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2007年2月4日 By Ying Ma (马颖) 只是希望去改变是不够的 十多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一直宣称，政治自由化将最终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这将是可取的、也是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的。克林顿行政当局在经历了一些初步的曲折往返之后，盛行的政策是与中国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那种政策相应要求美国在中国倡导民主，开放的市场以及人权的同时进行密切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合作。小布什政府虽然公开怀疑中国的不透明的军事集结和战略意图，却也一直告诫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同时敦促其接受民主。对华盛顿当局来讲，一个走向民主道路的中国——即使它积聚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也会为和平和繁荣提供最好的保证并且会与美国和世界进行合作。 然而,中国看来对美国的这种意愿是不为所动和无动于衷的。美国的民主推动（democracy promotion）——从经济参与，到民主项目，到高谈阔论——并没有停止中国的威权主义庞然大物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来进行施压的速度。就目前而言，美国的愿望仍只停留在愿望阶段（没有能付诸实施）。 驶向中国的民主慢船的理由是复杂的：从美国对中国的威权主义韧性的错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远为不复杂的现实是，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大声宣扬民主以之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和人类进步的标志的时候，中国却公然的提供了一个反例。因此在中国进行成功的民主化，不仅将为十三亿中国公民迎来自由，而且也会打击了全世界的顽固的威权主义政权。因此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讲去研究中国在抵制民主化方面的成功所在，重估目前民主推动努力方面的工具和假设，并想出新的方法来清除通往自由路途中的路障是至关重要的。 改变的“不可避免性” 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早就预测说，中国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市场力量或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工具（liberal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后，就会激发起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在中国将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面向这一块上，这些观察者当初所作的预测一直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在设想当对中共领导人的统治提出了新挑战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只会从权力宝座上跌倒以及放弃权力方面则一直都在做着大梦。在从贸易到互联网，从村民选举到法治的一切事情上，中国的统治者已一再证明持乐观主义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是错误的。 经济接触 。美国今日对华政策最根本的基础，以及美国在中国所作的民主推动——就是经济接触。由于美国国会在2000年时给予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一个基本假设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将必然激发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华盛顿当局的假设在不小程度上是由其他威权主义政权——例如1980年代的台湾、南韩、智利在他们从事了经济自由化之后所进行的成功的民主化转型这些先例所激发出来的。确实， 美中20多年的贸易已经戏剧化的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造成了普通中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前所未有的扩大。 然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之间的联系，在中国这个案例中已经呈现为更为复杂的和微妙的关系。在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6年多后，中国社会的大幅度的改善并没有转化为政治自由化。中共（CCP）没有显示任何兴趣去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是继续依靠镇压和残暴以维持其统治。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继续宣布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是“糟糕的”（“poor”）或“在恶化的”（“in deterioration”）。同样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一个非盈利性，非党派的人权组织，不断地在其年度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自由调查中把中国归类为“不自由的”（“unfree”）国家。 当然了，缺乏政治进展并不是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所做过的承诺。在游说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的时候曾预言，“我们将释放出根源于上世纪工业时代的极权主义运作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来。”布什总统则是在2005年时重申克林顿当年的预测：“我相信在市场上呼吸一点点的自由就会导致对民主有更多的需求。”只是中国是如何从“呼吸一点点的自由”出发到变成民主，没有人知道。与此同时，中共决心显示其他的做法：它继续蚕食着西方技术，诀窍（know-how）和资本而没有放弃其对于权力的垄断。 中共继续依赖镇压以及残忍以维持其统治。 改变所需要的制度以及工具。不幸的是，华盛顿当局的春秋大梦已经遭遇到了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正如历届总统行政部门都赞同的首要原则，经济接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许多决策者，学者和专家们一直吹捧各种制度和工具是民主变革的不可避免的施动者（agents）。这些制度和工具，往往援引民主社会的不同要素，从乡村选举，到法治协作到互联网。在某些方面，这些制度和工具能起到经济接触之轮的辐条的作用。但当中国统治者设法使经济现代化从政治自由化上面剥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已决定消除自由主义制度以及工具的民主化力量。 对于华盛顿当局来讲，所有好事走到一块去了。许多人一直争辩说，如果中国遭遇到了存在于一个民主社会中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些元素相应的民主属性在整体上渗入到社会中去就将是无法阻止的。当中国政府在1998年制度化了全国范围的农村村民选举，许多观察家认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为全国各地更广泛的民主化铺平道路。当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1998年同意在司法培训，司法教育，行政法和商业法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法治合作，政府和学术专家就预测，在较不政治敏感的司法领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上实行法治的自由化局面产生。当互联网革命在90年代末抵达中国的时候，美国人相信，中国政府将很快屈服于信息自由流动所产生的民主化力量。 然而每一次，中国都表明，它决心汲取自由化力量以及工具在经济或治理方面的好处而反抗他们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威力。虽然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民现在已经在经历第一手的选举，但是这种选举是有着严重缺陷的。许多都是缺乏竞争性的;其他的情况是，只提供了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候选人名单选择;欺诈行为十分猖獗;那些当选的，不管公平与否，往往很少行使决策权。此外，政府表明了没有兴趣扩大选举到全国层级。在法治方面，中国现在急切地参与与美国的法治交流，它已经允许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司法改革，使治理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变得更为民主。因此，北京当局有限的司法改革，只有在那些政治安全领域方面，如商业法和行政法，并已经禁止了诸如政治异议，劳工骚乱，和宗教自由这些政治敏感领域内的司法改革。 1至于互联网，虽然中国急切地拥抱它作为经济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一种工具，但它一直在积极消除这种新媒体的民主化效应。虽然中国网民数量从1997年10月微不足道的620,000爆炸增长至2006年7月的1亿2300万，但中国政府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大约50,000名网警审查互联网内容，它经常高调的逮捕网络异议人士，并已恐吓西方和国内企业进行自我检查。 通过所有这些举动，北京当局已经做到了华盛顿当局认为不可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在取得经济收益的同时避免了政治上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所支持的市场力量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工具应该被取消或抛弃，但这的确意味着北京当局加强了其威权主义的韧性，华盛顿当局应该停止其所认为的在中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的妄想。 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为了有效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应该更好的理解威权主义韧性的原因所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韧性，包括耀眼的经济增长，政权制度化，镇压以及吸收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紧密的限制被民主理论家们称为“协调性事物”（“coordination goods”）的东西。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已经延长了其统治能力。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四。在过去连续四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约百分之十。2这种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活水平，提供了现代化并且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的报告，1980年至2005年间有2.5亿的中国公民已脱离贫困。虽然有一些批评，特别是章家敦，他曾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在2010年前崩溃，3经济学家如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劳福顿（Barry Naughton）以及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认为，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加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并减少了要求其政治上实行自由化的压力。正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George W. Downs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至少在短期内，稳定和合法化威权主义政权的作用超过了它对它们所造成的破坏。5基于这个原因，国家主席胡锦涛预计并殷切希望——中国在2020年将比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6. 除了取得耀眼的GDP增长，政权也也日益制度化了其官僚制度。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观察是，不是削弱了，也不是处于挣扎或过度集中的状况，中共已经平稳走出继承政治（succession politics），在政治精英提升方面推动了绩效制（meritocracy）而不是派系主义（factionalism），现代化了它那截然不同的、大型的官僚制，并在地方以及工作单位层级建立起了政治参与的方式以增强其合法性。7根据黎安友的说法，这意味着领导层继承，例如发生在2002年和2003年近期的这一次，现在呈现出了一种有序的方式，不再是毛时代以暴力的派系之争为特点的那种。政府高层领导取得最高职位越来越多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在技术官僚主义方面的竞争力，而不是因为其单纯的忠诚于某位具体的中共领导人。党已减少其在政府机关和官僚机构里的介入程度，允许他们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去监督他们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已经建立了机制——或创造了表现——正在社会非常微观的层面接受国民意见。现政权，与以前时代相较之下的话，在其施政的总体方式上没有显示出有多少内部的分歧。现政权是一个制度化了的、团结的政权，它下定决心要去解决中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挑战，禁止任何可行的政治反对派，并继续掌权。 当然，仅仅是政权制度化本身并不能平息政治上的不满，异议，或反对，但这就是有效的镇压和吸收对立的政治团体的由来。北京当局一直都在残酷的镇压精神团体FLG，FLG是一个佛教的分支，1999年4月25日通过发动10000名信徒集结在领导层围墙之外进行强有力的无声抗议，这种做法使政权感到了吃惊与不安。同样地，中共有效打击了中国民主党，民主活动家们试图于1998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组成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党。 同时，中共已敏锐地以及成功地吸纳了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根据裴敏欣的说法，党已经与以下三个群体建立起了联盟关系1）知识分子，他们在1980年代以及1989年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方面处于批评政权最前沿的位置; 2）民营企业家，他们构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许多人相信当他们收入渐丰的时候他们会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利; 3）持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改革派（technocratic reformers），他们侧重于制度化以及现代化中国治理所必须进行的变革。8 通过少量发放从党员身份到政府高级职位到财务补贴这类做法，党已经解除了这三个潜在的以及具有潜力的反对派团体所能形成的政治威胁。9 中共镇压策略的高潮是对研究民主的学者称为“协调性事物”所进行的限制。这类事物包括诸如言论自由和结社权以及抗议的权利这样的政治权利;诸如不受任意逮捕和新闻自由这样的一般的人权。Bueno de Mesquita和Downs认为，协调性事物的可获取性影响了民主化，因为他们大大地影响到了政治反对派去协调和动员的能力，但在对于维持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方面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持续性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却是非常微弱的。10中国政府通过审查媒体和互联网抑制了这些事物，打击了异议人士群体之中的联盟组建以及组织化，以混杂着现金收买以及赤裸裸的恐吓这种方式去稀释以及阻碍抗议，践踏其公民的人权。通过压制这些协调性事物，北京当局实际上已增加、延长了其政权存续下去的机率。 简而言之，当中共政权遇到对其统治出现挑战的时候并不是坐在那里束手无策的，他们反而是积极的迎战以维持其政权。在面对每一个政治上的挑战时它所采取的伎俩也许是有所同的，但结果——继续中共统治——却是一直未变的。 中国人民反应 幸运的是，美国的错觉以及中国的威权主义并没有阻止中国人民反抗政府镇压与不公努力的脚步。经济现代化也许并不导致政治自由化，但它也产生了一个更为多元主义的社会，为异议人士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以及出路。不幸的是，正如北京当局一直排除市场力量或自由主义工具以及制度所发挥的民主化威力，它也越来越对增长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化效应加以压制。 今天，大量的失业和社会动乱困扰着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已导致了国家撤出经济和社会福利网络。其结果是，城市地区的官方登记失业率徘徊在百分之四点二。在农村地区，失业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在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2亿的农民工流浪在中国城市的街头以寻找工作。中国的骚乱每一天都在发生。公安部报告说1994年有10,000起抗议; 2003年有58000起抗议; 2004年有74,000起抗议，2005年有87,000起。相对于动乱以及失业的下降，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正非常渴望中央政府去解决他们在地方一级，从腐败到糟糕的卫生保健方面的不满。2004年，他们记录了1000万起要求北京当局干预的上访活动;在2005年，他们记录了3000万起。 这样的不满得到了由二十年以上的日益增加的社会多元主义（social pluralism）所诱发的支持网络的援助。示威者和活动人士现在依赖蓬勃发展的信息资源，例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上访者和不满的公民得到了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公民社会的援助，这种社会曾经是不存在的。而在1988年，在中国只有4500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2004年有288936个登记注册，在2006年则有317,000个。11有些人估计，中国今天可能有多达300万个未登记的非政府组织。 12与此同时，自由亚洲电台的Jennifer Chou报告说，中国的“先锋队” （“vanguard”），最终将受到其“无产阶级”的援助。13大城市知识分子，律师和活动人士已开始帮助农民挑战受操纵的村民选举，以及遭无偿没收的土地。他们还开始协助工厂工人寻求医疗保健和退休金，以及宗教信徒去反抗迫害。新闻记者，中国的第四权的成员，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报道异议公民、活动人士以及知识分子那类人士的疼痛，痛苦以及英雄事迹去对党的路线施加压力。 北京当局一直残忍的镇压FLG并且吸纳潜在的政治竞争者 自上而下的管制。在许多方面，中国自下而上要求改变的压力是密集的，自动自发的，并且是多面向的。每一天，中国领导人都在担忧对于政权稳定的挑战。但是他们已经用继续强制施加的残忍的、老练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来加以回应了。他们的战略是什么呢？允许行动主义（activism）以及表达的多样化，与此同时则镇压公民中的组织、动员以及协调。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所呈现出来的趋势都是多元主义以及异议的增长，北京当局一直拒绝容忍任何可行的针对其统治的政治挑战。它已经允许充满活力的非政府部门去承担政府本身不能处理的社会工作，允许他们去政治上安全的领域去运作，例如环境保护，健康教育（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为残疾人服务，同时禁止他们从事诸如人权，劳工，和宗教自由之类敏感议题的事务。中共领导人视农村抗议和工人抗议为严重问题，但它们往往是自动自发的，无领导的，以及无组织的，北京当局以恐吓和现金收买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去缓和它们。凡是有组织以及受到活动人士或城市知识分子援助的暴动（uprisings），中共会在他们蔓延开来之前就严重的镇压它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抗争的先锋人士往往是通过雇佣打手到软禁以及让当事人失业这样的方式去严厉惩罚。 此外，对非政府组织社群北京当局已变得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近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是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指导煽动下产生的。作为回应，北京当局推迟了通过一项新法律，这项法律将放宽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些限制，打击由美国资金支持的地方人权团体，暂停例如允许外国报纸在中国印刷的计划，要求进一步限制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并开始密切监测有着外国关系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勾勒出了一个“反（颜色）革命”的方案 （“counterrevolution”）以抵制民主。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北京当局正在蓄意地扼杀民主变革所需要的关键催化剂。 对中国的领导层来讲，经济发展仍是首要的优先事项。为了减轻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挑战，国家主席胡锦涛已告诫他的干部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harmonious society”），这将减缓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打击腐败，安抚抗议者，抵制自由选举。政府可能愿意去容忍增量的改革以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但这种容忍将辅之以铁腕去控制不同的、对现状不满的社会阶层中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行为）。越来越多的多元主义似乎是实现政治自由化很有希望的迹象可能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至少在短期内它只是为民主变革减轻压力而已。14 反美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虽然中国人民可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迫切要求他们的权利以及更好的生活，他们同时也明确的展示了反美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迹象，那使他们较不容易去接受民主化的优点（virtues of democratization）。 在一个当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追求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已经变得失去功效的时代，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的诬蔑西式民主是会让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导致混乱的并且是不适合的。中国公民认为北京当局有责任去追求中国的伟大，而那将导致一个强大的（strong）中国，一个强权型的（powerful）中国，那样的中国理应得到影响力和荣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一道作为实现那种使命的强制性附件（mandatory accessory）是个中关键。通过媒体，教科书和宣传机器，北京强调民主化，政治自由化，新闻自由，反政府抗议活动只会带来现政权的崩溃，因而对中国社会是危险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当美国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或主张民主化的时候，因为（美国）作为一个霸道和专横的霸主，只会试图去破坏中国的崛起。 意识形态灌输有其后果。大量的中国公民，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意他们政府的说法认为中国还没有为民主化做好准备。他们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社会动荡，削弱了的经济增长，下降的国家实力以及整体上的混乱为对中国最不具吸引力的地方。此外他们深深怀疑美国的动机。根据一项中文报纸环球时报在2006年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生活在大都市的59%的中国人民认为，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 56.3%的人视美国为中国的竞争对手。15此外，中国公民闪避美国对他们政府侵犯人权的所作的批评。2005年一份类似于环球时报做作的调查显示， 几乎79%的受访者对于美国批评中国侵犯人权行为有着消极看法：49.3%的人认为，美国正试图破坏中国的稳定;10.4%的人认为美国正努力使中国看起来是糟糕的，并且有19.1%的人认为，美国根本不理解中国的内部局势。16 在回应中国政府的扭曲方面，美国只采取了很少的作为去理解或缓和中国公民的关切。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无视于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意图的担心或民主化的副作用，而是选择去再次强调抽象的民主优点。正如布什总统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心都是渴望自由的”，令人伤心的是许多中国公民似乎在回复，“别（把话）说得那么肯定。” 接下来是什么？ 尽管美国（有着希望在中国出现政治变革的）愿望或中国公民（也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但中国政府迄今已冲破以及消除了要求其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的压力。北京当局精确的控制了和阻碍了导致一个基础广泛的国内反对派产生的工具。它粉碎了政治上的对手，吸纳了潜在的竞争者，并灌输（其意识形态）给群众。它急切地试图最大化经济现代化同时最小化其自由化的影响。当西方等着用下一系列压力或手段可能会迫使北京当局去进行内部改革或放弃其威权主义统治的时候，中共政权已下定决心继续掌权下去。 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威权主义的韧性并没有消除美国的经济接触（战略）所可能导致的中国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所有可能性。但是，这样的韧性使得结果变得较为不确定或并不直截了当的显现出来，并且使美国只是等待民主在中国涌现出来的（战略）部署变得是越来越不明智的，站不住脚的。美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激发中国的民主化。 目前美国政府通过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主的声音以及制度广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同时在外部批评和羞辱中共政权。对于前者，美国政府通过支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和项目，包括了资助法治协作和村民选举，直接的财务援助公民社会组织和中国异议人士，广播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节目，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换计划。为了从外部施加压力给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施压要求释放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呼吁中国政府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目前美国努力去促进中国的民主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他们并不总是针对中国威权主义的韧性的各种来源。美国的行动当然不会也不能消除所有这些来源。例如，美国不应该去抨击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窘况，也不能阻止中国政府去体制化其自身的体制或吸收与其敌对的政治团体。然而，华盛顿当局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增强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以及反对现政权对于诸如新闻自由到结社的能力这类属于协调性事物所加的限制去抗击威权主义韧性的其他来源。此外，美国还应该开始认真努力去面对中国政府为了对抗民主化积极主动向其公民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 北京当局抹黑西方民主说其会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导致混乱并且是不适合的。 很多具体措施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的民主推动计划在中国进行。首先，美国应当提高资金并且支持信息通过中文互联网自由流动。目前，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已承诺总额为300万美元的资金去支持能反击中国政府所做的干扰他们网站的互联网技术。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自2002年以来的每一年，要么是两院中的其中一个、要么是国会参众两院都赞成了一项名为“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Global Internet Freedom Act”） 的决议，该决议最新版本所要求的预算为5000万美元一年以打击由专制政府所实施的互联网干扰行为。例如抗干扰技术，范围则是从通过代理服务器允许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被封锁的政治网站，到帮助那些匿名的中国用户去对抗政府的在线监测。正如决议所表明的那样，美国政府应增加资金，用于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以对抗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监视和干扰。 其次，美国应更积极地支持中国的另一项协调性事物：结社的政治权利。毕竟，单单只是技术和信息并不能带来民主和自由化;中国人民必须要求他们。目前，他们的要求是被政府意有所图的防止组织和动员的努力给消散掉和分散掉了。作为回应，美国应努力尝试去支持和连接中国的团体和个人到一起，这样的人群包括了从那些为民主的理想而去奋斗的人到那些反对具体不公的人。 一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推动民主的计划以有意义的横向联系和支持已经提供给了中国的活动人士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例如，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 ，为广泛的推动民主的努力提供了资金，目前支持的项目把律师，律师，以及学者召集到一起去策略化的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去保护宗教自由。同样地，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资助了培训基层劳工权益组织在地方媒体进行宣传推广并且与移民工人进行合作宣传推广的项目。强化美国对于这些能增强草根代理人和联盟项目的支持，将有助于反击中国政府对抗民主化的瓶颈点（chokepoints）。最近由自由之家所做的67国的研究表明，和平的，基础广泛的公民联盟对于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强制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持续性的政治变革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手段。 17 第三，美国要继续与中国的那些为他们祖国以及民主理想冒着生命危险以及生计危险的自由斗士站在一起。当这种支持是由上至总统下到领事馆官员这种行政部门彰显出来的时候是最为有效的。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接见持不同政见者，施压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人，并对他们的目标表示声援，但应该更为公开以及坚持的做这些事情。正如2006年5月11日三名华人基督教知识分子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所显示的那样，美国驻华大使馆可以更经常地并且公开地会见基督徒，异议作家，人权律师，以及记者去表明美国支持他们的原因何在。18 同样的，行政部门可以与流亡到美国的异议人士一起做更多的工作。自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否认和歪曲了悲剧周围的那些真相，洗脑了年轻一代，与此同时胁迫其他人不要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无视一年一度的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就象现在做的这样，布什政府及其后继者应派出官方代表去参加由天安门时代的活动人士所组织的烛光守夜活动并更大声的提醒中国政府，自大屠杀以来17年的使人炫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这些增长所仰赖之上的恐怖。 第四，美国应该进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公开外交努力，以推动大家认识民主的优点。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往往表现出似乎中国内部的发展应该在所有时间都必须是与民主有关的态度。美国没有努力说服中国人民自由与繁荣其实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不幸的是，民主的经验并不总是能提供必要的这样的保证。根据最近由美国企业研究所Kevin Hassett所做的一份分析发现，从1991年到2005年，经济上自由政治上压制的国家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经济上、政治上都自由的国家3.6个百分点。 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的那些为了他们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的自由斗士站在一起 似乎是在回应民主那并不令人愉快的现实，中国公民在对待经济自由与选举式民主的兼容性方面包藏了严重的质疑。然而美国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去解决他们的关切。美国的政策报告和言论往往侧重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而教育材料则集中于美国民主的性质和结构上。例如，许多从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副国务卿Karen Hughes办公室出来的言论和公开的外交文件，没有一件是在捍卫民主在辅助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大部分这些文件是在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和促进人权方面的兼容性。要知道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服中东国家的经济上一贫如洗的穆斯林们去拥抱民主而不是恐怖主义与说服一个安逸的，有自信的，新涌现出来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去拥抱政治自由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或机会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任务。 无止尽的只是说出“民主”的字眼而没有体认对其质疑给出合理的理由是不足够的。美国政府应发行概况介绍，小册子，以及公开声明民主国家所享有各种自由，以及为什么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所牵涉到的风险是值得去进行的。它应该面对面的直面在反对威权主义的理念之战上面的中心性辩论，而不是去忽略或取消它们。 最后，华盛顿当局必须意识到其本身影响力的局限性。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去推动和支持中国公民争取自由的努力。美国人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进步及其使政治自由化从经济发展中剥离出来的做法而没有我们以前所幻想出现的情景。我们应继续批评中共政权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人士和非政府团体的镇压。我们应该对一个不仅是富强的中国，而且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施压。然而我们必须指望中共主动的在美国和中国活动人士涉入的各个领域上后退。有时中国政府将更加严厉的打击其公民，仅仅因为美国一直敦促他们去争取自由。最终，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民主的中国将会出现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在提倡或支持它们，而是由于中国公民是敢于为其进行抗争的。 稳步的朝着自由前进 21世纪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在不小程度上由中国的未来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决定，中国的和平的民主化将不仅是和平的保证，它还将提供更多、更多的前景。牵涉到如此巨大的利害关系，美国应该重新考虑许多支撑了其中国政策的被错置的假定。它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威权主义的韧性、顽强并且应该放弃认为这种威权主义在面对美国（要求其改变）的意愿时将简单地、不可避免地萎缩这种天真的念头。它应该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威权主义是如何去适应、吸纳市场力量以及剥离他们的各种各样伴其而来的自由主义的属性并且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去对付它们。 也许有一天，13亿中国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会到来，但直到那时候推动从中国的共产主义式威权主义链条上解放将仍然是一份艰难的工作。美国应该更为严肃的从今天开始迈出平稳的一步。 1 Matthew Stephenson, “A Trojan Horse in China?” in Thomas Carothers, ed.,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