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

图片为湖南某女生“被精神病”

“被精神病”一词是指,中国警方习惯性将中国上访者或异议分子冠以“精神病”的名义进行关押的行为。这一行为背后是中国警方所管理的“安康医院”系统。这一系统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道德争议。然而,就是这样,在现实中,往往警察和医院人员相互勾结,官方规定的入院程序往往也得不到遵守。在三分之二的安康案件中,受害者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精神评估。其中,著名的泼墨女孩董瑶琼、湖南教师李田田等都是受害者,然而保护卫士调查后称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保护卫士的调查,受害者中超过80%的人是上访者。他们往往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无权无势,所以很容易成为安康医院的目标。保护卫士还发现,2015年和2016年是记录案件的高峰期,每年记录的案件超过30起。在安康医院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安康医院里充斥着虐待等暴行,许多被关押者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并造成了长期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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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神病”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

一个人没有精神病,而被冠以 “ 精神病 ” 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我们称之为 “ 被精神病 ” 。我一直以为, “ 被精神病 ” 与 “ 被自杀 ” 、 “ 被钓鱼 ” 、 “ 被就业 ” 一样,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社会制度 “ 与时俱进 ” 的产物。然而,当我看了 劳伦 · 斯莱特 “ 被 ” 视为影响美国精神病学界发展历程的重大实验 之后,才明白 “ 被精神病 ” 原来也是如此简单,就看你是否在 运用上得心应手了。 比如,在其所箸《 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一书中, 实验的发起人,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的荣誉教授罗森汉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这个故事光听起来就有些“被 精神病 ” 。 1972年越战激战正酣之际,他发现不少人以精神疾病为借口,逃避征兵。而且, 伪装 精神病 症状似乎并不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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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出发,培养公民生活新习惯

从广州出发,培养公民生活新习惯 笑蜀 7月25号下午三点,广州江南西地铁口人头汹涌,三千广州市民在此聚集,抗议他们所说的“推普废粤”。尽管此前,政府已反复声明,“推普废粤”并不存在, 因为政府从来就不曾有过“废除粤语”、“弱化粤语”的想法,但这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在抗议发起人接受政府劝告而宣布退出之后,普通市民仍不改初衷,如 约而至。 这样的公民集体行动,在广州其实早就不新鲜了。此前两周,有过同样以“悍卫粤语”为主题的80后街头快闪。再早,更有去年年底,广州番禺市民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集体散步。如果不把抗争舞台仅仅定位于街头的话,当然,还可以举出诸如广州本田等一系列产业工人罢工事件为例。 不 难发现,所有这些公民集体抗争,都没有发展到“被敌对”,因而都没有“被精神病”、“被失踪”、“被黑牢”等现代奇迹发生。很从容,很平和,很平常,是这 些公民集体抗争的鲜明特点。抗议者无论怎样激愤和亢奋,都依然不失清醒,清醒到他们潮水般安然而退之后,现场竟干干净净不留下一张纸片。 尤其令人惊艳的是,警察虽因职责所系,不得不严阵以待,但始终只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维持现场秩序的范围内,而不是过度反应。相比于N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不得不承认,在广州公民社会快速成长的同时,广州警界的素质,也有实实在在的提升。 彼此砥砺,共同进步,广州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能力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是不是可以说已隐然成型?在“习惯性游街”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这种正向关系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前 不久,重庆悍然刑拘在网上留言的记者和网民,湖南对嫌疑人大举公捕公判,东莞将性工作者用绳子牵着游街,这些颇具80年代严打雄风的闹剧联袂上演,让人不 禁大惑:我们是不是穿行到了古老的专政时代?面对舆论的强烈质疑,有关当局解释说:他们那都是习惯性做法。即他们一向都那么玩的,也只会那么玩。要换别的 玩法,要他们文明一点,抱歉,他们不会。 成龙副主席说,中国人就该被管。咋管?就照所谓“习惯性做法”管。即把大中国当幼儿园,十三亿人都 小屁孩,排排坐吃果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湖北打错门。堂堂省委门口都敢明目张胆暴打疑似访民的六旬老太,可见在他们来说,暴打访民早就习惯到了成 自然的地步。不排排坐的访民都是贱民,对付贱民不必用文明人的办法,跟过去对付“黑五类”一样,直接专政得了。 湖北打错门明显涉及故意伤 害,但就处理不了。何以处理不了?据称,因为那是工作,是“习惯”。故意伤害访民竟然成了工作和“习惯”,则无非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有两套完全相反的 逻辑,看得见的逻辑是以宪法为标准的整套法制体系;看不到的逻辑,则是打人专班的逻辑,即专政的逻辑,即镇压的逻辑。它属于不成文法,不着一字而尽得风 流。说白了,即一种暴戾乃至血腥的习惯。 对这种习惯的迷恋和依赖,本质上,是对野蛮的迷恋和依赖。这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险。我们的社会发 展越来越专业化、精确化,相应地,社会治理也必须专业和精确。但某些当政者浑然不觉。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只有传统的刀把子思维,实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用刀 把子思维应对复杂万端的现代社会问题,不惜代价地严防死守,一丝缝隙不留。这样的社会治理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层出不穷地制造问题。它不可能消灭社会矛 盾,只是迫使矛盾转入地下,以更不可测,更难控制的方式去发展和蔓延,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带向死胡同。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广州模式显示着 独特的价值。访民的滔滔不绝未必是治理危机,社会矛盾的扩大未必是治理危机,这些都不可怕,可怕只在于,没有可以承接博弈的现代社会秩序,因而没有对于社 会博弈的任何承受能力。广州模式的最大突破,则在于它尊重常识,不是一味使用蛮力,强力,不是一概排斥公民行动尤其是公民集体行动,不是追求零博弈,零风 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公民行动,开放社会博弈,在这样的基础上重建博弈规则,重建整个现代社会秩序。 事实上,不容忍也不行。譬如去年广 州番禺市民抵制垃圾焚烧,譬如此次广州市民“悍卫粤语”,譬如广州本田罢工,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这雄辩地证明,新的一代正在成长 起来。而新的一代之新,主要就新在他们的公民意识更强,公民行动的能力也更强。如果不顺应新的一代的成长节律,赶紧调整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那只会意味着 更大规模而且是非常态的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如何让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正常化,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承受能力,这才是从所谓刚性稳定 走向动态稳定的关键环节,而且时间其实已经并不多。 看看以“悍卫粤语”为主题的街头抗议现场,会发现居然那么多帅哥美女,那么多欢呼和歌 声。原来公民行动并非洪水猛兽,原来公民生活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这个新的习惯,即勇于公民行动的习惯及容忍公民行动的习惯,原来那么值得追求。既然一个 新习惯已展现在眼前,一个新选择已展现在眼前,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已展现在眼前,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呢?告别刀把子思维的旧习惯,培养公民生活的新习惯,当然 应该成为今天的时尚。这一切已从广州起步,大江南北,何妨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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