章》，提出了在民主宪政架构下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主张。 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弗雷泽表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对政治异见人士的监控正日趋强化： “针对刘晓波事件及所有国际性的活动，国际笔会依照世界人权公约的准则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作为国际笔会成员今年夏天有幸访华，所有11位应邀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座谈的中国作家，途中均受到中国警方威胁无法成行。而我们试图访问刘晓波妻子的举动也受到当局阻拦。这种政治性的打压状况尤其在中国今年年初 ‘茉莉花革命’之后，更为恶化。”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在证词中指出，随着经济资源的充实，中国模式下的专制体制给中国国内的民主化发展方向造成了不确定的影响： “有关中国对全球民主化潮流影响的共识，是中国正对世界政治实施一种反民主化的影响。这不单影响到朝鲜、古巴，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政府正通过经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建立一套与欧美不同的强权体制。虽然近年网络信息和维权运动更为活跃，但日趋严厉的政治压迫显示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并没有成为现实。” 前“六四事件”学生领袖、“女童之声”创建人柴玲在证词中回顾了她与刘晓波交往。柴玲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今年的人权状况它不光是对政治犯肆意打压、追捕，而且通过失踪的方式，反映了整个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极度的恐惧。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政治改革几乎是没有，但在精神改革方面在中国开始大大兴起。我还是觉得有希望。” 就中国民主化的发展，“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弘达认为这还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他在会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民主化有很长一段路。对于民主来说总是乐观的。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的国内情况有很大变化。共产党也可以当资本家了，在国外大量地搞孔子学院。但是总体来说七千万的党员还是控制着新闻、控制着军事、控制着政府。这恐怕还是很大的问题。” 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当天在作证中强调了目前中国维权和宗教信仰方面面临的困境。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整个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状况严重的恶化，刘晓波的空椅子的一年之后仍然存在，当然是一个现实的事实，同时我也想特别强调因为宗教自由也是《零八宪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就没有集会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结社的自由等等这些《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所倡导的。” 美国“女权无疆界”负责人利特尔约翰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担负维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并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在处理中国人权问题上避免出现双重标准。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佛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也出席了星期二的会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世界人权日前夕，网民发起给狱中良心犯寄名信片活动，外界关注即将获释的维权人士王荔蕻。 图片：维权人士王荔蕻（资料图片/维权网） 世界人权日即将来临，有网民发起给良心犯寄明信片活动，他们公布了多个异议人士关押拘禁的地点，号召网民寄明信片到狱中或者守所中，以此温暖他们，包括去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和因调查512豆腐渣工程而入狱的谭作人，以及四川人士陈卫。还有入狱将近9个月，并即将出狱的王荔蕻。 维权人士刘莎莎对于网民发起的寄明信片活动向本台表示：给当局一个提示吧，就说你们这地方关押的人，大家都还惦记着他，而不是可以由你欺负的，也不是由你们丑化人就变得乌黑一团。   近日有网民开始为王荔蕻的出狱开展倒数计时活动，网民为王荔蕻建立的博客网站“自由王荔蕻”也挂出了灯牌，为她10月20日的出狱开始倒数计时。王荔蕻不仅长期致力于维权活动，也关怀每一个因不公平的审判而深陷牢狱的公民，她曾奔走于各地看守所与监狱，为他们送钱，寄明信片。 本台记者记者星期四浏览网民为王荔蕻建立的博客网站，以及论坛、和签名收集页面，发现签名已过千。其中有不少是来自海外的。 王荔蕻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告诉本台记者：她在元旦前是可以出来的，网民给她寄明信片也反映了一种民意，对于当局的压力不会有多大，因为很多案件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强烈了，那网友给他们寄些明信片也不会给他们施加多少压力，不过也能让他们知道，这代表的是一种民意，也许司法部门也不会把明信片送给当事人，但还是能证明民众在惦记着受打压的维权人士。 海外网站维权网在世界人权日前夕发表声明表示：对继续关押刘晓波、刘贤斌、陈卫、谭作人、王荔蕻、朱虞夫等良心犯，侵犯陈光诚、艾未未、姚立法、冯正虎、孙文广、秦永敏、陈西等人权捍卫者的基本人权，大肆使用监控、绑架、失踪、殴打、劳教、黑监狱等手段打压维权人士和独立参选人，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一位不愿具名的维权网研究员向本台表示：今年的世界人权日，联合国推动了对于人权捍卫者的援助，对于他们的工作作出表扬，我们也想借这一天，更多的关注国内维权人士受打压的情况，尤其是很多还在狱中，或在看守所，以及其他被关押的维权人士，比如说刘晓波、陈光诚、高智晟，还有几位因“茉莉花”被关押的几位维权人士，还有倪玉兰、陈卫，希望这一天的到来，让大家对他们的情况更加关注。 作者李昕艾星期三在《零八宪章》论坛写道：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一声呐喊，折射出大姐孩童般朴素而美好的心灵。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与坚守，不会被一次次“喝茶”、监视、拘押等恐怖手段所吓退以及遏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在过去 30 多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年增长率 9% 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业的大玩 家，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即将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变革出现的顺序将产生影响力的巨大差别，但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变革很可能在 2020 年前出现。 　 　社会变革 　　变革出现的早晚将产生重大差别。相信中国的增长将最终带来政治变革是一回事（邓小平在 1988 年告诉国务卿舒尔茨中国在 50 年后将成为民主国家，或许 他的意思是 ‘ 忘掉它吧 ’ ），期待政治变革在这个十年内出现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观点是后者。 不过，事情并不这幺简单（从来不），下文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观点 是在此阶段很可能出现突然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些预测的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政治动荡将损害经济发展，而经济突然衰退肯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动 荡或经济衰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只是猜测而已，本文将做出一些猜测。 　　假设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变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 2015 年，这是很近的未来，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随后几年可能性将越来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共 同因素是中国的人均 GDP 到那时将达到 17000 美元（以 2005 年的购买力为准）。 这是自由之家列举的大部分 “ 自由 ” 国家或所有 “ 部分自由 ” 的非石油富 国的经济水平。有助于自由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而这在中国也稳步增长。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仍然属于 “ 非自由 ” 的范畴，但假设增长率维持在年均  9-10% ，它将在 2015 年达到自由的基本水平。 如果增长率下降到总理温家宝所说的 7% ，该水平也将在 2017 年后不久实现（更准确地说，如果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中国在 2017 年被认定为 “ 部分自由 ” 的概率是 50% ，随后概率将越来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该话题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是政治权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国的权 利法案）。从这些标准来看，当今中国在政治权利上垫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该有政治排名，因为中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共产党把经济自由和严格的 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但是经济自由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 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繁荣，而繁荣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国东部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大 的私营经济，媒体比 10 年前更自由，比 30 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论仍然不自由），劳动力市场更开放，都市居住权的限制也不那幺严格，宗教活动 虽然常常受到骚扰但基本上被容许了，司法体系也在缓慢前行，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笔者想再次强调繁荣并不均衡，庞大的中产阶级集中在东部城市里。用自 由之家的说法，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的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最近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 “ 维稳 ”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幺在共产党控制似乎很强大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明年即 将出现的领导人换届似乎已经定下来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 官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传播到中国的担心是真实的，但人们对 1989 年天 安门事件的记忆肯定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这场风波在共党领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场风波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东欧动荡激发起来的，被视为危害党的领导。如 果你采取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别小心。 　　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最近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虑，该模式显示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种联系或许三种可能性可以解释： 1 ）经济发展导 致民主；   2 ）民主或许促成发展；   3 ）两者或许有一个共同起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第一种可能是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 （ SeymourMartinLipset ）的假设，即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稳定的民主预设了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的积 累。教育促进增长，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对民主的政变不大可能成功。 　　罗伯特 · 巴罗（ RobertBarro ）在分析了一百多个国家后发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级）预示着更高的自由，这是支持李普塞特观点 的证据，虽然在有利于选举权的因素出现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滞后。在教育水平上， 2000 年中国 25 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 限是 5.74 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方面教育进步的步伐在加快。 到了 2025 年， 2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规学校教育将达到 8 年。教育带 来的进步虽然缓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巴罗把这种滞后归咎于制度的惰性，虽然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量出现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大概 20 年 后， “ 民主程度就将完全由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 ” 　　这个观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幺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当今的自由程度远远低于现有经济发展程度预测的那种水平。 　　亚当 · 普沃斯基（ AdamPrzeworski ）及合着者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地预测了不同政权出现的概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和从独裁到民主的转 型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权维持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表达各种怨愤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越来越少。 　　巴罗和普沃斯基等人发现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佩尔森（ TorstenPersson ）塔贝里尼（ GuidoTabellini ）进一步强 化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经济增长的证据非常弱。他们写到 “ 民主 ” 这个概念太笼统，而制度细节非常重要。该理论的画面仍然不清晰，文献仍然存在不同 观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民主和发展拥有共同的起因。这个观点得到戴龙 · 阿西墨格鲁（ DaronAcemoglu ）和合着者的支持，他们认为 “ 虽然收入水平和民 主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因果关系。 相反，历史因素往往影响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偏离，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的正相关关系。 ” 这些学者 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有些国家走上民主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有些国家则遵循专制、压迫和更有限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管人们采取哪种解释，民主的中国在东亚并不算稀罕，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被自由之家列为民主国家，新加坡被列为 “ 部分民主 ” 国家。它们显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够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中共为选举开了一扇小窗户， 1988 年允许村级领导干部选举。到了 1990 年代中期， 90% 的村委会主任都是通过投票而上台的。但个人直接提名、多个 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唱票、马上宣布投票结果、正常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不总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们就猜想这种选举将扩展到乡镇层级，但这种期待并没有出 现。 　　这使得中共面临一个变化的情景，人们在表达怨愤和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这些不满和冤屈往往是当局的错误造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2011 年 7  月的温州动车事故。这个事故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让许多人愤怒不已的是当局试图掩盖真相（从字面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桥下的车厢和尸体掩埋）。 　　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当局所说的 “ 群体性事件 ” 。这些事件主要是罢工和抗议的结合体，抗议警察的不公，抗议地方党组织征地拆迁牟利以及少数民 族民众抗议种族歧视等。在 1995 年，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大约一万起，十年后的官方数据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经停止报道这个数量，但非官方的估计是  2010 年大概有 16 万起群体事件。 抗议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威，更愿意引用党的文件、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和领导人言论中列举的权利。抗议者也非常 小心地把议题局限在本地事务上。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政权的存在。人们知道历史上这些抗议的作用是什幺，领袖们有时候鼓励他们抗 争，作为赶走当地腐败官员的方式。但是，尽管这并不说明中共摇摇欲坠，但也并非中共执政正当性的证据。 　　当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出现的深刻变化上。正如杰夫 · 代尔（ GeoffDyer ）在 2010 年 10 月的《金融时报》上写的： 　　因为组织亲民主的情愿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刘晓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面他并非当局的主要挑战。刘先生属于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在天安门事件后已经被边缘化了。普通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他。 　　相反，压力更加多样化而且来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区富裕阶层如果财产权受到侵犯更乐意组织大型抗议活动，而且确保电视摄像机的拍摄。中国迅速增长的司法群体里有很多人主张建立更加独立的法院，其中不仅有法官也有背负冤屈的公民。 　　而且，现在还有因特网，虽然当局尽一切努力审查和左右舆论导向，但网络已经成为反叛和嘲讽的源头。 　　中国的党国是这样一场暴风雨，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列宁主义阴影下出现的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共确实是一场暴风雨，爱德华 · 斯坦菲尔德（ Edward Steinfeld ）在 2011 年 7-8 月那一期《波士顿评论》上总结如下： 　　在这个新制度下，国家权威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现实被国家狂热地试图开发新规则维持控制和影响力的努力所证实。为回应对变化了 的国家作用的期待，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话语。除了新税法、合同法、物权法、环境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信 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经济发展很快的福建已经出台了强调集体协商作用的新的劳动法。 　　有关政治未来的话题，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存在不同的口气。党的许多领袖已经表达反对审查和支持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观点。至于当局，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 “ 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挡的。 ” （这句话遭到中国媒体的封杀） 　　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其中一个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当今中国使用的手机超过 8 亿 5 千万部，未来几年，手机用户可能超过  10 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传播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和揭露腐败等的控制（比如下一场类似萨斯的传染病）。手机成为突发事件引起 的群体性抗议活动的组织工具。 　　因特网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信息的其他来源和娱乐一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些。这就 产生了寻求信息和发布博客的用户和试图确定限制性边界的审查者之间不断上演的博弈。 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抗议活动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种滑稽的方式 表现出来。因为突尼斯革命者将他们成功的起义命名为 “ 茉莉花革命 ” ，所以这种花在中国就曾经成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当中国的 “ 茉莉花革命 ” 信息开始在 网上传播的时候，三个汉字茉莉花被屏蔽了，发短信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字，连胡锦涛主席唱 “ 茉莉花 ” 这首歌的视频也从网上消失了。 　　人民通过因特网或者使用手机展现出来的力量破坏了列宁主义控制的原则：用地域和社会阶级把人们孤立起来。所有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当局的许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它们受到严格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和政治动荡？ 　　所以，中共领袖认为维持党对国家的控制所必须的经济高速发展播下了它们垮台的种子。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每年 9% 以上的速度将降下来，这是 绝对的真理，就像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 30 年的高速增长（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停滞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劳动力增长乏力、 工人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向生产力高的城市流动放缓、国家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的途径等形式出现衰退。 　　最近一些学者巴里 · 埃森格林（ BarryEichengreen ）、康镐炫（ KwanhoShin ）、朴东炫（ DonghyunPark ）等提出了相 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是在以 2005 年国际价格计算人均 GDP 达到 16740 美元后突然停止了，其增长速度从每年  5.6% 突然降至 2.1% 。 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轨迹是在 2015 年达到这个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长率是 7% 的话，是在 2017 年）。他们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 将是年增长率是 2% 到 3.5% ，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降至 6 到 7% （作者认为这种结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能性很大）。 基本原因是人均 GDP 到了这个 程度后，工人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回报开始下降，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导致经济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这三位作者观察到，越过  16000 美元水平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那就是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现象的核心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们写到： 　　经济放缓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个时刻，即人们不再能从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到工业领域来刺激生产，引进外国技术的收益开始降低，但全要素生产力（ TFP ）从不寻常的 3% 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剧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可以大量注入投资，西部省份人多但贫穷。针对这一点，作者写到： 　　如果增长奇迹在国内移植的话，占中国人口相当比例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人口比很多国家还多）在未来几年仍然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扩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路和铁路到这些欠发达地区，为它们的经济转型做准备。 　　假设确实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后果会是什幺呢？从国内来看，衰退很可能根据地域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资本投资很可能回报率很 低， 3000 亿美元的高铁投资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会做出削减资本投资和鼓励消费的反应吗？中国的整个出口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 36% 。政府说要这幺 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要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 最起码年均增长率应该在 7% 。虽然存在神奇的门槛的说法并不可信，但这个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非常好的，如果经济大幅度衰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国内来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出现很多问题，如这种衰退的不同影响如何跨国收入分配，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有钱有势的某些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事。如果困难时期到来，人们会怎幺看待这种消费？ 　　哪些经济领域受到影响最沉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即将来临，建筑工人将面临失业困境。汽车行业如何呢？作为世界第二大， 2010 年销售汽车 1800 万 辆，官方预计在 2021 年将达到 5000 万辆。这对已经让政府头疼的问题如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什幺？人们对希望破灭会做出什幺反应 呢？人们对本来就不受人爱戴的党的不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呢？ 　　至于对国际产生的可能影响，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观点是 “ 有人估计，中国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长的 30% ，金砖四国总体占需求的 4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世界的绝大多数。 ”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衰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受影响最大的是原材料供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但也包括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供应商。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多边特征，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将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衰退意味着未来军事潜力的扩张就不会这幺大。中国将发现更难提供许多人预计将拥有的，人 民解放军无疑期待的各种先进武器的货款。如果国家的困难足够沉重的话，中共可能被诱惑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标就是美国人。 　　中共有一个选择，通过逐渐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试图避免可能的大动荡。这就是曾经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政治选举首先在地方政府， 随后在国民代表大会进行，直到最后选举总统。这个过程虽然也不是没有困难但相对来说还算顺利。 中国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或许是因为党的领袖看到这对其控 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或许因为担心造成政治动乱。人们很难批评中国领袖这样的权力专家，但大麻烦确实就在前面。 　 　两种变革的相互关系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在 2020 年之前某个时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或者两种变革同时出现。如果这种变革出现了，两种变革出现的顺序 可能产生很大差别，虽然人们只能预测情况会如何变化。 如果首先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自由，那幺不那幺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 种情况，经济动荡先于政治改革，那幺，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势力成功控制局势、或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过去这些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 　　作者简介：亨利 · 罗文（ HenryS.Rowen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是斯坦福区域革新和创业工程主任，《大中国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主编。 译自： 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 by Henry S. Rowe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00861 作者 : 亨利 · 罗文 / 着 吴万伟 /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