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症结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令全世界瞩目，另一方面，社会冲突日益呈现高频化、高强度化的现象。数月以前发生的浙江乐清的钱云会事件，温州7·23动车追尾事件，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应，十分鲜明地凸显出群体事件引发的社会冲突的强烈程度以及刚性维稳的不足之处。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近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社会分化时期。虽然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元化，但不同的利益集团却并没有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来代表、表达他们的利益。社会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有效的沟通表达渠道，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都是以原子化的、分散的个人存在于社会上，一旦出现社会矛盾，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会相互影响，往往在从众心理与“广场效应”支配下，具有很强的非理性冲动的能量，用社会学家的概念来说，没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就是所谓的原子化个体构成的“大众社会”。这种没有中间组织来整合的人群，不能通过中间组织与政府协调，就不得不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中甚至出现被学者称之为“无直接利害关系者”纷纷参与到冲突中来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形成自治性的社会中间组织，来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通过有序的方式来进行协调，应该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在我们国家，由于缺乏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冲突不能通过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机制来解决矛盾，政府也就不得不采取我们可以称之为“刚性维稳”的方式来应对日益频繁的社会冲突事件，各地官员除了进一步强化刚性维稳，也想不出什么其他办法化解矛盾。久而久之，形成对策上的“路径依赖”，于是水涨船高，国家支出的维稳费用会越来越高，这足以说明，用“筑高堤”的方式，而不是用“疏水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并不是长远之计。 　　前些日子，周本顺先生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这种观点是值得强烈质疑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国家之外都存在着社会自治组织，就如同人的健康机体是由活细胞体组织的一样，这是社会存在的常态现象。众所周知，自1953年到1978年中国处于全能主义国家结构，只有国家与政府控制的单位，而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如果把恢复社会常态称之为“陷阱”，那就是以改革以前中国的“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标准，来作为评价褒贬的标尺。这无疑是刻舟求剑之举。“公民社会是陷阱”论，其错误就如同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说“市场经济是陷阱”一样不合情理。 　　如果“公民社会”真的如周本顺先生所说，是所谓的“陷阱”的话，那么，就会推论出一个非常荒诞的、连他也会觉得尴尬脸红的结论：按此推论，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半国家目前还没有进入“陷阱”，一个是朝鲜，另一个是古巴，还有半个，那大概就是中国。我们说中国之所以说是半个，这是因为中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多元化已经发展出来，这就造成某些领域与某些范围内，还多少有一些社会自治组织在活动。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愿意中国在世界上是具有这样的排名定位吧。 　　 公民社会的消失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怎么消失的?众所周知，自建国以来，通过工业、农业与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原先承担着社会自治功能的各种公民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和各种企业家组织被革命运动取缔了，社会组织转变为国家控制的基层单位，中国成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结构。国家成为巨无霸式的唯一组织，社会一切生产、生活、分配均由国家控制与支配。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与“文革”灾难的发生，均与公民社会对国家缺乏制衡能力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已经出现，但社会领域自发的组织都可能被看作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而被加以控制，国家采取“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方法来控制社会团体，社会的自治性并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多元利益无法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一方面国家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另一方面社会自组织的程度很薄弱，不能起到整合社会多元力量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称之为“极强国家一极弱社会”的结构模式(这里的社会，指的就是社会自主性)。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所在。 　　 民粹主义泛滥的危险 　　中国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好的可能性，那就是重建与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理性温和的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这就避免民粹主义恶性膨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就可以软着陆。 　　另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长期拒绝选举的条件下，一旦中国政府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走向选举性民主，那就会出现长期压抑的政治参与能量的高烈度爆发，那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级的民粹主义现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治组织来整合不同利益，以便通过多元代表之间的协商来实现社会整合，以实现有序的、动态的社会稳定，那么，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将只会越来越频繁，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参与的欲望。一旦有了民主参与的途径，就如同干柴被火点燃，一发不可收拾，任何想阻挡这种民粹主义潮流的人，无异于抽鞭断水一样徒劳无功，这种潮流可以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引发的政治参与爆炸状态，其烈度将是全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于中国具有前面所说的同质化个体构成的“大众社会”的特点，缺乏多元的社会中间组织对人群的组织与整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一旦搞民主，将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民粹主义海洋。那将是超级民粹主义。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民粹化程度最高的、质量极低的选举性民主政治。最近有些地方单位出现毫无知名度的独立候选人，顷刻之间就得到仅次于第一把手的第二名票数。虽然此人能力未必很强，但他却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心态愿望的投射，可见人们被压抑的欲望一旦有了表现机会，那将会出现何等的强大井喷效应。这一现象实际上预兆着什么，大家都是可以想象的。 　　为什么这么说?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自建国以来我们的体制取消了社会自治组织，中国可以说是社会自治程度很低的社会，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民粹主义的程度，与社会自治程度成反比关系。因此，一旦在没有公民自治组织的条件下推行民主，同质化的个人以“乌合之众”的方式，涌到广场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未雨绸缪，我们现在对此做一些警告或预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有些学者，他们对贤人政治的呼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表现有了预见的忧虑。 　　民粹主义的广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尤其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在人人平等的道德话语取得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多数人在广场上的意志，甚至非理性的诉求，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政客们为了获得选票与权力，会通过广场效应，对选民作出不负责 　　任的廉价承诺。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中盛行这样的话：“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陈水扁善于煽动民意，有意挑衅与刺激大陆，为了当权，不惜把台湾引向危险境地，这就是民粹政治恶性泛滥的例子。就拿希腊这样中等发达国家而言，欧盟为了解救希腊的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增加竞争力的建议与条件，就是因为这些条件触犯了多数在高福利体制下的受益者的利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民粹抗争，使那些视选票如生命的希腊政治家手足无措。 　　假设一下，一旦中国由突然爆炸的民粹政治家来治理国家，恐怕政府、广大百姓，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会担心这样的场景出现：那时会有提议要“解放台湾”，要“武力夺回南海的岛屿”，等等，在一个由愤青占多数的选民结构中，我想此类政客的选票会很多的。台湾有句名言，“十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可以决定九个博士的命运”，也正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公民社会能比较有效地防范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义?这就可以谈到公民社会的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那就是，公民社会是承担健康有序的民主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文化只有在公民社会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滋养，尤其是非政治的社团和社会公民性组织，是培养公民文化最好的场所。老百姓可以在小环境中，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通过充分表达意见，了解对方诉求，来找到妥协的办法。在此过程中学会协商、判断、取舍、比较和信息的收集，而所有这些习惯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公民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也只有在公民社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没有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去实行一步到位的选举民主，只能是原子化的个人形成一种民粹主义的潮流。 　 　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关于公民社会我们已经讨论了二十年，我们现在都意识到公民社会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但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如何实现?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困难何在?我们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实现之中国路径。这个问题才是焦点所在。在此种情况下，依我浅见，首先要了解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为什么困难重重。 　　第一，首先要了解目前中国缺乏公民社会这一特点，是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形成的，自清末到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自治组织早已经相当发达。然而，建国初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组织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中作为基层单位，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半个世纪，我们一般老百姓并没有社会自治的经验，甚至没有了传统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历史记忆，我们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也没有公民自主组织的理念。改革以前，党领导群体干革命，搞生产，就是我们理解的政府与大众的关系，公民社会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正当性。一言以蔽之，我们民族既没有公民社会的经验与历史记忆，也没有尊重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其次，我们的当政者对重建公民社会是否会影响政治稳定，确实是有所担心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各种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是否会被有人用来成为挑战政权权威的平台?某些激进人士是不是会利用公民社会组织向政府提出难以接受的政治诉求?再说，天安门事件中激进的民间组织在政治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令人记忆犹新，俗话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也是人之常情的正常心理。正因为如此，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一直采取防范警惕的心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总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以“不留社会空白点”的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并抑制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种思路是各级官员对社会组织的既定办法。 　　可以说，我们各级政府确实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矛盾：一方面，近二十年来，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认识到对多元化的利益团体，需要中间组织去予以整合。另一方面它又觉得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心存忧虑。因此，需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让他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是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这里我可以以四川大邑县的民间建川博物馆为例子。建川博物馆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他把全部精力贡献于近现代文物收集与保护，他的建川博物馆收藏了将近十亿元的从近代、到文革时期的民间文物，开办了川军抗战馆，红色年代生活馆、汶川地震馆等十几个主题馆，每年数千万的门票收入创造了数百名工作人员的就业机会，让社会公众不再数典忘祖，而是从博物馆的大量生动藏品中受到具体入微的历史感悟。这位企业家还写下了遗书，当他过世后，所有的博物馆藏品都无条件捐献给国家。民间博物馆正是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的公民社会的萌芽表现之一。它们正是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也同样如此。 　　不能想象，一个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诸领域全面由政府包办的社会，是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只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暂时现象，不可能想象一万年后的中国也没有公民社会。 　　第二，公民社会所承担的功能是表达公民利益，满足社会不同成员对安全、信仰、公民正义价值的需要，这是一个社会多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如果健康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存在，各种黑社会组织就会恶性泛滥。良性的公民社会缺位，将使得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有了滋生的土壤。 　　第三，公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根本条件。公民社会的存在是对权力监督和制衡极其重要和必要的手段。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监督国家的效果的。中间组织与公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有效监督。其次，在关键时刻，地方政府还会得到公民社会的及时帮助，例如前面提到的浙江乐清发生的钱云会事件，社会公众均不相信当地政府所称的钱云会是因普通车祸而亡，眼看群体事件引起的误解已经波及全国的舆论。局面几乎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各地公民观察团及时地参与了，并通过实地观察，说了公道话，为当地政府解了围，作为第三方解除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第四，公民社会的多元声音、多元性会使一个民族通过集体尝试，来更好的适应环境，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多元试错机制比一元试错机制要更有利于一个民族适应复杂的环境。 　　第五，社会组织在解决就业问题也功莫大焉。我们现在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去投考一万多名公务员，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成功者背后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应聘者的挫折感。这个令人心痛的、很不正常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就是巨无霸的极强势政府之外，只有极弱势的社会，后者根本无力为那么多优秀人才提供机会。如果有了公民社会组织，它们无疑能吸纳大批青年人从事社会工作。我多次在台湾访问期间曾问及台湾青年人，台湾大学生尤其是文科毕业生是否有就业困难，他们说虽然有一定困难，但远没有大陆严重， 　　原因是台湾地区有为数极多的社会中间组织，台湾的农会、工会与中小企业家协会遍布宝岛。正因为如此，与其让那么多青年人的千军万马，把青春花在考公务员的独木桥上耗费青春，不如让能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社会组织去吸纳他们，中国需要民间智库，需要各种书院，需要各种协会与社会团体，如果我们迎来了那一天，中国人的智慧将有多大的展示空间呵。 　　 合作主义：最适合中国公民社会重建路径 　　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会不会变成颜色革命?会不会挑战政府的权威?会不会产生连锁效应与政治参与爆炸?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一点，我们要充分理解这种担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公民社会得不到更多的人的理解，就很难有希望发展。事实上。在现今一些官员、学者和百姓的概念中，一直存在一个误解，认为英美模式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唯一模式，英美的特点是，依靠第三等级与政府抗争，逐渐获得自主边界而形成公民社会，走的是一种抗争性的发展途径。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哈维尔所主张的抗议组织，均是这类对抗政府型社会组织发展的例子。此类组织被西方舆论宣传得很厉害。以至于我们国人与官员也误以为凡是公民社会就是抗争运动，许多官员对公民社会发展之所以抱消极态度，确实与他们对此类抗争性组织是否会在中国出现的担忧有关。

萧功秦 ：彼岸随想五题 进入专题 ： 美国 政治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1民间压力集团          1998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国各地访问 , 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不下一百人。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对美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国政体被一种更深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          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做得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更具体地说，当一个心地很坏的人，由于处处害怕做坏事而被人发现，而不得已不做坏事，在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好人。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二者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种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访问过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成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不允许这些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礼品。这个州通过的法律是如此的严格，以致一个官员接待访客时喝一杯咖啡，都必须自己付钱，否则就会被当作受贿论处。这个州能通过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法规，并能大体上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当然与民间社团强大的压力有关。          一个名叫”我们，人民”的传媒联合组织，是由一些电台、电视台、报刊传媒从业者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旨在让公众参与政治过程，了解政治，监督政府，使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压力团体，是华盛顿的”共同的事业”。它成立于七十年代，其宗旨是”继承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通过尖锐地批评政客，来达到公民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他们正在从事的一件事，是争取美国通过法律来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次捐款数不得超过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须公开自己的姓名与身份，以便让社会监督，等等。他们鼓动公众做成这一件事的方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让参加他们组织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写信、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议员；或通过要求议员亲自接见，以此来向议员提出诉求，以这种种方式，来争取议员同意通过上述立法。          在美国，一纸条文一旦成为法律，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人们就不得不遵守它。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治。          在访问结束时，我向接待我们的那位中年美国妇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组织，你们做这样的事，动机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挚爱着我的女儿，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让我的女儿这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之中。”当她这样说时，我看到她颇为动情，其真诚在眼里闪闪发光。          2从训练到习惯再到自然          一般来说，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所以有些人很少有进入政坛的机会。反过来，就像商场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当官的也不得不把选民视为”上帝”。          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在国会大楼里转悠，时间还早，上哪儿去呢？在国会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上，一间一间开着的房间门口，均树着两面旗帜，那就是各州议员的办公室。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说，何不找一间进去看看，说不定真会见上一位议员什么的。我们随便走进了一间议员办公室，里面有三位秘书小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就说，你们愿意见一见托尼斯众议员吗？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马上就没有事了。我们当然很愿意。          不一会，里面的房间门开了，那位刚送走客人的身材结实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托尼斯。他貌不出众，走在路上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做体力活的劳工。托尼斯很热情地问我们愿不愿意进来坐坐，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做了十六年的议员，准备不久后退下来，让更年轻的人来替换他的位置。他说他喜欢绘画，也喜欢钓鱼，今后他会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他还让我们看了他全家的相片。他对我们说的许多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我们这些议员和你们当教授的不同。我们在公众眼里就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谁也不会把我们看得很高。如果公众觉得我们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们也就当不成议员了。”过了一会，铃声响了，按理我们应该告辞了，这位托尼斯却问我们，愿不愿随他去看看国会投票，我们当然很愿意。于是他带我们坐上专门供议员从办公楼到议会大厅的地下电车，接下来又把我们送到国会投票大厅楼上位置上坐下来，然后对我们说，他投完了票会再上来陪我们谈一会儿。当这次有关美国学校是否应该举行宗教仪式的法案投票结束以后，他又上来与我们谈，直到最后把我们送上电梯告别。          我后来想，这位繁忙的议员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外国人表现得这样友好？如果说他是为了作秀，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个人，作秀又有什么意义？我并非记者，他决不至于认为，我会把他的事情在报上予以报道，宣扬其亲民的品德，以使加州的老百姓会因为他出众的外交才干，而让马上就要退下来的他再次出任一次议员。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数十年的生活中，他只有不断地与他所见到的人们握手、问候，他才能成为议员，才能在议员的位置上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成功，而且，当他形成这种习惯以后，他也在这种交往方式中，在这种交往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与称赞中，在人们向他投来的肯定的眼光中，享受到一种乐趣。当然，这种乐趣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大有好处，他可以由于人们对他的亲民形象的好感，而得到更多的选票，而老百姓则由于可以很容易地与他接近，把自己要政府解决的事情提出来。          话又说回来，这种职业性的习惯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东方专制传统下的某些官员却总是习惯于民众的夹道欢迎或者山呼万岁？我这并不是虚构，因为我不久前就曾在国内报纸上读到，某县委书记下乡就受到这种组织起来的欢迎。          中国现代化过程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由于没有强大、成熟的市民社会，缺乏直接实行高水准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基础，而且自改革起步以来，国家全能主义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矛盾与文革后遗症，会导致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与激进而浪漫的自由主义从不同的方向来冲击政治稳定，而这种政治稳定为有序的经济变革所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想避免前苏联采取的经济与政治休克疗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话，有改革导向的政府保持权威实在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在改革启动阶段，开明的权威主义较之浪漫的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更切实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权威运作，以拒绝体制外势力的重大挑战为其特点，长期以往，这又会造成体制外的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导致某些领域和方面的腐败的增加和排他性的分利集团的膨胀。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会使中国陷入另一种困境，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依存形成的双重陷阱。如何在维护政府权威的基本框架的同时，又能保持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也许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的大难题之一。          3政治文化的过渡性空白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奉天承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官员历来被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官员。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到了不能为百姓谋取利益时，人们才想到要抨击他们。新建立的王朝一开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官僚于是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社会，专制体制内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对行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如直属中央的御史台、监察史、门下省，以及职官不能在本籍任职的回避制度，等等。这种监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腐败化的速度与程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与过去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官僚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体制内部的自我监控制度有所削弱。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动或方便政府官 员去进行贪污，而是因为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性善论”的误导。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这种”阶级性善论”，是影响建立党与政府内自我监督制度力度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腐败在当时却远未成为主要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对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府官员及其他人，确实有一种内化的道德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时这些人也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经济方面的事务；再加上毛泽东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原来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修正，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腐败的运动（例如”四清”与”文革”），这种群众性动员体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固然众所周知，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政治”对各级官员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当今中国的社会监督机制虽经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正在逐渐加强，但不如意处仍十分醒目：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传统政体下某些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被继承；一方面，全能主义政体下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政治遗产依然延续，而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下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败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却早已在”文革”结束时被抛弃；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信仰对人们良知的内在约束力，由于信仰的动摇与”风化”，在很多人那里已日渐稀薄，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所诱发的趋利动机与官员在经济改革中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却史无前例地剧增。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内因外缘叠加在一起，使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立足于我们国情的前提下，积极注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民族如何监督政府和防范腐败的政治经验，恐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4″知识分子”还是”专业人士”          为了了解美国的基层民主现状，我还访问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基层组织，还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一天，我来到麻省的一个小城荷尔顿（ Holden ）。去那里完全是原访问计划临时变动的结果，但正因为事出偶然，所以就显得更有意义。          荷尔顿是一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小城市。早上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市议会会议厅时，那 儿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其中三位是市议会的议员，另两位是当地的电视台与报社记者。过了不久，他们的市长、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长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来了。通过交谈，得知他们的议会共由五个人组成，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委会。          不一会，一位年轻小伙子赶到了，据介绍，他就是该市的现任议长。他看上去大约只有三十岁，身板结实高大，穿着一身红运动服，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令我吃惊的是，这位议长竟是当地技术学校修理水管的工人。而且五个人中，除一个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外，其余的人按中国人的尺度都统统只能算作普通劳动大众。但就是这样的五个人构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个业余的最高权力机构，比方说他们五个人曾经”业余”地任命了该市市长。          我问这位年轻的议长，他当议长薪水如何。他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然后补充说，按工时计算，他一年做议长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来每小时不到五美分。我问他是怎样被选出来的，他说他很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又由于他会帮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远近闻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于是他的选票最高。他自信人们把他选为议长是一个 ” Good choice （好的选择）”。他也读过大学，而他之所以选择修水管与地下水道，是因为他力气大，干活快，收入就特别高。他认为，他能挣高收入就说明自己是有本领的。          被他们任命的市长，也是当地的木材商人。由于商务在身，市长也可以说是”业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尔顿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处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乌斯特附近，那儿是学者颇为集中的地区，好几所医学院与著名医院就在这位议长与市长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这个城市的主政者却几乎与专家学者的身份无缘。          与这位当议长的水管工人交谈，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自己是贡献于社会的公益事业的。以我在荷尔顿所见，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我在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那种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像是沙龙里的”知识分子”，那他注定失败无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者。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中，关注社会以及为社会事业而奋斗的人士同样相当普遍。然而在美国，这些人士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也许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较为显著，身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而这些”精英”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人，是拥有知识运思能力从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的人，是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做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做出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解决。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抽象理念中的理论探求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由此产生一种行动化的趋向。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倾向。一个阶层等级较为明显的社会，一个仅仅有少数人接受人文教育的社会，一个有大量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之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特别是欧洲一些有过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贵族文化的遗存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基因，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然会强化精英与平民的文化分野，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遇许多困难和矛盾，那么握有理念与思辩权的精英们难免不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与这样的社会不同，美国是一个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高收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中产之家，且人数众多，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美国既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至少在目前似乎也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去刺激人们的形而上理念思辩，无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因而美国的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美国人的责任感，多由那些专业人士用一种专业方式来体现。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如同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这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却同时多了几分可能使他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或”文革”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而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多一些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5新闻的有色眼镜          我承认，我在美国一个月的这些亲身感受当然也都是一些浮光掠影，难免肤浅。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包括在国际上的山姆大叔也总是显得过于自以为是。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访问者，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这种态度对于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也许十分必要。          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原因，是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天然地钟情于坏事与怪事，是”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例如，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印度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地增长，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在思想与文化方面各种新的成就。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似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和偏见，也通过新闻传媒”拷贝”给了中国。          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印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拷贝”过去的一塌糊涂。如果说，中国的报纸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国内的事往往愿意”报喜不报忧”，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当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报忧不报喜”。美国一般民众极度缺乏对外部世界的 兴趣与知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所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走私军火、出售导弹、强迫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这些事情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的一小部分。不幸的是，在很多美国人头脑的信息仓库中，它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太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国二十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经扩展了多少。          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以后，都会感叹实际的中国比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学美国，因为我们有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到另一个文化中去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有色”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原载《天涯》1999第3期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国 政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48.html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