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许知远 | 复制的领袖

他站着、坐着、骑在马背上,他穿中山装、长衫、军装,他的手扬起、拄着拐杖、拿着书,他总是微笑着,除去偶尔的例外,也总是光着头。 慈眉善目的长者,这是他晚年自认的形象。多年来,不管多么独断专行、滥杀无辜,他却始终标榜自己动机的纯良,内心的无可奈何。 四十岁时,他达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至少在名义上,他统一了中国,是世界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五十五岁时,他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坐到了一起,决定历史的命运,这对于屈辱重重的近代中国,真是荣耀的一刻。仅仅三年后,他就要应对一连串致命的失败,他输给了共产党,丢掉了中国大陆,躲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最终发现只有依赖美国,才能维持最后的权力与尊严。 他必定倍感失落与孤独,他曾经拥有的中国地域那么广阔、历史那么悠久,如今他只能把这个岛屿上的那些狭窄的街道命名为长春、福州、广东与昆明,把小小的山地命名为“三峡”,把原住民的区域叫做潮州。 被过滤广告 大溪镇这片山湖,让他想起家乡奉化,泛起乡愁。在辽阔的大陆,每逢失意,他总回到奉化,那里有他熟悉的古木、溪水、庙宇、乡亲、童年记忆。而现在,距离台北六十公里的慈湖,是个暂时的替代品。而全台湾两百万的逃亡者中,也只有他能如此平息乡愁。他在此设立行馆,最终葬身于此。他也把一个专制者的行事风格带到了台湾,是慈湖的行馆,而不是市区的总统府,才是权力的中心。 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到此。昔日的禁地,早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在游客接待处,除去黑白照片、实物的展览,还有一家名为“黄埔食堂”的快餐厅,红烧狮子头尤其美味。 我顺人潮而去,到了纪念堂。一处矮小的院落,淡蓝色的墙面、浅红色的斜屋,几个黑衣青年,闲淡地站在回廊中,面无表情。光亮的黑灵棺前,是黄色雏菊花塑成的十字架,他真是个信仰虔诚的人吗?与他常年的对手毛泽东不同,他没让自己的遗体长久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是他对自己身后的影响力缺乏自信?自我迷恋程度不足?或是是他的党不那么需要他的干枯遗体来重申合法性,他得以隐藏在厚厚的、密不透风的木板后面?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他也是某种隐藏者,比起无可比拟的孙中山、多姿多彩的毛泽东,他也像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严肃的历史学家、流行的大众情绪,都没太过青睐他。 比起安静院落中的朴素陈设,门口的卫兵更令人印象深刻。光亮的头盔像是明亮的镜面,他们的表情保持着雕塑式的静止,倘若不是头顶滴落的汗珠,我必定以为他们不过是蜡像。他们的表情姿态都是对昔日领袖的人生哲学延续——他最崇拜王阳明,不无盲目地信赖自我克制精神。 最为有趣的还是蒋介石的雕像公园。我看过一些专制记忆的纪念场馆,红场上摆放着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布达佩斯郊外,我见到那些健壮的男女的雕塑,他们都是完美地符合社会主义美学标准,而在布拉格的小小共产主义博物馆里,则摆满了关于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常用品,在中国一些大学与广场上,毛泽东的雕像仍挥手向前…… 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政治人物被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就像我最初描述的,姿态不一、大小各异,是同一个人。它们太符合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机械复制也像是个人焦虑的另一种延伸。比起往日的独裁者,二十世纪的领袖们可以无限量地复制他们的形象,让自己矗立、悬挂在广场、军营、学校、商铺、客厅、甚至卧室里。无处不在的领袖形象,与宽阔的广场、整齐的队列、宏大的建筑物、千篇一律的宣传口号一样,是现代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数量与规模,征服与压迫人们的心。而人们把希望投放到一个强大的领袖和许诺解决一切的主义上,通过追随他与主义,来摆脱个人的无力与焦虑,而面目不清的群众与全知全能的领袖,恰恰是这一体制的两面。 全台湾曾经至少有四万五千个这样的塑像,它们大多兴建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惊魂初定的五十年代,第二波则是他去世后。似乎现实越令人焦虑,就越需要批量的领袖来震慑与抚慰人心,尽管它可能只是抚慰了独裁者自己。 眼前的雕像早已失去了往日意义。它们因批量排列在一起倍感滑稽。它不仅失去了威严,也失去了残忍与肃杀。两个少女嬉笑地挤着雕像的两颊拍照,一群儿童在林立的雕像中追逐打闹,他们成长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白色恐怖的记忆早已远去,他不过是一个历史性人物。对那些成年人,雕像是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在一个日益不安的成人世界里,它或许还引发你追思青春时光……(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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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一本杂志和一份报纸

某年某月某日之后,我决定blog上只写技术话题。再不写个人有关的任何事情。另外一个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决定不买任何报纸和杂志,因为我觉得浪费资源,我看电子形式的东西已经足够了。甚至很多时候,别人赠送我的印刷品,我都会拒收。决定不买杂志的那个日子,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中途极少破例。 但今天,我破例同时买了一份杂志和一份报纸。于是,我也打算再破例一次,在blog上写一次非技术话题。 这本杂志是《时尚先生》2009年8月号,报纸是《南方周末》8月6日。 杂志,我是为了许志永这页而买。报纸则是为了A3版关于黑监狱的报道。 如果你理解,那么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买来作为收藏。如果你不能理解,那么请听我慢慢说清楚这件事吧。 许志永博士是公盟创始人。公盟是一个法律援助公益组织。他们做过很多事,比如 :2003年 就孙志刚案提起违宪审查建议,这件事最终取消了暂住证。如果你在2003年之前离开家乡,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和孙志刚一样,因为暂住证而莫名其妙丧了命。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周围不时流传着” 到昌平筛沙子 “的典故。感谢互联网,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找到”筛沙子”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小说一样的故事。在当时这可是笼罩在大家身边的实际威胁。 概括点说,公盟做过的事情之中,一定有为你争取权益的,且不说大事,就说身边的事情,如果你在异地工作,如果你养狗,如果你家的房子要拆迁,如果你来自农村,如果你使用网通和电信的服务,如果你有孩子,如果你坐火车…就这几条大概就能涵盖所有人了吧。夸张一点来说的话,如果你纳税…. 更为难得的是,许志永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始终提倡非暴力,一切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一切合理合法,甚至到了被人打也不还手的地步。 《时尚先生》的照片配的文字是许志永的梦想:” 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 那么现在公盟怎么样呢?很遗憾,许志永博士刚刚被抓起来,关进了看守所,’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设机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则被民政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有时候我真想狠狠扇自己两个嘴巴,让自己从这个魔幻的超现实的荒谬的梦中醒来。不幸的是,这并非恶梦,而是现实。 南周报道的这件事情我不想多说了。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电子版看吧。 著名专栏作者许知远(这两个人的名字时常被别人弄混)写了一篇相当感人的文章,《 我们这一代 》 我能做的,只能去买一本正面宣传他的杂志,在blog上记录这件事,并试图告诉我blog的读者,这件事发生过。当然,我还会为公盟捐点微不足道的钱。 写完了这篇,我的blog有可能被封。封就封了吧。天下何人不翻墙? 对了,我还要推荐下 这篇文章 无论结果如何,公盟做过的事情应该被我们铭记。 以下转载”公盟”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做过的那些事情: 2003年度 1、就孙志刚案提起违宪审查建议(2003年) 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的消息后,三位法学博士(公盟发起人)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两个月后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一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办公室。 2、孙大午案法律援助(2003年) 2003年7月,公盟的发起人张星水律师和许志永博士参与大午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的辩护。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0月30日,孙大午先生被判缓刑,获得释放。 3、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2003年) 2003年10月,北京市各区开始进入人大代表选举预备阶段。许志永于11月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经过其本人和助选团的不懈努力,最终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2004年度 1、为《南方都市报》喻华峰和程益中辩护。(2004年) 2004年2月,为了声援媒体的良知和责任,许志永博士接受邀请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案的代理人之一。 2,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2004年) 2004年2月,许志永博士应吕宝祥律师之邀开始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冤案,四名被告人从1994年涉嫌抢劫出租车入狱先后被判处四次死刑。经过数次去承德周密调查,我们确认这四位公民是无辜的。公盟通过网络发布案卷材料,和众多有良知的新闻媒体一起表达对此案的关注。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分别判处四被告人死缓和无期。此后,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 3,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2004年) 2004年4月,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政府某部门提出准备将北京动物园搬迁到郊区。我们认为,北京动物园作为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公益设施,其搬迁应作为北京的一件重大事项通过应有的公开的法律程序来决定,而不能由某部门私下做出决定。为此,我们联合环保组织”绿家园”组织了一场大型研讨会。6 月,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态,北京动物园不宜搬迁。 4,组织人大代表论坛(2004年) 2004年7月,在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创立五十周年之际,公盟持续组织了六期”我们是人民代表”论坛。论坛邀请了部分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讲述其参选人大代表以及履职的经历,分析人大制度,努力推动人大制度改革。 5、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 2004 年 1 月,我国即将第四次修订宪法之际,许志永、范亚峰、滕彪、秋风、王怡等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完成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出了全面修改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的建议。并征集了贺卫方、秦晖等 30 位知名学者的联合签名。并举办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学术研讨会。 6、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 2005年度 1、启动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2005年)。 2005年初,公盟开始了对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该项目目标在于通过全局性的总报告、地方分报告以及北京上访村的典型上访人的报告,向公众展现中国目前严重的上访现状以及上访者的悲惨人生,在现实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基层民主制度的改革建议。许志永博士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公布上访人被接访人员殴打的亲身经历,提请了有关部门对上访人权益的关注,从2005年5月起,打人现象明显减少。 2、参与营救朱久虎律师(2005年)。 2005年5月,朱久虎律师因为代理陕北民营石油案得罪地方政府,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滕彪博士、许志永博士与众多律师一起到陕北参与营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撰写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生存报告,以及媒体的宣传将朱久虎律师的遭遇公之于众。在多方努力之下,朱久虎律师无罪释放。 3、设立人大代表接待日,延续至今(2005年-2009年)。 2005年5月起,我们顺应海淀人大中的有利局势,每周四下午在办公室设立海淀区人大代表接待日,为海淀区选民服务。 4、人大制度研究。 为配合公盟在人大代表工作上的努力,建设了人大研究网,以此平台传播优秀的人大代表事迹、各级人大和村委会的竞选经验、选举制度与人大制度的理论探索等和人大相关的全方位的信息。并以此网站为平台协助下一次竞选中独立候选人参选。 5、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 为了客观理性表述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保障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 2005年度报告已经印发寄给政府有关部门,并通过网络发表。 2006年度 1、继续为承德案提供法律援助并努力推动律师在场制度进入立法程序: 从2004年至今,对于河北承德案的法律援助一直没有中断。滕彪、李方平等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成员多次前往河北省高级法院与法官商谈该案的再审事宜,争取再审。2005年11月,辩护团发起了呼吁最高法院再审此案的法律人签名,截止于2006年7月,共征集到181位法律人的亲笔签名。2006年 3月,公盟成立了以赵国君、李玉洁、林峥为主要成员的关于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报告的项目小组。 2、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 3、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 4、开设公盟评论。 从2006年4月开始,公盟网站增设了”公盟评论”栏目,该栏目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以评论特稿的形式在网站上刊登。”公盟评论”是公盟开展制度倡导活动的一个形式,体现了公盟一贯保有的温和、建设性地推进制度改革的行动立场。 5、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 2006年6月,公盟立项为福州陈信滔国家赔偿案提供法律援助,该案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件。目前,该案正在起诉阶段。 6、完成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 公盟”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项目小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全国三个县和北京上访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了近20万字的深入报告。在项目结束之际,公盟邀请到全国范围内关注信访问题的知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信访专题研讨会。报告在学界范围内有了广泛的流传,影响了更多的公众关注访民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中国信访问题的现状。 7、启动高校社团项目。 2006年8月–10月,公盟首次在高校中开展社团小额资助项目,鼓励更多关心中国问题的大学生参与到社会调研和制度建设的讨论中来。 8、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 2006年9月,公盟成立了”关注2006年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直选项目小组”。该小组由李玉洁、蒲素等与高校志愿者组成。项目小组召集了北京市各区关注社区建设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即将到来的选举,鼓励大家参选。10月,项目小组在各选区提名候选人之前,印刷了近400份由”人大代表选举研究课题组”编写的《选举指南》,以及许志永代表撰写的《致选民的一封信》,寄往全市357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在寄出邮件后,陆续接到回馈电话咨询参选事宜。之后项目小组派出十多名志愿者为有意参选的市民助选,帮助他们发放宣传材料,征集居民联名推荐,观察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为候选人提供法律咨询。 9、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 2006年12月,公盟着手开始对以北京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力求在详细、深入地调研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立法建议,从制度上保障新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目前,该项目计划由联合提出《关于慎重处理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公民建议书》的公盟研究员李方平律师和胡星斗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 这个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涉及到教育制度、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公正的制度性问题。 10、关于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6年12月,公盟开始关注在北京成为社区民众、养犬人与政府之间矛盾焦点的养犬问题。通过对现有法规和养犬人现状的调查研究,公盟起草提请北京市人大修改现行《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为了使立法建议具有充分的社会调查基础,公盟在12月8日组织了50名志愿者在北京主要城区的大型超市进行了1023份问卷调查,得出了一系列客观可靠的调查数据,指出在北京市城区养犬人比例高达27.8%,说明养犬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游说人大代表提出修改议案来改变现有法规中不合理条款。游说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2007年度 一、公盟援助个案 1、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 2007年8月22日,受黑砖窑受害者陈小军和庞飞虎委托,在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工作室张亚东先生的帮助下,许志永和滕彪律师向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起诉洪洞县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要求就不作为带来的伤害给予黑砖窑受害人国家赔偿。2008年,公盟继续援助陈小军等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海户籍诉讼案 2007年4月,程海律师先后将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自由迁移手续。现在诉讼在继续中,公盟为程海律师提供支持,并将结合户籍制度研究项目,2008年继续关注和研究公民自由迁徙权和户籍制度改革。 3、杨花秀为子鸣冤案 1996年10月6日,杨花秀子之程鹏被河南焦作市修武县公安局以涉嫌盗窃罪关押于修武县看守所,1997年9月25日死于看守所,当地公安机关在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并且没有出具死亡鉴定书的情况下,雇佣一农民将尸体埋藏于当地河边的大树下,杨花秀找到尸体后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赔偿损失。公盟援助律师江天勇、李春富深入了解此案并多次前往案发地调查此案,不断向相关机关反映案情,但公检法机关不作为,案件进展缓慢。公盟将持续关注此案,为杨花秀提供法律援助。 4、陈信滔诉公安机关职务侵权民事赔偿案 2001年2月20日,福州发生了一起重大警匪勾结杀人抢劫案。公盟认为,福州市晋安分局参与本案的干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分局应当与徐承平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赔偿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职务侵权的规定。然而陈信滔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从2007年4月2日陈信滔向福建省高院起诉至今,一直没有立案。 5、三死刑冤案:河北承德案,广东揭阳案,江西乐平案 公盟为三个死刑冤案中的十二位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多位公盟律师赴广东、江西进行调查。我们也为这三个案件召开过题为”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的案件研讨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再审机制的失灵进行了讨论,并整理出案件材料和证据寄给多位人大代表,请人大代表关注并帮助呼吁案件的重新调查。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1、钉子户事件与拆迁制度的法律问题研讨会,3月30日 2、冤案为什么得不到纠正—-关于刑事错案再审机制的研讨会 ,6月9日 3、谁导致了孕妇的死亡—-关于手术决定程序和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研讨会,11月27日 三、公民参与行动 1、关注北京宋庄小产权房合同纠纷案并发布联名呼吁,提议让农民自由决定他们的土地交易和交易的对象,从而真正保护农民权利。 2、参与河北省南高和村村民不满京石高速路修建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村民呼吁,并得到保定市张石高速公路筹建处答复。 3、许志永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为海淀区博雅德园小区业主维权呼吁,最终维权成功 。 4、李方平、王利平律师”要求查处电信、网通垄断行为”,得到信息产业部书面答复。 5、就”纸包子”事件发表公开信,指出舆论封锁比假新闻更可怕。 6、关注济南暴雨后,网友因发布帖子说有人淹死但政府未公布而被拘留事件。 7、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生造的”规划意见书”,取代法定的”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4年11月16日,中关村科技城的居民龙新华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规划意见书》。公盟律师一直关注本案。 8、关注王粪堆死亡案。2007年8月4日早晨,4名河南籍公民在北京市崇文区左安门地区拾荒过程中被当地联防队员当成小偷追赶,其中两人被抓,一人逃跑,另一人失踪,失踪者王粪堆的尸体在左安门护城河里被发现。死者家属认为联防队对王粪堆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盟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给与法律帮助。 四、法律研究 1、关于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项目 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但一直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项目的目的是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提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意见,推动中国的人权保障。该项目由周梅燕、王建勋、赵晓力、姚国建、许志永、滕彪等人执笔,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公盟于2008年1月把研究报告和呼吁批准该公约的信寄给众多全国人大代表。 2、关于推动北京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市新移民准入制度项目 目前北京市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新移民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该项目目标为促使北京市政府改革现行暂住证制度,使来到北京一定年限的新移民获得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市民权利。该项目调查和研究工作已经完成。2008年公盟通过研讨和游说市人大代表继续推动该项目。 3、关于推动改革中国城市拆迁法律制度的项目 在《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废除之后,该项目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征收法》的起草上。该项目由杨支柱老师负责,计划在2008年5月末结项。 4、公民观察行动(http://www.gmguancha.org/) 公民观察是公盟基于公民立场通过监督政府履行职责推动政府廉洁、透明、高效、高质量服务的长期项目。观察项目主要集中在和公众生活比较密切的、公众比较关注的医疗、教育、环保、司法、廉政五等部门,主要工作方式是接受公民投诉,关注个案,必要时进行调查,通过人大代表监督或者公布调查报告的方式监督政府履行职责。 2007年关注问题包括翠湖湿地、六里屯垃圾场的建设、圆明园的环境保护、海淀公园的拆建问题,及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等问题的调查等。 五、公盟评论 全年公盟评论共发表《反对电信垄断暴利的公益之诉》、《坚决支持小产权房合法化》、《一个案件的真相与两个案件的正义》(关注”聂树斌案”)、《ATM机故障的无期徒刑与法官的堕落》等46篇文章。为公盟研究员对当期热点新闻话题和重大新闻事件发出的建设性理性声音。 2008年 一、个案援助 1、 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做法律援助,提起共同诉讼(2008年) 2008年9月毒奶粉案曝出后,公盟迅速组织了由全国上百律师组成的志愿律师团,为受害消费者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 10月中旬,公盟通过网络以及《南方周末》发出《公盟志愿律师为因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告》,并通过网络发出《公盟关于”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建议》,并把此建议邮寄至卫生部、质检总局、国务院等部门,开始正式接受全国各地受害者的委托。 11月24日,援助律师前往石家庄,向三鹿集团递交了《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律师建议书》以及一份援助律师已经接到委托的三鹿受害者名单。 11月25日,公盟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庭与媒体、律师见面会。12月8日,公盟援助律师代表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正式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共同诉讼。目前,公盟正在积极准备向其他奶粉企业提起诉讼。 2、杨佳袭警案二审调查(未获准) 9月8日,律师团成员刘晓原律师、李劲松律师、李苏滨律师、张建国律师、季化律师、程海律师与杨佳父亲等一道赴上海,取得一审判决书,但未被获准会见杨佳。9月9日,杨佳的姨妈王静荣在律师李方平陪同下,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杨佳母亲王静梅失踪案上的不作为,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朝阳法院立案庭拒绝立案。10月26日,杨佳被执行死刑。 3、杜学雷案 2008年10月3日中午,杜学雷在河南省内黄县楚旺派出所被殴打致死。公盟志愿律师张兴奎、兰志学介入此案为杜学雷家属提供法律援助。10月下旬,此案受害者家属与公安机关达成民事调解协议。 4、甘锦华案 2004年10月12日晚,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慈济精舍庵堂尼姑林某、周某二人被杀,经过调查,警方逮捕了当地村民甘锦华。甘锦华被判处死刑后,在临刑前喊冤,省高级法院组织重新审理。2008年11月6日,此案再审二审开庭,在这场关乎甘锦华生死的重要庭审中,滕彪担任甘锦华的辩护人,提出28出重要疑点以及刑讯逼供等问题。 4、承德陈国清案 5、福州陈信滔案 6、其他个案 ◎2月19日,接到”四川打工女火车上挤死”的案件材料,联系死者家属为其提供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咨询,并两次建议其坚持与铁路方面谈判。经过当事人家属与铁路多次协商,最终铁路方面把抚慰金提高到5万元。家属接受了此赔偿。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地区163户拆迁户代表徐玉清向公盟反应回迁楼建设延期、周转金太低等问题。3月13日许志永写了”人大代表建议”寄往海淀区政府人大代表联络室。 ◎海淀区四季青镇孙振环拆迁案、海淀区西洼村拆迁征地案。 ◎河北省唐山市民黄玉秀反应其子廖海军被控故意杀害幼女,2003年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廖海军无期徒刑,黄玉秀及丈夫廖友以犯包庇罪均判处有期徒刑5年。案件可能涉及刑讯逼供、公安机关伪造证据等情况,公盟决定对此案给予法律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口头通知此案已经立案。 ◎对抗非法强拆的张薇、马秀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公民黄勇因对政府养犬管理部门蛮横打狗限小发表言论、进行表达而被关押、起诉,为维护公民合法言论表达自由,我们无偿援助黄勇并进行了无罪辩护。目前案件已审结,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当事人的充分肯定。 ◎于博诉清华大学培训合同纠纷案。 ◎上访公民单亚娟被黑监狱暴力人员打伤后,在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为”陈旧性骨折”,与其他多家医院多次诊断结论相反,导致其故意伤害案无法成立。为此单亚娟将北京积水潭医院诉至法院,目前正在二审审理中。 二、公盟个案研讨会 ◎公盟个案研讨会—-由辽宁县委书记进京刑拘北京记者说起,1月10日。 ◎城管制度反思—-从城管杀人案谈起,1月10日。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研究报告研讨会,3月2日。 ◎ 维护灾区稳定法律问题研讨会,5月31日,与检察日报•正义网合办。 ◎拆迁现实问题与征收法立法研讨会,6月1日。 ◎ 网络言论自由—-从杜冬劲诉上海电信案说起,6月21日。 ◎ 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与突破研讨会,6月25日。 ◎ 推动律协直选的意义和方法研讨会,7月26日,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共同合办。 ◎周正龙虎照案,10月19日。 三、公民参与 ◎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 2008年6月,公盟与多名律师合作,对台湾、香港、美国等律协选举制度进行研究,积极宣传律民主选举,希望通过各界律师的合作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 8月下旬,律师们起草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和《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法律界关注,受到了各界律师的支持。9月中旬,参与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项目的律师们为了听取更多律师的意见和建议,向北京市近16000名律师分别发出了信函。9月12日北京律协公布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同日,直选律师们向北京全体律师发出了《竞选律师代表的策略和建议》。9月13日,直选律师开办的《律师沙龙》网站开通运行。10月24日,直选律师之一李方平等发表公开信,对全国律协七大律师代表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提出质疑。11月,向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发出《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12月20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七届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推动直选的律师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政府信息公开项目 公盟关注关注并支持了以下信息公开申请及后续行政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市民朱福祥、湛江向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局、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依法申请部分工程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北京市昌平区市民陈育华向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申请公开2003年至今的养犬管理费用使用情况; 郝劲松申请陕西省林业厅公开虎照案相关信息; 海淀区四季青镇居民兰靖远向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申请一项关于集体土地被占用的相关信息公开。 ◎对电信、网通网络封锁的共同诉讼 2007年初,上海居民杜冬劲上网时发现自己在海外注册的一家网站无法正常访问,但该网站实际上当时正常运营。因此,杜冬劲起诉上海电信,他要求被告明确告知自己的网站为何不能通过国内互联网登陆,并按照合同赔偿两个月宽带使用费和诉讼举证费用,但一审败诉,二审再次败诉。公盟一直关注此案。 李方平诉中国网通北京公司反垄断案。 四、民声频道 民声频道旨在关注遭遇不公正的个体,发布来自公民社会的声音。以案情报道的方式,放大个体微弱的声音,以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以公民来信的方式,刊登公民对法治和社会改革提出的理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编写了”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163户拆迁户质疑住房周转金过低”的民声频道文章,并对此类事件进行了简要分析。 ◎ 3月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人郭克哲家属以及贵州省铜仁市茶店镇开天村村民杨鑫家属的上访材料,分别反应郭克哲、杨鑫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意外身亡。 ◎3月,经过对近年公盟收到的相关羁押期间犯罪嫌疑人死亡事件的整理,编写了”危险的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频繁死亡”的民声频道。 ◎ 4月,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南侧西洼村居民反应,2006年当地拆迁征地过程中拆迁单位欺骗居民。根据材料公盟编写了民声频道文章并进行深入调查,参与了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协商,政府部门初步同意为拆迁户解决实际问题。 四、法律研究 选择中国前沿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 ◎ 2005-2007中国新闻自由度观察报告(2008年) ◎推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和履行研究报告(2007年-2008年) ◎户籍制度改革及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研究(2007年-2008年) ◎征收法立法草案(2007-2008年) 五、其他工作 ◎2008年度十大法治事件评点 ◎公民责任奖。”公民责任奖”是公盟于2008年启动的一项民间权利保障促进项目。其宗旨是鼓励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首届公民责任奖获得者如下:韩寒、简光洲、丘建东,获得提名奖的为:郝劲松、韦东英、陈光标、陈育华、刘绍坤。 2009年度(部分,简要) 继续为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关注精神病强制收容问题。孙东东事件后召开研讨会。 邓玉娇案发生后,派出律师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 上访者姚晶北欧驻京办殴打致伤严重,许志永撰文呼吁并提供法律援助。 网友捐款,公盟建立法律援助基金。… 信息公开项目负责人杨慧文律师向北京73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和”本部门所有收入支出具体情况”。 完成西藏3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并寄往有关政府部门。 完成公民维权手册。 公盟开展第一期法律知识培训。 关注”汉中屠狗事件”,召开研讨会。 关注非北京户籍学生的教育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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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朱自清的温州

仅仅是看到这棕色的路牌,你也感到安慰。 我到过了散发臭气的工业区,看到了戒备森严的复工的工厂,几位志得意满的投资者,还有赔钱的生意人,还有人头攒动的劳工市场,他们目光迷离、又饥渴异常,随时把我这样的陌生人当作招工的老板,团团围住你。 像很多中国的城市,温州生长得太快,一切记忆都被迅速地铲平。一样的丑陋而喧嚣的高楼、令人窒息的行政区、零乱的马路,只不过这里更富有、更炫耀,也更无序。 我第一次在KTV门口看到停放的劳斯莱斯,紧邻是一排宝马与路虎,排放序列似乎严格遵守着价格高低。人们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他们思考的、忧虑的、言说都是生意,他们勤奋、精明,用炫耀性的消费证明自己的成就,但也显露出粗陋的品位。这城市有罗马广场、凯旋门、佛罗伦萨饭店、卢浮世家,是个山寨的欧洲一角。除去各种典当行,街上还到处是苹果的专卖店与红酒行。倘若你开上半天车,一定会了解,他们的成就还与胆大妄为紧密相关,司机们毫无心理障碍地逆行、并线、突然掉头,他们甚至把繁华马路一个车道当成停车场。 被过滤广告 我很快觉得疲倦,我不能总是亢奋着,听人们谈论投资与破产,忍受工地上的尘土。这时,我看到了那个路牌——朱自清旧居。 青砖、木窗、灰瓦,重新翻修过的两进院落,孤零零、谦逊地坐落在环绕的高楼中。1923年的春天到秋天,朱自清在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担任国文老师,暂居在这四营堂巷。他也是一名文学新星,中国的文学传统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他这一代人的挑战是,如何创造一种既通俗又典雅的文体。 旧居如今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朱自清其实从未在这里住过。原址离此还有一百多米,它是异地重建的产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它象征着他们保护文化的决心与牺牲。当地一份报纸以赞叹的口吻写道:“最早的方案是建造多层商住楼的,用来建造朱自清旧居后,至少要损失2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但它为温州增添了一个高品位的文化景观,其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赞扬声中也暴露了一切,你听得到钱的声音,我们词汇是如此贫乏,一切都是“效益”。 旧居也是现代技术的产物,300多立方木料、15万块青砖、14万块瓦片,要拆卸、再原样组装。一些材料腐烂了,它也订购了很多仿制品。 跨进院落的一刻,你感到这不是旧居,还是崭新的。窗明,几净,漆亮,散发着不真实感。博物馆里陈列着朱自清的生平,其中一部分讲述他与温州的渊源。我这才意识到,中学课本里读到的名篇《绿》、《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原来是他在温州写作的。重读挂在墙上的文章片段,太多的形容词,真是甜腻。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再造,我早已不能体会这单纯的情绪。 冷清的下午,只我一个游人,隔壁有几个中年女人的私语,她们是无所事事的管理员和她的朋友们。她们的温州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本地人喜欢说,温州话是中越战争中的密码语言,它的发音奇特,难于破译。也不知她们的谈话是否与高利贷有关。据说这场金钱游戏已渗入每个家庭。在江边,一个带孙子的老人平静地一指远处的高楼:“她就是从那个地方跳的”。他说的是一位破产的债券人。金钱给予人平等,出身、阶层、教育都不在重要,你的一百块和他的一百块是一样的,金钱也抹平一切历史,把复杂的社会、文化逻辑简单化、平面化。薄薄的钞票,可以购买一切,却也没有任何厚度。 不管旧居多么缺乏质感,他仍散发出特别的魅力,它至少是安静地试图与往日发生关系。在展览牌上,我还看到朱自清为十中撰写的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国家与社会陷入了困境,美与豪情仍在。 从旧居出来,来到瓯江边的码头。那成片的老房子已拆除,在旧照片上,它们绵延不绝,人们穿宅入巷,做饭、生火、到江边洗菜、争吵说笑。如今,只剩下宽阔的江滨大道与连成一片的高楼,一排水泥屏风。乘上名叫吉尔达的渡船,只五分钟就到了江心屿。轮渡上有吵闹的游客,谈情的恋人,站在我身旁的老太太要去江心寺念佛。 狭长的江心屿上有黄墙的江心寺和红顶的英国领事馆旧址。还有一东一西两座塔,都建自宋代,西塔是中国式的,有白塔身与一层层的飞檐,东塔却光秃秃的,像一座灯塔,塔顶上长出一棵歪树。当英国人占领这座岛屿时,强拆了这些飞檐。在1884年的教案中,温州人焚烧了教堂,惊惧的洋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躲避到孤岛上。我差点就忘记了,温州也是中国最早的开放口岸。 拍摄婚纱照的男女们围绕在领事馆旁。“头再向新郎歪一些”,“再亲密些”、“姿势再优雅点”,摄影师喊着。在下一个镜头的拍摄前,新娘抱着自己的裙摆走来走去,穿雁尾服的新郎等待着,面带顺从与厌倦。 被过滤广告 雨驱赶走了新人,天也暗了,江水依旧浑浊,流速加快了,涨潮的时候到了,偶尔,一艘平底货轮经过,发出汽笛声。寺庙的门关闭了,领事馆旧宅的灯亮起来,它被改造成一家叫“国际公馆”的高级餐厅。人均至少要500元,门口的侍从冷冷对对我说。 游人们坐渡轮回去了,食客们纷纷到来,他们在“国际公馆”里推杯换盏,唱卡拉OK。 我该怎么描述夜晚的江心屿?李白、杜甫、谢灵运、甚至文天祥都到此游历过。一直到朱自清一代,中国文人一直沉醉于山水与月色,在雨后的寺庙里谈禅。但我们已彻底失去了这种心境与能力。古树、流水、绝句、月光、庙宇这些意向都消失了,取而代之是高楼、霓虹灯、汽车、玻璃、金属、水泥、市盈率与高利贷,我还不知道,怎么在这个世界里寻找属于它的诗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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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一个温州女人

一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被过滤广告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起的时刻,在整个中国仍陷于计划体制的禁锢时,温州人则玩起市场游戏。不过十年,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产业群,这个镇子都是纽扣,下个村子都在生产变压器,隔壁镇则都是皮鞋…… 临街的前屋是展示店铺,后面则是工厂,简陋的工厂一家接一家,而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式的服务就沿街道展开。这些产品轻易地征服了全国,甚至销往了海外。经过三十年重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匮乏得可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来形容它,它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被称作“温州模式”。它也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最近一幕。它从18世纪的英国发端,接着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日本,20世纪后中叶,它又转移到东南亚,亚洲四小龙因此兴起,如今它到了中国。 项碎兰是这股浪潮的创造者与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末,卖毛线的小女孩已在上海兴建了棉纺厂。一九九五年,当温州龙湾区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她把工厂迁回家乡,她是工业园区最早的两三个企业主。 接下来的十六年,一切稳定顺利。工厂的雇员将近百人,年产值也有两千万。但困难也一直存在。尤其原料、人工、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企业干脆把资金投入到利率更高的地产、股票中。 她想通过新产品来应对,转产一种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4、5个亿。”她说。 8月,她和同事在在萧山考察了一个星期。9月2日,她向绍兴一家公司订购了新机器。她在工厂里安装摄像头,撬开地板,搬走老机器,准备安装新设备。一切顺利的话,11月就可以投产。 但不到两个星期,一切都变了。9月12日,传出吴保忠“跑路”的消息,他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夏天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出,它涉及到皮革厂、连锁咖啡店、电子公司、制鞋商、电器公司……它是这个城市日益浮现的危机的征兆。几年来,一场疯狂的金钱游戏席卷了温州,街道上是不断涌现出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与投资服务公司,而茶馆、酒店大堂、餐厅、KTV里,人们谈着拆借与利息。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富有、贪婪的温州人新表现,他们炒楼、炒矿、炒媒,这一次他们直接炒钱。从市民到公务员、企业家,它涉及的人群广泛。它与人性的贪婪有关,所有的危机不都是由没有节制的贪欲导致的吗?而在中国,或许在全球范围,很少有人比温州人更钟情于金钱与生意的了。它当然也与国际环境事件有关,温州人聚集的大量金钱,在迪拜的投资、在莫斯科大市场的危机,当然还有山西煤矿的国有化中,都遭遇重大挫败。但倘若深入下去,它更与体制的困境有关,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一场实业危机,让金钱投向逐利性更高的高利贷行业,它的回报率有的高达一年180%。它也是温州长久以来的地下金融系统,它是对僵化的官方金融体制的补充。 但没什么行业可以支持这样高的回报率,总有一个时刻,资金链会断掉,它会反作用到本就在危机中的制造业。到了8月,情况更严重了。仅仅在龙湾区,就发生了20多起,其中设计10亿元的就有三起,谣言四处蔓延。 她从未想过这与自己有关。她从未借过高利贷,她的银行贷款要到明年才到期。吴保忠的失踪让她感到了直接的冲击。她的工厂与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有关联担。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担保800万元担保。不过,她也没太过担心,她相信自己会和银行说明情况,这笔担保贷款也没足以威胁到她的工厂。 她没想到,在宝康事发后四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就上门催要尚未到期的贷款。恐慌性情绪已经四处迷漫,这些一年前还热情放贷的银行,变得过度敏感,纷纷要提前回首贷款。“六个人在工厂里东看西看,你叫工人们怎么想”,她回忆说。银行职员还把她带到宝康公司的一处仓库,希望她能搬走残留的资产。三天后,情况恶化了,支行的行长把自己的奥迪车横堵在工厂的门口,除非立刻还款。她甚至需要报警来交涉。 这一景象被对面工厂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了下来,随即被发上了微博,还附上了这样评论:“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一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 被过滤广告 这或许仅仅是一个目击者的臆测,在这敏感的时刻,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让它变成了致命一击,而且以项碎兰从未想过、也难以理解的方式。 一家接一家的银行开始催款,到了9月底,连与她关系最密切的银行也失去了耐心。她不断地凑钱还贷,家里的房产也被抵押出去。 二 “我觉得太冤枉了”,几乎每隔十分钟,她都要说一次。她的工厂运转良好,她从未参与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未到期,她为何要成为牺牲品。她遭遇的危机,不仅是生意上的失败,是对她人生信念的颠覆。 “刚办厂的五、六年,我都没回过家,一直睡在厂里的沙发上”,她说,尽管她的家就离工厂六、七公里。她的母亲就住在不远处的状元镇,但她也难得回去照顾她。她从未出门旅行过,不仅没去美国探望过亲戚,甚至北京也没去过,她最远只到过江苏和上海,都是为了进货。 “我们哪里是老板呀”,她感慨道,“从买原料、销售到财务、食堂买菜,都是我一个人干“。对她来说,现在的工人也不比十年前,“他们不高兴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让她最愤怒的是台州银行与对面工厂的女孩的微博,她相信,是他们的不负责导致了腾飞的困境。她多少也感到了某种困惑,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缘何这么快地陷入危机。 这一天上午,我去看了她的工厂。龙湾工业区的主要是皮革厂,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臭气。除去一个看门的湖北老人,厂里空无一物,只剩下空荡荡的水泥柱与撬坏的地板。作为原料的棉絮挂满了屋角与窗户。而原是工人宿舍的两栋三层小楼里,只剩下残破的桌椅、墙壁上贴的美女招贴与骚动的青年写下的绵绵情话。 湖北的老人五十五岁,对于正发生一切茫然无知。当摄影师为他拍照时,他习惯性地立正,双手服帖地放在两侧,目不转睛的看着镜头。看着他严肃又不自在的表情,还有脸上的皱纹,我感到一阵感伤。 他的肢体语言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今年55岁,经历过饥荒、政治运动、武斗,生活对他来说只是命令与服从,他很少有主动权。自从1992年,他一直在外打工,从广东到广西,现在又到了温州,他在鞋厂、纺织厂、玩具厂都干过。一年前,他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公司二楼摔了下来,后背受伤。半年前,他成了腾飞公司的看门人——“我儿子不让干重活了,看门比较轻省”。 他的妻子早就离开他了,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小儿子在潮州,老大、老二都在温州,也都成了家。 “你们过年时,还回湖北老家吗?”我在空荡荡的车间里问他。 被过滤广告 “回家,哪还有家呀”,他的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是啊,家里早已没人,儿子们也不愿回家。他们早已四海为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内陆人为沿海人提供了经济起飞的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我也去项碎兰二楼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了好几幅荣誉证书,它们来自不同的银行与信用社,表明这家工厂是多么的信誉卓著、值得信赖。但此刻,它变成了一种嘲讽。 站在厂房的二楼,我看到对面的树脂厂的红旗在飘,这是最令项碎兰愤怒的地方。发出致命的微博的女孩,是这家工厂的一位股东的女儿。很有可能,她也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她拒绝做出道歉,让项碎兰难以接受。信心才是一个商业环境的基础,谣言摧毁了信心,随之一切都毁了。 “我都不想活了”,十月初,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经常半夜惊醒,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却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三 我试着把她从愤怒的情绪摆脱出来,随着语气不断的激烈起来,屋内的气氛有点压抑。 我问起她的个人生活。她有姊妹六人,其中三人在美国。“就是在唐人街”,她说。她多少觉得,唐人街本身是一个地方,而不管它在纽约、洛杉矶还是旧金山。 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炒菜,过来递过一次烟,看得出是一个忠厚的人,多年前,他的耳朵聋了,工厂的事都靠她。她的儿子也过来一次,拿着iPad给他妈妈看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他是个时髦的青年,也看得出,他是不可能替母亲承担些什么。 再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对她的报道时,她脸上露出了少见的放松,文章对她的遭遇满是同情。她不住地说女记者,仿佛找到某种确认。当我们表示出同情,赞赏她的能干时,她脸上有流露出腼腆,既感激又不知所措。 但我们鼓励她直接去向政府部门申诉时,她又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我一个女人去说不好吧”。 隔壁的工地的水泥搅拌机一直响个不停。 “晚上会吵你们睡觉吧?”。 “不会,我们在工厂里的机器更响,要是不响,反而睡不着了”,她说。 天色暗了下来,我起身离去。她送我到门口。她的三层小楼已被抵押, 被过滤广告 倘若明年春节再不还银行贷款,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这个厂子一定要办”,我不由得被她的坚强打动。她也对自己的能力、也对自己选择的产业有信心,“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与其说,这是生意上的决心,不如说她要挽回自己的尊严。 离开村子前,我远远地透过窗户,看她穿过客厅,走到厨房炒菜的丈夫身边。一天疲惫的生活要暂告段落。我突然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她终究会在站起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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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FT中文网:许知远:台湾两则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你从来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唱片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地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操场上,蒋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独、落寞地矗立着。在海港那一边,是白色、高大的女神像,像是观音、又像是妈祖。 海港的另一侧更繁华些。我寻找那些老建筑,在一座“鬼屋”前徘徊,还和一个鱼店老板聊天。他说自己的爷爷就是死在门前的水沟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他说自己在大陆做了十年生意,钱越来越不好赚,又回来卖鱼,大陆人学得真快,他们这些“台干”竞争不过了。他还说,中国的强大真是不可阻挡,搞不好,连美国也比上。 面对这么一个中国,台湾人该怎么办?六十六年前,国民党军队正是在这里登陆。日本战败了,分割了五十年的台湾又回归了中国。台湾人兴高采烈涌到基隆港,他们却发现,来接收他们的中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他们太邋遢了,与其说像军队,不如说更像苦力,他们推挤着下船,甚至连枪都没配,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他们迟疑着不敢面对。紧接着,他们被基隆的现代化设施震惊,呆呆地看着百货大楼的上上下下的电梯。这些士兵们不过是农村子弟,抓壮丁当了兵,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反而体验到更多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好处。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这真是震惊与失落的一刻。 如今,大陆人又来了。我到基隆时,台湾也刚刚对大陆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的新闻充斥在台湾的媒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去夜市、做体检、买房产,花两千四百万买钻石,十人分吃一碗牛肉面,似乎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足以令台湾人感兴趣。 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兴奋与焦虑。大陆不再贫穷,富有得令人生羡,意味着无穷的机会。从凤梨酥到民宿,从高铁到房地产,似乎都在期盼着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但同时,台湾人的目光里又流露着深深的不屑,大陆人富有却仍野蛮,带着暴发户的粗鄙,他们猎奇式地观看陆游客的一举一动,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减缓他们对于一个更强大中国的焦虑。 让我们回到唱片店吧。 “你猜呢?”我反问老板。 “从新加坡来吧?”,他半肯定的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原以为,他可以轻易地猜出我来自北京。只是误会,还是它蕴涵着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变相的恭维吗?他在强调,我更有礼貌,举止更得体,不像吵闹的、集体行动的大陆游客吗?这真是荒诞的一刻,曾经是中华帝国边缘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倒结成了某种同盟。它们或许越来越依赖与焦虑于中国的崛起,却通过认定自己更“文明”,来获得某种优越感与认同感。而此刻的中国人,也的确给予他们这种优越感,中国富强了,但它内在的困境——文化、教育上彻底破产——都表现在出外的游客身上。 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从来并不分明,它也常常迅速转变。当台湾人猎奇式地打量大陆游客时,是否忘记了,三十年前,他们也曾吵吵闹闹地奔向巴黎、伦敦,而更往前二十年,普遍被认定高度教养的日本人,不也享有“日本游客”的可怜信誉吗?猎奇式地观察别人,经常会陷入褊狭的世界观,放弃了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而也丢失了理解自己的能力。 离开唱片行,我们钻进了夏朵咖啡馆,它突兀地出现在连片的衣服摊位中间。咖啡馆墙壁上的油画是打着领结的男人与晚礼服的女人,它要重现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在咖啡店里,你闻得到那股味道,必定在某个时刻(或许是二十年前),全城的时髦、试图标榜个性的年轻人都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要躲避日常的无聊,想要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巴黎、罗马是他们渴望的“文明中心”,他们这些台湾青年人,生活在“文明的边缘”。 也在这咖啡店里,我向同行的台湾青年读起北岛、食指的诗歌,它们都写于六、七十年代,中国最为黑暗、压抑、野蛮的时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被这些年长得多、经历也截然不同的大陆诗人深深打动了。北岛、食指对于自由、希望、独立、爱情的渴望,不也正是他们的渴望吗? 二 前往屏东的路上,我断断续续地读《原乡人》,作家钟理和的传记。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一张忧郁面孔的素描,出版于民国六十九年,印刷与装帧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朴素与抒情。 书是从台北小巷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书店里满是泛黄的纸页与霉味,老板娘却性感妩媚,嘴角挂着撩人的笑容,像是从费里尼童年记忆中的意大利小镇里走到泰顺街。 钟理和出生在日本占领期的台湾,一心要成为一名中国作家。他是个富裕家族的少爷,爱上的却是风俗禁止结婚的同姓恋人。他带着她逃离台湾,来到北风与白雪的东北,移居到故都北平。他做司机、开煤炭店,学习做一个父亲,最重要的是,他要掌握那些汉字,把它们排列在一起,表达出一个“白薯人”的感受,他苦闷、感到被遗弃,却总是不知如何表达。曾经,中国是他的“原乡”,代表着自由与归属,在这里,没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的婚姻,他不用再受日本人的屈辱。但一切并非如此。 “白薯站在地球的一边!见证历史像游牧民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彷徨着。祖国——但一阵西伯利亚风吹来,什么都不见了,都没有了。”他在《白薯的悲哀》中写道。那是抗战胜利之时,狂喜迷漫在整个中国。他却发现,住在北平的台湾人是这喜悦的局外人。五十年前,形状像白薯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人的侵略,激励着很多台湾人,正是这种反抗让祖国变得如此美好,它像是另一个乌托邦。如今,祖国的怀抱,却让他感到幻灭。在北平人眼中,台湾就如朝鲜,有着鲜明的日本色彩,或许它们不激起直接的仇恨,却也是轻蔑、排斥的对象。“然而我们能够说什么呢?祖国——它是那么伟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并且它也包括一切恶。”他这样感慨。 他又回到了故乡。在山脚下,他饱受贫困、病痛与失败的折磨,继续写作,死在了书桌前。在某种意义上,他仍是个局外人。在山间与乡村,没人分享他的文学理想、倾听他的苦闷,而在战后的台湾,随着大批大陆流亡文化人的涌来,他这样的台籍作家仍是局外人,他们的中文怎能与这些真正的“原乡人”相比。他能仰仗的唯有坚持,血液与泪水成为了墨水,生命本身则成了燃料。 我没读到他的代表作《笠山农场》,倘若不是这本偶然的小书,恐怕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熟悉的台湾文学是五四传统的延续,是蛰居在岛屿上的大陆人对于故土的乡愁。而至于钟理和,还有比他更富才华的赖和、吴浊流等人,却像是掉进了时代缝隙的一代人。他们的奋斗是那么的孤立无援,被吞噬进更宏大(或许也更空洞)的历史叙述中。这种挣扎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更是思想、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他们该怎样艰难地在日语、汉语、台语间转化。他们曾那么渴望说出一句标准的“北京话”,但“北京话”旋及又变成了外来压迫的新象征。 屏东的一个小村里,我听了一场原住民的演唱会。这是十多年来台湾的新潮流,每个群体都在宣称自己的独特性。威权政治结束后,所有被压抑的情感都爆发出来。“中国认同”也被视作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理应被抛弃。新的“台湾认同”正迅速的形成,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原乡”再不是中国大陆,而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传统,是这排湾族、泰雅族,是几百年来“过唐山”的闽南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土地与传统。 钟理和的身后命运则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距离他逝世超过五十年,他变成了台湾独立精神的某种象征。后来者略去了他对于中国的乡愁,而把他竖立为本乡本土的热爱者。 我去了他的家乡美浓,除去尝尝久负盛名的板条,我更想看看以他命名的文学博物馆。但这一天,博物馆闭馆,在一家餐厅里,我听到钟铁民刚刚去世的消息。七十岁的铁民,正是出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是钟理和投奔“原乡”后的第一个重要收获。逝世前,钟铁民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中学教书,业余写作,也饱受疾病困扰。但他们的方向又不同,父亲曾吃力地教授台湾学生北京话,儿子致力于恢复客家文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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