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作者： 信力建   1、@贺卫方：【中国世界第一】猜测，大概应有：人口数量；全国立法代表数量；法官数量；贪官绝对数量及其与人口的相对比例；严重污染城市数量；领海污染程度；年发表论文数量及其具有创新意义所占比重之低；官员亲属移居海外数量；法院不依据法律判决案件的比例…… 2、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新标准中GNI超过12,616美元就步入高收入组别，按照这个标准，2013年俄罗斯、智利、立陶宛、以及乌拉圭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组。 3、针对网络谣言在不同网站间“传了辟、辟了传”的尴尬局面，昨天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下，新浪微博、搜狗、千龙等6大网站联手打造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py.qianlong.com）”正式上线。 4、 7月31日，广州市第13场市政府领导新闻发布会召开，分管教育的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对是否取消高中择校给予了明确回应，“高中择校我们明年就会取消，以后高中录取跟大学录取一样，差一分都不行。” 5、《异地中考须与“零择校”完善配套》：取消择校政策后，本地户籍学生客观上有更多的上学机会，但对于外地学生来说，他们只能选择入读民办高中，尽管获得了不缴择校费的抽象公平，却失去了上名校的机会。从有限的机会到失去仅有的机会，对于非户籍学生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南方都市报》） 6、新快报刊登的“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一稿引起高度关注。该报记者找到了晕倒的环卫工汤大姐，她说，她被四名年轻人请去拍“广告”，“说要我拍一个卖伞的广告，如果我知道是要上报纸去骗人的，给多少钱我都不干。”汤大姐说。 7、爱德华·斯诺登已获俄罗斯提供的一年临时避难，对此，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决定极为失望，美方正在考虑是否参加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不希望因为斯诺登影响两国关系，但美俄关系发展完全是基于现实。 8、2012年审计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6246亿美元。平均每个约174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几个城市的债务规模已达到甚至赶超底特律。 9、日前报载安徽一国土局工作日集体喝酒，一同事被遗忘车内中暑死亡。原来此事件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真相”，据悉，当日不是国土局聚餐，实际是国土局干部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请客人吴云介绍，为办理“卡住企业脖子”的土地证，他近几个月几乎天天去国土局“磕头求人”。而被迫请客当天由于“钱没带够”，驾照至今仍抵押在饭店。对于请过多少次客？吴云苦称“不敢讲。（新华社） 10、清华大学曾有团队统计，汶川760亿捐款中80%最终成了政府“税收”。云南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二处副处长杨武成说，到了县里，募集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用来修路。“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权力的让渡从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开始” 。 11、8月2日早上，歌手吴虹飞发微博称：“我回家了。谢谢广大网友声援，使我顺度难关。虹飞没齿难忘。”吴虹飞此前因发“炸建委、居委会”的微博，于7月22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寻衅滋事罪刑拘，检察院一直未批捕，7月30日，吴虹飞被从刑事拘留改成行政拘留10日。 12、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各银行热推手机银行，新功能层出不穷。福州各银行热推手机银行，只要凭短信便利店就能取到钱。单日累计不超过2000元，同一取款人，一天累计不超过3笔。 13、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内西尔基1日宣布，今年7月份伊拉克境内因暴力和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总数超过3000人，为5年多以来的最高值。 14、越南政府日前颁布禁令，规定网络用户在私人博客或社交网站不得张贴、转发如时事新闻一类的“公共信息”。此举遭到不少越南知名网络人士的批评，也招致人权组织的质疑。 15、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近几年来，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有被滥用的趋势，甚至被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 16、出於对安全的担忧，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在世界各地关闭部分大使馆和领事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当天表示，这是预防措施，但并不愿透露相关使馆的具体信息。美国媒体指出，去年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到袭击，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四人丧生，在此之后美国政府对于使馆安全格外谨慎。 17、【许小年：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中国不仅要解散发改委，还要解散至少一半的部级单位，解散2/3以上的公务员，解散99%本应由社会运营的“社会团体”和“事业部门”，如团委、妇联、作协、文联、红十字、工会，解散各种官方背景协会，解散注京办。中国需要解散的太多了。 18、熊丙奇《取消公办高中择校向教育公平再进一步》：对于外地生无法再择校的问题，这需要教育部门反思给钱才让其读高中的思路，取消公办高中择校生，是大势所趋。外地学生在广州求学，应该在推进异地高考、异地中考的整体改革背景中，取消“外地”身份限制，也就是说，公办高中的招生应平等地向外地学生开放。广州不能因取消高中择校生，就把外地生拒之门外。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只能矮化教育——只认钱，不认人。 （《新快报》） 19、笑蜀《中间社会站出来》：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起推动转型的大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2002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经过2003年的大幅上涨，2004年1到9月份的全国商品房价格涨幅仍达到了13%，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2777元，相比2002年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对于住房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来说，这样的涨幅堪称暴涨。同时房地产市场繁荣火爆的景象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出现了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地区价格上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地区价格也上涨的局面，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发达地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全面繁荣，即使是2003年出现的“非典”和央行的121号文件对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上行也没有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伴随着这一轮房地产繁荣的，除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的统计数字和接连不断的违规拆迁、非法占用农田造成的惨痛故事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顽强上行的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泡沫的各式各样的争论。早在2002年上半年，泡沫之说就已经出现，2002年11月，时任总理的朱容基表示了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在2003年6月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此时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此后开始的宏观调控更是引发了各界对房价涨跌的大论战。进入2004年后，随着每一季度经济统计数字的报出，看着日长夜大的房地产价格，对泡沫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2004年10月，建设部推出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形势的报告，不久以后央行宣布了9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决定，管理层对形势的看法和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更成为利益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掀起了对房地产泡沫争论的第二波高潮，各路官员、学者、房地产商轮番上场，互联网上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异常激烈。 　　这场争论中，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商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所以不存在泡沫，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了很严重的泡沫，并且泡沫即将面临破灭。对此，我们要用这篇文章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第二，虽然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但价格很难大幅下跌；第三，虽然价格不会大跌，但也决不是什么好事。 　　纵观历史上从郁金香狂热开始到上世纪末的互联网热潮历次著名泡沫事件，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灭的结论。但是如果要把这个结论套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似乎很难行得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半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价格的形成不完全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因此价格形成远远不是供需平衡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市场的力量强大到了利益任何一方都无法抵挡的地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是真正实现了市场化。 　　我们对此的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泡沫，最好让它破灭，而且越早破灭越好。因为泡沫的出现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泡沫持续时间越长，资源误配的效率损失越大，泡沫破灭越早，对整体经济的冲击越小。然而这个看起来谁都明白的道理在现实中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泡沫破灭后连续衰退14年的日本经济。 　　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 　　在对这个论点进行论证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个本不需要说明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泡沫？在我们看到的争论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专业素质，比如有人就凭中国人多地少就可以喊出了“房价若干年要涨若干倍”的口号，反映出其对资产价格的规律缺乏起码常识。在我们不愿意怀疑其动机的情况下，只能怀疑其专业素质。 　　在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泡沫定义是以研究金融危机著称的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 berg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给出的： 　　“泡沫状态”这个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Boom）”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现危机，或者以繁荣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金德尔博格对泡沫的定义比较形象，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难以操作。现代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将泡沫定义为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持续性偏离。这样的定义简化了对泡沫的判断，所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决定资产的基本价值，二是看资产价格的偏离是持续性的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 　　1.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反映其基本价值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房地产的基本价值。房产做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比如面包和股票相比，有着比较特殊的属性。那就是它既可以像面包一样做为一种消费品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像股票一样做为一种投资品满足人们投资获利、实现消费跨期替代的愿望。只有弄清楚房产做为这两种商品属性的价值，才可以确定的它的基本价值。 　　首先做为消费品，房产的基本价值可以这样确定，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并不特意区别价值和价格，可以认为，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它的基本价值。做为投资品，可以由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决定，生息资产的基本价值等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和。对于房产来说，把预期的未来每一年的租金和最后一年房产的残值贴现到当前，就是它的基本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房产做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本价值。 　　先来看看做为消费品，现在中国的房子应该值多少钱。首先从供给这一方看，因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许多地方的楼盘都是在开盘前几天开始排队，开盘当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开发商没有理由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卖房，这样实际的成交价格一定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因为定价权掌握在卖方手里，做为买方的消费者就成为价格接受者。卖方要做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将价格提高到买方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在经济学上称为保留价格。如果我们很难得到开发商的边际成本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消费者这一方的数据推算出购房者的保留价格。如果房子的实际价格高出了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那么做为消费品，它的价格可以认为是被高估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以保留价格成交，价格仍有可能是高估的，因为开发商可以采用囤积不卖的方式提高价格直到达到购买者的保留价格。这种情形在整个市场处于上行的阶段，即使开发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仍然有可能出现。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几个城市政府针对开发商有房不卖出台了惩罚措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 　　下面我们估算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对住房的保留价格，或者说是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住房的价格。假定这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拥有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财富和平均收入，她利用自己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收入为购买住房融资。按2002年6月进行的我国首次《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户均资产22.83万元，其中金融资产7.98万元，占34.9%，房产10.94万元，占47.9%，其他为耐用消费品和经营性资产。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户均人口为3.1人，这样每户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为26263元。 　　假定这个消费者将自己的现有房产以9折变现，做为首付款购买新房，未来收入中的一部分支付按揭款。那么收入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房款支出对可买新房的售价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个问题，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就是说居民有37%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如果假定消费者用30%的收入支付按揭款，剩下的33%支付衣物、交通通讯、娱乐教育、医疗保健等其他生活支出和必要的储蓄，事实上这样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宽裕了。就是说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30%的收入用于供房已经是上限了。这样可以用于支付按揭款的收入为7879元，按照现行的5.31%的按揭利率，加上以现有房产支付的首付款，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价格为：当采用20年按揭时，为19.4万元，当采用30年按揭时，为21.5万元。 　　因为住房是一种不连续的商品，所以在市场上不可能买到任意大小的房子。根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一般两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90～120平方米，三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110～140平方米。假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房子平均为100平方米，按照当前的价格，房屋总售价为27.8万元。这个价格比消费者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时的保留价格要分别高出43.3%和29.3%. 　　有人会说，在上面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未来的收入增长了，她可以用来支付的按揭款也可以增长，那么她可以购买的住房价格会有所增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还很难实现，因为通常银行不会允许递增还款的方式，这样做等于要求银行确信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一定会以某一速度增长，这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虽然这样的融资方案在现实中还不可行，我们还是算出当消费者收入增长时，她可以支付的范围价格。假定消费者可以用于住房按揭的支出每年增长4%（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7%，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尺度内的风险调整因素，4%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性的），则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的时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房价分别为23.2万元和28.7万元。在前一种情形下，实际价格高出保留价格19.8%，后一种情形下，保留价格比实际价格略高3.2%.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价格度量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度量，即认为让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平均价格的住房有着较高的配置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市场这个交易成本最低的配置手段解决。 　　综合上面的计算结果，目前国内的房屋价格远远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的承受水平，相对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房屋价格大约高估了20～30%.

许小年（本文为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最新中译本序言，由出版方授权中国经济学人网刊发）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曾经是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卷入海啸漩涡中的人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尽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确实做出了努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避免了流动性短缺，从而避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我们岂可因其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如同《自由选择》第3章所分析的，美联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负有主要责任，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再次出现重大失误，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却竭力掩饰，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根据这一学派的说法，斯密所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如果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起码也可减少灾难的损失，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当然，必须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这一学派主张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不是等价交换，而更像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在逻辑原点上就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社会”，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人民”或者“民族”。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什么是“社会利益”？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如何制定“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即使当人们的利益一致时，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在臆造了抽象的整体利益和抽象的利益主体后，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就必须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社会没有思考和决策能力，社会的代表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全能”的含义是无限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仁慈”意味着以救民水火为己任。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政府干预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可能垄断，政府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成本等于零，一句话，政府是完美的。在这短短的序言里，我们无法一一解释这些经济学名词，读者只要对照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不对等假设，就知道“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来自哪里了。完美的政府当然是我们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拯救者，不需要什么理论，不需要数学推导，让我们在全能的人间上帝面前跪下祷告，让我们虔诚地假设…… 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和凡夫俗子一样，既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不乏“动物精神”。在计划经济的1959～1961年，政府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极高的投资率导致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极度匮乏，以至于在和平年代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2001～2007年，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制造了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引发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又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电信业被称为“自然垄断”，于是在中国内地只有政府经营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电信服务的价格也由政府决定，结果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比其他国家或地区高得多的费率，远远高于私人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的香港。市场上的“自然垄断”厂商唯利是图，政府垄断就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垄断之害了吗？ 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为什么人和人就不一样呢？莫非官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莫非他们从小接受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莫非政府的办公室有着神奇的魔力，进去的是饮食男女，出来的是智者圣贤？如果官员也和贩夫走卒一样，最大化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那么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大厦立即倾覆崩塌。 《自由选择》一书考察了现实世界中的政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设想的全能仁慈政府。在现实世界中，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利用职权，批给商人丁书苗铁路建设和设备采购合同，丁则用金钱为刘维护政治和商业关系网。至于官员借审批、监管、检查、收税之机，索贿、受贿的腐败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可见诸于报端。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也是《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低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官僚体系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经营效率。除了激励，信息是另一问题，官员没有足够的信息以完成公众赋予他们的任务。环境污染是经典的“外部效应”，企业排放污染，公众健康恶化，但企业不必为此支付成本，于是就过度生产和过度污染，市场不能引导企业实现“最优产出”，市场失灵了。对此，凯恩斯主义者为美国政府开出药方：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后来美国环境总署采取另一方式，让企业在市场上交易“污染配额”，交易价格表明，实际减排成本仅为企业上报数的十分之一！读者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自由选择》一书描述了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张大千、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弗里德曼夫妇引用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我们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那就误解了两位作者的本意。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摘录美国《独立宣言》，给出了本书的另一中心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禁止他这样做，自由就是他的人生目的。 确立自由作为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手段都不具备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以抽象集体的利益为名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的手段。现代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论证，就连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个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当然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人们也许会问，自残进宫的奴才难道不是让渡了他的自由吗？自由人和宫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为了维持和平秩序，自由人需要并服从政府的权威，这与匍匐在主子脚下的奴才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华章经典•经济 自由选择（珍藏版）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 [美]弗里德曼（Friedman， M.） [美]弗里德曼（Friedman， R. D.）　著 张琦　译 ISBN：978-7-111-42278-5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财新网】（记者 沈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8日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接着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 　　周其仁当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纵论改革。他指出，全国都寄希望于今秋的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部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来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向推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的形势不是顶层设计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可能是“接着石头过河”，让人无从招架。 　　不管改革难的理由是什么，站在2013年的时点上，不改行不行？周其仁发问。 　　“从目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恐怕是不行。”他表示，不改也得改，否则“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这可以从三个层次证明。 　　首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社会经济平衡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山容易下山难”，积累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可以被掩盖和缓解，而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利润减少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回退的余地。 　　“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的美好前景。”周其仁说，中国的渐进改革，由于某些原因放慢拖延，变成半拉子工程，这会触发社会问题；当下形势非常现实，要走上好的前途，必须走上改革这条路。 　　其次，社会主体成员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周其仁说，人们对体制、政策的评价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从中国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承担较高职位的人，是经历过过去极其不像样的时代、以此来比较的人；但社会的主体年龄层，亦即产业和消费中最积极活跃的人口，其参照系不同，他们对公正和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更高。 　　他说，放眼未来十年、十五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也会成为社会积极活跃的主体。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怎样，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们要和社会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否则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不能同心同力。 　　第三，改革无法拖延。改革不到位激发了“法外”现象。人们等不到改革的到来，但有实际需要，于是就脱离正规合法性的空间，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中国无一领域没有这种法外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把法外活动容纳到系统内，就会与时代脱节。 　　“说得很像样的事情就会只占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提出，要好好梳理法外活动，很多改革就是赋予法外活动的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问题是，现在很多体制和政策不是按这个原则梳理，搞得这么麻烦，（很多）审批，真有必要吗？” 　　“如果在圈里头越搞越精细、越搞越繁琐，很多中国人的活动就会脱离这个体系，到法外去寻找，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要提起严重注意。” 　　最后，周其仁说，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要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外活动吸纳到体制中来，变成合法制度化的运作过程。 　　“只有克服困难，加快过程。只有认识到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才能推进今秋应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说。 　　周其仁的讲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陈金永 　　随着中国进入城镇时代（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梦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城镇化，可以促进内需，发展经济，有利于改变目前对出口和投资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同时，这十多年来，流动人口迅速扩大，已形成一个有2亿多庞大人口的“二等公民”群体，不利于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的城镇化规划，农民工市民化是排在五个重点的第一位。“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被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居民。这项改革需要设计一个路线图，长期推行渐进、有深度的户籍改革。 　　如何推行有深度的户改？这里提出一个初步构想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重点是勾画出主要的原则与步骤，也包括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题目的进一步关注及讨论、修改；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要具体化。但我认为，逐步、渐进、稳步地到完全废除户籍所带来的公民等级差别，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这个户改方案提出的步骤与目标是：从2015年开始，大概用15年的时间， 解决流动人口的问题；15年后，所有的国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移，国内没有分等级的户籍制度。具体的做法是：所有大中小城镇，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当地户籍登记；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民工开放，最终使所有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举家永久性迁移。 关于落户名额及先后次序 　　2012年，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包括大学毕业生）约有2.3亿。粗略推算，到2030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会达到3亿多（见图）。用15年的时间来改变这3亿多人的户籍，即平均每年要解决大约2000万人的户籍问题。 　　每年这2000万个名额，应怎么来分配？我认为，可以吸收国外（例如美国、加拿大）吸纳国际移民的做法，参考深圳积分入户的构思和具体做法，建立一个入户的优先程序。大概可以这样：年轻的大学（含大专）毕业生是第一优先，然后是熟练技工及稳定的自我就业劳动者；最后，是低技术民工（包含“普工”等）。这是个先易后难的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与财政经济可以接受的能力，社会的期望。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做法可能会歧视低技术民工，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比较能够照顾到中国目前已存在的情况，有利于推行户改。 　　我认为，招纳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应是“双赢”的，因为大学毕业生大都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纳税者，将户籍这扇门向外地大学毕业生打开，能得到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尽快推行这种学历型人才入户的措施。在美国，不少州（和城市）政府与企业都认识到，要发展高产值的地方经济，需要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留住本地的毕业生，吸引外州大学毕业生来就业，接受部分合适的外来但在美国上大学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政策。年轻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美国人口长远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中国，直到最近，各地对外地大学生开放的户改措施（如上海的“居住证”计分制度、东莞的积分入户制度），每年吸纳的数目都非常有限（只有几百到几千个），相对于每个城市都有10万以上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实属杯水车薪。只有深圳在去年下力气推行户改，并通过积分入户的途径，接纳了十几万人（主要是大学毕业生）落户，数目远远超过许多其他大城市类似的做法，在户籍制度向外地大学生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的一环在第二阶段：降低入户门槛，使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落户， 这也是实质性户改关键的一步。上述用于大学毕业生落户的逻辑和理由，基本上也可以应用到让有技术的民工落户的政策上。中国的产业要升级，走向高端层次，也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更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有能力操作高技术设备的技工。老板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劳动者，也要留住他们。技术工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也有能力缴纳城市社会福利的费用，基本上也是个双赢的做法。给有技术的民工“上户口”同时会促使大量的民工向技术工人的方向转移, 有力地调动未入户民工的积极性，包括投资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上，争取入户。更长远一点看，这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人的总体技术水平，增强中国的国力。 　　用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来解决上述两群体的户籍。然后再集中精力解决其他民工的户籍问题。届时，随着总体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工的自我努力，加上年轻人口的逐年递减，教育水平低的非熟练工人会大大减少，加上中国的国力十年之后会更加富强，可以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投入更多财力，从而为解决普通民工的户籍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为低收入民工提供多一些福利（下面再谈社会福利成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要让有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本地户籍，让他们可以定居下来，做比较长远的打算。要让他们享有国家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让留守丈夫、留守妻子更多地可以到城里来，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像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就读当地公立学校，而不会遭受歧视。民工有了本地户籍，可以全面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自由择业，发挥各自所长，生活有保障，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样的城镇化才能扩大中产阶层，扩大内需，才可实现“城镇化-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有了稳定的定居预期，就可以转让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耕地，这也会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这对于土地稀缺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估算及负担程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投入多少公共成本（也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经济“效益”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社会（政府）难以负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详细全面、用公开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做的估算，其结果是每人“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小城市2万元，大城市10万元。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更细致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上面两组的估算，大致吻合，即每人“市民化”的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 　　下面我们就用上限10万元来算一下，全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对国家经济与财政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要在一年内把所有2.3亿流动人口的户口都转换成城镇居民户口，总成本是23万亿元（10万元x2.3亿），是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用本文所建议的15年的时间来做的话，考虑到2030年流动人口达到3亿人左右，平均每年大约要转换2000万人，每年的总成本是2万亿元，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也是一大笔负担。 　　但是，这个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上面所说的10万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都花光。实际情形不是这样：10万元的福利是在流动人口落户之后，剩下的生命年数内所花的。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30岁，假设他们的“余生”是40年。这10万元要用40年来分摊，即每年是2500元。如果平均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总成本也就是500亿元， 约占生产总值的0.1%，大约是北京奥运会所花掉的五分之一，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算出市民化的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我算了一下，500亿元是2012年财政收入的0.4%。当然，这只是第一年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每年递增的，到了方案的最后一年（第十五年），成本会累积到等于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6%。尽管这样，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负担的。就算最高的6%，也只是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率（2011年为23%； 2012年为13%）的一小部分。 　　撇开数字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的民工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可能需要的城市福利，主要是公房（特别是成家之后），中期是儿女公共教育的福利，支出较大的社保（养老、医疗）主要是在后期。初期主要还是处于付出、缴费的阶段，而不是享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方案初期，“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并不多，农民工到城落户初期可能是净贡献——主要是缴费，而不是领取福利。在当前城镇户籍人口（尤其在大城市）严重老化，和“现付现支”的养老、医疗财政制度下，年轻民工的福利贡献，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工作平均每人每年为城市创造的“社会产值”，肯定是上述2500元 “市民化”年平均成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外地民工可以落户安居后，有长远的预期，他们也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即学习技术），也会对居住城市社区做出“投资”，进行消费。这样，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城镇化”会创造纯利，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异于那种以卖地炒楼，城市土地扩张的短期的、泡沫化的“城镇化”，也有异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农民进城但没有就业的“城市化”“城市病”。 中央政府要扮演主导与推行的角色 　　在户籍改革中，中央必须起主导与推行的角色。目前，户改基本上放权给地方，因此，户改也局限在地方非常小的范围内。在许多开放户籍给农民、民工的地方，其政策的对象基本只限于本省（市）的农业户口人口，基本没有触及核心群体即外地民工；就算对本地民工放开，很多条件也很苛刻，例如，强制农民“土地换户籍”（今年中央已明文禁止）。以我这几年所观察到的，这些地方的户改，算不上有实质性的进展，有些还被扭曲成“农民上楼，政府卖地”的政府工程。 　　因此，户籍改革是一项关乎全局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迫切需要中央坚强的领导、统筹与介入，不能单靠地方有限度的户改。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有全局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大力带头推动与统筹，综合配套，包括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动与监督，必要时制定法规。目前，民工在城市落户遇到的问题，一大部分是广义的生活保障问题（公房、教育、社保、土地等），这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需要中央的领导及统筹，财力的分配，不能单靠地方。实质性户改要求打破地域界限，使跨省民工都可以落户，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地方、各行政区域的事权与财权、人口管理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统筹规定与执行，中央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有权有责的户改领导机构，长期专职推行户改事务。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改变以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人力市场、产品消费市场、一个统一畅通的国内市场，这个任务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美国经济力量之所以强大，有赖于它百多年来，联邦政府努力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户籍改革，主体必须是来自异地的劳动者与家庭，需要从全国一盘棋去考量，需要在中央层面做出积极的布局与安排，并且实施与监督。 大中小城市户改的政策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市落户，最大的40个城市户籍不开放。不少论者对此政策寄予厚望，认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以避免“大城市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用上个世纪80年代“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老路。现实情形是：国家的投入主要仍然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相对发展快，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往小城镇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往大城市走；在目前地方财政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 　　大城市发展较快，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有它本身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也节省了交易成本。我很赞同许小年博士的说法，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官员不可能掌握那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企业在什么城市投资好；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农民该进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才能找到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应该让企业与民工自己、让市场去决定， 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农民工落户小城镇。 　　所以，我的建议是，实质性的户改要同时在所有的城镇推行，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的建议，希望是用一个渐进的做法，扭转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数量差别不断扩大的恶劣趋势，并用大约15年的时间使两者的缺口逐步消除，重回到同一点上（如左侧图），使中国的城乡人口在2030年回到正常的状态，没有户籍之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国民在本国内自由迁徙。在2030年之前，每年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差距，来判断户改的进度。如果差距小了，那就是代表前进；如果差距大了，那就是后退。 　　总的来说，这个方案是为中国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民工都有利。逐步、渐进、稳健的户改，不但会为中国经济添加新的巨大的动力，也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现代化国家，圆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的专家顾问 上一篇： 转贴 QS公司亚洲大学排名 下一篇： 荣格红书

许小年：持续性衰退的冬天刚开始，但春天来时，你要在 ——许小年杭州金融论坛演纪录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许小年 （ 进入专栏 ）   　　 　　一、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很不乐观。 　　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 　　结构性失衡失衡为何会带来持续性的经济衰退？ 　　首先要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衰退，哪些方面失衡了？ 　　1、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不足，首先我不认为是需求疲软造成的。 　　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象很多发烧一样，发烧只是表面现象，内部有炎症才是实质。 　　目前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占到了50%，而消费拉动只是占到35% 　　至于为何会需求不足，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总结：国富而民穷是也） 　　2、投资导致产生增长超过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大多产能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产品该卖给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现在企业就自然的投资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投资，表现为生产产能指数连续十几个月下降，钢铁、煤炭、水泥等都在下降，在这些都在下降时，谁敢投资？ 　　回想09年，也是如此。当时政府感觉到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那就由政府来投资，当时是大量投基础性行业。但是现在更糟，连基础性投资都面临过剩，连政府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资。（掌声！） 　　目前中国的投资/GDP比例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未来该怎么办？ 　　在目前的投资过剩情况下，只能充分吸收过去的过剩产能后，国家经济才能轻装上阵。 　　我在这里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是相对相对国内有限的购买力，导致的需求不足。为何国内需求跟不上产能的增长？是跟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 　　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 　　政府和企业手上有了钱，这不利于消费，而是有利于投资的。当然公务员大规模茅台酒和出国购车什么的不算。（掌声！） 　　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政府官员总是否认没有出现国进民退。（掌声！）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1980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了！ 　　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当一个人有肿瘤时，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必须先作手术。我都认为宏观政策不是营养液，而是鸦片烟，这是没有用的。 　　 　　二、四万亿1.0、四万亿2.0、四万亿3.0？ 　　 　　微观指数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很多行业出现了亏损，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式越来越难，今年大学生毕业据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业不愿意扩大规模，不愿意投资，就不会愿意招人。 　　这个指数的不断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缓解，向上走了一个下山坡，因为去年下半年执行了四万亿2.0，和09年执行4万亿1.0不同。当时是大张旗鼓宣传，让人民相信政府这个手可以支撑住经济。但是2.0是低调，打枪的不要。这次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力，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半来自银行，一半来自债市。 　　我知道这个方法托不住，但是短期的烧钱会有一定作用，我当时以为会支持一段时间，经济形式下滑出现会在下半年。结果今年一季度末就出现了，连续的持续的下滑。用经济的说法是，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 　　想想2009年，当时的说法是政府的无形之手，拯救了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去年的四万亿2.0，扔进去，好像水花都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只是?他吃止疼片，止痛的效果是递减的。 　　有一个很好的指数，叫做克强指数，主要是参考发电量、铁路货运量来看经济状况。 　　现在看来，克强指数远比GDP靠谱。 　　克强指数表示，V型深沟就是09年金融危机，拉起来后就是四万亿。 　　看了这个图形，大家就知道了，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 　　四万亿刚出来时，我就写文章批四万亿，结果当然是就没有被发表出来。前段时间领导还大声说四万亿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我辩解的机会，我也就只能在民间辩解辩解。（笑声！） 　　我之前认为，二次探底是一定会出现的，果然就是在去年上半年，克强指数的跌倒谷底，然后下半年开始向上，谁也不知道，居然经济又掉头向下。 　　国内的二度松宽，再次忽视了结构性问题，辅之以短期需求拉升，那么就一定会有三次探底。这个三次探底就在今年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会比去年的上半年还会差！ 　　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上又开始憧憬，憧憬四万亿3.0。看看1.0作用，2.0作用，那么3.0有什么作用？ 　　而且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不会出台新的拉动内需的政策。 　　因为刺激性政策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政府从过去的几年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他的学习速度很慢（掌声！），也看到了1.0带来的危害，看到了2.0仅仅维持了1-2个季度，所以非常慎重。 　　我认为政府不会推出3.0，当然我没有办法为政府作决策。即使3.0出台了又如何呢？小小反弹一样，再次掉头向下！ 　　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3.0何时出台，而是要聚焦在自己的领域，聚焦在自己的投资上。这些政策都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 　　 　　三、经济衰退要扭转，有没有办法？办法就是结构性改革。 　　 　　既然你的病是结构性带来的，那就一定只有结构性调整，把这些结构性失衡纠正过来。 　　什么叫做结构性调整，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例子，美国和欧洲的例子。 　　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过度借债，资本负债比失衡。 　　西方国家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过度借债 　　1、美国的债务集中在家庭部门，借钱太多，收入偿不了借钱。月供支付不了，家庭就破产，银行就拿走房子拍卖，当很多拍卖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资产价格下降，银行倒闭。这个图是美国按揭贷款余额/GDP，200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在下降。在两年时间，这条红线已经回到2003年，美国的调整结构基本完成。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正常，现在?他补药，是可以的。 　　我本人对美国经济是看好的，很多人问我，投资什么？我说，买美国股票，买美国资产。很多人说我卖国，我也不怎么在意。 　　2、再来看欧洲的处理方法： 　　欧洲也是在09年贷款余额/GDP达到最高。但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现在还没有下来，负债率还是没有下来，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社会主义。 　　欧洲人到中国来，经常说中国怎么象社会主义的，你看我们欧洲，多么“社会主义”啊。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就是谁出钱谁是老大，资金的所有者是老大。借钱就要支付利息，不然就拍卖，迫使你还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冷冰冰的，但是不这样做，就会拖垮银行。实际上，美国已经倒闭了几十家银行，几十万个家庭倒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我去年去美国，想买房子抄个底，找了个中介看二手房。进去一看，房子没有人上锁；厨房一看，没有吊灯；洗手间一看，马桶没有了。为什么马桶没有了，原来主人走的时候把马桶搬走了，50多美元一个的。 　　为什么这样，房东心里有气。按揭支付不了，银行收他的房子，不缴纳房子警察上门，所以他有气。 　　欧洲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际上，不是真正以人为本。比如在欧洲，租赁一个房子，我房子支付不了，美国就立马赶出去，欧洲不行，要?他几个月的宽限期。借款违约，不能立即收他的房子，你必须?他找到一个住处，否则不行。银行如果不能拿到房子拍卖，结果就是银行坏帐上升，银行如果倒闭，就会损失储蓄客户的利益。 　　这样迅速的处理还账，才能拯救银行，才能拯救储蓄客户，才是以人为本。 　　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 　　欧洲拒绝承担坏帐的后果，结果只能政府出钱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维护银行的正常运转。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收税来的。只不过将银行的坏帐转移到政府哪里，但是没有解决坏帐问题。所以出现政府债务问题，政府要破产了。 　　希腊政府、塞浦路斯政府都破产了。现在西班牙、法国都在风雨缥缈。 　　没有办法，透支得来的繁荣，一定是要偿还的。 　　今天的衰退，都是为过去的繁荣买单。要想靠借钱，靠央行发钞票来维持经济的繁荣，这连中国梦都算不上。 　　大家都知道，量化宽松对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没有实质性作用，几十年的零利率并未解救欧洲和日本 　　所以，复苏必须先去杠杆化即削减债务，美国过去在作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 　　3、美国找到了经济的新增长点 　　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加州为代表的创新企业的重新涌现，持续创新能力 　　（2）以德州为代表的旧能源产业的新生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幅下降，比世界上低30% 　　（3)制造业回流 　　美国企业不在中国扩大投资了，在中国的企业继续经营，不扩大投资了，新的投资在哪里，回到美国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能源成本比中国低，虽然美国的人工贵，但是没有之前差距这么大。 　　我想表达的是，这些新的增长点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不是政府实现的，而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 　　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 　　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 　　你只要?市场机会，你只要?民众机会，新的增长点一定会出现。 　　小结： 　　1、结构调整的快慢，决定了复苏的速度！ 　　2、美国的复苏是有坚定的基石的。也就是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创出历史新高，我认为更多的新高还在后面。因为美国他的手术已经动完了，他找到了新的营养液。 　　正因为如此，全球资金不断的流向美国。资金退出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从而推动美元的币值不断走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元是一个强势货币。那么大宗商品市场就会向下，市场上开始流转一个观点，大宗商品市场的牛市已经结束了，我基本同意。这时由美国强势货币和中国需求持续减弱所带来的。 　　3、欧洲会继续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只要欧洲一天不清理过多的债务，那么欧洲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开始。 　　4、但是中国的调整刚刚开始。 　　凡是进行结构性调整，速度很快，就复苏很快，如美国经济 　　拒绝进行结构性调整，拖拖拉拉，就复苏很慢，例如欧洲经济 　　 　　四、未来如何走出结构性衰退 　　 　　1、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 　　2、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利润率，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而且是向研发创新转型的基础 　　3、不应鼓励国企的并购，国企以来廉价资金供应，不计成本和收益，最大化规模和就业而非效率 　　4、实质性减税，避免企业的大规模停工和倒闭 　　5、特别是电讯、金融、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服务业 　　6、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 　　现在的企业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连夜雨就是政府。（掌声！） 　　先自查税收，然后政府查税收。我跟政府说，现在不是你们完成税收计划的时候。他说上级要完成税收计划啊。我说你把企业折腾死了，你得放企业一个生路，不然企业倒闭后就业问题不还是你政府的问题。 　　我一直呼吁，实施新的减税，让企业活下去！ 　　企业要活下去，也要自己转型，目前宏观形势不好，政府又来折腾，我也无法告诉具体一个企业该如何转型。 　　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痛苦的转型期，从之前的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要转型为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如何扩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现状是： 　　凡是能够投资的地方，都是产能过剩 　　凡是产能不过剩的，都是不能投资的 　　例如电讯、例如卫生系统等，很多投资机会。医疗卫生问题是供应不足，是过度管制。为何不能民营资本多投资多盖几个医院，政府就是要把住牌照。 　　娱乐，拍电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