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
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许志永博士自北大毕业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他曾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参与揭露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等等。 2022年6月22日,是许志永博士因“厦门聚会”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山东省临沭县法院开庭审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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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亚洲自由电台:发课公司税务听证不公开 网友呼吁书要求税案公开透明

发课公司税务听证不公开 网友呼吁书要求税案公开透明 亚洲自由电台 2011-07-12 发课公司法人代表路青向北京的税务局递交《异议书》,要求公开进行听证,并归还被扣押至今的公司会计财务资料。一群声援艾未未者发出《关于公开进行发课公司税务听证的呼吁信》,除要求公开听证外也望当局保障中外媒体的现场采访权,使发课公司税案公开透明化。 北京维权艺术家艾未未的妻子路青星期一以发课公司法人代表的名义,到北京地税局递交《异议书》,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 异议书中主要提到两个重要要求,包括按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如果召开非公开听证会,要求税务局给出不公开的理由,以及要求退还发课公司的合同、帐簿、记帐凭证、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及公章等被扣压的财务资料,在听证前使他们有足够时间查帐核税。 艾未未于星期一下午在google buzz 公开了此份向北京市税务局发出的《异议书》。有网友说,被禁在twitter 发言的艾未未, 还是硬汉一个。 大喜!! 艾未未的姐姐高阁向本台表示:“你所有往前走的流程都能够说明艾未未完全是局外人,你非要把他拖到犯罪的位置上,对不对?你要不做的话还不能显示出来。首先艾未未和这个公司也没关系,当事人又不让去参与。艾未未和律师手头有什么资料和证据能够显示出来,又不让公开,你再不公开程序总是要公开的吧?你程序公开了根本就是不合理不合法,那这个事情就和行为艺术似的,你让大家去看,你到底在干嘛?” 发课公司偷漏税案的闭门听证已不是首例,在两年前的公盟逃税案也是以不公开的形式举行的,听证会当天凌晨公盟负责人许志永突然失踪,而律师江天勇、滕彪、郭玉闪等公盟成员被禁止出门。维权律师刘巍告诉本台记者:“依据行政处罚法,这种大数额的处罚应该是召开听证会,如果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是需要公开的。这是法律规定。如果一个行政机关对这个事件闭门来进行听证的话,那么是不公正的。即使它的结果是公正的,那也是会让公众质疑的一个结果。” 据了解,税局人员口头告知闭门听证理由是,听证会涉及其他公司的帐务,不宜公开进行。而律师浦志强认为,税局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他认为到底是涉及哪些公司的商业秘密,应该由当局去申请不公开听证。现在还没看到帐目,当局发的处罚通知,甚么都没说清楚。 一群网友们随即发起《关于公开进行发课公司税务听证的呼吁信》声援签名,信中表示,艾未未及妻子路青并不是发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发课公司存在偷税无关,而发课公司至今无法与财务经理刘正刚(目前被监控在兰州)、会计胡明芬联系上,所有会计账簿均被有关部门扣押,无法查阅。公开信还向税务机关提出三点要求,包括对发课公司税务处罚案进行公开听证;改变听证会的地点至空间较大的会议厅,保证艾未未和路青的亲友以及其他关心者的旁听权和录音、录像权以及保障中外媒体的现场采访权,使发课公司税案公开透明化。在信中签名的的有刘巍,刘艳萍,蒋立,权利运动义工胡军还有众多海外关注者。签名者之一,在香港的中国良心犯后援会成员蔡淑芳向本台表示:“因为国内真的是太无法无天了,你看所有的良心犯和公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没有一个公开的听证,也没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就把一个无辜无罪的人给惩罚了。就很容易让很多本来没有犯案的,就用这种程序去审判。” 德国柏林艺术学院5月8号,邀请艾未未成为其学院会员,但会员资格要本人接受邀请后才生效。艾未未被当局“带走调查”近三个月后,日前被取保候审,不但禁止他接受媒体采访,也禁止他透过网路发表言论,而艾未未最近透过管道,把一张字条送到柏林艺术学院,字条上写着:我十分荣幸接受会员资格,北京,2011年7月1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报道链接: http://goo.gl/evx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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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透视公民参选热

《财经》记者 舒泰峰 左林  27岁的徐彦,5月26日凌晨3点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参选杭州市下城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他的参选声明这样写道:   本人属于“新杭州人”,是通过杭州人才市场集体户落户下城区。与我一样的许多新杭州人,需要一名代表,(他们)在购房、结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公共政策支持,这是本人参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选后最主要的努力方向。   徐彦,在杭州从事房地产营销和广告工作。他对《财经》记者说:“希望通过人大的路径,推动户籍改革。我本身是‘新杭州人’,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跟户籍挂钩的东西太多了,大批大学生留在城市都会遇到种种问题。”   徐彦还为自己的参选做了一个规划:6月下旬公开招募志愿者,一起进行社情民情调查、选民拜访等,7月起每周发布一个视频,以阐述参选理念。   到6月27日,徐彦已经招募到了八名志愿者,他们都是社区居民,暑期将至,他还设想招募大学生进入社区,调研包括停车难、小区垃圾处理等具体问题。   在徐彦的理解中,“政治其实不玄乎,而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小区的垃圾桶摆放是否合理,我希望通过参选促进自己的小区和城市更加美好”。   徐彦的身影,是2011年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微观一景。   从7月1日开始,五年一度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铺开。这次换届选举将产生县(区)、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参加这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9亿多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6亿多人。   徐彦希望挤身200多万基层人大代表之列,而他选择的是联名推荐参选之路。   按照《选举法》规定,中国县(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出,另一种为各选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提出。   对于无法获得各政党、人民团体推荐的公民来说,若想当选人大代表,可选择联名推荐一途。   今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往届不同,微博鼓励了公民参与的热情。   5月25日,作家李承鹏最先通过微博宣布,将参选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此后,一批参选者通过网络涌现出来。据选举问题研究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统计,截至6月16日,已有近百位各界人士通过微博宣称将参选人大代表。   2011年,亦有更多知名人士宣布参选或助选,除李承鹏以外,还有上海作家夏商、网名为“五岳散人”的时评作者姚博、财经作家柳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等。名人参与的助选团也是一景,学者于建嵘、法学教授贺卫方、作家韩寒、导演冯小刚、记者王克勤等,均加入了李承鹏助选团,知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则为他提供法律咨询。于建嵘同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的参选顾问。   今年联名推荐参选热的另一个特点是,时间早而且集中。往年要等到正式开选之后才会出现的参选热,今年则提前出现,而且参选者所在的城市更为广泛,往届以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为主,今年在广州、杭州、成都等地均有参选者。   参选者职业范围也趋向多元。往届以律师、业主、大学教师、大学生为主,今年则出现了作家、中学生、媒体人等。   “还有大量的参选者没有公开,只有在选举开始后才能知道。”李凡预测。   每个参选者的理由不尽相同,但许多参选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为社区服务的口号。   北京新启蒙研究所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居住于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这是一个城中村,流动人口集中,因此他的目标之一是要为画家村多建公共厕所。搜狐网的编辑徐春柳所在社区位于北京东城区和朝阳区交界处,虽在二环路边上,但因为临近铁道,交通比较差,有人戏称之为“北京的盲肠”。他的目标是为社区解决交通难题。   “能不能参选成功不取决于你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或者发表了多少东西,关键是选区内有没有人给你投票。”熊伟说。   有的参选者则想得更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对《财经》记者说,“我希望在两种路以外找到第三条道路——认可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又推动体制变革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波热潮   联名推荐参选并非新生事物。它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79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选举法》,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由乡镇一级扩大到了县一级,并明确,“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且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此外,新《选举法》还确立了预选原则: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1979年的新《选举法》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李凡说,“它给了联名参选非常大的空间,从而出现了第一波公民参选潮,1980年全国各地大学生都有参选人大代表的,仅海淀区就有15个学生当选。”其时,适逢恢复高考,大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大。   1986年,《选举法》进行第二次修改,“三人以上附议”的条款修订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此外,还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转而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这些修改客观上降低了直接选举的竞争性,公民参选潮渐渐降温。直到1998年,湖北潜江市中学教师姚立法当选该市第四届人大代表,联名参选又重回大众视野。   姚立法当选后,在一个五年任期内,提交建议187件,超过当时潜江市所有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案的五分之二。   此外,他还参与其他事务,比如为潜江教师追讨欠薪,揭露村级选举问题等。“我打破了两个旧观念,一是认为自荐参选肯定选不上,二是认为选上了人大代表也没有用。”姚立法对《财经》记者说。   姚立法的成功激励了后来的参选者。在他之后,2003年,出现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公民参选潮。这次参选潮始于深圳,共有十余人参选,最终,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等三人当选。   200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自荐竞选者多起来》,称赞深圳的公民参选是“民主选举的自觉实践”,“表明了人民群众选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促进我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年很多人是看了这篇评论后参选的。”熊伟说。在北京,这一年9月至12月为选举时间,当时涌现出20多位参选者,包括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舒可心、以反“伪科学”被公众所知的司马南、打假人士王海、回龙观社区业主聂海亮等。在最后的选举结果中,许志永、司马南、聂海亮当选。   但在湖北,同年虽然有41名通过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参选,却全部落选。   2004年,《选举法》进行第四次修改,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内容。此次修改受到各界好评。当时有学者预计,在2006年的换届选举中,公民参选热将进一步高涨。出人意料的是,到了2006年,公民参选热在舆论中似乎并未出现。   许志永告诉《财经》记者,与2003年相比,2006年的联名推荐候选人参选数量其实并未减少,只是媒体参与少,舆论冷清,“结果并无太大差别,比如海淀区人大,2003年当选的联名推荐候选人,2006年基本都连任了。” 当选有多远   按照法律规定,成为代表候选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难。据许志永介绍,以北京的实际情况看,政党和团体提名代表数的比例,只占20%多,余下近八成均为十人以上联合提名产生。   李凡的观察与此形成印证,据他回忆,2006年换届选举中,“北京市总的候选人是5万人,应选代表1.3万,其余3万多都是联名候选人”。   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步是取得选民资格,其程序是选民登记。在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实下,这一环节变得复杂起来。目前,《选举法》对于流动人口的选民资格问题,未有规定。地方实践中,流动人口原则上应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具体如何掌握,则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地情况作出决定。   模糊的规定使流动人口参加选举遇到障碍,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千里迢迢专程回到户籍所在地开证明,另外,居住多久才能够在居住地获得选民资格也不明确。   2006年,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人士去做选民登记,由于未办理暂住证,被告知居住不足一年,无法进行选民登记。李凡建议,流动选民应当保留居住证、暂住证、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电话费收据、纳税证明等居住证明文件,并随时注意现居住地关于流动人口在当地参加选举的规定。   若想顺利成为代表候选人,获得有效的联名推荐是关键。   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刘萍的参选经历说明了联名推荐的重要性。当地选举工作指导组指出,17位推荐刘萍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中,五人不是刘萍所在的新钢公司第六选区选民,有三人后来退出签名,有二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她参选人大代表的只有七人。因此,选举工作指导组认定,刘萍未达到法定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人数规定。显然,联名推荐者必须为本选区选民;联名推荐者的人数则越多越好。   此后,由代表候选人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是联名推荐参选最难通过的一环。   《选举法》规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并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在这种情形下,取得联名推荐人越多固然越有优势,但并非一定能够获胜。   2006年,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得到了1000多张推荐票,排名靠前,但是在小组协商的过程中,支持他的选民小组只有三个,而支持该校一名副书记的小组有十多个。“是按选民小组的多数、还是按推荐票的多数,选举法中没有明确,由地方自行规定。北京当时采用了选民小组多数,这位教授票数再多也没用。”李凡说。   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选举法》有解决办法,其规定,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时,要进行预选,根据预选得票多少来确定。   2003年,许志永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选区就启动了一个类似预选的程序,将300多个代表候选人名单全部下发给选民,要求选民在其中勾选出三人,许志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正式代表候选人资格。   “如果选民小组的协商不能反映多数选民的意见,就采用‘预选’,让大家直接表明意见,这是最好的方式。”许志永认为。   不过,熊伟说,预选并非产生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必经程序,《选举法》中对于预选的程序和发起者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些地方对于预选态度不明,还需要候选人去争取。   如果在这些步骤之后,仍无法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动员选民于正式选举中在选票的“另选他人”一栏中填上自己的名字。“这需要极强的动员能力,”李凡说:“难度极大”。他接触过的联名推荐候选人中,极少人动用这一程序。   但并非没有成功先例,在1998年的选举过程中,姚立法没有能够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就是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高票当选。2003年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也通过这种方式当选。   最后一步是投票和计票环节。熊伟认为,一场公正的选举应当实行当天计票制度。他曾观摩了2006年在北京大学的选举,当时,规定的投票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间12点。“到夜间12点投票截止,实际上意味着无法当天计票。票箱放在那里一个晚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此外,李凡指出,人大代表选举严格说起来不太需要钱,最好自己掏钱,避免“非法集资”之嫌。《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参选者均为自费参选。网名为“五岳散人”的姚博在微博上宣布:“所有选举费用由我个人承担,如果当选,在任期内的办公费用亦由我个人承担”。 开放心态   多位参与或观察往届选举的人士均表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参选者都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比如,候选人是否能充分地介绍自己当选的重要因素。候选人可在推荐代表候选人阶段、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阶段、正式投票前的最后阶段,尤其是投票日前的一天到三天,加大自我介绍力度。   2010年3月,《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将“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中的“可以”改为了“应当”,这从法律上肯定并增加了候选人直接面对选民介绍自己的机会。   除了参选者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针对蓬勃的联名参选现象,各级人大也需要开放心态。”李凡说。   往届的选举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位律师宣布参选,当地司法部门劝退未果之后,在投票时,工作人员直接端着票箱到各户去收选票,但唯独避开支持该律师的居民。该律师自然无法当选。   实际上,对于联名推荐参选人大代表,《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参选人都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者和沟通者的角色。用熊伟的话说,“既要跟选民沟通,也要跟政府沟通”。   从宣布参选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5月31日,李承鹏就主动与武侯区人大联系,希望进行沟通。6月14日,武侯区人大常委会一位相关负责人与李承鹏进行交流,除了谈论李承鹏的阳光校车等一些具体的设想外,该负责人多次强调,选举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   虽然李承鹏没有听到他希望的“欢迎你参选”的话语,但是他认为这次沟通很有收获,“他的提醒非常重要,可以让我把方案想得更具体。”   绝大多数参选者对选举的结果并不特别在意。熊伟说,关键在于过程,希望能够借此来普法,推动更多人来关心公共事务。   针对目前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讨论,一些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需要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厘清选民的被选举权的意义和内涵。今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切实保障选民的“被提名权”》,称目前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保证宪法和《选举法》所规定的选民的“被提名权”得到充分实现。   根据现行《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该条款的规定是对选民的“被提名权”的制度保障。   文章称,“虽然该条款表面上只规定了谁有权提名,但实质上是肯定了选民的‘被提名权’。”   “选举法的上述提名程序并没有明确说选民只能等待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来被动地‘被提名’,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必然包含了两种情形:一种是选民主动寻求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程序提名自己作为代表候选人;一种是选民被动接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对自己的提名。这两种情形都是上述条款所保护的选民‘被提名权’的法律内容。如果上述条款只能理解成由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被动地提名自己作为代表候选人,那么,在制度上就可以出现‘让你当代表你才能当代表’这种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现象的出现。”   这篇评论文章认为,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所谓“独立候选人”问题,实际上是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据《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寻求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的提名,这种行为是《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当然保护的内容,是选民依法享有的“被提名权”的应有之义。   从法律上来说,中国选举法确实没有“独立候选人”一词,且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将选民十人以上依法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称为“独立候选人”。   有分析人士认为,将选民十人以上依法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冠以“独立候选人”称谓,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其他类型的参选者就不够独立,因此不宜使用。   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亦于6月20日发表署名文章称,“独立候选人”提法不妥,但不代表公民不能有意参选人大代表。“公民有意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寻求‘被提名权’,是公民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主张被选举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应依法得到保障和尊重”。 原文: 链接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经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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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中国红十字会的倒掉

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一起炫富丑闻被引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近年来上海万元餐费、成都5万元药品假发票等系列丑闻曝光,公众早就忍无可忍了。在一个对特权腐败普遍愤怒的社会里,人们终于揪出了这个打着慈善旗号的政府外围组织,于是奋起捍卫国人本已很脆弱的良心。7月1日深夜,中国红十字会发布紧急声明称,将邀请审计机构对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成立以来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在此之前,暂停商业红会的一切活动。可是,这些能挽救红十字会的形象吗?中国红十字会还有未来吗?   中国红十字会是官办机构,副部级,事业编制,人员按照公务员管理。据各省关于《红十字会法》的实施办法,凡县级及以上红十字会,其行政运行费用均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根据2007年红十字会的公布,当年红十字总会获得政府拨款占其经费的大约46%,当年各级政府全部拨款共60538万元。根据2009年的《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红十字会团体普通会员年会费不少于1000元,红十字会全国拥有团体会员12万个,仅此一项每年收入超过1.2亿元。再加上动产不动产收入等各项收入,红十字会的运作经费应该是绰绰有余,完全不需要从捐赠款物中提取管理费,然而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提取管理费,而且运用各种手段获取收入,除汶川地震等个别事件捐赠款物用途有所粗略公布之外,支出不透明。   捐赠款物“管理费”之谜。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可从募捐款中提取3-5%的管理费支付”。2008年5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对媒体表示,红十字管理费提取比例不超过6.5%。2008年5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援引红十字会总会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话,汶川地震救灾捐款不再按照“原先民政部批准红十字会可以在捐赠中提留10%作为机构运作经费”,所有捐款全部用于灾区。到底红十字会从捐赠中提取多少作为“管理费”?根据一些网友反映,在一些项目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捐赠者协商提取的比例,有的甚至高达15%。汶川大地震募捐中,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到了199亿款物,虽然红十字会负责人5月23日在与网友交流中郑重承诺“并未从救灾捐款中留取任何行政经费或管理费”,但据中新网7月4日报道,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表示,抗震救灾期间,红十字会总会共提起“管理费”一百多万元。与此同时,发生了三亚红十字会对捐款收取5%管理费的消息。全国各级红十字会从地震捐款中到底收取了多少“管理费”,至今仍是个谜。也许汶川地震是例外,红十字会提取的费用确实不高,但红十字会从日常募捐提取“管理费”是事实,假如红十字会每年募捐10亿元,提取管理费5%(以上都是极其保守的数字),每年提取管理费应当在5000万元以上。   以公益的名义有偿服务。根据网友“诗风”提供的消息,红十字会下属的“中华骨髓库”患者查询每次收费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红十字会对此作了回应,说是代收2万元,用于支付捐献者的营养费、检查费等费用。但是一些捐赠者表示,自己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红十字会到底收了多少钱,总共收支多少,仍然是一个迷。   以公益的名义商业盈利。这次引爆红十字会的,是其“商业领域红十字会”。网友曝光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同意作为“中国品牌节”支持单位和“品牌中国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主办单位的函》。此函致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同意合作,“我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任‘中国品牌节’组委会副主席”,该活动“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打造知名品牌服务”,显然属于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的例证之一是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红线基金打着公益的旗号推出“免费”的儿童定位手机,却需先缴840元并承诺入网两年,其中600元为通讯费,240元为平台服务费。而同样的手机同样的服务市场价只需要700元。   严重的腐败。除了以上红十字会公开承认或者公开的各种运作经费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敛财的渠道还包括各种回扣和“介绍费”。根据河南省一位基层医院的院长介绍,红十字会捐赠医疗器材拿回扣已经是普遍“常识”,比如红字会给这家医院捐赠价值大约50万元的医疗器械,红十字会开的发票通常是市场价格的两倍即100万元,该医院要给中间人(红十字会领导的亲友等关联人员)5%的“介绍费”,另外还要给红十字会工作人员15%的回扣,这些都是公认的潜规则。也就是说,公众捐款100万元用于给基层医院购买医疗器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其亲友从中谋取总共70万元的回扣,换句话说,捐款人和接受捐赠的医院总共支付120万元,最后只有50万元善款到医院。   各级红十字会依然变换名目收取费用,这些钱都哪里去了?2010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属干细胞管理中心未经批准,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项目中,列支了与该项目内容无关的抽检费、红十字总会新闻稿发布服务费和会议费共计22.48万元。相信这只不过是红十字会贪污的九牛一毛。   作为一个遍布全球具有崇高道德威望的慈善救助组织,世界红十字会到了中国,历经晚清和民国,从未像现在这样贪腐,红十字几乎变成黑十字,令人痛心。中国红十字会从1952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一年详细公布过收支。近六十年来贪腐严重到何种程度难以想象。而中国红十字会的贪腐,只不过是这个庞大贪腐体制的冰山一角。和红十字会类似的中国奶制品行业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乃至各种官办的行业协会,打着公益旗号谋私利,从来没有真正的社会监督。而各种行业协会和真正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乃至执政党的组织人事系统相比,其腐败又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经过这次曝光,痛改前非,或许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中国红十字会太不一般了,与体制纠结太深,数十年来积累重重黑幕,一旦透明无异于自我引爆。如同其所寄生的权力体系一样,缺少竞争和制约,曾经再美好的理想,也注定要堕落腐烂。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成为垄断慈善体制的象征,除非体制变化甚至政治体制变化,红会风波注定不了了之,红会还会骄傲的存在,但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死掉。   许志永  2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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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 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 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 “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 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 “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 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 “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 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 西奴 ”之一, 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 。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 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 “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 ——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 :”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 “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 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 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 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 ,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 “其实那都是扯淡。” 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 “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 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 “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 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 “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 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  言论  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 领导 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 “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 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 “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 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 文艺复兴 》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 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    党中央”。 而针对另一个专栏, 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X事件 。 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 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他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avv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 。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 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 韩寒说, “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 ,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 “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 《使命召唤》 ,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 “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 他说, “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 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 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 “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 ,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 “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 “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 “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 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 。’”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 “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 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 他说:  “反正他们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 “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 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 ,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 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 “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 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 “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 ”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 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 ”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 ”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 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 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 ,韩寒并未撰写此文。 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案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 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 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 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成为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 “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 。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 “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 推荐 for 互联网的那点事 , 2011. | Permalink | One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韩寒 你可能也喜欢: 文化影响周期:不可不知的企业生存指南 给力的产品文化 前雇员谈苹果的企业文化 《新周刊》:网络文化三级跳 酷 – 贱 -雷 桂曙光:什么才是好的创业企业文化 无觅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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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 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 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 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 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 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共产党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中国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译者注:指刘晓波的《零八宪章》】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 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 ‘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党中央”。而针对另一个专栏,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维吾尔族在新疆的骚乱事件。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 他 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艾未未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 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在他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 ​​ 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这是被国保接触或提审的委婉说法。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共产党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 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韩寒并未撰写此文。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 案 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 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使当局得到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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