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自焚

人权观察 |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纽约,2013年6月27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 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卻沒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西藏自治区超过两百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份115页的报告〈“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记录了各种形态的人权侵害,包括未经事前咨询和缺乏合理补偿,而这两项都是国际法上合法迁移的必要条件。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政府提供的新房质量不佳、对于恣意裁量没有救济管道、难以复原居民生计、以及忽视中国法律明文保障的藏区自主权利。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西藏自治区当局已宣布进一步的计划,将在2014年底前继续改造或迁移超过90万居民的住房。在西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当局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已重新安置30万游牧民,并已宣布要在2013年底前将另外11万3千名游牧民迁入固定住房。 中国政府宣称,所有的迁移或住房改造作业完全是自愿性的,并且做到尊重“西藏农牧民的意愿”。当局强烈否认过程中曾发生任何强迫迁移,并且为了表现其文化敏感度,强调所有新建房屋从设计到外观都符合“民族风格”。中国政府还声称,所有被迁入新居的人都非常满意,并且感恩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藏人真心欢迎这些住房政策带来的好处,但许多藏人担心他们将没有能力长久维持生计。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能服从政策,无力表示反对或加以影响。 藏人一开始就担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能伴随政府的干预深入基层社区,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计划,在西藏自治区5,400多个村中一一 派驻党政干部工作队 。依据相关政策,这些新成立的工作队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明目张胆地侵犯藏人的公民、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基本权利。自2009年开始,已有119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 政策 ,政府却报以更为严厉的压制手段。 不分来自农村或牧区的藏人,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都表示,大批被迁移或改造住房的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的,政府也从未征询他们意见或提供替代选择。他们说,许多人因为被迫迁居、变卖牲口或拆除重建住房而面临财务困难。他们认 为新的安置房有时比他们原来住的房子更差,而地方官员为引诱他们迁居而给出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 报告中详细引述的官方政策文件说明,与官方说词相反,藏人家户必须负担重建或新建住房的大部分成本──最高达到75%。中央政府的一项研究指出,“政府每补助一元人民币,住户必须自付4.5元。”为遵守政府命令翻修或重建住房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充分解释了为何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藏人们无不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没有能力维持生计,和保存他们独特的文化认同。 “中国政府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为藏人带来经济利益,”理查森说。“即使某些藏人可能真的从中获益,但绝大多数却无异于被迫放弃贫穷但安稳的生活,走进充满不确定的货币经济,其中他们常常是最弱势的行动者。” 中国政府借著拒不允许在藏区进行任何独立的事实调研,刻意掩盖其政策的全面影响。通往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道路,在人权调查的黄金时刻遭到封锁,自2008年3月抗议活动招致镇压以来,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者专家、甚至外国游客至今仍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但根据卫星影像开放资源的分析,仍可发现某些西藏社区地貌的重大改变。有些案例的 卫星影像 显示传统村庄整个被夷平,旁边则出现了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起的排列整齐、一模一样的房屋。 虽然藏区住房改造与迁移安置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经济性的,但中国政府同时表明,这些政策是附属于更大的政治目标,例如打击藏人中间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藏区农牧人口的政治控制。 即使带有非自愿性和效益不均等问题,中央政府却将在藏区实行的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当作迁移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成功样板。2011年6月,中央政府指示各省级单位,包括四川、青海和甘肃,以及各自治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必须在2014年底前持续完成数十万游牧民的重新安置计划。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 早已提出的要求 ,让他们进入藏区视察。 人权观察说,要缓和藏区的政治紧张,中国政府必须正视长期累积的民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赋予藏人的实质决策权力,包括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以符合国际法的相关标准。 “所谓藏人在中国统治下享有充分自治的说法,在大规模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排除藏人意见的事实之前,已经不攻自破,”理查森说。“继续凭着全面压制的环境,强行实施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只会造成紧张情势火上加油,使藏人与中国国家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证言摘录 为保密受访者身分,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农村的百姓对于要放弃自己的房子,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感到十分苦恼。他们除了种田别无所长,以后再也没有多少牲畜和土地了。下一代如何还能像藏人一样生存下去呢? -丹增嘉措,西藏自治区江达(Gyamda)县村民,2012年7月 过去三年,27万户游牧民已迁入新居,没有一个人曾经抱怨房屋质量。 -官营报纸《青海日报》,2012年4月14日 这个活动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没人能反对。 -洛桑南嘉,西藏自治区昌都(Chamdo)地区的村民,2007年1月 我们搬进安置点以后,什么东西都要用买的,但我们根本没有收入。在这里没钱就没法生活。政府〔每月〕发给我们五百元,连交水电费都不够。你还得花钱买粮食啊。 -卓玛措姆,青海省玉树(Yushu)州的安置游牧民,2009年10月 有些新房子的选址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有些安置点建在泥岩床、土石流区域、洪水多发地带或松软的地基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09年12月 安置前,牧民在吃、穿、住等基本需求方面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可是安置后,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开支显然要增加。他们现在只能依赖政府补助度日,困难数不清。 -一份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结论,2010年 至少6成游牧民“离开自己土地”以后找不到工作。 -玉树(Yushu)州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明岳,2010 【转自: 人权观察 】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_2.html Shop Amazon – Top Holiday Deal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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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西藏政策出现新迹象?

有消息称中国当局最近对达赖喇嘛的法相解禁,引发各方猜测政府意在调整西藏政策,缓解藏区紧张局势。但同时,也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并没有改变当前的政策,达赖喇嘛法相依然被禁。 (德国之声中文网)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援引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官方解除了一项禁止西藏僧人悬挂达赖喇嘛法相的禁令。路透社分析称,这一令人意外的政策转变可能会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 这一决定涉及拉萨知名寺院甘丹寺,这也是西藏历史中最重要的宗教寺院之一。中国当局从1996年开始,禁止在该寺庙中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 习近平带来西藏新政? 路透社报道称,这项禁令解除的同时,西藏其它地区政府也考虑作出类似的政策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当局准备通过政策上的变化放松对西藏的宗教管制,而此时正逢习近平上任三个月后。 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也透露,中国西部省份青海的官员也考虑取消悬挂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法相的禁令。该组织声称青海地区起草的建议考虑应该停止强迫藏人谴责达赖喇嘛的做法,并减少部署在寺院内的警力。到目前为止,路透社无法找到拉萨和青海的官方对此置评。 该报道分析称,在一系列抗议中国统治的藏人自焚事件发生后,政府为了缓和与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经过精心安排后推出了相关政策。 中国官方反驳? 但同时也有报道声称中国当局并没有更改现有的政策。英国广播电台BBC本周五(6月28日)援引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报道称,中国并没有“解禁”达赖喇嘛法相。 甘丹寺新政策的传闻以及青海地区的讨论出现的时机正值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发表了质疑中国西藏政策的观点后。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靳薇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提出了一些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概念。比如应该”商议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 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西藏的公开表态不多。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前曾是一位开明的副总理,和达赖喇嘛的关系甚密。这位藏人领袖曾经于50年代向习仲勋赠送过一块名贵手表,而习仲勋几十年后还一直戴着它。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发言人桑德斯(Kate Saunders)告诉路透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由于西藏局势性质关键,值得讨论改变目前强硬的西藏政策,让达赖喇嘛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激”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颇具争议的牧民定居政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方式。纽约”人权观察”组织最近公布的一份名为”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激”(They Say We Should Be Grateful)的报告中指出,有超过两百万生活在中国的藏民被迫迁居,搬到政府出资修建的住所中,破坏了藏民的文化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报告表示,受此影响的人数”超过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人权观察”组织发言人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后毛泽东时代中,西藏农村居民迫于大范围搬迁政策的压力,住所被改建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藏人在制定政策方面没有发言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在高压政策的背景下,他们无法向现有的西藏政策发起挑战。” 针对”人权观察”最新公布的报告,中国政府予以强烈反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于本周四(6月27日)向出席例会的记者表示:”所提及的组织经常故意批评中国,发表无端的声明……我不会去仔细看他们的报道,也不愿就此置评……西藏最近几十年来在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综合报道:任琛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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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中國:利用“惠民”活動監控藏人

中國:利用“惠民”活動監控藏人 干部工作隊進駐鄉村收集政治情報、監查民間言論 2013年06月18日 人權觀察組織 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3/06/18-0 (紐約)-人權觀察今天說,中國政府借口改善農村生活水平,已派遣逾2萬名黨政干部進駐藏區鄉村,負責對人民進行侵入性的監控、普及政治再教育、並建立黨的安全單位。這些手段是對藏人的歧視,認為他們可能不忠誠於國家,並且限制了他們的宗教和言論自由。 超過5,000個黨政干部工作隊已在政府“強基惠民”活 動的名義下,進駐西藏鄉村。這項活動於2011年10月10日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布啟動,預計以三年完成,現已進入中期。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其目的是改善 西藏自治區農村的生活水平,為民眾帶來富裕。但人權觀察的研究發現,這些工作隊同時也按照宗教和政治觀點對藏人進行分類,並建立一套監視藏人言行的機構。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很難看出數千場的政治教育活動、基於政黨立場的准治安勤務和政治觀點審查,對人民有何‘惠’可言。在一個人民早已受到嚴密監視的地區,這項針對鄉村的活動,加上在城鎮和寺院中推行的類似措施,實際上是要將藏族人民置於無法避免的國家監控之下。” 這項活動是西藏自治區自2011年開始推行創新社會管理的三大體制之一。自2012年起在西藏城鎮地區實施的網格化管理體制,是一種高度強化監控與監視功能的行政網絡。2011年11月在藏區寺院開展的“六個一”活動,則是一種新的情報蒐集系統。 這三種體制據官方表述都是為了加強“維護穩定”,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曾在2013年3月指出,這是西藏自治區“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惠民”活動的目標即是要做到“三個不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也就是要防止一切示威或表達異議的舉動。 在藏族地區,尤其在2008年春天開始的騷亂風潮以后,中國政府將所有異議一概視為“受到西方敵對勢力和達賴分裂集團的煽動”。在2013年2月14日的一次重要政策講話中,中國主管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的最高官員俞正聲揚言要“堅決粉碎”支持達賴喇嘛的各種勢力。因此,藏區自2008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計被懷疑支持達賴喇嘛的藏人遭到逮捕、判刑和各種懲戒。 “北京著魔於所謂的‘維穩’,導致這些迫害,”理查森說。“它在刻意壓制藏族公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並灌輸恐懼感。” 雖然干部工作隊的確改善了某些鄉村的公共設施,但“惠民”隻是這項活動五大任務的最后一條。工作隊收到的指示說,他們的優先任務首先是在藏區鄉村拓展基層黨組織的角色和規模,其次是通過“舉辦揭批達賴集團的活動”以“維護穩定”。這些措施,據報導也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某些藏區推行,已導致言論自由和宗教活動遭受限制。 舉例而言,根據人權觀察訪談一位村民得知,拉薩市達孜縣的一個駐村工作隊曾約談他們村子裡的所有居民,包括小孩子,將他們分為三類:希望發財致富而 支持現有體制的﹔偷偷崇拜並支持達賴喇嘛但不會公開抗議的﹔和“拒絕接受再教育,對祖國和黨沒有信仰的”。完成分類以后,屬於第三類的大約135人於 2013年3月被“帶到縣民活動中心,接受45天的再教育”,據這位受訪者說,同一期間還有來自那曲縣的大約500名村民也遭到拘留再教育。另一位受訪者 則說,墨竹工卡縣也有73名村民在同一時間被送去再教育。 昌都地區(西藏自治區的七個行政區之一)某個駐村工作隊的工作報告,足以証實上述受訪者所說的,工作隊負有摸清村民社會關系網絡的任務。該工作隊還接到要求,將村子裡的“重點人員”編造名冊,隨時“密切警戒他們的舉動”。“重點人員”通常是指被認為可能引發政治騷亂的人。 根據相關官方文件指出,這項活動的首要任務是在西藏自治區的鄉村地區增強和擴建共黨組織。每個干部工作隊必須通過在村中成立黨支部,鼓勵“致富能手”入黨和擔任村領導,使每個村子都變成反分裂的“戰斗堡壘”。 活動的第二大任務,據官方報告說,包含三部分:加強“維護社會穩定”﹔對達賴喇嘛的追隨者“深化斗爭”﹔“強化僧尼管理及再教育”。人權觀察所做的訪談顯示,為執行這些指令,干部工作隊比以前更加積極蒐集村民支持達賴喇嘛的情報,並且建立各種情蒐和監控機制,企圖消除對達賴喇嘛的支持。 2013年2月28日,西藏自治區維穩總指揮郝鵬要求武警部隊“切實做到沒有盲區、沒有縫隙、沒有空白點,不給敵對勢力任何可乘之機”,而且要“加大明察暗訪力度”。 這項活動的范圍、規模和成本都是前所未見的。已經有大約2萬1千名干部──據一份官方報告指出,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省級干部被派往鄉村比例最高的一次──以至少4人一組進駐到西藏自治區的全部5,451個村級單位,做為這項3年計劃的一部 分。活動每年耗費14.8億元(將近2.27億美元),佔自治區年度預算的25%,外加100億元(將近15億美元)用於鄉村基礎建設。 干部駐村工作隊還有責任要為村民“解決困難”,促進經濟發展,媒體報導描述這些工作隊幫助村民清理積雪、開鑿水源、造橋鋪路、引太陽能、開識字班、 添購娛樂或通訊設施、乃至其他形式的實質經濟支持。每個駐村工作隊每年可分配到至少十萬元(約合1.6萬美元)的經費,用於村中工作。 “如果政府和黨真心要改善藏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必須先解決持續性的人權侵犯,包括對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獲取信息的限制,”理查森說。“這才是更能有效‘強基’的途徑”。 “惠民活動”背景說明 駐村隊負責蒐集情報 根據官方媒體報導,駐村工作隊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在西藏自治區全境蒐集維穩信息,對鄉村家戶與個人進行登記建檔。為了解“每一個村的情況”,駐村隊奉命挨家挨戶走訪調研,登記村民的姓名、年齡、住址、家庭成員經濟收入及其他個人詳細信息。每名駐村工作隊員必須“重點聯系3-5戶群眾”。駐村隊蒐集信息的這些方法,涉及侵犯村民的隱私權利,帶有強迫性質。 通過對一些村民的訪談可知,駐村隊所蒐集的信息主要是村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關系。昌都地區的一些村民被問到他們的社會網絡,另一區域的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她被問到是否有親戚朋友在西藏境外、她對達賴喇嘛的看法、她的親朋好友中有沒有任何人參與過2008年的抗議行動、以及她有沒有違反禁令收聽美國的藏語電台廣播。 達孜縣一位村民說,工作隊首先問村民對2008年的一次示威活動有何意見,然后查問家中每個成員的行蹤和政治記錄,然后又問他們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據這位村民表示,有些駐村干部會問所有10歲以上的孩子知不知道達賴喇嘛,然后“他們會繼續挖下去…追問他們是在哪裡聽說達賴喇嘛的、是誰告訴他們有關他的事情等等。”因此,這位村民說,“村裡的人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必須隨時隨地小心翼翼,大家互不信任。” 一位原駐村干部在2012年1月接受人權觀察訪談時,証實他所在的工作隊曾被要求逐一查問村民的個人信息。他說他當時必須詳細記錄所有曾參加“分裂”活動者的動態,而且每周都要將這些信息向上級匯報。官方報導明確提到,駐村工作隊還要負責對進出村中的僧人進行登記備案,分析他們的背景並監視其行動。 一位村民說,地方官員告訴她,如果她不接待四名駐村干部暫住她家,她“會有麻煩”。她說,村子裡的工作隊輪流到每一戶人家去暫住,每次住兩三個星期。她們全家“在干部暫住期間,不准把家裡任何一個房門上鎖”,干部還在每戶人家的裡裡外外拍照,搜查他們的房間,顯然是要看他們有沒有私藏政治性的文件或達賴喇嘛的相片。另一位受訪者告訴人權觀察,他認為駐村工作隊的監控方式是刻意讓村民“感到刺眼”,以便“提醒他們背后隨時有人在盯著。” 村級安全單位 官方媒體關於“惠民”活動的報導說明,駐村工作隊負責在村子裡建立新的安全系統和“維穩合力”,做到“人人是哨兵、村村是堡壘”。這是在形容新成立的由村民組成的治安系統,如聯防隊、護村隊等。這些組織的成員必須由黨員中挑選,並且要宣誓反對達賴喇嘛、愛黨愛國,由此可見,其進行監 控、搜索或拘押的標准不是違法與否,而是政治立場。況且,將駐村干部的職權擴大到維持治安,將大大提高其侵犯人民隱私、或因標准含糊籠統而剝奪村民自由的 風險。 舉例而言,在西藏自治區的阿裡(Ngari)地區,活動開始一年之內就組建了140支“維穩巡邏隊”,共執行9,720次巡邏巡查,“排查”外來人員4,640人次。同一期間,山南(Lhokha)地區組建了1,080支“護村隊”,那曲(Nagchu)地區則動員了3.68萬人加入各種村級巡守單位。 在昌都地區的八宿(Pakshoe)縣,建立了208支護村隊,由1,717名“年輕精干的黨員”及其他“愛黨、愛國、反對分裂”的人員組成。據媒體報導,這些“護村隊員”配備著公安作訓服、紅袖章、以及手電筒、鋼管、木棍、帽子等工具,平時要參加巡邏值班。 一些關於駐村工作的官方報導指出,各地工作隊要求家戶和社區領導簽訂名為《維穩責任書》的文件。該文件的第一條就提到要“反對分裂”和“維護團結”,第二條則要求簽名人“尊重黨的民族與宗教政策,自覺地避免傷害國家安全或破壞民族統一。” 政治教育 駐村隊也負責在村裡實施政治教育,鼓勵藏人“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筑牢反分裂斗爭的群眾基礎”,並且“深入揭批達賴集團”。這些會議,尤其是在一旦缺席就可能遭到地方當局的迫害的情況下,侵犯了表達、言論、隱私和宗教自由等權利。 拉薩附近堆龍德慶(Toelungdechen)一個駐村工作隊在年終報告中說,在村中舉辦了六次“揭批達賴集團陰謀”活動,並進入寺院舉辦九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在批判達賴喇嘛“政治上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法上的欺騙性”。山南地區在活動第一年舉辦了近4,000場批判達賴喇嘛的會議﹔昌都地區在同期間舉辦了7,017場。這些活動包含宣揚法制意識和共黨恩德的演講與展覽,據官方媒體說法,光在拉薩全市各村就有37萬人參加,包括27,000名“青少年及學生”。公開活動之外,干部還進行數萬次的“家訪談心”,借以“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 一位曾在以往類似活動中擔任工作的拉薩居民告訴人權觀察,官方媒體總是說村民自動自發參加這些政治教育集會,但實際上,任何一戶人家如果一個人都不出席,可能會碰到“嚴重問題”。一位前工作隊成員接受人權觀察訪談表示,在這些活動中分發給村民的讀物全是在說“黨的政策好”和“達賴集團壞”。 “活動通常進行很順利,”他說,但是當干部開始批評達賴喇嘛,“大部分村民會覺得難受,常常全場頓時安靜下來。他們甚至不願和我們〔台上干部〕四目相接,”而且村民對政治教育活動的反應都會被記錄下來,任何一個村民如果“沒有認真學習”,就要另外“補課”。那曲縣黨委2012年5月發出的一份關於鄉村思想教育的通知說,各個駐村隊裡面的“輔導員(befrienders)”必須“給那些沒有認真學習的村民特別額外上課…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 干部在這項活動第一年度所做的工作,還包括組織活動促進愛國主義和對黨的忠誠。工作隊分送中國國旗、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裱框照片,以及標語橫幅等等,供每個家庭、學校、寺院和其他場所懸挂。在活動的前七個月,僅僅拉薩市就裝裱了9萬多幅毛澤東等領袖像,購買近7萬面國旗,統一發放到全市所有民家、辦公場所和學校、寺院。在“農奴解放日”等重要節日,會放映“教育影片”、組織照片展、舉辦黨員茶話會。干部還必須組織集體唱“紅歌”、播映愛國題材電影、以及在居民家中懸挂領導人畫像等活動。官方媒體的英文新聞報導說,群眾自動自發懸挂這些畫像,但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是干部要求她在家裡挂上毛像。 據報導,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各個藏區,也有類似“惠民”的較小型活動。四川省藏區爐霍(Dranggo)縣2012年發生示威后不久,政府官員就到 各村落進行家訪。2012年3月,四川省阿壩(Ngawa)自治州派遣工作隊進駐51個被歸類為“矛盾最集中”的村落,每個工作隊由10名干部組成,負責 在村中實施政治教育。根據一則官方媒體報導,這51個工作隊“走訪群眾11.4萬人次…召開群眾大會862場”。 這個為期三年的活動,和另外兩項農牧區行政與安全措施的重大變革有關:干部常駐寺院政策,2011年末開始在藏區實施﹔以及首度在村級派駐全職政府官員,這是一項全國性的方案。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村官”已經進駐西藏自治區大約四分之一的村子。和西藏自治區在城鎮中建立的“網格”系統一 樣,村官系統也將使政府行政機關較過去更深入社會基層。雖然西藏自治區“惠民”活動預計隻進行三年,但有些當地人認為,其目的是做好准備,以便將來在每個 村子派駐村官和常設的政府機構。如同一位接受人權觀察訪談的村民注意到的,“工作隊在村裡成立辦公室以后,他們常說以后會永遠留在村子裡。” 更多人權觀察關於中國的報導,請瀏覽:http://www.hrw.org/zh-hans/a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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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美国之音发布纪录片《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藏中英)

美国之音最新制作、发布藏、中、英三个版本的纪录片《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近一小时长,探讨了自从 2009 年起在中国藏区发生的110 多起自焚背后的原因。这部影片结合了偷带出境的录像、 第一手资料、对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访谈,对于西藏近期的历史,对于历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动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观察。 藏文版: གངས་ལྗོངས་མེ་ལྕེ། བོད་ནང་གི་རང་སྲེག 中文版:《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 英文版: Fire in the Land of Snow a Documentary on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美国之音纪录片全文) 转自: VOA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之音制作的一小时长的纪录片,探讨了自从 2009 年起在中国藏区发生的110 多起自焚背后的原因。这部影片结合了偷带出境的录像、 第一手资料、对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访谈,对于西藏近期的历史,对于历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动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观察。本片中某些现场画面可能令人不安,請收看時注意。 西藏,这片广袤、美丽的土地坐落在世界的屋脊之上,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西藏以及周边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加起来的总面积大约和西欧的总面积相当。佛教在八世纪时传入西藏,并逐渐成为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其精髓是对众生的慈悲与尊重。 但是自从 2009 年以来,一些藏人选择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常常还吞下几口汽油,然后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表示抗议。 是什么导致藏人用这种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议呢?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藏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要以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我要以献出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表示,在中国治下的藏民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藏人的大规模抗议、起义,甚至与中国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在过去60多年里多有发生。 1950 年10月7日,解放军攻打西藏的昌都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兵力弱小且装备简陋的藏军…从而开始了中国对西藏的占领。 八个月后,北京和西藏政府签署了 17 点协议,将西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该协定保证西藏仍然控制其文化、经济和自身的政治事务。这是北京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签署的唯一的这样的协议。 四天之后的5月27日,北京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不到四年,中国就开始摧毁今日之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藏区的社会和宗教体系。 《1959拉萨!》一书的作者,在纽约的李江琳说:没收财产,包括没收私人财产包括枪支。收缴民间的枪支,批斗头人、喇嘛,等等,因此激发了藏人的强烈反抗。那么,当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当时最先进武器的解放军,就动用了军事能力,对藏人进行了及其惨烈的军事镇压,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巴塘、理塘和乡城的著名的寺院。这使得战斗进一步扩大,最后演化成为一场战争。光是在1958年,仅仅是青海地区,解放军就动用了400多架、近500架次的飞机,一方面是军事空投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同时也动用了飞机对逃亡的藏人进行轰炸和扫射,等等,导致了极大的伤亡。 战斗一直持续着,在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 23岁的达赖喇嘛于1959 年 3 月 17 日流亡印度。 随后的几十年里,藏人继续抵抗中国的统治。最近的大规模抗议发生在 2008 年,当时藏人再次要求更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结束一些人所说的对藏人生活的集权式统治,这种近似文革时期才有的、在中国其他地区早已消失的治理方式在藏区却依然存在。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说:实际上这几年来,也就是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藏人的抗议一直都没有停止。刚开始,2008年是一种群体的抗议,引起世界的关注,等等。2008年的抗议遍及了全藏地。当局、中国政府的反应也非常厉害。是以一种镇压的方式,派大量的军警进行镇压。从08年之后到现在,整个藏区、尤其是像拉萨这些地方,几乎就是一个军管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体抗议势必已经很难办到。因为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几乎是当时,很快就把你镇压下去。 中国官方媒体对2008 年拉萨抗议活动的报道,对于改变汉藏关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处理其他大规模街头抗议不同的是,拉萨抗议刚一爆发,中央电视台便指责抗议是所谓“达赖喇嘛集团”策划的。虽然在拉萨以外的整个藏区,发生了 150 多起和平抗议活动,但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这和它平时处理这些事件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平时,境内出现这样的事件其实很多,类似的群体事件都是封锁新闻。可是这个新闻它却是向全国国民反复滚动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极大地煽动了两个族群、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所以, 3.14事件我认为是一个分水岭。从3.14之后,原本两个民族之间属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种族的矛盾。这个种族矛盾,就是不管什么,只要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不一样,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这就是对立的。在3.14之后这种情绪遍及整个中国。所有的藏人精英在出差、旅行、机场、住宿时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盘查和刁难。极大地伤害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2008年的事件可以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中国政府失去了居住在青藏高原東部、佔藏族人口半数以上的藏人的支持。這些人在過去30或40年裏基本没有举行过抗議。這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認爲,人們將來會認爲,決策者,或者說中國領導人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一個錯誤。 在 2008 年抗议活动发生后,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王力雄和刘晓波,呼吁政府结束带有种族色彩的宣传和残暴镇压,并要求中国重新评估其在西藏的政策。其他人,如北京非政府组织“公盟”的许志永,发表了关于導致藏人不满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的研究,希望以此帮助政府调整治藏政策,缓解紧张的民族关系。中国政府无视所有这些呼吁,反而针对这些个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惩罚。 2008 年抗议活动后的镇压活动规模巨大,大批的人被拘押,对整个村庄进行突击搜查;同时加强了管制和再教育运动,许多寺院受到24 小时摄像机监视。僧众和高级僧侣遭到公开羞辱,被强迫批判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种做法终于导致一名名叫扎白(Tapey)的年轻僧人自焚。扎白是四川省阿坝州格尔登寺的僧人。2009年 2 月 27 日,他独自走到阿坝的集市点火自焚。 在北京的藏族博客作家唯色说:但是藏人的压迫和痛苦都在,而且更加厉害,程度越来越深。他势必要表达他的抗议。但是从09年到现在,我们知道,比如像甘孜县,就是四川省传统的康区的甘孜县。从09年到10年、到去年为止,几乎年年都有藏人上街喊个口号、撒个传单。这些藏人甚至会走到军警面前去撒传单。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年是,前年也是),天天都有。但是这些藏人一去就被抓。一喊个口号就被抓。抓了以后,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有的救失踪了,没人关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的个体抗议也就从仅仅是撒个传单,喊个口号,变成了自焚。 在扎白自焚的阿坝,2008年中国安全部队在镇压抗议示威时,射杀了至少 10名 和平抗议者,并且派人进驻当地寺庙进行直接控制。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扎白的自焚是第一个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2008年抗议活动的反应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镇压方式催生了一场全新的运动。中国当局发现,对付这场运动比对付2008年的抗议活动更为困难。 目击者说,中国安全部队在扎白的身体仍在燃烧时向他开了数枪,然后将其带走。扎白所在的寺院被关闭,僧侣们被带走,整个地区被重兵把守。尽管中国外交部否认扎白抗议事件具有广泛的影响,这起在西藏发生的第一次自焚深深地触动了藏人,并开启了藏人表达不满的新范例。 在纽约的藏族作家,《卡贡》网站的编辑顿珠扎西说:扎白的自焚或许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次自焚象征着藏人的抗争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抗议或请愿的阶段。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的来临。其次,扎白没有见过中国人进入西藏,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年轻的藏人会自焚,显示新一代正在参与抗争。第三,扎白的自焚并不只是与2008年的大规模抗议相关,其根源在此之前即已产生。自从1959年占领西藏到现在,中国一直试图系统地摧毁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政治。所有这一切积累起来,才导致藏人自焚。 在扎白自焚一年之后,阿坝又发生一起自焚事件。自焚者是扎白所在的同一寺庙的20岁僧人平措(Phuntsok)。目击者说,他高喊达赖喇嘛万岁。当火被扑灭后,据称安全部队的军人殴打了这名僧人,直到他被其他僧人救走。不久,平措因伤重不治而死亡。 平措自焚后,该地区加强了戒备和控制。阿坝和其他藏区处于严格的戒备封锁状态,藏人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截止2011年底,又有11名藏人自焚。 自焚事件使西藏的僧侣界成为重点防备和打击对象。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从2009到2011年,可以说个个藏族自治州政府都对藏传佛教寺院的事务实施了具体管理措施,对寺院中僧尼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行极为细密的管制。 当局对四川的格尔登寺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整治措施。从1959年就流亡印度的该寺住持被指责为自焚的背后策划者,并被指控为达赖喇嘛政府保安部长。 印度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住持格尔登仁波切说:中国政府指责自焚是由达赖喇嘛和我策划的。他们还把我说成是保安部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保安部长。所有的藏人都知道。我担任过宗教事务部长。他们指责我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但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自2008年起,西藏地区处于一种实际的戒严状态,并且对作家和艺术家以任何形式表达西藏认同进行打压。由于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这个地区,外界对这种镇压所知甚少。据曾经秘密进入四川藏区的外国记者描述,那里象是处于军管状态,弥漫着恐惧和紧张的气氛。随着越来越多自焚事件发生,他们的共同发出的呼声也变得更为明确。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我们听到自焚者呼吁西藏获得自由。这其中可能包括许多种意涵。我们听到他们呼吁让达赖喇嘛回归故乡。这是他们想要、但又知道是无法得到的。所以我确信,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挫折感。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自焚者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中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藏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纽带,也不承认达赖喇嘛三百多年来作为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所起到的多重作用。这在1959年时得到过验证。当时,拉萨市民和数千名为躲避战火和迫害而从其他藏区逃到拉萨的人,围在达赖喇嘛居住的宫殿周围,保护他不受中国军队的侵害。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达赖喇嘛远不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导师。我相信,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悠久、伟大和具有宏大文明的藏文化的象征。藏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是藏人的历史财富和当代认同合为一体的化身。 1959年3月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开始流亡后,藏人仍在誓死保卫拉萨和布达拉宫。 《1959拉萨!》一书的作者,在纽约的李江琳说:拉萨战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炮战。这场战役延续了不到48小时,藏人死伤差不多五千人左右,在拉萨被炮轰的地点多达17处。药王山上有几百年传统的藏医学院被夷为平地。 一位名叫吉柚权的解放军中校写到,有9万3千藏人被杀、被俘或者受伤。而中国军队死亡了1千5百名官兵,还有将近2千人受伤。 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国政府任命西藏位居第二的班禅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班禅喇嘛花了两年时间对汉人控制西藏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写下一部翔实的报告。这部被称为《班禅七万言书》的报告是对汉人统治西藏的严厉控诉。毛泽东将这份报告称之为射向中共的毒箭。班禅喇嘛被打成人民公敌,在接下来的14年里遭到囚禁和软禁。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体制中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胆,可能也是最长,并且最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大约95%的寺院已经被关闭,大多数僧侣被赶走。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3、4年。它显示出中国的政策体系已经转向几近盲目地打击它怀疑持有不同政见,或者不忠诚的藏人,在没有证据加以指控的情况下逮捕了数十万藏人。万言书还透露,有大量被捕藏人死在劳改营里。 有些针对藏人社会的暴行和攻击是班禅喇嘛无法收录到他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的。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诺布说:  班禅喇嘛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七万言书》中明确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不仅受到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巨大压迫,还有许多藏人被杀害—-实际上,数以千计的藏人被屠杀,数千座西藏寺院被捣毁。而他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期间提交西藏自治区常务委员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得更为具体。他在材料中具体地说,在整个安多地区,尤其在果落,藏人在草原上被围捕,被机关枪打死;当地人埋葬死者的尸体后,又被迫在他们的坟墓上跳舞;而他们接着也被汉人打死,用机关枪打死。当班禅喇嘛发表声明的时候,和他一起的西藏自治区其他藏人领袖不仅表示同意,甚至也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屠杀事例。 中国军队在1959年后为了巩固对西藏的控制实施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致使西藏社会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在藏区是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发生的。更多的人因此丧生,西藏文化受到更大的打击,西藏的宗教机构和民间社会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西藏。他公开表示,过去30年中国治藏完全是失败的。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其中包括共产党应允许该地区全面自治,说藏人应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胡耀邦的指示给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得以松动。这些改变受到藏人的热烈拥护,也带来了一段从未有过的社会稳定时期。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期又出现倒退。当中国其他地区清除那些在文革时期升官掌权的官员时,这类人在西藏却可以继续当权。强硬路线的回潮导致1987年发生另一次抗议浪潮。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目睹了1987年10月的示威。我认为,对于藏人还有我本人,那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刻。人们对自己能够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或独立的愿望而显得极为兴奋。而令人震撼的是,藏人并没有攻击汉人平民。他们只是对中国政府和警察表达愤怒。很显然,我认为那次示威对藏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确实让西藏所有的人,尤其是住在城镇的人,还有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着双面生活。在公开的生活中,大多数藏人要表示拥护中国政府,而他们内在的生活却有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当局以实施戒严作为回应。士兵袭击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拉萨圣地大昭寺。僧侣在寺内遭到殴打并被带走,一些人被打得无法行走。这次镇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到1980年代末,世界各地出现呼吁西藏自由的声音。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说,“达赖喇嘛在争取西藏解放的斗争中一贯反对暴力。他倡导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保存藏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说:这一奖项表达了全世界对西藏人民正义斗争的表彰和支持。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班禅喇嘛生前鼓励中国领导人抓住历史机遇,和藏人展开真正对话,解决抗议活动所暴露出的藏人关切的问题。但2008年后,北京的西藏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局在关键地带的街道上部署军队,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动用部队控制藏人的做法非常过激,并具有歧视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局开始对寺院进行清洗;并安排干部在寺内常驻。这些干部按照要求为每一座寺院建立了档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藏区的寺院还被要求悬挂中国国旗,并且摆放毛泽东画像等等。总之就是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对付不同意见的老套做法。 1988年到1989年间,达赖喇嘛先后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他呼吁藏人和汉人展开对话,以寻找互利的解决方案。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但应该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其后不久,北京和达赖喇嘛特使开始了对话,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当局只愿意讨论达赖喇嘛一旦返回中国后的个人特权和地位,而不愿意讨论西藏问题。2010年,谈判终于破裂。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有关西藏享有真正宗教和文化自治的呼吁是变相鼓吹藏独。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当对话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之后,我想西藏人最终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回到他们中间是毫无希望了。 一位老年妇女表示:我已经60多岁了,对我来说,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比100匹马和1000头牛更有价值。 两位女孩表示:我们只是牧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希望达赖喇嘛快点回到西藏。 一位老人指出:我的最大愿望是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但是,看来是看不到这一天。 中国政府拒绝和达赖喇嘛探讨解决方案的做法加重了多数藏人的沮丧和绝望感。到了2012年春季,更多的藏人自焚。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信众参与自焚。也就是说,自焚者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僧人或尼姑。而且自焚事件也扩大到在四川以外的藏区。青海,尤其甘孜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所以从人员构成上看,自焚已经从僧侣扩展到普通信众;而从地理范围来看,则从四川,尤其是阿坝自治州扩展到青藏高原更广的地区。 但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于2011年和2012年越来越多藏人自焚的情况基本上毫不知情。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对广大的汉人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基本上这个消息在境内在汉人里面传播的管道是被堵塞的。不能简单地说汉人不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当年成都有一个唐福珍,因为拆迁问题自焚,那时在网上形成铺天盖地的讨论。就是因为给它空间,至少没有马上切断。但是在藏人自焚的事情上,我们的一个朋友,在新浪微博上不敢转中文的、用中文来写,他转了一个日文推,就是有自焚的消息,当天就被国保来“喝茶”。有的人在推上说了几句话,马上半夜12点就来被敲门。这样的情况使得汉人当中这样的消息根本传布不出去。只有少量有翻墙能力的、能够真正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能知道一些。而这些人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士同情的。 2011年3月3日,在甘肃省玛曲县的一个菜市场,一位名叫茨仁吉的女中学生点火自焚死亡。她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藏族学校中把藏语列为第二语言的政策。有报道说,她曾经对朋友表示,如果“我们不为西藏做些什么”,生命就毫无意义。 茨仁吉的姑姑表示:她曾经得过六次三好学生奖,主要是因为她功课好,表现好,积极上进。她特别喜欢学习西藏语言和文学。因为政府对学习藏语设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都遇到困难。一些人被开除,还有一些人因为抗议而被拘押。校长和一些老师也因为抗拒当局政策而被解职。这些事情让她非常困扰。她在自焚之前说,眼下的状况让她生不如死。 更多的抗议和自焚导致当局对藏人生活实施更严厉限制,尤其是对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说:青藏线有检查站,第一个检查站就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等等。警察发现我的身份证写的我是藏族,他就要进藏许可证明。他说“你是藏族,需要进藏许可证明。”我就非常惊讶,我就说:“我回拉萨,我的家人在拉萨、我的母亲在拉萨。”他说:“不行。你得要进藏许可证明。”我们有两个车,一共八个人,八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都是汉人。那个警察说:“他们可以进,你不能进。”我使我特别感觉到,作为一个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到藏地,这非常讽刺。 事实上,北京对西藏采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管理方式由来已久。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内地社会它的自由化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以及没有民族控制的需要,所以全民控制和全面的压制是短时间的。但在藏地,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直持续下去的。这种时候体现出一种文革式的风范就特别明显。对于中共来讲,多少年来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有突破性的办法。 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几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区,并最终出现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2012年5月27日,两名餐馆员工,25岁的达吉和19岁的多杰才旦在西藏圣地大昭寺前点火自焚。1987年,曾经有藏族僧侣在这里被殴打。达吉的一位朋友这样回忆他。 达吉的朋友回忆道:我在2002年第一次遇到多杰。当时我们两人都在格尔登寺修行佛法。我们成了朋友。2011年,当我在印度的时候,多杰在拉萨自焚。他是个很踏实、很可靠的人。他是个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赖的人。 北京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事件,或至少没有尽力阻止自焚发生。达赖喇嘛并没有公开发表讲话鼓励自焚,而是呼吁中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说: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内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这些人决定自焚不是因为喝醉了酒,或者是家里遇到问题,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这两三代人遭受了太多苦难。我要对他们说点什么的话,就必须给他们想出一些办法。可是我拿不出什么办法。我感到非常难过,只能为他们祷告。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中国政府本来是有办法的,但是他们总是诿过于人。这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应该现在就展开调查,看看自焚事件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必须更严肃地对待这些自焚事件。 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为主的道孚县,35岁的僧尼班旦曲措成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时候高呼口号,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在身陷火焰的时候岿然不动,以此表达自己的意志。 班旦曲措的乡亲洛桑晋巴表示:在她自焚的两天前,班旦曲措对另外一名尼姑说,中国政府加紧了对我们的压制,越来越多的自焚事件让她难过。她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藏。她还说,只有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里才会有和平。她在自焚的时候,帽子里放着达赖喇嘛和噶玛巴活佛的照片。她在身上着火的时候仍然双手合十,不停祷告。这些我们在视频上都可以看到。 大多数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农民、学生或者家长。但其中有两起自焚事件的影响格外深远。一次是在青海省达日县发生的。当地一位倍受尊重的宗教导师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40多岁的索帕喇嘛生前从事修建学校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当地一座山顶焚香并散发传单。他对人们说,他自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 另外一起震惊藏区的自焚事件于2012年10月13日发生在甘肃省。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国政府关于自焚者年轻、有心理问题、误入歧途的宣传。旦丁多吉是西藏地区一位倍受尊敬的年轻转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声誉,被视为西藏社会的精英。旦丁多吉在抗议中死去。成千上万名藏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他祷告,并表达敬意。 在纽约的藏族作家,《卡贡》网站的编辑顿珠扎西说:在西藏,人们对自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立场。这也显示出对自焚的支持。比如,来自西藏同仁县的自焚者索南达杰,他去世后不仅来自同仁县的藏人,来自果洛、青海和阿坝县安多地区的藏人也来表示支持。他们还给索南达杰的家人捐献了大量的金钱。除此之外,尽管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他的火葬仪式是在一个传统上只为高僧大德进行火葬的地方举行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自焚不是一种只和个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区有关的事件,而是和整个西藏相关联。 中国当局把自焚日益增多归咎于“达赖集团”和境外势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这一段时期,在中国的有关地区发生了一些藏族人员的自焚事件。从目前侦破的许多起自焚事件来看,其背后很清楚,是达赖集团在进行唆使、蛊惑和策划。有关法院今天宣判的这些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这样一种唆使和策划的背景。有关人员为了配合达赖集团搞分裂祖国的图谋,不惜将无辜的人员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归之路。这严重地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 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接替了达赖喇嘛下放的政治权力。他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表示:由于严酷的现实,我们不鼓励在西藏境内举行任何抗议活动。只要你参加抗议,你就会被逮捕、被关进监狱,并往往会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这样的后果,怎么还会鼓励任何形式的抗议呢?尽管如此,我们的立场是,西藏一出现抗议活动,我们就有责任与他们团结一致、支持抗议者的表达的愿望,因这是为西藏和藏人表达的愿望。 但是,满足西藏人的诉求并且谋求地区稳定可能并不符合西藏和拥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执政者的利益。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他们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对他们来讲,一方面这个事情出现了,他们把责任推干净。同时,他们又要利用这样的事件,为自己扩大权力找到理由和根据。既然你看,境外势力如此进行操纵、策划和破坏,更说明我们的维稳,我们的镇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中央更多地拨经费,扩大我们的权力,提高我们的地位。这不就成了“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样一个官僚集团的逻辑。 至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剧增加,仅11月份就有27起。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处理在西藏出现的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敦促北京,解决西藏人民长期的积怨,这种不满导致抗议和自焚事件升级。她说:西藏社会稳定将永远无法通过严厉的安保措施和压制人权实现,必须解决深层问题。 欧盟发表强烈的声明,支持联合国的立场。 美国敦促中国通过与达赖喇嘛对话来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调整其在西藏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卢岚表示:美国希望自焚这类悲剧事件不再发生。中国的一些政策引发紧张关系、威胁了西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我们继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各级政府调整在西藏和藏区的政策。 面对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担忧,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预。中国政府称,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学校和医院,极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础设施。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并赞扬藏区在过去二、三十年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政治上是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中国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一种现代化模式,那就是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于是他们将这种做法强加给藏人。中国人本来不一定要如此。他们本可以把藏区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来发展,人的潜能增长,更好的教育、技能训练。这样做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但是问题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好像在文化问题上历来一筹莫展。或者说,无法处理好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这尤其体现在宗教上。他们似乎无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视文化的人。这可能是共产党一直引发冲突的深层问题。共产党一旦被视为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的经济成就立刻变得一文不值。199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作出的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的决定与这些都有联系。他们在80年代没有这样做,文革后也开始一直没有这样做。中国人一旦这样行动了,他们便立刻失去了与西藏人民建立成熟、开放关系的任何可能。他们的经济政策实质上已经毫无意义。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所以,藏人有时会这样说:你们给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是要杀了我们,难道我们会感谢你吗?他说的这个“要杀了我们”就是要扼杀他们的宗教。到底怎么扼杀他们的宗教呢?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你每天给我吃、给我喝,但你每天要骂我们的父亲,甚至要让我自己来骂我的父亲,我能高兴吗?对于藏人来讲,达赖喇嘛是比父母亲还要亲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你想想,不能简单地只用经济上的满足就能使他们感到幸福。 中国官方媒体把自焚者形容为易受影响,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轻人。媒体说他们有社会和家庭问题,很容易受到来自美国之音等的新闻媒体播放的图像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还提出有人选择自焚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另一个原因,并把矛头指向那些被控鼓励自焚者的人意在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时事评论员高志凯:我认为最近的这些事件让人震惊并敲响警钟。我想最近的报道实际上揭示出这类事件正接连发生。我想那些进行自焚的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受到他人的摆布。这些自焚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纵他们的人,那些造成这类事件发生的人却想活着,想过奢华的生活,他们想让别人去死。 2012年8月,中国当局在全球发起媒体攻势,下令宣布自焚行动为非法,甚至惩罚为死者祈祷和超度的人。数百名藏人被捕并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这些严厉的惩治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历史上被西藏人民奉为领袖的达赖喇嘛的持续攻击,进一步影响着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国的处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有关人员对他们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案例的宣判,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达赖集团在自焚事件后面所采取的这样一些阴险、恶毒的手段,来谴责他们的罪行。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初很具体地说到,西藏问题与人权、文化、语言和宗教没有关系。而这恰恰是藏人认为的问题所在。我还想说,这也是政治上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既然中国现在认定了这个立场,认为西藏问题与人权、政治、语言、宗教和文化无关,那它就一定与别的什么因素有关。他们就会把这个“别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们所谓的“达赖集团”。中国的党和政府把与达赖喇嘛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定性为达赖集团,不一定意味这是达赖喇嘛本人。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境外组织定为藏区发生的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当局就必须指出嫌疑人,并将他们投进监狱。他们声称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密谋从事违法活动,这要经过一个指认的过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掌握了达赖集团罪责难逃的证据。只要中国当局不愿考虑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认识到,深层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遗产、文化、语言和宗教。 西藏流亡领导人在对待自焚者的愿望问题上表现得谨慎和有分寸。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表示:他们在自焚时举的标语,或留下的遗言,或给亲朋好友留的信,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要求和愿望,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获得自由。我认为,这是境内藏人的愿望,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也已经被境内外藏人所普遍接受。 自焚者表达出的痛苦和挣扎让许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结束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呼声。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诺布说:  西藏自焚者的诉求是绝对清楚的。他们最主要的要求是西藏独立,这是明确的。藏族尼姑桑杰卓玛甚至在自焚前写在手上,还拍了照。她写的是: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其他人也留下了这方面的遗言。但我认为,他们许多人总体上所说的要求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诉求,也必须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必须要看到,这个要求不只是要让一个宗教领袖回到西藏,而是还要让西藏的主权领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独立祖国。这绝对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们从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途径做出要求。这和南非人民要求释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释放曼德拉,而是要让南非获得自由。当西藏人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让西藏获得自由。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现在自焚也在被一些方面解读为对西藏独立的一种诉求。如果将来的自焚真正被定义为对西藏独立的呼喊、一种诉求,给戴上这样一个符号的话,任何想从独立的位置上转向或后退,那都是对死者的一种背叛。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汉藏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能不能把自焚的问题解决好,这对未来汉藏关系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目击者的表述,自焚者发出的最多的呐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围的时候,喊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我们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诗歌、录音和书面形式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遗言。 但是,只有青海称多县扎多镇21岁的阿旺诺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后,留下一段视频。 阿旺诺培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自由、文化传统和语言,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绝对要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自由、语言、宗教传统是必需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语言,我们藏族还算什么?我们该叫自己中国人还是西藏人?谢谢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阿旺诺培于2012年7月30日死亡。 2009年以来已有超过110名藏人自焚。至少有100多名已被证实死亡。大多数幸存后被收押者的命运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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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5月27日,康区牧人丹增西热自焚牺牲

又传来一位藏人自焚、牺牲的消息! 5月27日,在康区曲麻莱(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31岁的牧民丹增西热(Tenzin Sherab)为抗议中共压迫自焚牺牲。他是2009年以来境内藏地自焚的第118位藏人,境内外自焚的第122位藏人。其中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据 报道 ,丹增西热的遗体被当地公安抢走,第二天他的父亲顿珠等亲属被当局传唤,遗体被交还。自焚前几天,丹增西热曾表示,中共当局的政策,对藏民族宗教文化的破坏,让我们无法活下去。 丹增西热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加巧牧委会第二大队人,父亲名叫顿珠,母亲名叫曲美,家有5个兄弟。 心痛!合十!祈祷! ******* 以下,是122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27日,在境内藏地有118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2位藏人自焚,包括18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43位自焚藏人(境内40人,境外3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5月,21起自焚(境内藏地20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6人,康20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8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8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8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6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4人,女性18人。其中有21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年幼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6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1位普通僧侣,5位尼师,共计3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3位牧民和农民,包括56位牧民,7位农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中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6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22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6人牺牲(境内104人,境外2人),其中77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后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前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境内藏人竹钦泽仁于2013年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钦泽仁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清洗处理。】 5、自焚者名单: (1)118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0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还有5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其中两人身亡,两人被捕无音讯。他们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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