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有学者对中国改革前景感到忧虑，并认为所谓“顶层设计”改革很难成功。海外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困境来自中共一党的专政。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日前在中国绿公司2013年年会上发言表示，他对中国目前改革担忧，并以中国历史上五位著名的改革政治家商鞅、王莽、王安石、光绪皇帝和邓小平为例分析说，失败的政治家都有详细明确的“顶层设计”改革方案，而成功进行改革的商鞅和邓小平，都缺乏顶层设计。他认为，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仅通过官僚体系推动，只会变成官僚寻求自身利益的方法和手段。而民众和企业坐在听众席上等待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不会有成功的改革。 最近两年，有关改革“顶层设计”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美国南卡州立大学谢田教授介绍说，战国时期商鞅的改革，确实只是大量引用中原地区成功的经验，藉由自由民和农民地位的上升，成功对秦国的贵族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则根本没有任何所谓顶层设计。 “邓小平自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也不知道河水多深，不知道河对岸有什么东西。中国的改革最开始是小岗村，中共只是放松了控制，当然最后它当成自己的功绩。”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认为，所谓“顶层设计”只能在一些小的改善措施上成功，而对制度动大手术的改革则难以推行。 “有些改革上头决定就行了，比如农业税取消就取消了，但有些改革，要涉及到中共政权自身，那就很难了。比如阳光法案这么多年也没有动静。” 因为批评中国股票市场体制而曾备受争议的许小年表示，失败改革的特征是改革者只希望完善官僚行政体系的运作，而成功的改革则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的积极因素，成功地使提高生产力。 谢田教授赞同这个观点，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多年的实质是”松绑”，政府让利给民间和外资，取得了成功。当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控制改革方向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其实已经停步不前了。当经济增长的惯性结束之后，中国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都认为，中国的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社会各阶层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因此才需要一个完善的设计来继续推动改革。胡平则认为，经济和政治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开。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才是目前中国改革停步不前的主要原因。 “对他们来说，现行的体制恰恰是能保证他们获得最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企业管理的谢教授认为，真正的改革往往从民间而不是从政府开始，他以企业为例说，企业管理层如果不创新改革，导致企业经营出现困境，企业股东会通过董事会更换管理层。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作为股东的民众没有选择国家管理者的权力。 “中国的股东就是老百姓，中国的董事会就是全国人大，显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董事会，而是一个花瓶。实际上中国的总裁和CEO，就是中南海的权贵，处在权力不受任何制衡的状态。” 谢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并非不懂其中的道理，而是在现行的制度压力下无法直截了当表达而已。胡平强调说，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确实较为复杂，但有时也很简单：比如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府应该停止做某些事情，比如停止控制舆论媒体，停止打压异议人士等，而不需要多做某些事情。但中国政府却不能，也不敢走出这一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1599.90 -1.21%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36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36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GDP干什么啊？7%还是8%，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GDP增长8%，活得很好，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相关文章 《金融时报》中国经济减速的背后 许小年：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 刘植荣：中国GDP超过美国又怎样? 许小年：放弃幻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纽约时报》中国曾火热的经济正逐渐冷却 韦森：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吴敬琏：Party is over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真贵 税收15年翻10倍 《时代》周刊：中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 中国啊，求求你东西卖贵点儿吧！

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进入专题 ： 发展模式    ● 许小年 （ 进入专栏 ）   　　 　　搜狐财经编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据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一家报纸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自行对讲稿进行了删节和编辑，于8月21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处理这一侵权事件的同时，授权搜狐财经刊登讲稿全文。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