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唯色 | 今天是境内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自焚五周年

境内西藏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城自焚,迄今五年整, 但直到今天,扎白从未能返回家乡与寺院,据悉他仍被禁闭在军队的医院,除了母亲和妹妹,禁止其他人去探望。 扎白(བཀྲ་བྷེ།,Tapey,法名洛桑扎西)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 2009年2月27日下午1点40分许,扎白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举有西藏国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抬走。目前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他家在格尔登寺附近的村庄。父亲名叫热旦,母亲名叫美戈,还有27岁的哥哥策波,18岁的妹妹才让吉。 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 报道 ,两次提到他在自焚前留下遗书: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扎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新华社2009年3月5日英文电讯 报道 称扎巴自焚后送往阿坝县人民医院,否认军警开枪。 中国中央电视台2012年5月[1]和12月[2]、2013年5月[3]播的官方宣传片,称他自焚是因2008年没有参加抗议被寺院僧人们嘲笑,他为赌口气而自焚,并称他表示后悔。其中有扎白在医院的镜头,但未告知后来下落,事实上之后情况不明。 拍下扎白自焚现场两张照片并发送外界的格尔登寺僧人江廓,后被判刑6年半。 注释: [1]CCTV于2012年5月7日凌晨2时20分,在其英语新闻台播出41分钟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并在5月8日,在CCTV的法语频道、西班牙频道、阿拉伯语频道、俄语频道,各三次播出,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2]CCTV于2012年12月23日晚9点半播出31分钟专题片《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3]CCTV于2013年5月16日晚9点半播出25分钟专题片《从 看达赖集团怎样操弄自焚事件》, 是中国官方解释藏人自焚的宣传片。 (——以上文字,摘自台湾雪域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我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 以下图片记录的是2008年3月16日阿坝僧俗藏人街头抗议被当局严酷镇压,多人死伤、遭捕被判刑(图1、图2);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当街自焚并遭军警枪击(图3、图4、图5、图6);最后一张照片是CCTV专题片中有关扎白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事实上,扎白迄今仍被禁闭在军队医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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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北京放眼未来的5G全球战略

中国早早就部署明天的通讯新技术研发,早在1986年3月就制定的中国研发通讯等领域新技术战略方针,不仅要求中国有自主的技术研究与品牌,而且也要求中国的技术应领先世界通讯技术。因此尽管中国刚刚才推出4G的手机通讯网络技术,就已经把开发5G作为给下一代奠定坚实技术与国际竞争基础的战略来抓。 目前中国的4G手机技术,只限定在一些大城市,但很快中国就将在其他众多城市普及4G技术。中国政府为从4G向5G技术飞越,向电信通讯领域提供援助,鼓励技术开发,参加未来电讯开发计划的,不仅有龙头企业像华为、中兴以及大唐,还有电信通讯科研教学实力雄厚的机构诸如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及其电讯产品生产商。 中国政府为这一计划已经拨款1亿6000万元人民币,未来还会追加资助。中国专家指出,为未来开发5G战略,远远超过“863”规划,因为中国目前已经走过寻求自己品牌的阶段,而更加寻求与国际贯通,在研发先进基础上,也追求与全球科技兼容融汇,能够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 为此中国推出的研发计划,取名为IMT2020,目的是要在2020年在中国实现5G移动互联网。目前研发处于初级摸索阶段,到2015年确定目标,争取在2018年就在中国推出第一个5G网络,到2020年就要实现在中国普及。届时,按照北京制定的技术要求,5G移动网络应当是每秒有10千兆比特能量,承载更多的用户的通讯需求量。 中国通信领域从中看到新科技发展周期加快,即将研发明天的科技看成是商机,但也视为挑战。华为从2009年就加大了研发新科技的资金支持,除了投入数百名专门人才加以开发,并拨款6亿美元作为专项研发经费,开发计划一直制定到了2018年。 中国不再关门研发自己的标准品牌,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全球,对未来技术开发,也提出了在全球领先的战略追求。因此中国电信领域从现在就开始在全球积极寻找技术开发合作伙伴,除了亚洲,欧洲的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西班牙甚至欧盟,都有与中国合作研究开发新一代电信科技的合作计划。 今天关于中国的文章,法国 « 回声报 » 世界版今天关于北京因应气候污染的政治挑战撰文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落入污染的陷阱;« 回声报 » 就金融市场围绕北京对人民币升降之意图发表文章说,北京围绕人民币价值的升与降散布混乱。« 回声报 » 常驻北京记者格雷兹庸说,人民币经历了三年的升值后,出现三年以来人民币连续六天最大幅度贬值,面对美元,人民币下滑百分之一,由于人民币在欧元的实际兑换中占百分之20, 人民币贬值可能造成欧洲不安。 此外,法国多家报纸头版头条集中在欧盟委员会有关法国赤字将会更严重的预测之上:« 回声报 » 说法国被迫要做更多得节约;« 费加罗报 »说法国令欧洲担忧;« 舆论报 » 说又有一个诺言无法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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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委内瑞拉当前情势的摘要

国内许多地方都在进行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缺乏核心与方向,这一点在社群媒体网络里屡被指出。抗议群众间对于反对党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因此,同时见到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是有可能的。 在首都加拉加斯,中产阶级与大学生是示威游行里的主角。另一方面,在其他州,许多热门行业都加入了抗议行列。加拉加斯这边的主要要求是政治面的,其中包括呼吁释放遭拘禁者与要求总统Maduro辞职。其他城市的要求则是许多社会需求的结合,抗议通货膨胀、资源匮乏以及缺乏适当的公共设施。 人权捍卫者、社会学家与记者Rafael Uzcátegui ( @fanzinero  ) 西写了〈委内瑞拉当前情势的摘要--写给好奇与/或不太了解的人〉。原文以 西班牙文 发表西,不过目前已经翻成了 英文 。   校对:Josephine Liu 作者 Silvia Viñas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googleplus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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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西班牙人又爱又恨的《纽约时报》

马德里的报摊。照片来自 Flickr 网友 Juanedc。CC BY 2.0 授权。 当《纽约时报》报导关于西班牙的新闻,西班牙媒体便回过头来报导纽约时报。西班牙过去几年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其间这家美国媒体对西班牙的报导总能成为国内的头条新闻。2014 年二月十八日一则关于西班牙人相对之下晚睡晚起作息的报导也不例外。 这篇题为〈 十点才吃晚餐的西班牙自问是否该将时钟往前拨了? 〉的文章描述有一场小小的运动,想改变传统的晚睡晚起、长时间午餐和更晚的下班时间,让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方同步,希望能藉此提高生产力。 这篇在《纽约时报》头版下半部的报导一整天在西班牙媒体圈内流传,登上了非常多的新闻网站。批评集中在记者 Jim Yardley 对  siesta (午睡)的刻板印象,对多数上班族来说午睡时间早已不复存在,也是西班牙人对外国媒体扭曲报导难以忍受的痛处之一。 有些媒体在头条宣称《纽约时报》「  批评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 」或根本是「  反对午睡和西班牙人的日程规划 」。报导标题〈西班牙自问是否该将时钟往前拨了?〉被误译为带有非难意味的〈西班牙应当自省是否该将时钟往前拨了( España, el país de las cenas a las 10 P.M, preguntaos si no es hora de cambiar los horarios )〉) ,进一步煽动了读者的情绪。 有些西班牙人赞同将他们的时钟拨快点,有些人则在社群媒体上为西班牙文化辩护。 Y todos somos toreros y tocamos la guitarra http://t.co/N9YJwIQBbd — Pedro Luis García (@pedrol2013) February 18, 2014 我们全是弹着吉他的斗牛士。http://t.co/N9YJwIQBbd — Pedro Luis García (@pedrol2013) 2014 年二月十八日 Parece que para trabajar en The New York Times es imprescindible odiar a España y sus costumbres — Adriana LópezÁlvarez (@AdrianaAlvarezz) February 18, 2014 看来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基本条件是讨厌西班牙和西班牙习俗。 — Adriana LópezÁlvarez (@AdrianaAlvarezz) 2014 年二月十八日 Totalmente a favor de cambiar nuestros hábitos horarios, pero prefiero mi cena a las 10 que tener una pistola en casa http://t.co/akNpFuUGZz — Alberto Bonilla (@albertobonillaz) February 18, 2014 完全支持改变我们的生活日程,但比起家里放把枪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十点吃晚餐。http://t.co/akNpFuUGZz — Alberto Bonilla (@albertobonillaz) 2014 年二月十八日 落井下石 自经济危机以来,这已不是《纽约时报》或其他英美媒体第一次做出被西班牙人视为夸大渲染或傲慢自大的报导。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 2013 年九月对于西班牙国会委员会改革工作时程的呼吁也做了类似的报导(〈 结束午睡时间、延后的会议和漫漫长夜,告诉西班牙人怎样工作会更好 〉)。这篇报导原本的配图是一名打赤膊的啤酒肚男人坐在户外椅子上午睡,收到读者抱怨后 换成 了穿衬衫戴报僮帽的男人在马车上午睡的较温和图片。 《纽约时报》 2012 年另一则 头版 下半部报导中一张一个人在垃圾堆中翻找的黑白照片曾引起更强烈的抗议。这篇 文章 详细描述了西班牙高失业率带来的饥饿问题 ── 约四分之一西班牙人失业,其中青年失业率接近百分之五十。报导引用天主教慈善机构 Caritas 的报告指出他们在 2010 年提供将近百万西班牙人食物,超过 2007 年经济危机前的两倍。一系列抗议活动和贫困人民的照片和报导一起在网站上发表。 这则报导的图文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网络运动  #paraNYTimes  收集了更多日常生活 正面画面的照片 以反击报导中的描述。西班牙一个 类似 Reddit 的网站 Menéame  上有网友表示: Sensacionalista, podría poner fotos similares sobre los EEUU, en blaco y negro y todo, y hacerlos parecer un país tercermundista. 这是夸大渲染。你也可以找到关于美国的黑白或其他颜色的类似照片,让美国看起来像个第三世界国家。 在另一个讨论串中网友 josejon  主张 :  El reportaje da una imagen parcial de España: realidad cierta, pero no compl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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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姚洋: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    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    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    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    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    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    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    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    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中性政府    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    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    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    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 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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