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标语

计划生育,曾经是中国为了控制人口的一项基本国策。该政策一直从1970年代初期持续到了2021年,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内容不同。该政策饱受舆论批评,被指责为违反人权、不起作用和人口数字造假导致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等。在执行层面,因为过于残酷的“强制绝育”、“强制流产”和罚款下岗等处罚,备受国际和国内民众反感、批评。

1970年代初期,中国一改之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79年,“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并在同年提出“一胎化”政策。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上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2年5月,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开始“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强制上环政策,同年导致了大量孕妇被强制流畅,妇女被强制绝育。外界普遍认为,钱信忠的政策开启了“计划生育”最残酷的一面。第二年,钱信忠被免职。然而,之后钱信忠留下的“强制绝育”和“强制流产”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2015年10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过低,带来了一些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加速开展全面二胎,在中国大陆实行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实施“三孩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彻底破产。

中国数字空间收藏

时间馆真理馆

CDT视频 CDT播客 CDT大事记 404文库 CDT电子报 CDT征稿 版权说明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文章

网易专栏 | 陕西孕妇被强制引产后的这三年

年前,陕西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她和死胎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轰动世界。被引产的后遗症致使冯建梅两年多无法受孕,“被计生人员按在床上打针”的噩梦常把她惊醒。所幸,冯建梅最终再产女婴,“感觉那个孩子又回来了”。只是政府当初的承诺并未兑现,村民对冯建梅“把事情闹大”的不解,让夫妻二人有些无奈。如今时光境迁,对于丈夫邓吉元所在的鱼坪村来说,计生专员开始为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犯愁,“怎样说服村民生二胎呢,总不能强迫吧?” 文|冯存健...

阅读更多

博谈网 | 一位医生亲历的八十年代计生运动

正值废除一胎化、全国人民欢呼之时,我却不由自主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运动时的情况。作为医生,当年所见所闻与今日景象同样让人深思,五味杂陈。以前毛主席针对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议提出:人多力量大。全国妇女敞开肚皮生。我仿佛记得我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生孩子多还授予英雄母亲称号。那时我年纪很小,说不清楚。 我有大儿子是1977年。那时,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孩。1979年妻子怀二儿子时就提倡生一个孩子了。不过第二个孩子也可以生,但要消灭黑小三(第三个孩子)。 刚进入1980年,第二个孩子也要计划掉。春节前运动松一点,过春节后第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计划生育。 我所在的县医院是龙头单位,计划生育运动还没开始,各科室就开始给妇产科腾床,好接纳各公社计划生育小分队抓来的二胎孕妇。 不仅仅是农村,就连我们科护士小李及妇科护士小郑也刚好赶上了,运动来到时她们妊娠刚好八个多月。如果在运动到来前就引产,说不定早产儿还能活下来。如果过两天运动来了,她们会被强行把孩子计划掉。 最后,她们决定孤注一掷,听天由命。她们两人用催产素引产。早产儿刚生下来挺好,会哭会闹。可就是一吃就吐。她们又不敢在医院大张旗鼓地治疗,结果两个孩子最后都死了。 接着,计划生育运动暴风骤雨似地来了。各公社计划生育小分队强行逮住大肚子妇女送到医院,她们一进来,妇产科医生就给她们宫腔内注射雷夫诺尔、天花粉。两三天后大肚子们就分娩了。大部分分娩出的胎儿是死胎。个别的出生后还会哭,就在产床下边放个水桶,娩出就塞入水桶里了。 由于妇产科住不下,这些住院的大肚子就被分配到其他各个科室的病房。各科室的房间都住满了等待计划的妊妇。妇产科医生给妊妇宫腔内注射了雷夫努尔就不管了,由所住科室负责给妊妇输液和对症治疗。两三天后,妊妇分娩出死胎时,再由妇产科医生接生。 我所在的内科也住满了妊妇。在平常,内科病人都是很听话的,服从治疗。可是自从这些妊妇住进来,就不一样了。她们有冤没处发,找错了对象,个个象吃了枪炮药似的对待我们内科大夫,就好像是我们把她们抓来的一样,经常挑我们的刺。 她们不断地说这儿痛、那儿痒,怎么样用药都不好。上面又不叫我们开那么多药,因为计划生育没有那么多经费。我们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 一天,我管的房间里,大肚子们又发难了。我只好问她们:你们怎么被抓来了?怎么当时不跑哇? 她们说:当时没来的及跑。 我说:你们来到医院也可以跑。 她们说:不敢跑,跑了怕她们的家人挨收拾。 我说:你们现在就跑吧。你们跑,我绝不拦你们,尽管放心跑就是了。 她们说:给打针了(子宫内),怎么跑?跑了就不给接生了。 我说:你们就这点本事啊!连跑都不敢跑,只知道作难我。我是个破内科医生,只会看病,又不管计划生育,你们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叫你们来这儿的,是你们公社送到这儿来的。你们就是到这儿跑了,也不关我什么事。 我发了一阵火,走了。那群大肚子大眼瞪小眼,只好到医生办公室和我说好话。就这样她们都老实了。事情就是这样,碰到刺头的人和事,你只要硬起来,他就会软下去。要不就会受气。 医院妇产科主任姓张,由于脾气大,人们给她起外号叫张大炮,她是医院施院长的老婆。 张大炮对计划生育强制性引产非常看不惯。计划生育运动来了,施院长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给各科室布置任务时,妇产科作为具体执行科室,当然是首当其冲。 但张大炮看不惯,拒不执行任务,施院长只好叫她休病假,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按照常人理解,张大炮主任你就好好休息呗。可她又憋不住,在门诊楼前无所事地转来转去。有熟人见了她,问:张主任,你在这儿干什么? 休班,不上班了!张回答。 为什么?别人问。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干了一辈子医生,接了一辈子娃娃,一个个都活蹦乱跳的。现在,我把本来应该活蹦乱跳的娃娃弄死,这不是害性命么?——我不干,这不,我休班了。张大炮在门诊楼前见熟人就这么述说着。 ‌‌“把她拉回来!简直是乱弹琴。‌‌”施院长在办公室对下边的人说。 ‌‌“张主任,你家里来人了。‌‌”办公室人员就这么应付着施院长的家事。办公室人员也拿院长夫人没办法,只好编瞎话骗她回家。 我们县计划生育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现在说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发生在山东博平附近某村。在计划生育运动中,计划生育小分队在各村的线人(天下事无奇不有,就有这么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的欲望和目的,愿意充当内线,向上级告密,提供被监视人的动向)提供的线索指引下,逮住第二胎妊娠妇女就往医院送。 一般送人由大队干部陪着。哪知这次送的妇女中,有一个妇女在途中突然肚子疼,接着就分娩出一个男婴。他们村的书记慌了,因为公社干部在计划生育动员会上下了死命令:这次运动是政治任务,一个二胎都不能生,生了也不能活。哪个大队有二胎,干部就地免职,违反政策的人要逮起来。对于计划生育闹事户的办法是:你要上吊给你绳,你要喝药给你瓶。别怕出事,出了事国家给你们担着。 既然路上生了孩子,那个村支书不知怎么失去理智,一时心血来潮就把刚生的男婴掐死了。那妇女的公爹知道后伤心至极,直奔书记家,刚好见书记的小孙子在他家大门口玩耍,抡起铁锹一下击中小孩的头部、当即毙命。你叫我没孙子、我叫你断子绝孙! 这事很快汇报到县里,怎么办?后来听说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把那个村支书免了职,又把他们两家从一个生产队调开就算完事了。县里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都在地方官的运作下销声匿迹了。 现在也是这样,民不告、官不究,打伤了人也可以私了,还写入了法律!我们这儿也有打死人私了的事。这是依法治国吗?天下悖论太多、不合理的事也太多。见的多了,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注:作者系‌‌“文革‌‌”前北京医学院招收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该校后来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再后与北大合并。摘自作者正在创作的回忆录《沙里淘金录》  

阅读更多

博谈网 | 中国“黑孩子”的黑暗生活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法新社》11月1日报道,李雪(音)出生在北京,并一直生活在那里。但是,像成百上千万其他被视为违反中国的一胎政策的人一样,从政府的角度看,李雪并不存在。 她没有权利上学,没有医保,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出生证明或身份证明,她是一个‌‌‌‌“黑孩子‌‌‌‌”,是她自己祖国的外国人,不能去公共图书馆,不能合法结婚,甚至不能乘坐火车。 她说:‌‌‌‌“我出生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任何权利。无论做什么,我都被排除在外,都困难重重。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我是否存在。‌‌‌‌” 上周,中国当局宣布终结了备受争议的一胎政策。现在,所有的家庭被允许生两个孩子。 通常伴随着残忍的强制堕胎和绝育,该政策已经产生了复杂而持久的影响。 李雪的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有合法出生证明,当她妈妈意外再次怀孕时,作为工厂工人的他们便从工厂请了长期伤残假。她说,他们没有想要生第二个,但是她妈妈当时病得太厉害,不能流产。 违法一胎政策的家庭必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才能给孩子上户口–共产党中国的最重要的户籍–户口把出生地和一个人的所有重要福利绑在了一起。 当局给李雪定的(罚款)是5千元,远远超过了她父母每月赖以生活的100元,当工厂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她的妈妈被正式解雇了。 现在22岁的李雪(从出生后)就一直生存在真空之中。 她在6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邻居家的玩伴被送去上学,他们的父母警告他们不要和她玩。 她说:‌‌‌‌“我开始明白,我的生活和我周围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没有户口。‌‌‌‌” 她的母亲白秀玲(音)接口道:‌‌‌‌“她曾经哭着告诉我‌‌‌‌‘妈妈,我只想去上学!’,但是她去不了。‌‌‌‌” ‌‌‌‌“当她生病的时候,我们只能到邻居家讨一些药。‌‌‌‌” 中国的官方人口在去年年底为13.7亿,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1300万象李雪一样的‌‌‌‌“黑孩子‌‌‌‌”,比葡萄牙的人口总数还多。 李雪年长8岁的姐姐李彬(音),最终教会了她读写。然而,就在别的同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李雪每天穿梭着站到政府大楼外,她的父母希望在那里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请求。 59岁的白秀玲说:‌‌‌‌“我们去了无数次。如果天气允许,基本每天都去,有时候一天两次。‌‌‌‌” 在象征着中国政府心脏的天安门广场,李雪举起了一个牌子,上写‌‌‌‌“我想去上学‌‌‌‌”。 她说,‌‌‌‌“不管我们去哪里,没人理我们‌‌‌‌”。上告同样是徒劳的。 但是,他们的努力的确引来了注意。这家人说,他们承受了十年的警察监视,有几次警察打了她们的父母,其中一次两人(被打的)卧床两个月。 当去年11月李雪父亲去世的时候,便衣警察来到了医院外面。 白秀玲含着眼泪说:‌‌‌‌“她爸爸总是告诉她不要放弃希望。他去世的时候是睁着眼睛走的。他怎能安息?当然不能。‌‌‌‌” 《法新社》周日联系到李雪所在地的派出所,一名警察说:‌‌‌‌“如果她来找我们,我们会给她办户口。‌‌‌‌” 但是,李雪说:‌‌‌‌“在过去的22年里,我听够了政府说这个或那个立法或改革,但是在底层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 她的妈妈接着说:‌‌‌‌“我们是弱者,他们很强大。‌‌‌‌” 这个家庭住在北京一个共用单元的两间屋里,没有洗手间。 李彬16岁便辍学养家,开始在肯德基打工,后来到一家电子公司工作。 生活的压力让她的婚姻解散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对妹妹不满,说对于‌‌‌‌“正常的,合法工作‌‌‌‌”,雇主不会雇佣没有身份证的人。 她说:‌‌‌‌“我们真的很疼爱李雪,因为我们觉得她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我们想让她在家里感受到温暖,因为在社会上她从来没有感受到温暖。‌‌‌‌” 李雪暂时在一家愿意不看身份的餐馆找到了一个工作。 她说:‌‌‌‌“这是第一次,我能够以我的能力,而不是身份,被认可,感觉真好。‌‌‌‌” 但是她补充说:‌‌‌‌“这个工作只是暂时的。我的未来,我甚至无法想象。‌‌‌‌” 原文阅读:Dark lives of China’s ‘black children’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