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在两天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拜访了脸谱（ Facebook ）、谷歌（ Google ）和甲骨文（ Oracle ）等公司，与硅谷的创业者、风险投资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了交流，围绕着硅谷的成功，探论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创新之路。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出席讨论会的美方人员一致认为，造就硅谷的是其独特的、几乎无法复制的创新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以斯坦福大学为骨干的科研人员、富有想象力的企业家和敢于冒险的投资家，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激发、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的密切关系。对此，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有着深刻的体会。 　　罗伯特遇到一位不满 30 岁的女科学家，立即被她的研究成果所吸引，鲍鱼的硬壳是病毒的活动所造成的，病毒竟有如此神奇的功力，这实在太酷了！在并不知晓未来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仅仅因为“酷”，罗伯特投入 100 万美元，资助她的研究。   　　她还价到 120 万美元，他欣然同意。   　　在研究深入进行的同时，罗伯特遍访各个行业的专家，寻求这一技术的可能应用。最终在企业界人士的参与下，找到了用病毒制造半导体的方法，并进一步推广应用到天然气的液化。罗伯特认为，硅谷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紧邻创新企业，形成了外界不易观察到的“生态循环”。在周末孩子们的足球赛场上，家长们就可以达成投资某家创新公司的口头协议，或者为自己的公司雇到关键的技术人员。       伴随着“酷”的感觉，是改变世界的冲动，为此不惜承担高风险。“我不会为了降低风险而削弱未来成功的兴奋，”一位企业家兼投资家的硅谷资深人士说，“不要害怕失败，没有任何事情比失败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失败者在硅谷不是遭到羞辱的低能儿，而被看作是不走运的英雄汉。多少人放弃了大公司的体面工作和优厚薪酬，来到硅谷，为了更大的回报，也为了更大的梦想。     没有富丽堂皇的总部大楼，脸谱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甚至没有像样的办公室。这个 27 岁的“阳光大男孩”穿着牛仔裤和 T 恤衫，坐在桌子上，和更像是同伴的员工们讨论改进产品的方案。会议室三面玻璃，桌子上 CEO 的举动一目了然。谷歌的办公楼也和市值 2000 亿美元的公司不相配，院子里的雕像既非总统，亦非圣徒，而是名叫“桥”的航海水手，寓意或许是“架设跨越海洋的桥梁”。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彼得森总结为五条：企业家、投资人、研究人员、专业人士（法律、会计等）以及技术工人。说来说去还是人，人是创新的主体，建筑和设备可以构成整齐漂亮的科技园，却不能保证创新的发生，因为创新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种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载体当然是人而不是物。       荣耀与财富是创新的激励，残酷的竞争和淘汰则是对守成的严厉惩罚。在硅谷地区，公司的消失如同崛起一样迅速。甲骨文创业成功，如今是拥有 10 万雇员的全球第一大软件供应商。尽管已身家亿万，创业者们仍在市场的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通过不断收购，结合内部的研发，从数据库的单一产品，发展到硬件、数据库、中间连接、软件和应用的完整产品线。创新方法的创新，使甲骨文避免了大公司的官僚主义和迟钝僵化，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开拓进取的活力。     如何建设我国的创新经济？中美企业家承认，很难也没有必要照搬“硅谷五条”，当务之急是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对投资与融资的管制，提高对承担风险的激励，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创造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今天这个会议的题目叫中国与世界，我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大的题目了。如果比这个题目更大的话，就是世界与宇宙了。如果我们谈世界与宇宙的话，我也愿意谈。刚刚在看霍金的书，蛮有体会的。 　　中国与世界，谈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我最近到美国跑了一圈的感受。从媒体上、从我自己的参观访问，我感觉到潮流正在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已经从初期的恐慌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他来不及思索，大火已经要把大楼烧塌了，只能看到一支救火队在这儿喷水，就是政府。人们把世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全世界大政府回潮。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的大萧条我认为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西方各国知识界民众都是一致向东看，当时西方世界的重心是在伦敦、英国、巴黎、纽约。往东看，东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似乎是最早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整个国民精神蓬勃向上，另外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受到大箫条的影响，人们以为西方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最早恢复起来的就是纳粹德（音）国家，丝毫没有受到大萧条影响的就是苏联。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知识分子再一次向东看，以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今天我们这里有两位书记也当选了，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大牌教授，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负责人杰夫萨克斯（音）。我们看到潮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拯救就在政府，这个观点仍是主流的观点。世界的政府在借这样的机会积极扩展政府的职能，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我们也看到，欧债危机之中，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下台，最近的被选民赶下台的西班牙政党。重整财政，就是不再依靠政府开支，不再依靠政府救助金融体系，正好相反，要削减政府开支，要提高税收，要紧缩财政。这跟凯恩斯的教导是背道而驰。但是这样的政府当选了，不要说英国工党早就下台了，现在是保守党政府。在美国民主党政府还在挣扎，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每天都在下降。如果不是共和党不争气的话，恐怕明年奥巴马第二任是干不了的。但凡有一个像奥巴马那样有口才的人，明年第二任他就没希望了。 　　潮流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自由市场的呼声在逐渐高涨。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销量大增。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再版《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国内有两个版本，翻译的都不好。第一财经愿意再等的话，我愿意来做做校对工作。变化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初期的恐慌过去之后，当人们静下来心思考问题的时候，发现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失灵所能够总结的。就算是市场失灵，经过了三年的挣扎，政府已经是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还是无法挽回的下滑。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觉得不是，还没有从一次探底中走出来了，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再一次下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QE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用，已经失效到如此的地步，伯南克都不好意思推出QE3了。因为QE1、QE2的效果太差。我觉得不推出QE3是它明智的地方。QE在日本经济垮下来以后，日本多次执行QE，现在日本经济什么情况？利率等于零，中央银行继续注资，叫“死猫扶不上树”，不是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多少货币，而是这个猫根本就死了。如果不把这个猫救过来，你再扶它也上不了树。货币政策失灵，欧洲央行在减息，这是短期的措施，没有人相信欧洲央行减息能渡过难关，没有人短信。根本的病根是在于长期执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潜力已经被用尽，今天的债务重压之下，欧洲各国都很难有所作为，必须要清理几十年中间积累下来的政府债务。就在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它已经透支了。央行发货币可以使部分的债务货币化，但是解决不了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现金流问题。过去借钱借多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100%。这都需要往里填真金白银，在这个时期怎么填？只能从纳税人身上。于是我们看到民众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方面他们拥护政策的财政计划，一方面又不愿意多交税，这是欧洲纠结的根植所在。国有部门的工资高级不下，这都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靠政府的发债，靠未来的人口来透支财富，现在透支不下去了，需要偿还债务了，于是大家就上街，上街有什么用？财政政策也走到了头，已经再拿不出钱来刺激经济。 　　中国的情况同样，从09年开始我们执行了极度松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万亿到今天人们是黑箱。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看到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松宽，2010年广义货币在28%头一年的增长上又增长20%，发货币都发疯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肯定有通货膨胀。其实通胀早就见顶了，推迟到三季度宣布。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在下滑，这一次我们再拿不出4万亿了，我这次我们不敢货币老虎松宽了。为什么我们拿出4万亿？地方财政由于缺乏数字，不知道地方财政目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一些零星到下面调研的感觉，地方财政已经相当紧张。几年间的时间，我们干出来一万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平台上国家审计总署数字达到10万亿，达到去年GDP的25%。这个时候再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肯定掉链子，就看中央政府能不能拿出钱来。货币政策再也不敢发了。在政策方面，应对金融危机，应对的结果是短期的行为根本解决不了全球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耗尽了货币政策之后，各国政府都陷入窘境，武器库里再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面对现在的情况了，没有办法了。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加税，和今年凯恩斯主义正好相反，以前是取得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已经没有余利了，在财政的压力之下，世界各国不得不执行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说来不是讽刺吗？今年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衰退时期应该减少税收，增加开支。现在欧洲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以后过去执行凯恩斯执行得太坚定了。 　　坚定对市场的信息，缩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也没有资源进行干预了，也干预不了了。希腊政府不接受非常苛刻的救援条件，那好，你退出欧元。你想使用统一货币是有代价的，就是各国政府不能再乱花钱了，货币联盟是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建立财政联盟。欧洲统一的梦想，现在看来是受到挫折。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作者教育了欧洲各国，欧洲联盟有非常崎岖的道路摆在前面，你各国要做好准备，货币联盟是最容易的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如果欧洲还想在联合的道路上走下去，必须要考虑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英法两国希望把赤字的上限写进欧元的宪法，有强制的约束力，我觉得是财政联盟可行的第一步，能够跨出这一步。实际上就是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政府不可以通过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你刺激的结果就是要拖垮欧元，货币联盟。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财政联盟还不够，因为世界各国政府是由本国的选民选举的，必须要面对本国的选民，而不是面对欧洲的选民，因此从财政联盟下一个符合逻辑的进展，就是政治联盟。好在欧洲的政治联盟，现在实际上已经有框架了，就是欧洲议会。摆在欧洲面前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这一轮救援可以救援，有条件救援是在财政重整的前提下救援，然后进到财政联盟，然后再进的政治联盟，这是一体化的。还有就是分家解体，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该不允许离婚吗？不允许离婚是很不道德的。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都可以推出，欧洲可以考虑北欧和南欧，它们两个在文化上差异非常大，北欧是保守严谨，南欧是热情奔放。本来就很不一样，如果欧元进行不下去了，分家也没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欧元分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实体经济对欧元分家，我认为影响不是太大。 　　再往下发展下去，财政紧缩，意味着小政府，意味着政府退出经济，坚定对市场的信心。我刚刚从硅谷回来，拜访了几家公司，和斯坦福大学投资基金一同谈金融危机，谈金融复苏的希望。我感觉到起码在硅谷地区创新并没有停步。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仍然在寻找好的创新项目，一个创新公司仍然可以得到资金，只不过融资方面有所改变，因为二级市场不景气，通过战略收购这种方式增加了。硅谷地区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很有信心。我遇到一位知音，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讲他创业的经历，我问他你对美国经济有信心吗？他说起码从硅谷的情况来看非常有信心，我们还在做事，还在投资，还在创业，没有信心的是美国政府。我说您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我问美国经济怎么才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他说美国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把过多的资源导向房地产市场，为了讨好选民，增加房屋的自有率，造成的美国市场泡沫。这个观点跟我又是一样的，我们事先没有沟通过，完全在会场上碰到的一个人。我说美国经济怎么恢复？他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也经历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把泡沫挤干。意味着什么？好多老百姓要失去他们的房屋，拍卖掉，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他说把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了，我们就可以恢复，他很有信心。我们所看的google、雅虎等等这些企业，现在运作的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环球经济中，有可能美国经济首先恢复，因为它的市场机制最健全，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最少的。恢复的信心在于市场机制，市场把过去的失衡、垃圾清掉，靠政府清，清不了。奥巴马跟选民说什么？说不要担心，你的房子我替你保住。奥巴马怎么保住呢？就去找银行，说贷款已经逾期了，不要收回他们的房屋。跟咱们的做法一样，叫做提高对坏账的容忍度。这是一个监管者说的话吗？奥巴马在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呢？保住老百姓的房子，就等于保住了奥巴马的选票。所以你让他清泡沫根本不可能，只有靠市场清泡沫。     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是第一个恢复的，然后是欧洲经济。欧洲经济结构弹性不如美国，市场化程度不如美国。最后恢复的是中国，在恢复重新爬起来之前，我们还得往下走一段，然后才能够起来。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我认为经济复苏的希望，在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如何减少干预。谢谢大家。      （2011年11月26日在第一财经峰会上的讲话）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要以权利利益的利作为基础，不再以权力力量的力作为评判的标准。对垄断的国企，也采取社会赎买的方法，就像过去对资本家。解放初期的时候，为了拿到民营资本家的资产，你要付钱给民营资本家，这叫赎买。 　　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我给你一部分股票，你可以拿着股息继续生活下去。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工龄买断，不都这样吗？将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咱们也工龄买断，只不过价格付得比以前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打破了这个行政垄断，社会生产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资源补偿他。不能再搞革命了，说你过去是垄断，我现在就像过去斗地主一样斗垄断。大家都要妥协，以暴易暴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 　　要赦免，承认现有的权力和现有的利益。你要是查出身，查出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这个大赦有个前提，就是在改革前提下的大赦。大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要有这个大赦的机制在，你才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机制是人类的一大智慧(10.38,0.31,3.08%)。 　　大赦，这是洋人的叫法，中国人叫新老划断，或者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叫做增量改革，都是一个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新增这一块，都按照新规矩，老的利益呢，先不要动他。照顾到现有的老的利益，咱们从新的开始，由增量一点一点地增加，逐渐地把老的这一部分稀释。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路径。 　　你像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他为什么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你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他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他每隔七年，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有国民理性，千万不能再像过去农民造反那样了，千万不能再搞义和团运动了，只破坏不建设。我们现在新老划断，着眼点是建设新体制。过去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它都是一股破坏力量，它不是一个新制度的建设。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所以一定要有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这个理性就是，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把社会这张饼做得更大，只要这张饼做得更大，每个人都会比过去更好。 　　

      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讲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了紧密结合的利益主体。       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提到“地下”，这就类似于我们中国戏曲中，有一个角色丑角，你把他脸上贴一块白，观众马上就说他是坏人。或者你把曹操这个脸涂黑，大家都说他是奸臣，地下钱庄是一样的。 　　地下钱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进程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活跃东南沿海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中期，我们在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的农业改革之后，开始城市经济的改革。允许个体户、私营企业进行经营。那个时候呢，这些个体户也罢、私营经济也罢，资金是非常匮乏的。地下钱庄呢，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应运而生。 　　刚开始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借贷，后来发展的规模大一些，就有了这种所谓的非法吸储。大家把钱放到他那儿，暂时不用的资金，他再贷出去。这样的一种民间的、草根性的金融活动，对于早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那是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打一个比方，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比如像一只老鼠，怎么样把这只老鼠捉到？我们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是把大象赶出来去捉老鼠，或者把狮子赶出来去捉老鼠，捉得到吗？狮子忙得满头大汗，抓不到。即使抓到了，狮子一想就这么点肉，不够我塞牙缝的。你说这些大型的银行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去做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为了捉老鼠，一定要培养很多的猫，要把猫放出来，猫是什么？是这种社区性的、小型的、草根性的、民间的金融机构。不问它到底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好处，到底对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有没有好处，到底对保障社会稳定有没有好处。就贴一个白脸谱上去就叫非法，然后就打，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妥当。 　　我不认为高利贷是非法的。我不认为你大银行放贷就是合法的，我放贷就是非法的，哪怕我的利率高也不是。它不能够公开集资，随时有可能被打击，所以它风险就非常高。高风险一定要有高回报，因此它利率就非常高，高到九十几、百分之一百都有的。但是尽管这样它还能赚钱，它还有市场，说明民间有需求，说明民间从现在合法的资金渠道里，得不到啊。 　　我很想合法吸储，我很想合法集资，但是为我集资的法现在还不存在。给我一个法好不好，我请你给我一个法，我不愿意非法做事，我愿意合法做事，但是这样的法现在不存在。这是法律的空白，不是我违法，搞改革就要有这种态度，别跟我说什么非法合法，如果实在要跟我较真讲非法合法，你尽快给我出个法。 　　孟加拉穷人银行，它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经常用这个案例来说我们国家民间金融的现状。孟加拉穷人银行获诺贝尔奖之后，我感到非常的惭愧，这个奖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因为孟加拉人口一亿，我们十三亿，我们的经济体、经济的规模，不知道比孟加拉大多少，我们穷人可能比孟加拉国的总人口都多，结果它拿到这个诺贝尔奖，我们没拿到。我们不感到惭愧吗？我们不应该进行反省吗？我们反省出来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过度管制，作茧自缚，使我们民间市场上的创造能力无法发挥出来。 　　穷人银行在中国遍地开花，短期内是看不到的。在我眼里孟加拉穷人银行，和我们的地下钱庄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有合法地位，另外一个没有合法地位，其他都一样。我在为它们的合法地位而呼吁，希望它们尽快地能够获得合法的地位，能够尽快地获得生存的空间，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就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