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慕容雪村：十四个梯子和一个春天
2011年秋天，一位朋友和我讨论西藏的问题，他问我：“你知道有多少藏人自焚而死吗？” 2005至2008年间我住在拉萨，自以为对西藏无所不知，可从来不知道有人自焚。这位朋友对我说了一些自焚事件的恐怖细节，并对我说：“ 一个关心中国的作家，不会翻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缺陷，“你不能让一堵墙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 他说的“墙”就是著名的防火长城，中国政府于1998年开...
阅读更多言论审查
言论丢失啦
言论审查，通常指某些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和其他控制机构对被认为是有害的、敏感的、或是不合适的演讲及其他公共言论的抑制，而审查（Censorship)也被认为是精神，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暴力形式。中国是言论审查的大国，从新闻媒体到互联网内容，无处不存在着言论审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当局也开发出一套被称为“数字极权”的言论审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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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尹胜：从言论管控看中国危局
近年来。中国的情况让人感到极其不安，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话了。原本一些有良知的学者，还说点真话，虽是隔靴搔痒，但至少还残存着一点点宝贵而可怜的批判精神。现在呢，学院那些敢说话的基本都噤若寒蝉，仅有体制外的一些人还敢于通过网络，直言心声挑战权威。或传播普世价值，或畅想民主未来，或探讨历史真相，或寻求真理共识。...
阅读更多纽约时报 | 李锐之女起诉中国海关没收其父回忆录
北京——李南央两年前从香港乘飞机回到这里时，中国的很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她带的一些东西充满期待：几十本她父亲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98岁的中共退休官员李锐以内部人士的身份，不加掩饰地描述了自己身居领导职位时的经历。但当李南央在机场通关时，海关没收了那些书籍。越来越多的归国中国旅客拥有类似经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广为人知，但其咄咄逼人地拦截将被携带入境的出版物的行为受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希望改变这一点的李南央在北京提起了诉讼，质疑机场没收行为的合法性。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拿回那些书，但她正在寻求的东西或许更重要：对一种审查行为的官方解释。“李锐是共产党的元老，”李南央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他都没有言论自由，谁还有？”在一个互联网用户规模居世界之最的国家里，李南央的官司可能感觉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但对希望避开审查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正是因为中国的网络过滤器相当精密，书籍和其他老式的印刷出版物才仍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也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在努力限制与其被粉饰过的历史版本相矛盾的信息。数十年来，这些书籍悄悄从香港流入中国大陆。在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的民众依然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中国的作家和出版商称，广泛的审查在近些年急剧加强，导致把禁书带到大陆的风险大大增加。“我感到无助，我没办法改变政策，”北京大学的教授印红标说。和中国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在香港出版自己的作品，包括一些颇受推崇的历史著作，介绍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把自己的书带回家时却遇到了问题。印红标表示，过去三年里他的书多次被海关官员没收，导致他难以与其他学者分享自己的作品。“很难避开，”他说。更严格的边境管控——即“南山计划”，指的是一个在大陆南端监视香港的观察站——包括更多地利用X射线扫描旅客行李，尤其是针对从香港乘飞机或火车抵达内地的华人。当局还通知了导游，要求他们对想要在香港书店购买政治类杂志和中国领导人传记的游客加以提醒。不过，监管的重点则是带大量图书回内地的游客。书籍在X射线图像中非常容易被发现。这些严格措施的出台要追溯到2012年让习近平掌权的中共会议前夕。那年1月颁布的规定称，所有来自香港的旅行者必须接受更严格的行李检查。“香港已成为政治性有害出版活动的主要策源地，”一份传播范围广泛的政府通知称。上面还说，这些内容很多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的，它们“歪曲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贬损党和国家领导人”。香港的出版机构称，这些新规定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不过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一些人说，由于内地游客都听说不能再带回一些有政治异议内容的书籍或杂志，销售大幅下降。“销售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新世纪出版社的负责人鲍樸说。该机构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敏感时期的图书。“香港出版业受到的管控被大大收紧。”中国的海关部门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没收各种物品，从色情出版物到“扰乱社会秩序”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作品，不一而足。然而，在没收一种出版物时，官员们很少说明它到底违反了哪条规定。这种模糊性让游客不愿再带任何会引起哪怕只是一丁点麻烦的图书或出版物进入中国大陆。李南央的起诉决定正在迫使海关官员具体指出，父亲的回忆录中哪些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反感。这让这些官员的处境颇为尴尬，一个原因是，她的父亲仍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共党员。尽管几次遭到领导层的清洗——由于质疑导致了上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的政策，他曾在农村劳动约20年时间——李锐在毛泽东去世后被平反，并在帮助其他党员恢复权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人中有的仍然颇有势力。不过，李锐经常呼吁在党内加强民主，并且支持了一本探究中共历史不那么光彩一面的杂志。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于2013年在香港出版，这部467页的回忆录就是这种信念的延续。李锐坦率地描述了毛泽东推出的灾难性政策，以及反对者试图在1959年一个会议上阻止他的始末，其中包含了正史中被抹去的种种细节。对于在工作中遇到的官员，李锐也分享了自己对他们看法，包括大多数中国最高领导人。李南央说，近十年前，中共要求父亲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另外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参与她提起的诉讼。但在2月份，他参加了一个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会议。赵紫阳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前被解职的改革派党总书记。据两名不愿具名的在场者说，李锐谈到自己的书遭到扣押，以及中共未能建立宪政的失败。65岁的李南央目前住在旧金山地区，之前曾在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她称该诉讼是自己的个人决定，意在突显这种失败。“我希望人们少像服从者那么思考，多像公民那么思考，”她说。“我希望人们能够承担责任，改变中国，而不是等待上层来改革体制。”“我不指望能赢，”她补充道，“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海关的做法。”李南央证实自己尽管在国外生活了近25年，但仍然是中国公民，之后北京一家法院在去年9月接受了她的诉状。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聆讯应该三个月内进行。但法院屡次推迟这个案子，最近一次是在本月。“他们可以继续推迟这个案子，”她的律师夏楠说，“即使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已被列入黑名单的政治哲学学者刘军宁认为，李南央从政府那里获得回答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当局想让她赢，她就能赢，”他说。 “但是，如果她胜诉了，这就会被看成是一种对其他人的鼓励。”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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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变本加厉的言论审查
北京——去年11月初，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期间，市政府官员关闭了数百家工厂，禁行了数百万车辆，为的是清除往常蒙住天空的雾霾。但是当一天污染飙升，根据美国大使馆的测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安全警戒线的六倍时，中国官员使出最后一招：他们果断地直接从智能手机应用和国内网站中删除了美国的统计数据。我在美国的大学看到这则新闻后，和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这让我想起小学时学到的成语“掩耳盗铃”：一个人想从别人家偷一口大铜钟，为了方便带走，他决定用铁锤把铜钟敲成碎片，但又害怕发出的声音可能惊动主人。于是，他塞住了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样一来，其他人也不会听到声音。相关文章 中国要求限制使用西方价值观教材 中国网络封锁升级大范围屏蔽VPN 《武媚娘传奇》因露乳沟遭审查 向中国出版审查低头的世界 亲历中国的出版审查 中国信息控制的行动背后自欺欺人的本质一直招致人们的嘲讽和怀疑。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00年曾将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有名地比作“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但随后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中国审查机构对这个看似痴人说梦目标的执着投入已经将它转化为严峻的现实，将每一位中国公民囚禁其中。去年，包括Instagram和Line在内的几个外国的社交媒体app逐一倒在审查者刀下，加入了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内日趋扩大的在中国被封网站的名单。屡遭中国官方骚扰的谷歌(Google)也在去年12月底目睹Gmail在中国的服务受到阻拦。最近几周，官方又开始对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简称VPN）下手。VPN是一个技术上的“空子”，许多中国居民一直依赖它来访问被防火墙(Great Firewall)屏蔽的内容。在国外学校放假期间回到中国感觉越来越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们用来相互联络的互联网工具被严格管控的中国版本所取代；一句对共产党的温和批评也可能招来警察的质询或监禁。主流媒体和出版行业也正承受着的攻击。业内人士用“三个T”——天安门(Tiananmen)、西藏(Tibet)和台湾(Taiwan)——来总结禁忌话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妈妈在过去数月，已经有数个申报重大选题的图书项目被上级拒绝。这些书的题材——包括佛教和同性恋——过去往往能比较轻松地绕过审查。审查范围也并不局限于政治敏感事件。最近，一部关于中国第一位女皇帝的电视剧遭到停播，其原因仅仅是人物的衣着暴露。这些看似滑稽的审查制度偶尔会促使人们集体提出对透明度的诉求。然而更多时候，它只会剥夺人们沟通的渠道，导致大家彼此疏远。正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发生的民族暴力去年夺取了数百人的性命，然而由于政府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其中的细节或许永远也无法为外部获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在大陆仅受到了粗略报道，其中抗议者被称为受“外国反华势力”挑唆的“激进分子”。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从农村的上访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经受着逐渐萎缩的舆论空间。这种信息垄断已经促使误解在人群中普遍滋生。在我遇到的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反思共产党在新疆的压迫政策可能是引发最近的流血事件的原因之一。相反， 绝大多数人和我在最近乌鲁木齐碰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抱有类似看法，坚信这些袭击事件只是“被极端思想洗脑的野蛮维吾尔人”的暴行。同样地，许多大陆人尽管对香港抗议者的诉求一无所知，却毫不迟疑地质疑他们的动机，或者嘲笑他们的天真。去年年初，一群曾是红卫兵的年长女性在沉默数十年后，为她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为表示了公开道歉：她们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学校的副校长被群殴至死的事件成为了文革最臭名昭著的惨剧之一。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的广泛讨论很快被当局关停。但是，短暂爆发的公众评论中少见宽恕之意。由于缺乏一个理性对话平台，人们难以理解悲剧背后深层政治原因，相关讨论演变成了针对个人罪行的人身攻击。在我最近与这些女性会面时，其中一位问到我和我的朋友如何看待她们的道歉。当我告诉她我大多数的同龄人都对此事漠不关心时，她陷入了沉默。我的高中课本中布满了关于“祖国母亲民族和文化团结”的蓬勃描述。然而在现实社会，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希望和愤懑被关禁闭，整个社会的支离破碎却是对课本描述的残酷嘲弄。中国领导人或许以为将这些申诉相互隔绝能帮他们遏制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带来信任缺失，最终会损害共产党自身的公信力。共产党强硬的审查策略，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他们对于自身应付公众不满情绪能力与日俱增的焦虑。在报纸社论和政治会议上有关“中国梦”的宏篇大论背后，是充满对后苏联式“颜色革命”担忧的窃窃私语。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了对媒体的管控，导致破坏政局稳定异见的大量涌现。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决心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同时，似乎也同样担心自身的管控策略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在新年前夜上海发生的导致36人丧生的踩踏事件过后，审查者迅速采取措施限制公众讨论。在哀悼现场，遇难者的亲属都有便衣警察陪同。连哀悼也变成了颠覆行为，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嘲讽道。当局担心遇难者获得的广泛同情可能会激发公众对政府的愤怒情绪。掩耳盗铃的人现在似乎加快了步伐。与其希望其他人没有听到声响，他或许正忙着看路，祈祷在仓促逃脱中不要绊倒。高雨莘生于北京，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研究生。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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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内容被多人举报，相关的内容无法进行查看。” 最近这个页面的出现频率，似乎是有点高。 “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该内容已被管理员加密”、“您所发布的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删除”…… 每当这样的提示弹出时，或者当你的帖子、评论就那样无声无息消失时，曾经年少无知的你，是不是多少还隐隐藏着一丝要冲去和小秘书理论一番的冲动？ 当然，再一想，只能叹口气：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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