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标签： 辛亥百年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 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 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 “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 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 “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 “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 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于一盆冷水泼下来！ 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1月16日，第一次请愿。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 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 民众认识不可能划一，在群众运动高潮中必然出现一些激烈意见。四川保路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传单：《川人自保之商榷书》。这份传单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同上，第1557～1559页。）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四川独立的宣言，保路运动是“阴图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这样的过度解读，加上他听信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64页。）的谣言，导致一场血染街头的大惨剧。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四）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 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有清一代十个皇帝，除宣统小儿和慈禧罩着的同治皇帝外，没有荒淫的昏君。它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20世纪以后，执掌最高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通过法治和民主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统治臣民，用严惩首恶、分化胁从的办法去处理与民间的矛盾。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这个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 人们说，只要湖广总督瑞澂或后来应召出山的袁世凯之中的一个切实卖命，局势会大不一样。须知瑞澂是18督抚上书请开国会、推行宪政的领头人；而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几乎丢了老命的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认真推行三权分立的新政支柱，会忠实辅翼这样的专制皇朝吗？思想差距是这个末世王朝分崩离析的最深层的原因。 从1911年10月29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躲在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民主机构——资政院的请求：开放（下转91页）（上接85页）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宪政。三天后（11月2日）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他们的垮台不足惜，重建稳定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历程，那么漫长，那么沉重，那才是中国人心头难于抚平的创伤！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4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按：这篇在中国网络广为流传的文章，引用史料对孙中山的革命乃至人格提出极为严厉的否定和批判，重点在孙不惜出卖国土换取日本、苏俄的支持。此文反映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一种动向。 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南方周末》“往事”专栏刊载了两篇有关孙中山的访谈录。一篇是官方的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金冲及的老生常谈，所谓“官不变道亦不变”，老调子是国共两党难得一致的协奏曲；恰如十九世纪末英国哲学家赫·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裡的断言：“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金冲及所说的“孙中山的光辉”，了无新意，不过是这个民族自图腾崇拜一直发展至皇权崇拜的延续而已。至於孙的“世界眼光”，那更是因政治需要而“立邦”出来的迷幻色彩。孙大炮满脑子都是虚荣，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却以博士自称。有辩护者说是“医生”误译所致，可《孙越宣言》裡左一个“博士”右一个“博士”却是不必翻译的汉字。 为实现总统梦孙中山不择手段 孙一直自称“洪秀全第二”，延续至今的颂扬太平天国这个邪教祸乱为“义举”就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为实现其总统梦，堪称不择手段，首次谋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辛亥之后，袁世凯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议，南北议和本已初步达成共识，国内和平局面已见端倪，然而老孙风尘僕僕赶回来，立即否决了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力主总统制；接著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非要当正式“大总统”不可。但各省代表没有完全就范，不顾其一再主张，硬是给他的“大总统”加了个“临时”的前缀。孙中山曾经信誓旦旦游说革命党各派势力，说他主政后立即可以得到西方各国承认，从而外援不断，清廷速亡。这个理由一度使革命党人相信，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儘管他不断呼吁各国，甚至以承认清廷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进一步开放中国全部市场相诱惑，却无一承认孙氏政府之国，就连当时极欲“趁此绝好机会，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公然支持孙氏立国。 接著孙不顾本党要员包括黄兴在内的一致反对，破坏基本达成的南北和议条款，力主“北伐”，甚至不惜暗中勾结日本，拟定牺牲满蒙的条约以换取日本借款一千五百万助其实现个人野心。统计资料证明，日本政府在这几个月内给南京“临时政府”贷款十二笔，共一千零七十九万元，资助老孙挑动内战分裂中国。就连他的忠实拥躉汪精卫也忍不住高喊：“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捨不得这个总统吗？”黄兴则威胁说，议和不成就切腹自杀！且日本政府一方面顾忌西方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看不出孙中山有何能耐获得“革命成功”，却不敢公开放手援孙。孙一意孤行之“北伐”泡汤之后，日本政府即允孙文等逃亡日本，并以为筹码要挟不肯就范的中国北洋政府。有研究表明，随后的“二十一条”正是孙中山通过“黑龙会”促成的，这个竭力帮助孙中山的日本极端团体，正是二十世纪日本侵华的主要策划者，就连“中山”这个名字也是“黑龙会”干将给孙起的。这就是“伟大的爱国者”？ 坚持革命让苏俄日本趁机取利 试想如此独断专行算哪门子“世界眼光”？当时的孙中山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表述的，毫无安邦定国之能耐，“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重新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为实现其“大总统”美梦，所作所为也就是搅乱中华，使“和平与秩序”不能实现，这正是日本一直渴求的状况。以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產党对於时局的主张》所述：“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訌”，可见歷史教科书所谓“军阀混战”根本不实，老孙挑起的战端更甚！从那时往后，直至“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的内战更多更惨烈！美国驻华大使嘉乐恆辛亥革命爆发后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后来在与苏俄代表马林密谋进程中，一九二二年元旦，孙在桂林举行“升旗礼”，废弃了南京议会通过的“五色旗”，将自己主张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定为民国国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孙下令将国民军改为“党军”。证明嘉乐恆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老蒋奉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实正是孙的遗愿，虽然他俩都没本事实现，只有老毛做到了。 我们判读近代歷史，脑子裡箍著“革命”、“党派”的“紧箍咒”是读不出所以然来的。身为中国人，只应该从国家、民族以及歷史进步的立场去看去想。近世中国，所谓“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不復存在，若不是“义和团”滥杀无辜，连“八国联军”也不会发生。进入二十世纪，真正的外患只有俄国（包括苏俄）和日本。即使这两者，说他们想“亡我中国”也不真实，因为稍有思辨能力就不难知道，中国是亡不了的，根本用不著谁去“救亡”。忽必烈、努尔哈赤分别灭掉南宋、大明，结果只是把自己也搭上了。俄、日之目的仅仅在於分裂、肢解中国，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东方大国屹立於世界。为此苏俄肢解掉一个外蒙古，吞併掉唐努乌梁海，使中国失去了比“大清卖国”还多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扶持溥仪搞“满洲国”，搞“华北自治”，扶持汪偽搞“民国政府”，都是为了上述目标从而使日本得以成为“东亚盟主”而不是“灭掉中国”。 恰恰相反，“西方列强”还是明智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市场，只要中国能够开放，一个统一繁荣的中国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八国联军”攻佔北京之后仍愿意维持清朝，这才有“太后回鑾”。很可惜，中国有太多人热衷於改朝换代，期盼“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有内战不已，打出一个“真龙天子”来方作罢。孙中山“坚持革命”之精髓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只是与歷史上多数改朝换代不同，多了两个外患趁机取利，国家、民族要吃亏就难免。歷史摆在那裡，辛亥以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内乱之中，苏俄、日本乘机取利。若不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恐怕不仅外蒙、唐努乌梁海，连“满洲国”、台湾也都不会属於中国了。孙中山“先行”的“革命”该负多少责任？恐怕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我不知道像金冲及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怎麼能说出如此话语：“在一九一二年，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只有美国和法国”。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欧洲那些君主立宪国家是否都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去探讨孙中山是否真的奉行过“民主共和制度”，歷史告诉我们，欧洲也是人类最早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一二六三年就已经立国於共和制了；其次是瑞士，它选择共和体制是一七九八年。在西半球的海地、巴拉圭、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等殖民地也在十九世纪初期接踵独立，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到十九世纪末，共有十八个独立国家选择共和国制度，到辛亥革命时除加拿大与一些蕞尔小国还是殖民地之外，整个南北美洲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世界！为了吹捧孙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黄？难道就不在乎别人查阅歷史资料？而且这种把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国家排斥出“民主共和制度”的思维，同样是改朝换代情结所致。这种思维模式后来演绎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实不过传统文化改头换面的延续，并没有多少进步意义。 求日本支持，不惜出卖满蒙 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另类语言称作“不屈不挠”。而且他一生皆置民族大义於不顾，有奶便是娘。一八九五年趁中国甲午战败，孙中山谋划兴中会首次起义，积极寻求英国支持遭拒绝，最终起义失败导致陆皓东等被杀。一九零零年趁八国联军攻佔北京之机，孙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划惠州起义，亲自赴台湾与军国主义头目、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密谋策划，命令有眾多日本干将加盟的“义军”直攻厦门，为日军提供干涉藉口，然后日军出兵佔领福建，并资助孙中山攻取两广立国，藉以肢解分裂中国。若不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英美军舰开赴厦门近海向日本海军示威；随后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严令儿玉不得妄动并驱逐孙中山，在日军羽翼下的孙记华南政府恐怕会搞成了。 一九零七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孙却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且不细说孙中山为获得日本支持，一次又一次不惜出卖满蒙的勾当，也不细说为了获得苏俄帝国主义的金钱与军火援助，不惜认可苏俄对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之侵略。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更有甚者，一九二零年九月孙派他的警卫团长李章达赴苏俄，请求苏俄红军进军中国，沿著歷史上的进攻路线直捣四川，以助其得天下。声称在四川的四万国民党员都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红军的进攻。就连越飞也认定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佔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 一九二二年秋，得知苏俄在霸佔蒙古、中东路问题上遭遇吴佩孚强烈抵制，越飞两年不得进展后，孙中山派张继带亲笔信前往北京密会越飞，表示他可以做军阀不肯做的事情，苏俄应该撇开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谈判。越飞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即以此做筹码，要挟北京政府。仍未果。即於次年一月十六日赴上海同孙密谈，二十六日达成《孙越联合宣言》，明确声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中东路也“维持现状”，出卖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换取苏俄军事与经济支持，破坏北京政府与苏俄谈判所坚持的原则。以后，苏俄就源源不断地出钱出枪炮出军事教官扶助孙文，使其成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实现苏俄“佔领中国的打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神户请孙中山作《大亚洲主义》演讲，孙大谈对欧洲强盛民族只能“诉诸武力”，并建议日本彻底拋弃与西方各国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扫清国际制约这个障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上台果然跟孙的主张一致，退出国联，摆脱国际制约而“诉诸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幸的是中国恰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伟大的爱国者”就是如此爱国的？更为莫名其妙的是中国歷史学者的描述。倘若一而再再而三地勾结外国政府与民间力量颠覆本国，甚至不惜要求外国出兵侵略本国，非但不受谴责，反倒成了伟业，这个民族只能用昏聵来形容。既然孙中山请求苏俄出兵推翻中国政府算是“伟大的爱国者”，那麼我们还能骂谁是“汉奸”呢？ 乞求列强资助抓住苏俄当稻草 孙中山自述：“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著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甚麼都没有好。” 这是一段还算坦诚的自白，试想甚麼样的独夫才会把国家民族视作自己的孩子呢？这段话可以作为孙唆使青年团提案恭奉其为“国父”的指控作证，只是距离金教授所夸耀的“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常有的那种民族自卑感，那种奴顏婢膝，他总是充满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去十万八千里！难道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以向苏俄乞求援助就不算“奴顏婢膝”了？ 而且比照同时代的清廷、北洋，还有哪一位人士曾像孙中山这样挨家挨户向每一个“列强”乞求资助的？其实正是吴佩孚坚决拒绝苏俄利诱，强硬地捍卫中国对外蒙古、中东路之主权，苏俄在北洋政府面前得不到好处才去勾结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伟人，难道会“被急流冲走”吗？为了一己之私，抓住“苏俄这根稻草”的代价是使中国失去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如果说满清割让了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政府的话，革命者前赴后继，丢掉的则是一百七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尚不包括那些小额边境领土，例如丢不起也收不回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些都是以孙中山为先行者的中国革命之代价。 另一篇则是笑蜀对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访谈录，属於批判性意见，委婉地以“二次革命”为批判对象并讨论了民主共和制度百年沧桑路。很有道理也有保留。例如“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也许过奖了。在一切革命家那裡，民主共和更像是口号或曰幌子。萧伯纳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本质些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其实，袁世凯无论有多少不是，中国的新政，老袁的贡献根本不是老孙可以望其项背的，对此，袁伟时教授有更多精闢的论述，我也不打算在此班门弄斧。 国共两党共尊不能非议孙中山 但由这两篇访谈录引起，似乎我们应该思考的还不止於此。孙中山是国共两党共尊的领袖，几十年来一直处於不准非议的地位，这种领袖崇拜的规格，本身就是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嘲弄。我们知道，孙中山最终的遗愿是“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学列寧的样，以供愚民顶礼膜拜。自列寧开始，所有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革命领袖，皆以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打造现代木乃伊，实在也是莫大的讽刺。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 回望歷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歷史，只到太史公为止；太史公以降，所谓歷史记载都成打家劫舍者的发家故事。文人们五行缺德，昧著良心为权势者歌，当朝皇上皆圣贤，只有待后朝替了前朝，才会有类似太史公揭汉高祖短处的文字，当然还是为本朝颂德而揭前朝之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林彪，突然间从最忠化作最奸，全国人民都傻了眼。无怪乎黑格尔在读罢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大作《纪实》之后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著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著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歷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產生。” 专制是道德沦丧的捷径，它必然导致腐败就是歷史铁律。国民党为了自身的专制而极力吹捧孙中山，隐瞒其“为革命卖国”的种种劣跡，最终付出惨痛的代价：蒋师兄毕竟不敌毛师弟，稀裡哗啦逃亡到台湾去了。也许又一次验证了那句古希腊格言：“能打倒一个暴君的，一定是更暴之君。” 《庄子．胠篋》云：“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的理解，这裡说的“圣人”，并非特指“圣人”自身，而是泛指“圣人”崇拜情结；只要这个情结存在，就有市场，无数“大盗”就会为之奋斗，不择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离不开撒谎，谁越能厚顏无耻地撒谎，谁越能成功。於是林彪认真总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以后就得出结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然而林彪依旧没能成大事，盖因其指鹿为马的能耐没有修炼到家，仍视假话为假话。倘若能修炼到说假话说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地步，也就不会葬身温都尔汗了。例如老毛製造胡风事件，明确地指令周扬要“做一点文章进去”，可就在这“做”进去的文章裡却庄严宣告：“假的就是假的，偽装应该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可谓“义正词严”。可见世界观的改造是多麼艰难的事情，只要“斗私批修”不彻底，哪怕只留下“私字一闪念”，你就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不能摒弃一切道德、伦理、人性、正直、同情等等乌烟瘴气的东西，当然也就不能“革命到底”。 在无论来自哪一个外国的夸讚裡，中国人会有睿智、勤勉、节俭、能干等等好说法。但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从来没人说中国人有魅力。人的魅力首先在於他站著，没有任何跪倒在“圣人”脚下的人群会有魅力。跪倒在“孔圣人”脚下的中国文化是没有魅力的，充其量不过鉴赏物而已，就像那些躺在博物馆裡的“木乃伊”，因为它没有推陈出新的生命力。同样无论跪倒在“孙圣人”还是“毛圣人”脚下，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魅力，因为跪拜与愚昧是很难分割的“联体婴儿”，可能获得同情，但却不会得到尊敬。

国家跟个人一样，在其历史中有许多机会——这些机会如果抓住了，可能一顺百顺；放过了，则举步维艰。就中國现代史而言，最好的国家现代化机会应该在1945年。 这一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了。中國大地虽遭浩劫，但元气尚存，全国的人才精英尚在，民心还在，正是扬眉吐气，万众一心，重整河山之时。就如同二战后美国趁机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霸主一样，中國作为战胜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员，此时取代日本成为亚洲霸主几乎是理所当然、板上钉钉、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若当时国共和谈成功，以两黨各自在美苏的人脉关系，美国和苏联必定是扶中抑日，甚至于各驻一军，肢解日本，割地赔款，也是很有可能的事，让日本永世不得翻身！同时中國将在两超级巨人的角斗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美苏冷战中必将极力拉拢中國，有求必应，中國国际形势大好，足可与英法在第三宝座一较短长！中华民族必将赢来1840年鸦片战争100年以来，最好的机遇，而二战，这场列强之间因分赃不平而起的大混战，两虎一死一伤，必将使中华民族因祸得福，巨龙得以挣脱羁绊，挣脱枷锁，腾空而起，复兴的曙光已刺破黑暗，朝阳即将喷薄而出，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可以预见的将来，一边周旋于美苏两强国之间取利一边恢复创伤一边高喊日本威胁论号召仇日国家痛打落水狗，国内效仿美国实行两黨民主制度，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多么令人目眩的前景呀！ 就国内而言，也大有机会。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澤東，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國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黨，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國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國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產黨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黨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孙中山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搞成的两黨制、多黨制民主政府，此时有了完全成熟的条件。 此外，1945年，早已超过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时间已早过3年6年，此时行宪，天经地义。另外，经过黄金十年的建设，中國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虽然经过战争破坏，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经济复苏当不是问题。而此时的中國新闻界学术界，已经培养出一批“铁肩担道义，妙手做文章”的舆论高手，有他们的监督批判，民主的实施便有了舆论上的保障。而在国民黨内部，实际上从1911年起，开始是与北洋军阀反复争斗，后来与中共争斗，期间又有外敌入侵，再加上潜伏在国民黨内部的各地方实力人物的牵制，蒋介石一直梦想的獨裁政权就没有彻底顺畅过。到1945年时，虽然蒋介石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国民黨内部左中右各种派系林立，社会各阶层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有着各种主张的黨派社团力量不断壮大，再加上中共势力的影响，蒋介石想獨裁却根本有心无力。中國从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后，社会各种进步势力不断争取下来的民主共和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中國社会的政治民主进程。一方面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多种思想，各种黨派并立。社会既有多样性的活力，又有專制腐朽的桎梏。当中共在某种因素变化后的影响下，赞同并推动中國民主模式的选择，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时机。蒋介石如果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如果顺应这种民主潮流，顺应中國各黨派政治势力的主流选择，他将成为中國流传千古的一位伟人。 总而言之，此时实行民主宪政完成国家现代化转型可谓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然而，这些历史再怎么假设只是一种精神慰藉，蒋介石就只有他蒋介石的水平，他只有想让自己成为中國拿破仑的思想，没有想成为中國华盛顿的思想。蒋介石的错误选择，将中國的民主希望毁于一旦，这促使中國另一个更獨裁人物在中國的诞生。后来的这位人物，打败蒋介石以后，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政治对手了，风卷残云般地把残存的那一点民主土壤给消灭得干干净净。客观地说，45年时代的毛澤東，他刚刚洗脱黨内斗争旋涡带来的尘土，以他非凡的才能智慧，领导中共在八年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确立了他在中共黨内比较稳固的地位。这个时候的毛澤東，接人待物处事都比较谨慎谦虚，虽然在黨内威望很高，但他基本还是夹起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做事，一点不敢胡作非为。如果蒋介石当时能够带来全国人们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毛澤東在这种民主体制内，仍然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國有影响的一位政治明星，甚至可能比他独掌中國创造的伟业更辉煌。 由于国共双方都错失良机，最终导致重庆谈判破裂。当然，其破裂也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国共双方代表着中國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很尖锐的，几十年的拼杀结下了不少血海深仇。因此，一方对另一方作出很大让步是不现实的，这必将造成自己内部阵营的反对而发生分裂。中共相对铁板一块，让步多一点是可能的。蒋介石却幻想以对中共强硬换取在自己阵营的威信，以此实现从1927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实现的一统天下，这势必把中共逼上与蒋介石集团绝裂，双方武力较量的结果。蒋介石集团后来失败了，一股强大政治势力的消亡，让中國成了真正的一统天下，那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基础，那本来就很弱小的民主力量也就灰飞烟灭了，那些民主黨派人士后来再明白多少道理也无济于事了。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都来搞建设，唯有中國继续打。蒋介石抗日战争时保存实力，这时候却大打出手，这一打，把中國政治史上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打掉了。中國的复兴之路戛然而止，胎死腹中。内战四年，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停止了枪声重头来过而唯独中國硝烟弥漫的四年，是几百万抗日民族英雄内耗的四年，是综合国力不增反减的四年，战败的一方卷走了无数年全国累积下来的资金，带走了大量在清政府时期就开始培养数十年的留学人才，而这些人才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在中國大地上重现过！内战本已铸成大错，之后更是一错再错，交恶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行为，目光短浅。虽眼前马上得到苏联暂时的有价援助，却丧失了在美苏两巨人中间左右逢源的可能，断了自己的后路。随后与世界两极之一美国断绝来往20多年，与世隔绝，期间还被苏联怂恿跟美国打了两架，以至如今美国爬上了老大宝座，仍怀恨在心，更导致美国战后不得不被迫反过来扶持死敌日本制约中國至今。从美中制日到美日制中，天壤之别！此消彼长，中日两国的命运发生了乾坤大挪移。日本与德国之所以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既不必然，也不偶然，全因他们的背后站着美国，不要听报纸说什么因为日本底子厚，民族优良，没有美国扶持，以日本的资源之匮乏，顶多相当今天之印度，搞不好乃今天之越南，匍匐在前，唯中國眼色行事！而中國在亚洲绝对是说一不二的老大，也不用像今天这样靠压榨自己的血汗来苦苦发展！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居然在自家后院的亚洲也挺不起腰杆！居然反过来被日本带头喊中國威胁论，岂不可叹？ 1945年，已经远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远去了，一个百年来最重要的年份离我们远去了，一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无数国人为之赴汤蹈火，点滴鲜血积聚了100年的机遇，离我们远去了，惋惜之余，也只有感叹了。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一九四五年，中国失去了最好的现代化机会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0)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5) 大跃进简史 (4) 大汉：世人永远景仰的国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