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一个需要共同维护的理念 ——社会进步的成本思考 作者：沈敏特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6 10:15:44 阅读量：60次 珍惜生命:社会进步的成本观 我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你能不拿起武器，进行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吗!当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己到达莫斯科城下，当时的苏联人民能不进行莫斯科保卫战吗!但我看到一个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战争的结果有胜有败，而对广大的百姓而言，首先面对的第一个结果只能是：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残疾。尤其是现代战争，将领大体无须“身先士卒”，于是战争中，兵士在前线，将领在地图前，兵士带武器投入战争，将领用通讯指挥战争。兵士与将领的阵亡比，常是百与一、千与一、万与一，以至于几十万与一之比。至于首脑，安全系数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一场战争敌方的伤亡人数多于我方，这对于我方来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但对阵亡者的母亲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对儿媳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丈夫;她们是按百分之百的比例来承受损伤的。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能吹干她们的眼泪吗，能消解她们心头的伤痛吗!是的，无论胜败，她们的收获必是终身的痛苦。 战争与一切暴力，对人类而言，是怪兽，是魔鬼，是人类共同的大敌。人类进步至今的一大悖论是，社会进步与战争、暴力的杀伤力的增大同步。进入20世纪，爆发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伤亡人数也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战争。而应当为人类造福的高科技同时转化为空前杀伤力的现代武器。一颗原子弹的落下，死亡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战役。古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描述，已远不足以形容现代战争的恶果和惨状。而到了21世纪，更出现了以人体炸弹为武器，不惜以平头百姓和老人妇孺的生命换取“政治效果”的恐怖主义，拉登成了人类进一步怪兽化、恶魔化的象征。 因此，一个现代的政治首脑、军事将领必须是珍爱个体生命，以争取和平为第一目标的人道主义者;万不能轻言“牺牲生命”、“不惜代价”，更不能把人抽象为数字，一拍脑袋，抹去几亿，而必须在心中装满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一个个温馨的家庭，一个个天真的儿童，一个个壮实的青壮，一个个美丽的妇女，一个个慈祥的老人。对于任何矛盾、冲突，第一个念头绝不应该是暴力解决、战争解决;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在已经发生的暴力和战争的冲突中，绝不能扮演首先动武、首先开火的角色。以人为本的第一要义是,以个体生命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成本;没有高于人的成本。 　 　两种成本观的历史演绎 这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以人类现实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现象，它不仅是人类的需要，并具有实现这需要的可能。人类几乎化费了近一个世纪的代价，包括时间、生命、物资和文化、道德的代价，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可能重新思考的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具体而言，是不是必须通过暴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社会的进步?和平发展能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的进步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此起彼复，争论一百多年，最后是实践作出了回答，尽管还有人睁眼说瞎话，死不认账。 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晚年。1895年，恩格斯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然修正了3 7年前，即1848年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明确地用“错了”的字样来给予判定，指出了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显然，恩格斯经历了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初期的历史过程，在金融业、股份制、宪政和议会等经济、政治的元素中，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功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重大修正,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千方百计寻求和平发展的人文情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典范。 这之后，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及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奉行恩格斯和平发展可能性的观点,与列宁、与之后列宁所代表的第三国际，发生激烈的冲突。伯恩斯坦被冠以“修正主义者”的恶名，而实际上，修正始于恩格斯。“修正主义” 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一直延续到中苏论战，延续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文革之后，只有极少数的“革命派”还在批判“修正主义”，在国际、中国国内已属“尾声”。因为，文革之后，中国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一个个平反了，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国家随着苏联的崩塌，已不复存在。 伯恩斯坦之后，十月革命前后，围绕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争论在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对列宁的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观，普列汉诺夫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被封存，直到苏联崩塌之后，才重见天日。而谁是谁非，由7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已了了分明。普列汉诺夫的预见性，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爆光，在此背景下,苏联人不能不对他们走过的道路给予反思和重新探索。赫鲁晓夫此时提出了被中国共产党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也许是巧合，1962年，中国正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当时的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征得部党委伍修权等同志的同意后，联名向负责外交的周恩来、陈毅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书。具体内容是：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采取缓和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要笼统的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接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还提出了在困难的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不久之后，就被捆在赫鲁晓夫的“三和”一起，称之为“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今天，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到中国文革造成的民族浩劫，再到东南亚共产党，特别是布尔波特的失败，应该说，让我们看清了从列宁开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列宁学说的基石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存亡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程度，它到达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事实却是，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显示了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能量。十月革命之后的十来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罗斯福新政却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更新的繁荣，把世界从工业时代推向了信息时代。最近，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风暴，再一次给资本主义以重创。但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被称为“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再一次显示出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节的勃勃生机。人类毕竟在认识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整个金融风暴中，没有响起又到了“革命前夜”的喧嚣;相反，各国世界政治研究专家，依然确认美国的整体国力优势，包括它的人才优势、军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社会管理优势，特别是左右人类生活方式的开发新能源的领先优势。正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在祖国的一年》279页)。而预言“革命前夜”的列宁所创造的苏联却率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崩塌了。 列宁学说的又一基石是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即不发达国家，依靠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世界历史看，只有两种战争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如反对德、日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一种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战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替代了奴隶制。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战争的进步的一方，都不是战争的发动者，都是以应战的角色进入战争的。因为真正的社会进步绝不是“打”出来的，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在北方先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不是靠南北战争创造的。中国历史上武装夺权，不乏其例，改朝换代几乎都要流血，但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换皇帝，不换经济、政治制度，达不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这样的改朝换代,恰恰显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超稳定性。在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汉诺夫明确预言，这种用武装夺权换来的专政，将不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几个人的专政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人的专政，是明当当的独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就是对于这种没有经济、政治的进步制度为依托的暴力革命的重新评价。 不久之前,为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凤凰网邀请了四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台湾的许倬云、张朋园，大陆的章开沅、袁伟时，各自表答对辛亥革命的新论。尽管他们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在有一点上达到了接近于同的地步：这就是重新评价了辛亥革命前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对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肯定君主立宪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路径选择，袁伟时特别论述了它的“低成本”意义。我完全同意几位前辈的见解;在《凤凰周刊》2010年第6期发表的拙作《需要重读的几个政治名词》中，我指出：戊戌政变的失败，不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而是当事者把需要耐心与韧性的改良运动转化为急于求成的军事政变，而放弃了改良运动的失败。 中国改革的成本考量 纵观历史之后，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国近30年的进步靠的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的继续进步应该靠什么?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的考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句话没错。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枪杆子”的。但枪杆子出不了社会进步。战争的胜利仅仅是给社会进步创造了一个前提;它不仅不等于社会进步，还依然蕴涵着社会倒退的可能与危机。战争的特殊性，使军事领袖最容易把战争的成果转化为个人的专权，而不一定转化为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社会建设。于是，上一个战争的胜利，很可能是下一个战争的温床。要知道，所谓社会进步，就是人类的一步步的文明建设，这绝不是“打”得出来的。前30年，我们想以“枪杆子”为后盾的阶级斗争，去推动社会进步，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直到文革，大家终于看清楚了，成本是几千万人的死亡，上亿家庭的冤假错案，换来的是接近崩溃的经济，类似于沙漠的文化，确切地说，是社会的全面倒退;党的决议将其定性为“浩劫”，真是太准确了! 文革结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华民族又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选择了改革，选择了以稳定、和谐为前提的改革。尽管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较之于前30年，中国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了。在微观系统,我们还有高成本的局部,如高行政开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高人力消耗，等等。但从宏观系统看，“阶级斗争”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才浪费，等等，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使生产力的潜力得到了空前的开掘，这就是相对成本最大的节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就证明，一个稳定、和谐,让老百姓生存与安全的社会环境,是降低社会进步成本的关键。 但30年的改革，纵向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进步很大;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缩小而依然严重存在;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中国尚未进入前100名。同时，进步也带来的新的不平衡，如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有失均衡，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带来了结构性的腐败，正冲击着稳定与和谐。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寻找低成本的继续进步，又考验着全社会、各阶层理性的选择能力。这个低成本的继续进步的路径，就是在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更深入的改革。 作为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弱势一方的民与劳，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也有一个不能迷信暴力的选择问题。暴力损伤的是全社会的元气，概莫能外，是需要全社会的成员来埋单的，而平民的负担尤重。恐怖主义打着“圣战”的旗号，代表着贫苦的百姓，而他们造成的惨重后果，90%以上落在了普通百姓的头上。而正如一位波兰政治活动家所说，“革命(按：指暴力革命)导致革命者的专制”;并不能带来民主。很有意思的是，我很欣赏波兰瓦文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句名言：“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在波兰的改革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他当了总统，在连任的选举中落败。原因正如媒体描述的那样：他当总统时，过分依赖军方和情报机构;治理国家的风格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这很令人深思! 当然，官与民，劳与资，矛盾的主要一方还是强势的官与资。在历史上，官逼民、富压贫，是造成不稳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譬如瓦文萨所说的“说理”与“谈判”，首先得有相应的平台，对等的条件。一定要看到，民与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访呢?为的是寻找一个和平说理的地方。若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绝不会放弃和平说理的机会而选择“汽油瓶”的。因此，官与资一定要牢牢地守住一个“底线”：一是起码的温饱与安全，让民与劳活得下去;二是起码的自由和公平，让民与劳有个说话的权利和地方。为什么历史上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时代?为什么康熙大帝临终要留下四个大字：永不加赋?为什么“盛世”常是比较从谏的时代?为什么大兴文字狱常常盛行在一个皇帝或朝代没落和衰败的时期?对于这些纯属常识性的、了了分明的经验，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我们的前30年恰是在此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后30年做得如何，需要分析;而再一个30年，有无似锦前程，就看能不能在守住这个“底线”的基础上，更向前跨出几个大步。 显然，为了稳定与和谐，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和妥协。譬如，最近宣布实行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这显然是官方对民众监督官员的要求和呼声的一个让步。这虽然离开官员财产公示的国际标准，尚有距离，但毕竟是一个进步，应予认可;这就是民众对官方的让步和妥协。在一个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很多事情一步到位是困难的，民众要有适当的理解和忍耐，正如一位前辈所说，中国需要“碎步前进”。即使有朝一日，实行公务员的财产公示，也仍然需要伴以让步和妥协，譬如可否用适度的“既往不咎”换取“今后从严”的结果。当然,这样让步和妥协绝不是无条件、无前提的。条件和前提是：一、必须是为了改革和进步，绝不能导致倒退。二、官与资必须进一步自律，遏制过霸与过贪。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让步、妥协，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资，没有主要方面的让步、妥协，一切无从谈起。三、维护稳定，稳中求进，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但必须划清两种截然不同的维稳：一是从根本上维稳，那就是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也就是温饱加公平、公正。一是强化武力，以枪杆子来维稳，那将是愈维愈乱。说句实话，我们现有的武装力量对付几个“动乱分子”已绰绰有余，无须继续强化;要有钱的话，不如花在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上;那才是维稳的正道。 那么，这种双方的让步、妥协，有无可能呢?在那种把阶级关系绝对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典里，是绝无可能的。但以辩证法来审视，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可以在对立中找到统一。这个统一的基础是：生存与安全。官无民，何以生存?资无劳，何以生存?民无安，官何得安?劳无安，资何得安?这就决定了双方可能让步和妥协;这就决定了稳定与和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步与妥协的产物。让步与妥协是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必须的政治智慧;让步与妥协，是和谐社会必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部保证了美国二百多年国内和平，不可能出现军事政变，并具有充足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的美国宪法，就是各方讨价还价、让步妥协的产物。 其次，即使是专制制度、独裁统治，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死不回头的，也有择善而从的。尤其在专制统治危机十分严重，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今天，择善而从的可能无比增大。前有蒋经国的例证，他正是在国民党接近崩溃的时机，择善而从，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使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后有不丹国王的例证，他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毅然决然地主动放弃皇权专制，代之以立宪政体;并以幸福指数代替片面的GDP的追求，作为治理国家的目标。如今，这个小小国家提出的幸福指数，已成为世界很多大国或研究、或效仿的对象。是的，人性具有向善的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追求，具体的行动。人性决定了让步与妥协的可能性。 　 　小结：共同维护是可能的 远观历史，近视现实，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两大阵营的竞争，而今面对毫无人性可言的恐怖主义，我确信，人类摒弃暴力、争取和平的渴望和理性，必然大大萌发和苏醒;我确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稳中求进、和谐向前的低成本运作，会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共同维护的理念。因此，尽管困难重重，多有积重难返的障碍，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复兴，充满乐观和信心!

经由对中国古典经、史之研究，我对中国历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孔子以来，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抗衡专制的宪政主义力量。透过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儒家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宪政主义性质，并一直持续到清末。 这样的看法反乎百年来的历史常识，自然引来一些争议。尤其是我十分尊敬的袁伟时老师，对我多次耳提面命。近日并专门撰文，对我的看法系统提出批评。袁老师的批评促使我检讨自己的观点。本文拟以求真态度，回应袁老师的批评，这是对袁老师最大的尊重。 首先我想说明，谈论“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如何，过于笼统。自尧、舜以降近五千年间，中国的治理秩序经历了几番巨大变化。其间至少形成了两个相反的传统：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于治理架构、社会结构，也体现于人的心智和宗教、伦理观念。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传统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总体上说，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邝飙/图）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1 此封建就是彼封建 “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2 封建君臣关系的契约性 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我主张周的封建的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当然引起更大争论。但是，若以社会科学的视野仔细阅读古典文献，尤其是“五经”中之《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以及《国语》，就可以发现，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周公实现了从“亲亲”向“尊尊”之转化，不过，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约，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诗经》若干诗篇也记载了策命之辞。 这样的策名、策命仪式十分接近于欧洲封建时代的“臣服礼”。经由这一仪式，一个人获得臣的“名”或“分”，也即权利，比如，受封某个爵位、职位，伴之以某块土地、各种车服、礼器。同时，臣也被施加了某种“职”，也即义务。这份契约文书，对于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至关重要，所以，双方会认真保存这份文书。周人，起码是贵族，每人都手持着表明自己身份的契约文书。当时的“史”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存、解释这类文书。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决定了君臣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不错，君臣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尽管如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双方都享有一定权利，但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这就是“礼尚往来”的初始含义：“往”就是自己承担对对方的义务，“来”就是对方承担对自己的义务。 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也就是说，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建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当时并不存在制度上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个人必须获得臣的多数同意。此中道理非常简单：诸臣如果不同意，不参加继嗣仪式，不与新君订立君臣契约，新君就不成其为君。 古典文献的记载也表明，在迁国、战争等重大事务上，“国人”都可参与决策。因此，封建的治理带有贵族共和的性质。 3 礼治的性质：礼是习惯法 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也就决定了，封建的治理高度地依赖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就是“礼”。周的封建的治理秩序就是礼治秩序。 说到礼治，很多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源于对礼的性质及礼、刑关系的无知。 就其性质而言，礼是习惯法，其来源有二：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习俗，以及历代先王针对具体问题，比如策命诸侯而零星制作的诰命——这样的诰命当然是在礼制的整体框架内制作的，它们构成具有普遍而永恒之约束力的“先例”。 这两类规则之自动与强制执行就形成封建的“礼治”。礼治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规则无所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不管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规则；第二，规则约束所有人，不论其处于何种位置。在君臣关系中，它同时约束君与臣，周王、诸侯等各个层级的君都在礼的约束之下。在礼治秩序中，君臣的权利－义务尽管不对等，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君如果违犯了君臣契约，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 很多人对“刑不上大夫”望文生义，认为这句话表明封建贵族享有法律豁免权。但《左传》记载了作为臣的大夫，诉讼作为君的诸侯，而君被判决败诉的案件。至于大夫被诉，败诉而遭受刑罚的故事，所在多有。“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只是说，大夫违礼，其行刑地点比较隐秘而已。 凡此种种都表明，周代的礼，就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法（law）”。它不是出自于君王的意志，而是自发形成的，且约束所有人。以此类规则支持的礼治，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4 封建的自由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以及礼治下的平等，这几个制度足以让我们说，封建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 不用引太多例证，孔子本人的经历就已经清楚地证明封建的自由：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秘藏于故府的文献，可以自由地收徒办学，可以与君解除契约而另投新君，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是当时的国人们都享有的自由。 也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催生了春秋后期到战国的百家争鸣。很多人把战国时代的自由归因于集中的权威的解体。这是偏颇的。战国时代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是封建的自由。这种自由，从尧舜时代就存在，在西周时代也存在。战国时代，虽然封建制已崩溃，王权制已出现，但东方各国的封建传统十分深厚，而新兴的王权与官僚体系还没有掌握人身与思想控制术，所以，这段时期的东方各国，类似于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开明专制”。 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状态，塑造了周代的“君子心智”，君子们形成了“君子人格”，也表现出“君子风度”——欧洲的骑士风度、英美的绅士风度，就是周代君子风度的对应物。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5 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 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 人们普遍承认，“礼”、“仁”两个字可概括孔子基本思想。但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含义？ 孔子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复礼”，其用意是回归封建，而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的核心原理，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趋向于尊卑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因而，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主张复礼，就是要回归君臣权利－义务之相互性，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 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很多，但最基础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中庸》之“仁者，人也”最简洁地概括了这一基础性含义。汉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向存问之言。”用现在的话说：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人来对待，而且当成和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这就是平等，人格之平等。 袁老师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亲亲为大”。诚然。但是，“大”的意思只是说，在亲属关系中，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体悟到仁，也可以在这种关系中训练仁的美德。尽管如此，经由孔子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仁决不限于血亲关系，它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由亲属、熟人推及于陌生人，最终实现“天下一家”。 当然，在孔子那里，仁为礼之本。由此，古典的礼获得了现代的生命。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 袁老师引用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来说明礼之不公正和孔子之不容异己。但很多学者通过对此一故事记述源流的文本分析已证明，它出自荀子的编造。 袁老师还引用了“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说明孔子具有思想专制倾向。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汉儒、宋儒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不外乎下面几种理解：第一种，攻伐、批评异端是对自己有害的，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时间。第二种，研究他技、小道而遗忘大道对自己有害。第三种，把“已”释为“终结”，意思是，对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取舍，分歧之害也就不复存在了。总之，不管取哪种解释，都无讨伐异端之意。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典语文中，“异端”一词没有后世所说“宗教异端”之义，这是欧洲基督教才具有的理念。 6 孔子开创了“公民”社会 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天然反秦制 我还提出过一个看法：孔子创造了民间教育，据此创造了“社会”。袁老师对此提出批评。 我的回答是，首先，封建时代没有后世的“学”。袁老师举子产毁乡校之“乡校”，但子产后来就解释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场所不是学校，而是某种公众集会之所，乡射礼、乡饮酒礼恐怕也都在这里进行，大约相当于欧洲古典时代的“广场”。封建时代的贵族子弟也确实接受教育，但按照古典文献的记载，此种教育通常由“瞽师”教以“乐”，所谓瞽师，是通过口耳相传记诵着诗、乐的盲人。 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学”乃是孔子创造的。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授子弟，这些子弟多为庶民。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的滥觞。 这听起来有点突兀。重要的是理解，封建时代，没有政府、社会之分。人们生活在紧密的共同体内，这个共同体的治理是混融的。即如欧洲封建时代，根本没有所谓公法、私法之别，由封建的法律体系演变而来的英美法律体系，至今依然有这个特征。 封建制崩溃之后，人们从这一混融的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才出现了政府与社会之分。而从时间上看，政府首先形成。这就是孔子时代已见雏形、战国时代成熟的王权制政府。社会的形成则要缓慢得多——并非有人就有社会，人们必得通过某种制度联结成为团体，才有社会。 孔子组织的师徒共同体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社团。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团。这群人不是官员，但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君子”的含义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封建时代，君子指贵族，现在则指不是贵族，但具有知识、德行，而又心系天下的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公”民。孔子创造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就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不已，秦国最终胜出，并建立了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所受教育以孔子整理之“五经”为本，“五经”所承载者恰为封建的制度与精神，因而儒生天然反秦制。 7 共治体制：宪政性质，但有重大缺陷 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 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抱持着复封建之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这种反抗不仅体现在气节之类的精神与王道、仁政等理念上，更体现在制度上，这就是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阐述了宋代儒者追求“共治”的努力。笔者将这一概念予以扩展，并认为，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帝时代及以后的“复古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其结果则是建立了“共治体制”。#p#分页标题#e# 董仲舒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但是，君王决不是最高的，君王之上有天。秦始皇相信自己就是天。儒者则宣告，皇帝不是天，不过是“天之子”，他必须服从天。更为重要的是，天意只有儒者能够理解，也只有儒者有能力提出政策方案，对上天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回应。 由此，儒者就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从而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皇权退让，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而转换成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大体上，从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士大夫分享权威的程度不等，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波折、变化。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共治至少体现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面相：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逐渐改变了秦制以文法吏为主体的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确而强烈的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他们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进入政府获得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儒生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社团。同时，儒家士大夫构造了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重要的是，皇权也承认儒家所代表的社会自主治理组织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由此才有了人们今天经常提及的“皇权不下县”。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治与礼俗之治共同治理的格局。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政府管理社会的唯一规则体系是刑律，执行刑律的主体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体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后，封建的礼治部分恢复，演化为基层社会的“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绅士”。这样的礼俗之治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官府主导的刑治则退缩到较为狭小的范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但儒生进入，形成了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皇权是霸道，儒家士大夫代表王道。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因此，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过去两千年，中国文明之所以还保持了一定活力，就是因为，儒家对秦制有所抗衡与驯服。 当然，我绝不认为这个共治体制是完美的。它确实存在重大缺陷，因而也就难免“治乱循环”。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也清楚地知道此一制度的内在缺陷，并苦苦寻找解决方案而不得。十九世纪末，当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制度之后，相当欣喜，而对此采取积极学习态度，因为，儒家向来就具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 8 这才是中国传统、中国精神 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儒家追求人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及其所创造的制度，构成了真正的中国传统，一种值得今人珍惜、思考、发展的传统。 中国历史中也存在第二种典范，即法家的物质主义理念，及其所支持的秦之皇权专制。“霸、王道杂之”，这两种传统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因此，中国两千年历史也就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双面性：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这样的双面性可由共治体制得到完满解释。 一百多年前，震惊于西方的现代景象，焦虑而不免焦躁的人们为着论证变革的紧迫性，更多凸显中西之不同，为此而刻意凸显霸道之主导性，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主宰了此后百年国人的历史认知。袁老师对我的批评，自有百年知识传统支持。 但在我看来，这看法终究不是理性的、客观的，不可取。因为，这样的认知完全有可能取消变革的任何可能性：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对中国历史更客观的认知，有助于打破这一迷信。为此，我着意于发掘中国历史中儒家所代表的向上的传统。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传统至少表明，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因而也积累了自由生活的技艺和构建优良制度的技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其他族群没有区别，并且，因为历史漫长而多有曲折，显得更坚韧、执著。这正是最为可贵的中国精神。 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这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东南沿海地区，社会自治相当发达。这就是优良治理的基础。透过这活生生的传统，可以深入理解西学的精髓；当然，透过西学，我们可以探究传统的限度及其“新生转进”之道。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原标题为《儒家宪政主义源与流》）

原题：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南方人物周刊201121期封面 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摄）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1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p#分页标题#e#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