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表叔

作者： 郭宇宽   “表哥”和他代表的制度 郭宇宽 原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持有的多块名表被网友人肉了出来，被冠以“表哥”的光荣称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发现，表哥在不同场合至少佩戴过11块不同的名表，包括许多价格以万计的进口表。据说表哥现在已经因为贪腐问题被双规了，而且网上还因此兴起了一股“找手表”的潮流。只要对哪个官员有意见，就号召大家一起人肉他戴过的手表，这在我看来有点矫枉过正了。 用手表来提衬自己的身份，是一种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比如舍己奉公的典型雷锋同志，其遗物里就有一块瑞士的英格表。英格表不算是瑞士表中的名牌，但在那个时代是市面上少有的进口表。当时一块国产的北京表、上海手表或者南京钟山手表都要好几十块钱，相比英格表也不会比它们便宜。而当时雷锋作为一个基层战士，一个月的津贴也就几块钱，买一块英格表少说也要花掉他一年的津贴。他之所以愿意为这块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说明手表的确可以表现出一个人对时尚和品味的追求。相对于雷锋来说，现在一个官员每月收入动辄上万，他们带一块几万元价值的表，其实也不算离谱。 但杨达才的11块手表，表现出了除追求个人品味以外更多的问题。“衣冠禽兽”这个成语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国当下手表的特殊含义。在明朝的时候，官员的级别是靠朝服上的纹绣来区分的，文官绣禽，包括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武官绣兽，包括狮、虎、豹、熊等。所以“衣冠禽兽”本来是身份地位的标识，表示你是穿官服的人，高人一等，但后来含义被扭曲了，成了品行低劣的代名词。到民国的时候，孙中山为了抵制帝制时期这种将人区分为三六九等的衣着方式，特意设计了一种特别简洁的服装——中山装。中山装的特点就是标准化，谁也穿不出高人一等的感觉。 然而事与愿违，只要官场上等级制度依然存在，人们总会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区分彼此级别的高低。即使同样穿中山装，高级干部可以穿呢子做的中山装，基层干部就只能穿咔叽布的中山装。那个年代除了领导带手表之外，钢笔又成了人们区分等级的依据。当时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戴一支钢笔的人是老师，戴两支钢笔的人是干部，戴三支钢笔的人呢？是卖钢笔的。除了数量上的差别，钢笔也是有讲究的，当时相对人人的收入水品而言，一只英雄金笔也是价格不菲的，当时的干部在上衣口袋里插一只金笔就跟现在带块儿江诗丹顿金表本质上含义差不多。所以说，只要科层制不改变，上下级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总会有不同的物品成为身份高低的象征。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行政系统区分为政务官系统和事务官系统。政务官参与政党决策，由民选产生或政府首脑任命，具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可以提名、任命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系列班底，他下台了，他的班底也得自谋去处。这个班子和政治家之间是众星捧月的关系。所以政务官系统和传统官场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像的，上下级之间存在某种依附关系，官大一级压死人。 比如奥巴马是具有平民风格的总统，喜欢戴一款非常普通的手表，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测，他的班底也必然会在穿着上跟随奥巴马的平民风，恐怕难有他的助手在公开场合戴一着江诗丹顿招摇，夺了奥巴马的风头。而事务官系统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其人选由公开考试进行选拔，主要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不讲究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依附和服从。所以如果一个基层文官如果愿意，完全可以花一年的薪水买一块名表，只要他工作尽职尽责，没人会因此对他进行质疑，奥巴马去视察不会有什么意见。 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很好地区分开来，整个公务员系统都是科层制的。所以对表哥杨达才，他的贪污腐败嫌疑暂且不论，我其实挺理解他为什么需要戴好几块表。上级领导视察，戴的表自然不能太张扬；与企业家座谈，则可以戴块名表彰显自己的品味；在下级官员面前，则必须戴一块高出一个档次的可以表现自己威严的表，说不定还在暗中偷偷观察有没有那个下属敢僭越，戴了一块比自己还要贵的表。所以在这种权力界定含混不清的行政体制下，手表起到了过去“衣冠禽兽”、顶戴花翎、朝珠、中山装和钢笔的功能，是这个系统的等级划分依据。 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我们人肉出再多的手表也没用。当公务员全都不敢戴手表之后，还会有皮带、眼睛、皮鞋、领带等等各种各样的替代品出现。对于喜欢玩“大家来找茬”的网友，自然是多了许多乐趣，却无助于推动真正的进步。

中共18大召开在即，当局加强网络封锁。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即使放宽对网络的监管，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的考量，而不是为了推进网络言论自由。中国微博“粉丝”众多的民间异见领袖，将对推动网络自由发挥重要作用。 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微博”在3年前还是个新名词，今天却成了中国将近3亿用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博”使中国领导人面对一个独特的挑战，即：在给网民出气管道的同时，又要保持紧密的政治和社会控制。 杭州网络作家昝爱宗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微博一直在当局掌控之中，网民如果揭露一些省厅级以下的官员，象“江西副省长迟到延误飞机航班”、“山西一副局长被曝有十几辆豪车”、“陕西带表哥”等，当局并没有严密封锁。 但是，一旦涉及到中央上层的领导，网民的“出气口”就会遭到全面封杀，比如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发表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立刻遭到当局全面封杀。 昝爱宗说：“温家宝是在职总理，又是控制互联网机构的顶头上司，如果这些控制互联网的部门他们想杜绝这个负面消息的话，他们有办法封锁网络，敏感词全部过滤掉，‘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都可以屏蔽掉。” 报道还说，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互联网什么时候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很多业内专家都认为，在18大之后，网络管控会放松。 但昝爱宗则认为，18大后中共新的领导班子还会一如既往地管控网络微博。但他同时强调，微博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中国的言论环境只能越来越开放，因为中国当局无法完全关闭微博。 昝爱宗说，只要不关闭微博，聪明的网民总是能够想办法使用“暗号”在微博上发表看法、交流信息。 “（温家宝）网上就有W代替，或者“蚊子”的“蚊”，还有“宝宝”、影帝，如果实在不行，就用相同的音来替代，只是因为敏感词过滤得特别厉害，所以形不成热点。”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即使中国当局会允许一些网络信息的自由传播，也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会让网民在微博上找到一些“出气口”，是因为目前中国微博上基本还只是一个网上“清谈”的平台。 “微博一旦和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一旦引起象我们看到的宁波事件，如果微博走出‘清谈’，在组织和运作社会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恐怕遭受的命运会不一样。” 夏教授表示，中国大陆微博上的“清谈”圈子，只是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网民，抵抗微博管制的一个武器。中国绝大多数网民无法进入这个“清谈”圈子，他们和真相之前，隔着一堵很厚的墙。要推倒这堵墙，那些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异见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 夏教授说：“这些异见领袖把各种信息汇总起来，把海外的信息在粉丝中进行传播，用‘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引起中国社会的广阔量变，尤其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中产生深刻量变，这种量变要达到突变，还需要运动政党产生。” 路透社的报道说，有专家认为，中国新任领导人也许会营造一种开明的气氛，包括允许适当的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以显示他们和过去领导人的不同。而中国的微博用户，会立即利用这一机会，去试探新一代领导人对网络自由到底有多少容忍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