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计 划 生 育 制 度   本词条在以下文章中被使用 （1）摇光杂谈： 《当傻逼的优越感丛生并成功将自己感动》 （2）天玑连载： 《我的基层观察（一）乡镇基层政权观察》 （3）开阳高论： 《民族国家的穷途末路》 词条简介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此政策限制城市户口已婚汉族男女只能生育一名子女，但许多地区对农村夫妇、少数民族和夫妇均为独生子女等几种情况作出了例外规定[1][2][3]，民族自治地方也普遍设定了自己的计划生育政策。 为了减轻人口增长过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在 1970 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 1979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立为其基本国策之一。[4][5]根据中国计生委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这项政策自其实施开始，至2000年时共减少了2.5亿孩子的出生。在2002年以前，超生、多生的中国公民会被处以数额不等的计划生育罚款。[3][6] 但从2002年9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后，违规生育子女的公民被要求“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7]其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按省级（即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规定，主要参考的是当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8]每级政府均设有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宣传计划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监督和检查该政策的实施情况。[9]在收取社会抚养费的过程中，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为获得社会抚养费作为地方财政收入而“没收”小孩的极端犯罪事件。 尽管有计划生育政策存在，但仍有许多中国公民以缴纳罚款或不上户口的形式生育了一名以上的子女。     目录 1、历史 1.1、背景 1.2、官方宣传 2、现状 2.1、相关法律 2.2、评价 2.2.1、支持 2.2.2、反对 3、政策未来 4、参考文献   1 历史 1.1 背景 1798年英国牧师 托马斯 · 罗伯特 · 马尔萨斯 发表《人口学原理》。认为只有 自然原因、灾难、道德限制和罪恶 才能限制人口过度增长。 1950年代 马寅初 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960年代末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人口压力巨大，政府最终设立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计生委），计划生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策，此后计划生育逐步强化实施。 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79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确立为其基本国策之一。 2000年代初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政策调整，1980年代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达适婚年龄， 计划生育有一定放松， 如独生子女夫妻允许生2胎。 2005年中国大陆媒体出现有关富人超生造成穷人不平等地位的讨论。随后政府立法，根据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者的家庭收入决定具体罚款额。 2011年河南省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胎。 至此，中国大陆 31 省市均已放开双独家庭生二胎政策 [10] 1.2 官方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5年八月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这样宣传中国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4年的15年间，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7亿，每增加1亿人口平均需要7.5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4年，是中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间，10年内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每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缩短为5年；197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从1973年到1995年2月，中国人口由9亿增加到12亿，每增加1亿人口所需时间，又延长到7年左右。1994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下降到17.7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1‰，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下降到2左右。”“ 计划生育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   2 现状 2.1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89条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计划生育行政工作。一法三规：一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三规是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11][12][13][14] 2.2 评价 2.2.1 支持 中国计划生育的主要支持学者李小平认为计划生育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其认为家庭中第二个孩子是多余的，对中国经济没有意义。进一步的希望在22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3亿。[15] 另外，在民间的计划生育支持者多认为计划生育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使中国在这些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甩掉了经济增长的包袱，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2.2.2 反对 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 、生育权 生育权是属于公民的。 在未有政府之前，早已存在生育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也承认：“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既然如此，如果政府要限制本来属于公民的生育权，就 不能实行强制的方式 。正如捐款，那些钱本来是属于施主的，如果施主自愿捐款，这是合法的；如果施主不愿捐款，这也是合法的，不应该强迫。假如强迫施主捐款，这就变成抢劫了。1968年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 《德黑兰宣言》 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 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2 、人口结构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老龄化，男女比例，民族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迅速下降等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２００５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１１８．８８，与正常值１０４—１０７有严重的偏离。[16]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曾静说过：“ 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 [17]   3 、执法问题：强制上环与堕胎 各地方政府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普遍存在着暴力执法和强制执法的情况，这也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的民怨越来越大。 各地计生宣传语摘录如下： 超生就扎！ 湖南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四川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山东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安徽 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山东菏泽 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  湖南 该流不流，收田牵牛  山东临沂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云南楚雄 一孩上，二孩扎，不扎就动法  山东临沂 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湖北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广西 投水不救人，吃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   湖南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安徽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四川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  ——  刮！刮！刮！   四川 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   湖北   4 、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四二一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认为 “ 四二一 ” 的家庭结构 不合理，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贵”的当前国情，一对青壮年夫妇负荷显然过重。[18] 在中国，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的反对者有： 易富贤（网名中山水寒，水寒），中国中南大学药理学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学者，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他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 。著作有《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作序，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ISBN 9789889972530，《大国空巢》摘要导读—全面系统反思人口政策(连载)，《大国空巢》幻灯片：《大国空巢》幻灯片），活跃于天涯社区，光明网，人民网。天益网_天益思想库_易富贤，光明网_光明观察_易富贤文集。 何亚福，雅典学园_何亚福，和讯_何亚福。 茅于轼 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计划生育问题》 邹至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邹至庄：中国人口问题已解决 放松控制会促进经济发展 汪苹，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化学工程和环境工程专家。在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关于“人口政策”适当放开的建议》，中国共青团网_年轻一代生育愿望下降，汪苹委员：建议适当放开“人口政策”，经济观察网_全国政协委员汪苹：生孩子是对社会做贡献。 黄敬孚，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儿童医院儿科研究所所长。在2000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的提案]》，在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再次提交了《建议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 王翔，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在200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建议统筹推行“二胎制”。 叶廷芳，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在200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 。 温思美,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农村经济管理学专家。在200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关于调整我国现行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余杰：是当今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200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反对强制计划生育。 刘军宁，中国政治学者。2008年8月，他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视野中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全面批判计划生育理论。 贺卫方，中国学者。 黄钟，中国学者。 十年砍柴，中国学者。 展江，中国学者。 旷新年，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大国的博弈归根结底是人口的博弈——《大国空巢》书评。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建议将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计划生育谋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政策 陈光诚，中国维权律师与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在陈的家乡山东临沂的计生办曾推动计划生育政策而对疑似超生孕妇强制堕胎与节育，受害家属曾向其求助。   3 政策未来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19] 但是目前官方暂时并没有松动的说法，在可以预见的10年之内，计划生育政策可能还会被继续执行。[20]     4 参考资料 1、李海霞.  北京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要二胎 . 生活时报. 新浪网.2000-04-15 [2009-07-31] 2、黄戎杰.  福州计生委：现行政策不允许普遍生育二胎 . 福州日报. 新华网福建频道.2007-07-16 [2009-07-31] 3、 China steps up ‘one child’ policy . BBC News.2000-09-25 [2009-07-31] 4、 中国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罪与罚 计划生育罪与罚 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欧麦拉，那里的人民据说快乐又富足。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 @徐瑾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