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本文节选自《财经》

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进入专题 ： 薄熙来事件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记者胡立／ 　　 　　原编者按语 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镜》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用政治学上的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一种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国家主义倾向，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借助于广场上的民粹主义造势，当权者会上瘾，会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 如果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后果会非常严重，这种坏的前景是客观存在的。重庆的王薄事件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警惕。 　　 　　地方一级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客观地说，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更大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看到过他手持小红旗在主席台是挥舞的相片的中老年人，会立即想起文革当时的景象。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在中国革命政治文化中，从“左”方面的打人，打政治对手，天然具有政治至高点，是最容易成功的。也是最可怕的。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民主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官僚科层制优点很多，但从历史上看，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让最没有想像力的人，占据了最需要想像力才能解决问题的位置。尤其是危机时期，这就非常危险。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薄熙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