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4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8 16:19:51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标签： 凯恩斯主义 ● 许小年        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     （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本文已发表于《南方周末》）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3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许小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许小年：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许小年：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及重振 许小年：政府垄断格局下无公平 许小年：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公民社会 许小年：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许小年：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许小年：“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许小年：中国企业税负高达42% 或为全球之最 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许小年：复苏之道 许小年：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 许小年：市场失灵就要靠政府？ 许小年：迟到的衰退 许小年：金融危机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许小年：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探源 许小年：政府是大盘剧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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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自己一手创办的网站，因没有备案而必须关闭， 26 岁的广西小伙小树（网名）竟然倍感轻松。 十天前，小树创办了 “ 我行贿了 — 中国反行贿联盟 ” 网站。这个印度热门网站 “ 我行贿了 ” 的中国翻版，一路走红。 6 月 13 日，它的点击量超过 70 万，发帖 4000 多个。 网站出乎意料受欢迎，让小树觉得压力很大。十多天来，他精神一直高度紧张，甚至失眠。 实际上，在国内类似 “ 我行贿了 ” 的网站不下 10 家。然而，到 6 月 21 日晚，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网站都被网络监管部门要求关闭。 “ 这是一个尝试，我早预料到网站会关，但不做怎么知道不能做呢？ ” 小树说。 对于这些网站，受访专家认为，这是公民监督的合法渠道，可能会存在信息不真实等弊端，但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反行贿网站横空出世 6 月 7 日，小树在浏览一家技术网站时，无意间看到专门收集各种行贿故事的 “ 我行贿了 ” 网站，在印度以外蹿红。他眼前一亮， “ 印度人能做，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 ” 但是，小树还是犹豫了两天才动手。 “ 主要考虑适不适合中国，合不合法，自己和家人人身安全会不会遭到威胁。 ” 最终，小树还是决定一试。作为软件工程师，搭建一个网站并非难事，大半天他就做好了。网站分 “ 行贿经历 ” 、 “ 被行贿求助 ” 、 “ 回头是岸 ” 等板块。他还设计了 Logo ，请朋友做水印标志，这位热心的朋友还帮他写了两篇文章。 6 月 9 日下午， “ 我行贿了 — 中国反行贿联盟 ”(www.fanxinghui.com) 上线了。 “ 中国千百年来的行贿文化根深蒂固，我希望通过网站揭露腐败真相，铲除行贿文化。 ” 小树如此解释网站的初衷。 6 月 11 日晚，外出归来，小树发现很多网友在网站上留言。他很惊讶，也很受鼓舞，熬夜弄网站到凌晨四点。 次日下午，他发现网站无法登录，原来是访问量太大，服务器瘫痪了。于是不停优化网站，直到夜里一点多。忙完后，他突然感到责任重大，诚惶诚恐，以至失眠。 6 月 13 日，网站访问量达到高峰，点击量超过 70 万，发帖 4000 多个，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息达 1000 多条。不少网友踊跃报名做版主，也有很多人给他提供技术支持。 有一个帖子让小树印象深刻，有一个国企副总，说自己收工程回扣一千多万元，正在考虑要不要自首，还咨询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 他最后有没有自首不得而知，但是这说明我们网站已经有一定效果，有受贿者在胆颤心惊。 ” 小树说。 这一天，为了网站的发展，小树还接受了浙江电台和人民网的采访。不过，他没用真名。 “ 媒体的支持很重要。 ” 小树说， “ 我们希望有更多媒体来关注我们网站，甚至帮我们核实举报信息的真实性。 ” 实际上，人气旺的，不只小树的网站。笑笑生创办的网站 “ 我行贿了：拒绝行贿，从我做起 ” （ www.woxinghuile.info ），在上线第二天访问量就接近 5 万。 同时， “ 我贿赂了 ” 、 “ 我受贿了 ” 、 “ 我行贿啦 ” 等类似网站纷纷出炉。据统计，这类网站总共不下 10 家。 为何这些网站在国内大受欢迎？ “ 它们触及了腐败这个重大而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各地有大量受腐败影响的个案或个人，但是反腐渠道有限。所以，一旦有新技术、新手段来披露腐败，民众会比较汹涌。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院副教授胡泳如是分析。 “ 另外一个是门槛和成本的问题。传统的官方举报方式，耗时费力，且不见得有效果。而 ‘ 我行贿了 ’ 等网站，使用门槛比较低，传播效果比较广，理论上讲全国网民都会看见。 ” 胡泳道。 黑户身份或招灭顶之灾 尽管网站红火，但小树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网站的备案。 “ 在我国，网站如果没有备案，就是黑户，就是非法的。 ” 小树说道。 1997 年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 用户在接入单位办理入网手续时，应当填写用户备案表。 ” 2005 年，信息产业部要求我国境内所有网站主办者必须通过为网站提供接入、托管、虚拟主机等服务的 IDC 、 ISP 来备案登记，或者登录信息产业部备案网站自行备案。无论是企、事业单位网站，或是个人网站，都必须在备案时提供有效证件号码。 而小树所担心的是，备案要求实名，可能会对人身安全有威胁（毕竟搞举报不受腐败分子欢迎）；如果网站备案不通过，反而会被要求关闭。 该来的终究要来。 6 月 19 日中午，服务器托管商通知小树，网络监管部门要求关闭网站，理由是 fanxinghui.com 这个域名没有在国家工信部通信管理局备案。 “ 我倒没觉得意外，反而松了一口气。 ” 小树告诉记者。 之前，他曾为网站的备案问题虚惊一场。 6 月 14 日， 14 ： 55 ，他接到服务器机房的电话。 “ 我还以为要停掉服务器，要关掉网站。结果是服务器托管费要涨价了。 ” 在小树的网站之前，已有网站关门。 6 月 16 日晚 10 点开始，记者就一直无法访问 “ 我行贿啦 ” 、 “ 我贿赂了 ” 两个网站。 “ 网站不可能重开了，因为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说不给备案。 ” 小树郁闷道。 6 月 21 日早上，记者访问笑笑生的网站，也一直刷不开。不久，笑笑生的网络签名就改为： “‘ 我行贿了 ’ （ woxinghuile.info ）接到机房通知，应机房要求已经关闭。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 至此，这些网站唯一健在的就是有备案的可可部落。 可可部落的创建者是江西 80 后学生可可（网名）及三个朋友。可可等人看到钱云会、李刚、药家鑫等案件在社会受广泛关注后，可以相对公正地解决，于是希望提供一个 “ 群众能说话的地方 ” ，通过这个平台曝光，最终得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今年 2 月 18 日，可可他们开始筹办网站。第一件事便是备案， “ 这个过程比较熬人。 ” 可可说。 备案先要提交网站及负责人相关信息，经过 IDC （ Internet data centre ）服务商审核和修改，再将以上信息连同服务商的信息一起提交到当地的通信管理局，再审核修改。 “ 因为网站的特殊性，我们还按了手印。 ” 可可笑道。 3 月 20 日，可可部落正式建立。 “ 取这个名，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很好听，而且感觉充满希望。 ” 可可解释。 目前，可可部落有 “ 民生论坛 ” 、 “ 国土拆迁 ” 、 “ 我行贿了 ” 、 “ 媒体联盟 ” 等版块，最终目标是 “ 成为解决民生问题 ” 的平台。 成立之初， “ 我行贿了 ” 还没有从印度来到中国，这个版块叫 “ 反腐倡廉 ” ， 6 月 9 日之后才改名。 “ 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形象，就改了。 ” 可可说。 在同类网站陆续关闭之时，可可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有备案，二是可可部落有政府的关注。五月底，可可的一位朋友寻求上海市政府支持，当时上海市政府口头上表示会 “ 关心你们成长 ” 。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可可部落还是步 “ 我行贿了 ” 网站的后尘。 6 月 21 日下午 5 点左右，可可部落二号群管理员杉木在群里说： “ 可可要关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 晚上 7 点多，记者访问可可部落，就跳出一行字： “ 期待可可部落再归来 ……” 记者多次留言问可可，可可部落关闭的原因，但至截稿时，可可一直没有回复。 关闭反腐网站属 “ 不得已 ” 小树猜测，可可部落关闭是因为 “ 不合法 ” 。 6 月 21 日，《 京华时报 》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说，网上收集举报线索需要规范。如果线索不属实，会对被举报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财经网微博发了这则消息后，转载和评论超过 500 条，几乎全是质疑的声音。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说 “ 网上反腐非法 , 网下腐败合法 , 是这逻辑 吗？如果反腐不是 ‘ 任何一个公民或组织 ’ 能从事的活动 , 谁有资格反腐呢？ ” 博友 “ 蒋小涛 2002” 回复道： “ 打草惊蛇？能震慑预防犯罪何尝不是目的？ ” 那么民间网络反腐到底合不合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告诉记者，这些网站在法律上不存在问题。 “ 宪法是明确授予公民权利，去检举国家工作人员工作过程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但也有限制，不能造谣，中伤。但国家官员的名誉权和普通人的名誉权不一样，为了反腐倡廉，法治国家都是鼓励公民举报的。所以，即便是不实的举报，也应该是官员出来澄清，而不是禁止公民说话。 ” 因此，张千帆建议，要就事论事，对不合法的言论，就介入调查，用刑法、民法来制裁之。 对于张京宏所言的网络举报的 “ 副作用 ” ，胡泳认为，尽管有弊端，但是正面的影响会远远大于负面的影响。 “ 两害相权取其轻，肯定会有信息真假，也可能伤害到被举报者，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真实信息无从披露和无从得到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虚假信息的问题。 ” 而事实上，并非所有 “ 我行贿了 ” 网站的举报信息都具体到个人。可可部落和笑笑生的网站，就提倡匿名举报。它们的规则是，被举报者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都要隐去，不然的话，版主会删帖。 “ 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监管。 ” 国家行政学院教师胡颖廉表示。 对于这类网站在国内的集体关门，而在印度却能得到官方支持，胡颖廉认为这是国情的不同。这些网站的存在可能会打破现有秩序的稳定，所以关闭也是政府 “ 不得已而为之 ” 的做法。 6 月 19 日下午 2 时 46 分，民间反腐网站站长 “ 小树 ” 的 QQ 签名更新为 “ 网站按规定暂时停了 ” 。 就在两天前，他还信心满满地写着： “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出你的行贿经历，一起揭示腐败真相！！！ ” 而记者昨日再点其网站，已经显示 “ 您访问的域名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