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爱思想 |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75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4 23:19:08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易中天       韩寒与方舟子的这场“官司”,是“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要看事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要想不沦为“娱乐节目”,而能对社会和公众有些意义,恐怕得说清三个问题: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          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对象,则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公民。说名人必须保护,是不对的。相反,名人更应该接受监督。因此,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     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比如某个台湾人因为喜欢“三只小猪”,就去投蔡英文一票,不可以吗?同样,质疑方舟子的资格,也是不对的。公民二字,足以表明其资格。这就是我主张的“批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请参看《李辉、文怀沙与批评的自由》,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已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书生傻气》一书)。     但,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也因此,一旦他的质疑失误,不但必须赔礼道歉,还必须辞去公职。     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如果被误疑的还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就不能用“公众人物就该如何”来说话了。没错,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普通民众守法即可。但,该被“盯着”,不等于该被“冤枉”。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     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第三,一旦失误,不妨郑重道歉。当然,对此,我只有建议权,也不认为可以强迫道歉。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          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说,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样说,那样说。这三条,都自由。而且,既然是权利,就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回应、答辩、起诉,是行使“言论权”。不回应,不答辩,不起诉,是行使“沉默权”。无论哪种,都是我们的自由权。     因此,起不起诉,是韩寒自己的事。受不受理,则是法院的事。这两件事,公众和媒体,都可以议论,可以批评,更可以建议,但不能干涉。议论、批评、建议,是行使“言论权”。干涉,则是“越权”,也“越位”。     起诉是否“不智”,也是韩寒自己的事。何况每个人能够忍受的尺度和底线,是不一样的。自证清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节妇断腕、烈女跳楼,虽不宜提倡,却应该同情。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哪里还谈得上智不智?出于爱护,私下里劝劝是对的,说说也没关系。公开指责,就未免没有心肝。     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则是扯淡!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评价有异,才是“笔墨官司”。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因为曹雪芹没说是自己,不存在名誉问题,也该“纸上谈兵”。疑人窃斧,也“笔墨打”?说你是“强奸犯”,还弄得谣言四起,大家都将信将疑,也不起诉?这种“大度”,留给阁下自己为好。     没错,名人是应该更宽容,但宽容不是纵容。你们家的宠物,也该善待吧?公园里的草木,也不能践踏吧?名人就可以随便蹂躏,然后让公众消费、媒体狂欢?士可杀不可辱。被逼无奈,也可以拔剑而起,何况诉诸法律?你说韩寒不成熟,是孩子,我看他是汉子。方舟子慨然应诉,也是汉子!     韩寒起诉,是否“示弱”?问问阿Q就知道。阿Q是决不会起诉的。他只会说,这是“儿子骂老子”,或者“方舟子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没有爱心”。至于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大家若都这么想,法官们真可以去“休假式治疗”了。     韩寒起诉,是否“妨碍了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除非法庭剥夺方舟子的答辩权。但即便如此,那也是法庭的错,不是韩寒的错。相反,正因为韩寒提供了法庭这样一个平台,方舟子反倒有了更好的发言机会。难道在微博上说就是自由的,到法庭上就不自由了?没这道理吧?     还有人说,现在司法不独立,韩寒的起诉,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呵呵,依此逻辑,小白菜就不该告御状,那时可是慈禧当家;秦香莲则要算运气好,因为包公只有一个。那么请问,韩寒是该去找包公呢,还是等到司法独立那天再诉呢?如果大家都这么等,那一天又啥时候能到来呢?     至于韩寒起诉方舟子,是否“滥用诉权”,则要看情况。如果韩寒视清白为生命,那他就是在为生命而战,岂是“滥用”?这事也要看结果。结果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借此机会弄清言论自由的概念,制定批评质疑的规则,那就不但不是“滥用诉权”,还应该说是“功德无量”。          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第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无一例外。     责任也有种种。比如,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     名人责任更重。比如方舟子,是以“打假”闻名于世的。他对韩寒的质疑,如果被证明错了,得负“判断失误”责任。当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可以原谅。但前提,是得认账。不认账也行。既不违法,也不缺德,但“没品”。说他“死皮赖脸”或“不像男人”,也得认了,也是“负审美责任”。     另外,由于方舟子是科学工作者,一贯主张科学,因此,如果他的质疑,被发现违背科学精神,不守学术规则,则还要负科学责任和道德责任,即承认有违科学良知和职业道德。这一点,希望方是民先生能有思想准备。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不负责任的言说,决不是自由的言说;不能追究责任的自由,也决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韩寒诉方舟子”一案的意义所在。哪怕最后法院判决方舟子不构成侵权,也如此。     因此,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我希望,双方都做好败诉的准备,并表现出良好的风度。“寒战”虽非“选战”,但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其参选人的表现,是可供参考的。果能如此,则方韩之争,就真是意义深远了。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5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易中天:最该以人为本的,最不拿人当人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易中天:中国文化为何不能入世 易中天:当下中国最缺底线 易中天:传统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药 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易中天: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有根才有底──《易中天文集》第十五卷前言 易中天:“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 易中天:悼念慈父易庭源 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正义是不是一座很远的桥 易中天: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流寇路线图 易中天:走近顾准 易中天:顾准的绝望之望 易中天:我们为什么不认错 易中天: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易中天:改正错误,还要“探索”? 相同主题阅读 李剑芒:打假不允许私设公堂 任意:关于公共讨论中质疑的正当性的一点探讨 薛涌:韩寒的政治投机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肖鹰: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刘彦伟: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方舟子 ? 信力建:方韩论战的冷思考 许纪霖: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何三畏:“表面现象”看韩寒 郑戈:法律如何规制名利场 张振宇:戏子韩寒与方舟子 陈才天:韩寒是否自己露了“馅”? 韩仁均:说说我自己 韩寒:《光明和磊落》——我的手稿集 方舟子:“天才”韩寒的写作能力 方舟子:韩寒的悬赏闹剧 方舟子:“天才”韩寒的文史水平 方舟子:再说造谣者韩寒——二答韩寒《人造方舟子》 韩寒:孤方请自赏 方舟子:造谣者韩寒——答韩寒《人造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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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支持韩寒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当然,我也是他的博客的忠实读者。也因为这样,决定采访他,因为他的受欢迎,也证明他代表了一群年轻人 … 听韩寒说话同样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自己其实在做着正常不过的事情,确实,现在这个社会总是为一些正常的事情叫好呐喊,表达真实感受,说真话原本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但这样做了,却让人觉得很特别了。”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我希望喜欢韩寒的人更多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近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本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士”,韩寒入围,委实名至实归 … 我曾经说过,就公共事务而言,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说话,胆子很大,虽然在用词上也有所考究,但似乎只要他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韩寒对于这个体制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异类。他天不管、地不收,连中学都没读完,自己凭一双手,杀将出来。眼下单单靠赛车,就活得好好的。如果凭他的影响力,文字也可以卖大价钱。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现体制的人,一个市场里游泳的健将,但又不像市场的经营者,需要对管理者折腰。……但是,以中国之大,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应该有很多 … 中国理所应当该有千千万万个韩寒,但是,我们却只有一个。我们这个国家缺乏创造力,甚至缺乏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官气弥漫的闷罐,官僚程式,窒息了整个社会,让年轻人呼吸几难。但愿,韩寒的影响力,能给我们在这个密闭的罐子上,挖开一个小孔。” 凤凰卫视主持人、香港专栏作家梁文道:“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今的鲁迅。”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当然韩寒是如此的成功,我有的时候看着,我觉得我除了羡慕、嫉妒、恨之外,也得对比偶像找差距,我觉得咱们作为观察家,就说这个年代的一个偶像,你知道吗,韩寒自己未必愿意戴这帽子,但是这个帽子是大家伙给你戴上的,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元素。” 作家王蒙:“韩寒不躲历史,他不停地发表个人之意见,包括对我的批评的意见,但是他起码有一个意见,就是他说不要动不动搞‘举国暴怒’,这个他说得太好了。” 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当代诗人北岛:“我挺欣赏韩寒的。他在政论上的犀利是年轻一代中很独特的。但严格一点,他不构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在文学写作上还是一个新手。但在网络时代,他的声音还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很犀利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我不是说要学生们去看韩寒有多么成功,去学习韩寒的成功之路。不要去学习韩寒的那些外表的东西,而是要学习韩寒对自我价值,和自我灵魂的一种深刻认识。不要被现在的教育所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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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王立军不该逃,吴英不该死?!

王立军不该逃,吴英不该死?!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4 17:08:06 阅读量:172次 艾祖鸿:王立军不该逃,吴英不该死 德豪123 时间:2012-2-14 16:26:58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刚刚透露,吴英集资诈骗案在一审、二审期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不少报道和评论,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 司马行云 时间:2012-2-14 14:47:16 王立军不逃美领事馆,可能就被迫“失踪”了。他岂不知?不得已而为之也。 ADHADR 时间:2012-2-14 14:39:04 杀人者终被人杀,这是规律!用人治治人者,终被人治治之,这是规律!恨法制者被法治之,这是规律!恨不得把律师赶尽杀绝者,最终也得求律师解救,这也是规律! ADHADR 时间:2012-2-14 13:33:59 王立军错不该逃,吴英罪不该死。 有点意思! 德豪123 时间:2012-2-14 13:32:40 历史将证明:王立军逃得糊涂,吴英死得冤枉。 李钟琴 时间:2012-2-14 10:53:16 作者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ltqf 时间:2012-2-14 8:35:28 对王立军问题,此论未免太简单化了。事因未明,不宜妄言。 美国对“王立军事件”不透明的反思 afeng 时间:2012-2-14 14:49:34 NC人的思维和视角。 大地 时间:2012-2-14 14:48:07 2011年发生在挪威号称二战以来最惨烈的针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爆炸案、持枪杀人案,凶手竟然最后被定为精神病。要知道,此人行凶前曾长期精心策划,还发表长篇宣言,平时更无精神不正常表现,怎么就瞬间摇身一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巴黎宋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极端分子就是精神病,就象中了马列教的中国革命左派,都是应该被长期关押的精神病患者! 政治的本性无法改变,衡量的标准只能是看最后的结果。至少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党内激烈竞争,整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它实际上也起着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作用。在中国不适合搞西式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不妨看作是次优的选择。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才会有对不同模式的探索,也才会令许多贪腐官员东窗事发。—– 这句话更离普。政治的本性无法改变,但衡量的标准只能看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而不是看结果。结果的公平正义只能由程序的公平正义来保证。 如果只看结果,那么肯定很糟糕。比如毛刘之争,毛林之争,本来是经济发展方法之争,和谁搞家天下之争,如果是西方公开的政党竟争,双方都把自己政纲公之于众,由民众自由选择,哪里会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哪里会闹到林副主席叛国出逃摔死异国的血腥闹剧? 那么政治公平透明的模式选择之争结果好呢,还是黑箱操作的模式选择之争结果好呢? 美国闹了几百年公开透明的两党竞争,没见把国家整垮台,中国闹了几十年黑箱操作,却把国家整得死去活来几个回合了,两下对比一个,哪个好,哪个坏,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而且政治竞争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在于贪官污吏的东窗事发,如果政治竞争目的在于贪官污吏的东窗事发,那么瑞典、挪威等几十年没有贪官污吏了,它们的国家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多党政治制度了? 还有一点得给你指出的是,咱伟光正的党早就宣布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世界最优最好最高级最文明的民主制度了,怎么到你嘴里一不小心成了次优选择了?按你的意思是西方多党制是最优选择了?这和你的一贯立场完全相反,你得解释一下。 诗城浪子 时间:2012-2-14 13:40:49 政府要准许老百姓说话 螺旋钻 时间:2012-2-14 10:28:48 文章引述中国史学家吴思指出,薄熙来的麻烦如果真的 导致重庆实践搁浅并不是好事,因为探索不同道路的人少了,这对中国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吴思认为,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应当学会宽容。如果中国只有自由派,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了。 ———- 文革是在思想上、文化上和“走资派”辩论争斗;文革后是在肉体上、组织上将“文革派”清洗消灭。比一比谁更加宽容?“言论自由”了,各位应该说真话哟。 不知这条在审核员手下能否放行? jzzh 时间:2012-2-14 10:07:26 拜托,我们用脚想想都明白,美国这次的不透明,恰恰是应当天朝的请求而采取的。如果不是天朝的请求,美国把实况全部公开,对他而言,一点损失都没有,只是天朝的丑可就丢大了。 民主科学理论的产生原因 朱者赤 时间:2012-2-14 14:28:48 民主雏形的形成可能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古希腊产生民主雏形,而不是古秦国。 在罗斯也是诺夫哥罗德而不是莫斯科公国。但是推而广之的一个持久远大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的支持是作为其坚实的基础。思想第一位,政治次之,经济等决定论其实在后。 夜啸 时间:2012-2-14 10:50:22 我理解您从地理条件——生产方式——交换需求来分析不同文明发展的逻辑。并且这样“实事求是”(并非反对实事求是,而是指摘在人类复杂历史发展原因分析里面,缺乏更整体系统的眼光,仅仅顺着唯物主义一条思路来思考问题)的看事想事的人非常普遍,当然在一直缺乏神祗先验思想哺育的中国同胞中间更甚。然而,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不能被广义的事实所周延地证明——还是我上封信的那个反问:“难道地球上就没有古希腊那样的靠海山区的地方了吗?”或者“为什么那些靠海山区的地方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的发展过程呢?”您的回信回避了这个诘问,实际上封闭了从另外一种新的视角来探索问题的可能。所以我讲的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角度您才非常不能理解,以至存在反感情绪。 事实上,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去分析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恰好是一个足够高企的思考立点。个中的逻辑则富有广泛周延论证的有效性。其逻辑推理或者因果关联的一般性在于:怎么看问题(思想观念)——怎么想问题(思维方式)——怎么干事情(行为)——怎样的社会、怎样的民族、怎样的文明。从这个逻辑链条的初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产生形成或者确定去分析,过去,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说道,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文化的世俗属性——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历来就是停留在现实可见可摸的事实情况里面思考问题的,正所谓前面的乌龟爬出了路,后面的乌龟照着爬罢,这就从根本上约束了中国人高端思想的发生,致使中国人不可能想象出超越现实的观点方式来促进社会飞跃性的发展。 让我们用上述简要的理论观点来查看民主科学理论的产生原因可能更便于提高认识。人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从渔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其代表性的事物一般都是旧有社会所没有的新生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出现无疑就需要先有思想的绸缪。民主科学理论的出现也不例外。比如我们讲到的科学,一般现代科学的出现是300多年前的事情,而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源头却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中国历史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科学。其根源还是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追求。所以我们的四大发明本质只能是技术性的。2000多年前,有位中国人也发现了勾股定理,但那只是局限在一种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时才有用。而比其更早100多年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却已经研究了三角、几何、政治和哲学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古希腊为什么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诚邦民主政治?还是他们有着相应的理论思想指导呵。 夜啸 时间:2012-2-14 10:45:18 附网友来信:谈两点意见: 严格说来,问题的深浅性质,是一个无法用科学标准予以判断的东西。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说,与结果直接相关的要素(即原因要素)可称为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再往前寻找原因,就是原因的原因,那就是逐渐往“远因”方面靠拢了,直到社会科学无法再继续探讨原因为止,那就是我称为社会科学中“终极原因”的东西了。如果没有“社会科学”这一限制性范围,那么任何现象的终极原因就是自然界本身。但镇压办法的终极原因探讨,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由结果探索原因的方法,可以称为“执果索因”。 反过来,我们把已经搞清的因果关系,按照逻辑次序“由因导果”叙述出来,那么终极原因就处于基础的逻辑地位,它在我们的叙述中就在最前面。从最终结果来看,终极原因也可以称为“深层次原因”,但这一称呼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最基础的原因,不一定就“隐藏得最深”,正相反,它就在眼前,问题在于如何阐明它和最终结果的关系。 再直白的说,理论科学必须向中学生都知道的几何推理一样,从最浅显、普遍的“公理”、“不定义概念”出发。吧它们称为“深层次”的东西,显然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因此,我是不赞成楼主对“深层次”的解释的。您说: “讨论问题的深浅性质应由什么来作判断标准呢?从抽象角度看,越深层的问题应该是越具隐蔽性的方面。” 您接着说:“什么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乃至所谓的生理意义上的人种因素都是浮在表面的显现浅因素,最深层的因素只能是藏在人们大脑深处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简直无法理解您把“大脑深处”的东西看做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您又继续写道:“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由什么造成呢?从古希腊智者的产生来源看,最根本的因素只能是那种先验的神祗的历史的灌输的宗教信仰的理想理念了。” 先生,您的这一看法是从“古希腊智者的产生来源”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归纳出来的。那么,我们普通大众没有如此敏锐的观察能力,看不出来,该怎么办? 您说:“我还注意到您来信分析的问题重在经济交往所引起的方面,这种观点事实上似乎可以归结到我们过去被长期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去,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看错了。我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甚至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无法准确定义的概念是非常反感的。在论证中也从来不使用这些东西。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其实非常简单,这就是改善生存状况的努力。至于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善状况,那就要看他们处于其中的客观条件如何了。就近代历史说,欧洲和中国之所以获得大不相同的发展结果,正是由于繁衍、劳作于其上的人遇到了大不相同的自然地理讨论。至于如何由不同地理条件解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那正是社会科学家的关键任务。 社会生活的重要悖论是:人们都追求多样化的消费,而生产的特点却是专业化生产(生产单一产品)时效率最高。于是发展专业化生产,同时又发展商业交换沟通生产和消费,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任务。那些有利于发展商品交换的地域,也才能够发展专业化生产,也才最容易发展起来…… 我论证中使用的基础原理就是如此。可以说这是最浅层次的原理。但从社会发展状况追溯到这一原理,却是需要很多中间环节的,因此,按先生您的看法,这当然又可以看做“深层次”的东西了。 再说句不太尊重的话:像先生那样,把古希腊高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藏在人们大脑深处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叫我说,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再搞什么历史原因探索了。 敬请批评。 名牌警察的人生轨迹 梨花剃刀 时间:2012-2-14 8:08:12 这样无理的文章还鞭辟入里?你们继续投票啊 潇琼 时间:2012-2-13 22:10:26 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想要很好地服务,首先应该学会沉潜。沉潜代表了一种专注,像抢注商标似的抢注热点有什么意义?能专注才能冷静思考、理性思考。我们的承载力和可融性很小,能力也很弱。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精力放到别的上面去,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人们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义色彩,自己千万要冷静。——王立军 潇琼 时间:2012-2-13 22:06:33 我们需要王立军这样的打黑英雄! 潇琼 时间:2012-2-13 22:05:39 人民群众说重庆好,你们就要给重庆抹黑;人民群众说王立军好,你们又开始污蔑王立军。真相总会出来的!王立军,就是打黑的英雄!他给重庆人民带来了安全感。 木然:当政治变成猜谜游戏 jzzh 时间:2012-2-14 16:23:25 仆人出了事,不用报告主人,让主人去猜谜,甚至连谜都不允许猜,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只能用特色来搪塞了。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2:04:42 西红市发生的事,不知结果如何—-但也说明文革还是回头不了,也算中国人的一次胜利的实验吧。 逝水年华 时间:2012-2-14 9:00:23 苦口婆心说了一大堆,我看真在理,可是针对的那些掌权者,手中有权力眼睛都具有特异功能,一眼向上觑着,一眼向下乜斜着,安危冷暖什么都知道,怕谁?心都黑了,非要人有良知,都不是人了,非要用所穿衣服去判定人与动物的区别。 国洪新 时间:2012-2-13 17:47:57 您这篇文章中,“俯卧撑”、“西红市”也是在让读者猜谜。当然,大家都懂的。 依在下愚见:抛弃猜谜游戏,要从我做起。不知木然网友意下如何? 李开盛:尘埃未定说重庆 横看天下 时间:2012-2-14 14:08:17 民主比专制就好那么一点点 民主可能选出一个“流氓”, 但它可以让这个“流氓不敢再流氓”; 专制可能选出一个“好人”, 但它会让这个“好人”变成流氓; 民主会让一个坏人变好,让好人更好; 专制会让一个好人变坏,使坏人更坏。 民主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但是它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东西。 德治与法治就那么一点点区别 德治对好人不需要,对坏人没有用; 法治可以保护有德的好人,又可以惩罚无德的坏人,让坏人变好; 无法很难有德,有法肯定有德。 法治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治理, 但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比它更好的治理。 自民 时间:2012-2-14 13:14:32 分析得很透彻,很到位。打黑除恶本无可厚非,贤人政治模式才是重庆模式的致命缺陷。虽然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但仍有人崇拜人治模式。一个社会中有不同意见是必然的,允许想、允许讲、允许实践才能真正保证创新。如果有人觉得重庆模式好,就允许他们在某个县继续实验好了,只要当地的人民扶持他们。 332111 时间:2012-2-14 11:09:12 我决不相信像王立军这样有问题的官员能治理好国家! 螺旋钻 时间:2012-2-14 9:37:57 近代以来的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程序上的规范,实质上的政策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请问,私自武力抓捕王张江姚,程序规范正义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不怕谈论人权 wxt0 时间:2012-2-14 16:24:57 怕还是不怕?搞一个人权状况的国民公投得出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可惜政府不敢这么做! 螺号 时间:2012-2-14 6:30:38 作者的推理有问题。从数学角度看,13亿当然大于13。但是从权利角度看,13亿就未必大于13。就是说,作者的前提不对。这就有些“揣着糊涂装明白”的意思了。 dshascome 时间:2012-2-13 19:25:57 应当把北大孔教授的“三妈”送给郑熙文者厮。 王立军事件传递多元信息 2wing 时间:2012-2-14 11:50:56 王立军事件之所以受到众多关注,原因之一是,此事在波澜不兴如同一潭死水的中国政局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阵阵涟漪,使圈外人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它的呼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启动政治改革充满期待。 wxp1515 时间:2012-2-14 8:37:09 些重庆受访民众就将整起事件理解为政治迫害,是自由派与既得利益集团针对重庆与薄熙来的打击报复,是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国家发展路线斗争的外化。 淡风冷月 时间:2012-2-13 23:28:23 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什么能力打击到他们,扯谈不是这么扯的,明明是宫廷政治,何必拉扯到社会的闲杂人等和草民呢? 方绍伟:“方韩大战”中的“新春秋战国” happysky2007 时间:2012-2-14 9:10:57 方先生此言差矣,有诛心论之嫌。先生对热点话题的追逐,评论,解析,我等从来没想过先生的出发点是“不在乎事情的对错与真相”,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品牌,大量学术用语的运用也是为了在庶民面前建立“品牌差异化”? cuissd 时间:2012-2-13 21:04:33 方舟子反中医药反宗教邪教迷信伪科学挺转基因等科学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水平不算高,打假科普的动机当然也是为了个人名利,并且存在学术不端和一些低级错误,但是人人造假处处是假的时代他有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稀缺性,他曾经反皇帝也反贪官只不过也向左转和五毛结盟和美帝保持联系。 韩寒没有代笔,只是没有文化,他不愿意进行专业知识学习,韩寒还是韩寒。 从市场占有率方面看,方绍伟的份额远远低于韩寒方舟子刘瑜罗永浩,但是看起来方绍伟的品牌质量很好,只能理解为方绍伟不愿意参与竞争,因为方绍伟在美帝已经找到了好工作。而韩寒要还房贷所以继续坚挺,方舟子想经济独立粉丝增长很快,刘瑜她爸退休了情绪低落安心当官二代,罗永浩经营不善先收拾好自己的事。 不知道什么是公共价值,但我知道70%的人的死亡可以避免,在中国人人都是刽子手,名气能力越大罪恶越大。 服务社会须先学会沉潜 明然 时间:2012-2-14 11:18:56 此帖应该在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的一文中的跟贴,大概编辑工作太忙“给忘了”——没发出来,今日又看到讨论“敌对势力”的定义,故作修正后贴在此文之后,但愿,不会再被“遗忘”。 可是忙碌之中,忽然发现,XUPING网友在本网站2012-2-13 21:16:40发布的《“敌对势力”如何定义?》一文也失踪了。没办法,只好贴在今日的读者留言——《服务社会须先学会沉潜》的文后了。 读李悔之先生请教“B书记”的《“敌对势力”来自何方?》一文,略有收获。 首先弄清了B书记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提出了“敌对势力”的观念,但是B书记没说清楚敌对势力在那里? 然后,从李先生的请教中,弄清楚了:国外的敌对势力——就是众所周知的“表面上与涛哥、邦哥、宝哥他们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显得比“同志加兄弟”还热呼,见面还必说“两国人民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但毕竟“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世界上一切反动派。 但是,李先生最终也没弄清楚国内的敌对势力来自何方? 最后,李先生拜托那位深入帝国主义领地“侦查”/“调研”/“考察”的 瓜瓜回来再说。那自然,我们也是翘首待望了。 呵呵!拜托李悔之先生,一旦有信,可千万早日告之啊! 天京山人 时间:2012-2-14 9:58:27 比起乌有之乡那边的火爆,这里简直不能用冷冷清清一词了得。如果不是选举网自废武功,那就是预示着某种导向,一种非常危险的导向。可能各位比我的感受更深。2012…. 从高斯说起 有话要说 时间:2012-2-14 2:51:15 我认为高斯的《正十七边形的做法》办法倒是很妙。其实,到第五步就已经完成。后面不必那么复杂。证明起来有点困难。要证明8:9的问题。 螺号 时间:2012-2-13 17:36:57 国洪文兄台的话不可漠视。我们这个国家,历来是“爱吹”的。文中提出仲永,就是一个例子,古已有之有何怪哉?一个孩子,从小就以“天才”视之,别人可以不觉怎么,其家长则必须谨慎,如果这孩子已是成年人,如林立果,则必须自己也十分当心。否则,被捧杀的可能性就会十分大啊。 让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 cctvcctv 时间:2012-2-13 16:42:47 如果吴英触犯了法律,即使又出了一个邓小平,那种以践踏法律的方式为某个人提供法外施恩式的保护不要也罢。也许在有些人看来,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但是,在法律信仰者的眼里,法律的生命高于一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坏的法律必须尽快废除,但是在它们继续生效的时候,为示范起见,还是应该严格遵守。”这也是林肯的意见和声音。 ======================== 你这个说法,法律至高无上,只有当这个法律本身是以合法的方式出台、并且真正体现人民的公共意志的时候,才是成立的。当法律本身只是统治者单方面意志的体现,而基本不体现国民的公共意志的时候,你这套观点就无异于法西斯主义的法治观了,就是说,只要是法律,管他是以什么方式出台的,管他是否真正体现公共意志,都一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必须一律无条件服从。 你拿林肯说事,可别忘了,美国的法律绝对不是统治者单方面的意志强加于全体国民的,不管有什么缺陷,美国的法律的出台,从程序到内容,基本上是可以说体现国民公共意志的,所以,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当然是神圣的,不容侵犯的,必须成为国民的信仰。可是吴英所在地国度,情况完全相反,在这里,法律只是统治者的单方面意志强加于国民,与公共意志毫无关系。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要求国民去信仰这样的法律? jjm59 时间:2012-2-13 16:37:45 这里似乎有个问题,法律若不能有效制约政府行为,怎么可能成为公民信仰? 莫须有的《韩式拼爹路》 诚言 时间:2012-2-14 12:13:17 回李钟琴先生:细读了你对本文的跟贴,且不说你讥人又瞎又聋何等有失风度,内容上也只不过又一次重弹了“韩寒是假的”老调,未能对本文“不得打假要旨”着一字回辫。既然不得打假要旨,“打假”意义何在?正像人们现今已产生了“反腐麻木症”一样,不能铲除制度土壤的“方式无厘头打假”,初看有几分“正义”,实则无助于限制权力作恶作假,无助于社会进步,久之必令人滋生“打假麻木症”。这个道理,照你的水平应不难理解,何以跟在方舟子后面大捧其臭脚?在你要反的“专制”面前,即令韩有人“代笔”,也不过是现今社会难免的癣疥之疾,“倒韩”真是当务之急、那么重要吗?望三思! 皇甫平: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wxp1515 时间:2012-2-14 8:17:16 分析的很好,中国就是这个实情: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弯弓 时间:2012-2-14 7:20:22 “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权贵)资本主义。” 走向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必将再次爆发革命。中国共产党必死无疑。 宪政公民社会是唯一的出路。 美国20万人签名呼吁苹果改善血汗工厂的意义 诚言 时间:2012-2-14 11:06:19 支持“匹夫”的正义之声!这一呼声,不仅仅发自一个“匹夫”,更代表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 cctvcctv 时间:2012-2-13 16:27:10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实际状况! 气死马克思! 王立军的最后一次调研 wxhjc 时间:2012-2-13 20:43:36  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看来在观察、官场已失意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黑官场,刚直人是无法混的! 甄炎博客 时间:2012-2-13 16:56:19 从打黑英雄到美国领事馆滞留,王立军副市长的“休假式治疗”内涵颇为丰富,个中玄机,宛若当年林副统帅自我爆炸式的令我等草根不可思议!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成果丰硕,但政治制度的创新却乏善可陈。官场的屏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反差甚大。除台港澳地区以外,民意无法决定各级领导人的升任去留。一到换届,普通党员以及老百姓不知道将要带领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领导是谁,更不要说选择为我们服务的公仆了,只好去猜,马路消息满天飞,何等悲催!我们人民这大家做主的工作做没做好,真对不起马恩这些革命导师啊! 习近平: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 缪一轮 时间:2012-2-14 11:47:39 “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 “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对彼此抱有很大的好感和兴趣,渴望交流互鉴、深化友谊、共谋发展。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不合作。我相信,有16亿人民共同支持的中美关系给世界带来的将是更多和平、繁荣与发展。” ——说得好!这是人民的需要、人类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全人类长远利益的大局!但是,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发展阶段的不同,两国人民、政府、学者的观点存在许多差异并经常发生一些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必搞什么韬光养晦,更无须动辄说什么敌对势力,一旦发现有差异有分歧,根本没有必要夸大其辞、扩大分歧,上纲上线,应该是早有预料、胸有成竹,彼此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诚布公地谈就是了。 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学者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是能够理解的,也是敢于批评的;希望中国官员也能够与中国人民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摆脱狭隘的“左”的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羁绊和顽固偏狭的官僚习气,改变表里不一,国内国外两副嘴脸的恶劣作风,努力开创和平民主外交的新格局。此次习副访美自当一改当年访委的故作姿态的作派,发扬更早时期访美的诚恳纯朴的优良作风,为我们的官员作出崭新的榜样。 xnwe1968 时间:2012-2-14 11:30:45 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不是要海葬吧? 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 梨花剃刀 时间:2012-2-14 8:14:40 好的知识分子兴国 坏的知识分子败国 知识分子以德才论好坏 毛主席时代 有很多还没有改造过来的所谓知识分子 企图兴风作浪 又不接受好的教育 结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后来他们借改革开放咸鱼翻身 现在一幅贪得无厌的嘴脸 湖边 时间:2012-2-14 1:32:04 没有独立的学术,哪来自由的思想?党国需要的是吹鼓手,不是知识分子. 一位华商眼中的俄罗斯大选 gzxcg 时间:2012-2-14 13:52:57 归根倒底还是官权腐败。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1:50:48 这次大选,应该是俄罗斯从共产制度废墟上走到正常道路上的重要一个拐点。 以前的威权政治的崩溃,会令国民暂时的彷徨,还会惯性思维的“选”一个威权人物—就如中国人的理念找一个唐宗宋祖包公海瑞。 而经过了20多年的民主社会的实践,逐步适应了自己思想,自己选举,就出现一股“抛弃普京”的浪潮了。 不管这次普京是否当选,都说明俄国人成熟了—就如当初选出陈水扁而后来又文明倒扁的台湾人一样。 站在天宫一号的高度看待中国的教育问题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6:14:46 国家丢失了6岁之前的教育—这还算幸运的一面啊。 要是一出生就开始读毛选邓理论江三句之类,还没有会走路就变神经病了。 军委副主席:注重从政治上掌握部队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1:58:43 老蒋时期的观念,中国如今仍在大陆流行,我无言。 军队,就是国家的卫士,不能是统治者的工具。 这样简单的全人类都明白的道理,我们还要摸石头。 保卫敢预言: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光州事件的教训在中国大陆重演! 人代会上代表如何为民代言? david111 时间:2012-2-13 16:43:11 只有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才可能为民代言。权力指定的代表,只能是为权力代言! 人造孔子 happysky2007 时间:2012-2-14 13:57:03 作者的“质疑鲁迅”在凯迪网已经被好事者逐句反驳了,不自知而还在这里“自慰”,如果方的质疑如您的那样没水准,大家只会笑方不会损韩毫厘,而实际情况呢。。。。 王立军:走进命运暴风圈 wxp1515 时间:2012-2-14 8:32:32  这样的执法手段在饱受治安败坏困扰的普罗民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重庆至今绝大多数民众都肯定王立军的功勋。但讽刺的是,特别是在重庆执法期间,也让他明里暗里树立了许多敌人,包括来自政界。 从他们身上你也许会读懂中国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2:02:46 我们有幸生活在赫鲁晓夫的时代,马丁路德金的时代,曼德拉的时代,金大中的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昂山素季的时代。 可不幸的是我们也生活在诸如波尔布特等人的时代。 我们的子孙,还会碰上那一些风云人物? 丁学良:应让民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6:10:13 政府所控制的部分是小块还是大块,并非必要的标准。 要做到的是: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控制着就等于替“国民”这个董事长打理公司的“经理”,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给予“董事长”呈报财务开支状况,经营大方针的计划的审批,利润分配的方式。。。。。 另外非国有企业的“人格”应该完全跟国有企业的相同,银行只应该根据效益判断借贷额度而不是所有制的身份。 经济上的混乱,就导致权力的滥用—因为掌权者必然抓住布满漏洞的经济体系来追逐巨大利润的,别跟我说某领导同志是“圣人”。 “药家鑫”案受害者从正剧走向滑稽 hdx 时间:2012-2-13 22:31:16 药家鑫那句话是对的,这些人“确实难缠”! “政府职能转变”应先“厘清政府职能” 迷途汉 时间:2012-2-14 11:56:12 “厘清政府职能”—前提是先完善政府架构。 我一直认为,以党代政比现在的党政并存(不指国内,指政府内)还好,起码职权明晰,各司其责。 书记既然是第一把手,那就取消一切省长市长县长的衔头,书记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不然市长做的对,书记有政绩,市长做的错,书记去批评,这样稳赚不赔的书记坐在市长头上,公平吗? 如此配置合理吗? XUPING:三十六年前的唱红 螺旋钻 时间:2012-2-13 19:27:59 唱红也是人家的权力和自由。你不唱也就算了,你可以吹口哨。不过,你想摸石头,总不能也逼着人家和你一起摸石头吧。你夜过坟地吹口哨,不能也逼着人家吹口哨吧。 北大已无蔡元培 水昆人山 时间:2012-2-14 6:04:27 上联:北大已无蔡元培 下联:清大还有蒯大富 征求横幅? 薄熙来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 okleoe 时间:2012-2-14 7:55:53 没看法,能有神马看法呢?原来没有,现在突然出现大幅报道,这不是拿人当木偶吗 春天里,谁让又一个副省级领导“状况异常”? wen6812 时间:2012-2-14 14:07:24 试一下,看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高人:忍看《一虎一席谈》 wxp1515 时间:2012-2-14 8:27:05 孔教授是当代鲁讯,敢对眼下时局出现的不合理现象骂人是勇士的表现.你敢骂吗 给广东“打黑”多余的敬言 wxp1515 时间:2012-2-14 8:30:01 还不是向重庆学的吗?为了更高的想法才做给世人看的,过去这几年干什么去了?广东出现的群体突发事件还少吗? 红歌为什么可以红到香江? mirror2 时间:2012-2-14 2:25:42 报道称:“演出一票难求”,感觉很奇怪。还是作者说明了原因:“正如昨天一些进场的中学生观众说,他们本来只是抱着被动的心情而来”,这些观众都是“被组织”的。 林达:美国媒体为什么“炮轰”苹果 cobjack 时间:2012-2-13 16:59:45 罪魁祸首:富士康!要抵制得先抵制或者关闭这个血汗工厂富士康! 龙云的“反苏论调” 梨花剃刀 时间:2012-2-14 8:54:46 50年代的老账还在翻?打右派的老右派早就做了定论 当前的中国问题不去思考 一天到晚纠结从前 可耻 茅于轼是怎样帮助日本站起来的 大孤独 时间:2012-2-14 2:19:27 这篇文章的作得一看就很业余,显然是网络历史爱好者写的。先不说文中驳斥了很多与核心观点不是很有关的小争议。为了证明自己观点可靠,作者居然还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了那个什么道尔教授,就因为其找到了似乎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述,更雷人的是,他引的这位教授的资格居然还是转引的…其它也不再多说了,居然为了顶新中国,连费正清原古时代的《美国与中国》都翻出来了。 温家宝广东重提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 寒原草 时间:2012-2-13 16:38:16 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的人民才能不断增强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州市委书记:老板跳楼自杀恰是企业家精神体现 jzzh 时间:2012-2-14 10:15:41 这么说也太不人性了。 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 sgqx2001 时间:2012-2-14 12:53:49 中国确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 中国何以终结特权医疗? 断线风筝 时间:2012-2-13 21:07:39 特权医疗终结不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这对有些人来说,无异于是想断人家的活路。前年我在医院陪父亲住院,有一次看到一本单子,上面录了许多“人”,花销最大的是270多万元,最小的是30多万元。看到那本单子我差点住了院。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叙利亚政策? marj7066 时间:2012-2-13 22:18:33 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没有外交! 重庆病人 gzxcg 时间:2012-2-13 22:11:38 王是一个好警察、好人,虽有错误,但不致犯罪,更不致判国,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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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纪霖: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许纪霖: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进入专题 : 儒家宪政    ● 许纪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关键词】儒家宪政 礼治 双重权威          儒家文化作为古老的轴心文明之一,到了21世纪,它的心灵智慧已经为各家各派所公认。那么,儒家是否还有其政治智慧?更确切地说,在以民主为归向的当下政治实践当中,儒家的政治智慧是否还有其现代的意义?以往思想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儒家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主要是其心性修养,其政治价值,已经失去了意义。即使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认为儒家有治道而无政道,新儒家的使命之一乃在于解决老内圣(心性之学)如何与新外王(民主政治)接轨的问题。①     然而,近十年以来,在新一代儒学知识分子推动下的儒学复兴大潮之中,思想风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早是蒋庆,在心性儒学之外,发掘出以公羊学传统为主脉的政治儒学,并积极为之鼓吹激荡。近一两年政治儒学被正式命名为儒家(儒教)宪政,并且被不少学者和儒者所接受,广为论证和传播。一时间,儒家宪政的思潮成为显学,有发展为儒家宪政主义的趋势。     作为二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儒家有其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智慧是否可以用儒家宪政命名之?即使可以接受这一命名,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宪政?其给古代的中国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制度性后果?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是否可欲?          一、儒家宪政思潮的浮现与内部分野          儒家文化在古代之所以成为中华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乃是其实现了全方位的制度化。陈寅恪先生有言:“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②从国家的政治法律、科举取士,到民间的风俗、仪式乃至宗法家族内部的伦理教化,儒家无不成为制度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文化到清末民初走向衰落乃至解体,实与“去制度化”有关。这一“去制度化”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关节点,第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家本来不似西方的基督教有自己独立的宗教组织,其凭借的是对教育的垄断,以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获得传播,形成以师统为核心的网络系统。一旦科举废除,各地学堂和新兴学校不再将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程,儒家便失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师统建制。第二是1911年持续二千年的中华帝制的终结,民国政制趋向西化,儒家学说不再是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法律政治制度脱钩。第三是民初以还社会流动加速,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逐渐式微,儒家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在三重巨变之中,儒家文化逐渐与教育、政治、社会的基本建制分离,成为失去了躯体的孤魂,无所依附、四处飘荡的幽灵。     余英时先生指出,传统儒学的生命力在于通过制度化得以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当制度化的儒学死亡之后,其已成为一个游魂。这个游魂即使发展出一套可以与西学抗衡的道德哲学,也无法再借尸还魂,③“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在余先生看来,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避开建制而致力于精神价值的重建,放弃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在修身齐家层次发挥重要作用。④     余先生的断言是否有理姑且不论,事实上,纵观整个20世纪,几代新儒家的努力,基本是在修身齐家层面,而对于治国平天下,贡献甚微。儒家的修齐治平,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由于各代儒家分别突出其中的不同面向,呈现出政治儒学(西汉的董仲舒)、心性儒学(宋代的朱熹)和社会儒学(明代的王阳明)等多种取向。进入20世纪之后,儒学开始衰落。政治儒学在经历了戊戌变法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之后,最终失去了与制度的血脉相连,沉寂良久。社会儒学在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动下,几度挣扎,又几度复兴,试图为中国的社会重建奠定儒学的伦理基础。反而是心性儒学,经过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两代新儒家的努力,终于蔚呈大观,修得成果,成为20世纪儒学的主流。     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所面临的是现代性过程中的意义缺失、认同迷惘和道德危机的问题。为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新儒家们沉潜往复,穷究义理,建立了宏大的形而上宇宙结构和道德世界,在哲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成为学院派儒学再三嚼咀、反复玩味的思想传统。然而,心性儒学依然是义理层面的学说,在当今的学院高墙之内,义理蜕变为学理,越来越缺乏现实的生命力,更与制度的重建相隔。自然,新儒家并非仅仅注重于内圣,从牟宗三到徐复观,念念在兹的是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如何从儒学的道德主体自我坎陷,发展出制度性的知性主体,建立起现代的民主政道。牟宗三先生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之中,只有君臣如何治理天下的治道,而无客观化的制度政道,因此“为君难,为相亦难,相夹逼于上下两端中,直不能维持其政治上之独立性与客观性。因上之君、下之民但不能客观化故也。吾每感此而兴无涯之悲痛,遂发愿深思而求其故”。⑤新儒家固然注重的是“意义世界的缺失”,但这种“制度性焦虑”常常纠结于心头,百思而难以求解。牟宗三能够做的,只是为这一客观化的知性主体奠造形而上的道德源头,但对于重建制度本身的思考甚少。徐复观对政治与学术怀有同样的兴趣,然而也没有在理论上贡献一二。个中缘由除了他们本身是哲学家、思想史家之外,更重要的恐怕与他们身居一隅,处于时代的边缘有关。诚如余英时所说,整个20世纪的儒学一直处于走下坡路,没有摆脱困境,⑥新儒家不得不退而结网,补修义理,制度重建的工作只能期待后贤了。     20世纪以降儒学走下坡路的趋势,到了近二十年的世纪之交,情势发生了微妙的扭转。90年代之后,席卷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反儒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开始在大陆降温,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强劲崛起,在朝的马克思主义与在野的自由主义为了寻求本土的文化资源,开始向儒家表示敬意,争相寻求与儒学结成战略同盟。于丹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解《论语》而一炮走红,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解读成为书店的畅销书。许多大学成立了研究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研究院,儒家经典阅读成为许多学校的必修课程,企业老板和高管对传统文化趋之若鹜,民间的国学学堂和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这一切表明,儒学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背运走到了尽头,在21世纪曙光升起之时,迎来了儒学的早春天气。     然而,21世纪的儒学复兴却仍然与制度无涉,不是停留在学院的义理层面,就是沉淀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学究气的儒学与日常生活的儒学,与往日儒学的辉煌气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第二号经济大国,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声音不绝如缕,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政治发展模式上,可以摆脱西方,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以此彰显中国文明的复兴和昔日帝国的二度崛起。近两三年来,围绕着政治制度的顶层计,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主义和新左派,都打破了往日的缄默,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这一“制度重建”的热潮之中,新一代的儒者不甘于寂寞,于是儒家(儒教)宪政便应运而生。     最早站出来的是新一代儒家旗帜性代表人物蒋庆。这位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与老一代新儒家不同,他的真正兴趣不在宋儒的心性义理,而是汉儒公羊学的立法改制。公羊学是以微言大义行托古改制的儒学流派,在太平盛世的和平年代,通常隐而不现,并非显学,一旦到了礼崩乐坏的乱世,社会面临制度和文化的转型时刻,志在改制立法的春秋公羊学便会大行其道。西汉的董仲舒、清末的康有为皆是一代公羊学大家,也是变法创制的推动者。儒家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和流派那里,内心的焦虑是不同的。蒋庆说“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的焦虑,而不像心性儒学(内圣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故公羊学最关注制度的建立,把改制立法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⑦蒋庆这代儒者的“制度性焦虑”与上述牟宗三的“制度性焦虑”虽然都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的脉络之中,却有明显的差异,牟宗三的“制度性焦虑”是义理性的,其哲学家的关怀和当年的时代条件,使得他没有也不可能去从事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然而,蒋庆毕竟是公羊学传统的传承者,他对儒家义理其实缺乏真正的兴趣,而是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志在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参与到当下中国立法改制的建国大业之中。这种强烈的“制度性焦虑”与用世之心,成为蒋庆所代表的儒家(儒教)宪政提倡者们共同的代际特征,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差异而已。⑧     蒋庆在二十年前出版《公羊学引论》,为改制立法作理论准备;在十年前发表《政治儒学》,正式与老一代心性儒学划清界限,自立门户;到近十年先是提出恢复儒教,将读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成立全国性的儒教协会,然后打出儒教宪政的大旗,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建构的制度性方案,一步一步从学理走向制度,从民间逼近庙堂,旨在重新连结儒学与制度的脱榫,再现儒学作为“王官之学”的昔日辉煌。蒋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儒学(儒教)宪政的大旗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同声相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纯然的儒家,有国家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儒家(儒教)宪政作为一种思潮,其并非一个纲领明确、阵营鲜明、诉求同一的封闭式同人主张,而只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和文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所体现出的某种公认价值、公共取向,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建立在两个基本共识之上,一是“制度性焦虑”,认为当今中国当务所急乃是建国,完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制度之转型,二是相信儒学应该“二度制度化”,儒学古老的义理与制度传统应该镶嵌到现代民主的政治架构之中。     大致而言,在当今中国的儒家宪政思潮内部,有柔性的儒家宪政和刚性的儒教宪政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两种取向的分水岭,乃是对现代性的态度。柔性的儒家宪政,其提倡者中有儒家,也有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者,他们认同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思考的是如何将儒家的若干价值和制度传统与民主宪政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儒家色彩的中国现代宪政。最早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的杜钢建将儒家宪政表述为“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求兴人权,立公正,通和顺,符合理,树忠诚,中国在21世纪的宪政建设需要坚持儒家宪理的上述五大基本观点,充分发挥宪法对政府行为和执政党行为的制约作用。”⑨唐文明认为:“儒教、宪政与中国的问题,也就是直面实际的历史情境,如何在中国的宪政建设中将儒教的精神与理念贯彻进去的问题。”他主张在三个方面以儒家思想修订中国的宪法,一是将大同说作为中国宪政建设所依据的终极理想,二是除了西方宪政的基本人权之外,还要补充儒家的伦理法权,三是要在中国宪政建设中落实儒家的“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变中央集权制为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国家。⑩康晓光发表长篇的《儒家宪政论纲》,提出“承续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宪政,把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对中华五千年道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吸纳之上。儒家可以吸收多党制、竞争性的普选制度、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等理念和制度,进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11香港的陈祖为则认为,儒学不仅具有批评时政的功能,而且可以作为立法以及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称为“儒家宪政”。他不赞成蒋庆式的儒教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推广,主张一种温和的圆善主义(moderate perfectionism),即在国家立法的时候可以诉诸儒家关于美好人生的具体而零碎的价值判断。12秋风(姚中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论述儒家宪政的历史形态,认为儒家本身代表着一种宪政主义的理想,在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宪政主义形态,一种是西周的贵族封建制,第二是汉代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体制,第三是近代从康有为到张君劢的儒家式现代宪政政体。“这个历史证明了,宪政主义就是儒家外王之基本取向、核心精神。”13          与柔性、开放的儒家宪政主义不同的是,刚性的儒教宪政主义更多表现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独树一帜、剑走偏锋的蒋庆便是这样一个儒教宪政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对公羊学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近乎狂热与偏执的卫道,试图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行儒教,使得他将三种对象都作为自己的批评目标。其一是儒家内部的竞争者心性儒学。在他看来,从宋明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将内圣与外王视为体用、本末关系,试图从内圣开出外王,实际上取消了外王的独立性,使外王成为一种附属于内圣的微不足道的陪衬,使儒家的人格重心落在生命心性之上,而不能跳出生命落在客观外在的事功制度,这种偏于内圣一曲的心性儒学,最终结果只能是无法开出外王。蒋庆认为内圣与外王之间,只有结构的平行联系,而无体用的从属关系。14心性儒学只是内圣之学,外王之学当属公羊学,“二学离则两美,合则两伤”。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是唯一适应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通过内圣和外王的领地划分,他试图将儒学内部立法改制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所继承的公羊学传统手中。     原教旨儒教宪政的第二个批评目标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批评是隐形和间接的,并非诉诸批评性的话语,而是王道政治的建国方案。当有些保守的儒教宪政主义者热衷于“通三统”,要将儒家的王道与人民共和的党国体制接通的时候,15蒋庆却很少谈“通三统”,仍然坚持其儒教治国和王道政治的全盘改制方案。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在于“合法性缺位”,“鉴于百年来中国固有文化崩溃,完全与外来文化——或自由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即僭越了儒家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中的正统主导地位,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他明确表示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解决政治合法性长期缺位的问题,不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16蒋庆的儒教宪政并非保守的,由于其原教旨主义的性质,相反地显得异常地激进,对现实秩序具有很强的疏离感和叛逆性。     不过,原教旨的儒教宪政最大的批评对象或真正的敌人不是心性儒学,也不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他们与上一代新儒家的最大不同。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毕竟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的洗礼,虽然他们反对启蒙主流中的科学主义和唯理主义,然而在政治观上与他们的论敌没有根本的分歧,而是共享自由、民主、宪政的基本价值,因为新儒家政治上的敌人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是新老的专制主义——早年是传统的皇权专制,晚年则是现代的极权主义。他们承认,西方的民主宪政是解决专制主义的不二途径,“中国今虽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国之事业,然我们却不能说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17新儒家与他们的论敌自由主义者之分歧仅仅在于,传统中国文化是否障碍了民主宪政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包含着现代民主的种子,问题是如何从老内圣中开出民主的新外王。然而,以蒋庆为代表的原教旨儒教宪政的真正敌人不再是新老专制主义,而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所谓“庸民政治”。在他们看来,在西式选举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之下,受过教育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一样,一人一票,只重数量,缺乏质量。民意独大,民意决定一切,现代政治缺乏古典政治那种超越性和历史文化性。因此,蒋庆要恢复建立儒家式的以精英为核心的王道政治,在民意(人)之外,再建超验价值(天)、民族历史传统(地)的三重政治合法性。18牟宗三当年批评中国的儒家政治只有治道(统治者如何治理的善治),没有政道(客观的制度性架构),因而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19但在蒋庆看来,缺乏政道是心性儒学的问题,注重外王的公羊学有自己的政道,中国有自己的宪政,即以王道政治为中心的制度性架构。“所谓儒教宪政,就是中国式宪政,说具体点,就是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宪政,也就是人类离开自由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发展之路。”20蒋庆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刚性的儒教宪政既与老一代新儒家不同,也与柔性的儒教宪政有别,后二者虽然对西式民主有批评、有反思,但还是在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和制度框架之内寻求儒家的位置,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蒋庆则要在现代性之外开辟一个另类的王道政治、另类的中国宪政,因而说他是原教旨的儒教宪政,并非言过其实。     那么,儒家宪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可欲的政治方案?既然儒家宪政来自于中国的历史,不妨让我们回到历史,从其本源探究,然后再来作出现实的抉择。          二、历史上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格局及内在限制          儒家宪政,乃是近两年来新一代儒家的创新之词。历史上的政治儒家是否有宪政形态,假如有的话,又是什么类型的宪政?要梳理这一点,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何谓宪政。     所谓宪政,乃是与政治权力有关的制度设置,它通过客观的制度和法律的安排,对政治权力进行创建、安排和限制。在这其中,宪政具有三重功能:第一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赋予权力以合法性,从而建构和安排统治者的权力;第二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规范和限制权力,以实现政治共同体特定的目标;第三是用法律或者制度规范权力的更替,以保持政治共同体的持续稳定。     宪政是各种政治秩序中的一种特定形式,它的特点在于:其宪政的意志必定高于统治者(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人民)的意志,宪政本身具有统摄权力的权威性,这是宪政区别于其他政治秩序的根本含义。因此,宪法(成文法或者不成文法)虽然是宪政的表面特征,但有宪法的政体并不意味着必定是宪政体制,假如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或者等同于宪政的意志,比如传统中国的法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则是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这是一种反宪政的“宪政”。宪政必定是有权威的,这个权威乃是凌驾于政治统治的权力之上,能够对权力进行驾驭、控制、限制和更替。宪政之所以必要,乃是多少相信权力具有某种邪恶性,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自然,宪政本身无法自己创建其权威性,它总是来自于更高的立宪意志,也就是说,任何宪政,都有其特定的道德价值和立宪目标。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宪政,通过规范与限制世俗的权力,乃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志。现代的自由主义宪政,乃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道德尊严。而儒家宪政,则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     现代宪政的经典形式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宪政,这主要因为自由主义宪政所欲达致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普遍接受,而其在历史实践过程之中也被证明较好地实现了这一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宪政只有这一种形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宪政、中国古代的儒家宪政,以及可能有过的其他文明体的宪政形式,都是可以比较的历史实践。衡量一个宪政好不好,用其欲达致的价值目标来衡量是困难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之间难以通约,然而,假如从宪政相对于权力而言的权威性出发,显然我们可以对各种宪政的好坏,设定几个评估的标准:第一,是否可以有效地赋予权力以与特定价值目标相联系的政治正当性?第二,宪政的意志是否真的在权力之上,可以用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及时、充分地限制权力?第三,当权力腐败堕落的时候,是否有制度性或程序性的方式,和平稳定地更替统治者?下面我们将看到,儒家宪政在第一项权力的正当性赋予方面是强项,在第二项权力的限制方面是弱项,而在第三项权力的和平更替方面则为不及格。     西方的现代宪政有两个历史源头:自上而下的超越性意志和自下而上的契约性贵族社会。弗里德里希在《超越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中指出: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21在世俗的权力之上,始终存在着比权力更高、更具权威的超越性意志,在中世纪,是上帝的意志,到了近代,上帝的意志世俗化为自然神、自然法或者道德形而上学。     除了自上而下的超越性意志之外,西方宪政的另一个历史源头乃是自下而上的契约性贵族社会。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不是偶然的,它既不同于王权占绝对优势的法兰西,也区别于诸侯割据、王权式微的德意志,英国的贵族与王权处于某种均势状态,于是便有可能相互妥协,签订《自由大宪章》、《牛津条例》、《权利法案》等这些后来成为英国宪政基础的最重要历史文件。宪政与贵族制密切相关,它是对权力的双重防范;既对抗一个人说了算的君主制,也防范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制,宪政试图在君主、贵族和人民之间保持某种和谐的平衡,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想,各种力量平衡的政体便是共和政体,共和与宪政后来在美国立宪过程当中结合在一起,以宪政保障共和,以共和维系宪政,宪政通过各种利益和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均衡,以实现共和的最高目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那么,中国的儒家宪政如果有的话,是一种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宪政?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政治的双重权威问题。22在古代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权威,一种是士大夫所代表的道统,另一种是王权所代表的政统,其权威的源头,都来自于超越性的天命。换而言之,宇宙的超越性意志,当降临到人世之后,一分为二,体现为道统与政统这双重权威,这是中国文明的特殊现象,是其它几个古老的轴心文明——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不曾有过的。中国的皇帝与读书人、政统与道统种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纠葛冲突,都与双重权威有关,而儒家宪政的历史秘密,也渊源于此。     从远古开始,天命就将人间的统治权授予君主,君主贵为天子,秉承天命统治天下。然而,君主的统治是否符合天之意志,其解释权并不在其手中,而另有他人。起先是通晓天意的巫师,但巫师与王权尚不可分离,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明发生了大突破,民间出现了儒、道、墨等诸子百家,开始形成独立的道统,拥有了解释天命、议论政治的话语权,这就是与王权平行的另一种权威:与政统抗衡的道统。儒家的道统,其背后还有掌控教育网络的师统。按照儒家的看法,道统高于政统,师统更在王权之上。于是,按照儒家理想所设想的儒家宪政,同样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源头。     所谓自上而下,乃是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力,在其之上有更高的、超越性的天命所限,君主的意志必须秉承天命,因为天是有德性的,因此现实的君主也要以德治国,实现王道政治。许倬云先生说,董仲舒将孔子放上王者的宝座,执行褒贬的权力,“如此,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务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为汉室的政治肯定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的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23儒家的道统,对皇权的政统来说,是一种目的论的制约,从汉儒阴阳五行宇宙论,到宋儒的天理说,皆是试图通过建构一个超越于世俗秩序的宇宙秩序,一方面赋予王权以统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天道压王权,控制和限制君主的滥权。然而,道统对政统的制约,不同的义理形态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其强弱是有差别的。张灏先生指出,儒家的这套天人之际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脱胎于殷周的古老神话传统的天人感应说,后来发展为汉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另一种是轴心文明突破时期的天人合一说,天命内化于人的心灵,后来发展为天理心性合一的宋明理学,但二者与政治的分离度和批判性是不同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只能以人世秩序的基本制度的神圣不可变性为前提而发挥有限度的批判意识,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以内化超越为前提,蕴含了权威二元化的激烈批判意识”。24也就是说,作为儒家宪政的不同形式,董仲舒的宇宙论模式更多地赋予王权以统治的正当性,虽然其也有限制王权的另一面,但相对来说比较弱,而朱熹、王阳明的宋明理学因为其拥有独立于王权的心灵秩序,而这一心灵秩序又与宇宙秩序内在相通,因此更具有批判性。     儒家宪政的自上而下源头,除了超越性的天命、天道和天理之外,还有一个介乎于超越与世俗之间的概念,叫做“天下”。天下是世俗的,它首先代表君主统治的疆域,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但天下又不仅于此,它高于国(王朝),是一个文化性、伦理性的概念,代表着儒家的礼教秩序,国为私,乃一家一姓之王朝也,天下为公,因而与天理相通。天下秩序既是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也是世俗性的礼教秩序。天下在现实的王朝秩序之上,而且是王权统治的正当性所在,王朝是一个人的,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公天下”的观念乃是针对“家天下”而言,三代以上天下为公,三代以下就是“家天下”,天下属于皇帝私有。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因为三代以上之法乃是为天下之法,而三代以下只是一己之法、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25儒家以蕴含着天理的天下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但这种限制只是一种目的论的宪政,而非制度性、程序性的宪政。目的论的宪政,与礼治相关,天下说到底就是一套以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秩序,所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宪政所追求的乃是政治正义,但儒家宪政因为是一种目的论的、伦理为中心的宪政,因此它在意的是实质的(目的论)的正义,所谓天下为公,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制度性设计。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中国特有的双重权威,使得儒家士大夫拥有超越人间权力之上的天命解释权,皇权统治是否正当,是否符合天道和民意,皆在读书人一端,君主本身无法自圆其说。自孔孟到董仲舒、朱熹,儒家又发展出完整的道德政治的义理,形成了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典,并经过五经博士、科举取士等制度化形态,让士大夫们牢牢控制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从玄虚的天命到经典形态的儒家义理,是一层自上而下,而从义理再往下落实一层,则为士大夫的清议,清议作为古代中国的社会舆论,发自士林,又直达朝廷,使历代君主们哪怕是暴君在施政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过于得罪舆论,因为清议所代表的,乃是帝国的核心价值观,是让君主都有所畏惧的天命。清议是否强势,取决于其所凭借的建制,东汉有上万士人云集的京城太学,晚明有遍布南北的书院社团,士大夫的舆论便浩浩荡荡,广为散布,对统治者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是体制内部的东汉太学,还是体制之外的民间书院,皆缺乏制度的稳定保障,士大夫的舆论激荡,引起君主的警惕和宦官势力的激烈反弹,东汉的党锢事件和明末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便证明了士大夫的舆论对权力的限制,是多么的脆弱,其是否可以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君主个人是开明呢抑或昏庸。     除了从天理到清议的自上而下的制约,儒家宪政还有另一个自下而上的源头,这乃是秋风所说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26从汉唐到两宋,中华帝国虽然名为君主国,但因为存在着双重权威,参与统治的除了皇帝及其家族之外,还有士大夫官僚集团。一个有着共同的儒家家族信念的文人集团,在帝国政治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古代世界政治里面,亦是罕见的现象。钱穆先生详细分析过,在西周,是血缘为中心的皇室分封制,经过秦制的过渡,到西汉的汉武帝,所建立的政府不再是西周的贵族政府,也非汉初的军人政府,而是由平民当中有知识有教养的贤人所组成的政府,此乃“文治政府之创建”。27文治政府与之前的重大不同,乃是政府与王室、国家之公务与王室之私事,有了明确的区分,秦朝与汉初的宰相只是皇帝之私臣,不但要管国家的政务,还要过问皇室的家务。28自汉武帝之后,有了外朝(政府)与中朝(王室)之分。文治政府与皇帝为首的中朝之间有了相对的分离,遂使士大夫与皇帝的共治,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     从西汉到两宋的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因为不像中世纪英国的贵族与君主之间,有宪法性的契约规定,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往往取决于人的因素,在共治的背后,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在不同的朝代里面,要看士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意志较量。君主比较弱,权力会向士大夫一方倾斜,如果人君非常强势,就近乎君主专制。士大夫与王权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衡,在二者之上,没有一个宪法性的典章超乎其上,一切取决于人治的微妙平衡。但是,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因为在道德治国、王道政治的儒家理念之下,确实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制衡。29不是依靠明确的法治,而是更灵活、弹性的人治,来维系政治各种势力的平衡。     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首先表现在相权与君权的划分。汉唐到两宋的宰相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历史上常有宰相以“封还诏书”和“不肯平署”的方式抗拒皇帝的旨令。30然而,王权与相权之间,毕竟是君臣关系,它不是西方的法权关系,而是三纲之下的礼教关系。礼教所强调的并非权利,而是在伦理共同体中各自的职责。钱穆先生说,中国的政治没有西方式的主权或主体性概念,所看重的只是职责,政治的责任由谁来承担。31这就意味着,在传统中国政治里面,政者(政治的主体)是缺位的,只有治者,所有的人只有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时,是以治者的身份,而非类似古希腊的公民那种政者的身份出现。共治格局并非契约性的法权格局,在其之上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而只是儒家伦理和王朝的敬天法祖所形成的礼教格局,君臣之间,各守本分,各尽其职。本分是否守得住,职责是否能担当,取决于君臣个人的德性,显然,这是一种伦理的软约束,而非制度的硬约束。对共治体制称赞有加的钱穆先生,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的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意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碰着一个能干又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气,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皇帝私人,无论怎样好,宪法上规定他不能过问首相的事,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32     在共治体制之中,由于君权在相权之上,属于主动、强势的一方,因此是否能够实现共治,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邢义田先生指出:“宰相的职权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它几乎完全基于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传统,尤其重要的是皇帝的信任与尊重”。“整个官僚系统是否能够客观和合理地运行,端视皇帝是否信任与尊重。客观合理的制度可以因皇帝的私心而完全溃败”。33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格局是公天下,但一家一姓的君主是家天下,也是私天下,仅仅凭传统或不成文的传统,相权平衡不了君权,公敌不了私。手握大权者通常不愿有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便开明者如北宋时期皇帝,余英时先生也指出:“积极倡导‘同治’或‘共治’的是宋代的士大夫,而不是皇权”。34因此,与其说是共治体制,不如说是共治格局更恰当一些。体制是超越于个人意志的硬约束,而格局则是因人而宜的可变之局。因为“皇帝所拥有的是最后的权源,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或改制都必须从这个权力的源头处发动,所以皇帝个人的意志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35在权力系统之中,皇权是硬权威,士大夫是软权威。士大夫是否可以发挥士人政府的效用,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德性和能力。阎步克先生分析说,汉代初年的丞相一度威望隆重,权势颇大,对皇帝直言不讳,甚至言所不当言,因为当时丞相多由打下江山之功臣担任,君相关系尚未定型。真正的文治政府自汉武帝始,封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相,但相权较之以前却大为削弱,皇帝对丞相动辄斥责乃至处死,公孙弘之后的6位丞相,获罪自杀者2人,下狱处死者3人,以至公孙贺在拜相时不受印绶而顿首涕泣,视丞相为畏途。36从汉唐到两宋的所谓中外朝,中朝(内朝)以君主为中心,由皇族成员、外戚宦官组成,外朝乃是以宰相为首的文人政治。中朝是决策者,外朝乃执行者。聪明的皇帝会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以士大夫抑制内朝的骄奢淫逸,用内朝防范权力外倾于文人集团。但无能昏君者对士大夫猜忌心重,往往倚重内朝的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西汉汉武帝之后外戚专权,东汉和中唐宦官横行。两朝之间,经常残酷搏杀,血雨腥风,东汉的党锢之祸,便是明证。     从汉唐到两宋,相比其皇权,士大夫的相权走的是一条下行路线,其地位日趋衰落,从宰相上朝觐见皇帝的待遇可见一斑。汉代丞相求见,皇帝要起身相迎;唐代三省长官在殿上与皇帝讨论国事,尚可饮茶闲谈,坐而论道。然而,到了宋代宰相去见君主,只能立奏。林丽月指出:“传统宰相权力的衰落,宋代是一大关键。宋代的宰相不仅失去军事与财政大权,而且也丧失了用人与司法的权力。”37到了明清,宰相索性被永久废除,代之以内阁或军机,不复有外朝存在,士大夫官僚皆成为君主个人的奴仆,内阁重臣见皇上,常须跪奏,毫无尊严了。     宰相在历史上的地位之所以日薄西山,乃是与宰相背后的社会势力衰落有关。钱穆先生说,中国士大夫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38汉初宰相说话有分量,乃是其多为军功人士;隋唐相权之重,令君主不得不尊重,乃是其背后有世家大族的支撑;到了北宋,门阀政治衰落,宰相多自科举寒门出身,如邢义田先生所云:“就社会而论,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和唐宋世家大族的消亡殆尽,社会上已没有足以和皇权分庭抗礼的力量。宋代以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原是一群等待天子赐予‘黄金屋’和‘千钟粟’的士人举子,他们不再有南北朝和隋唐世族那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在这种情形下,帝王自然容易牢笼士人,肆意摆布”。39宋之后的读书人因为失去了世家大族的社会基础,唯有以义理对抗扩张的王权。世家士大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化力量,还有可资独立的社会资源,但被铲平了社会根基的科举士大夫,剩下的只是道德的勇气和汹涌的清议。门第已去,清议日盛,然而士大夫的清议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批判,其背后是被掏空了的社会。宋以后的乡绅虽然在乡村社会贵为一方精英,但乡村社会与世家大族不同,它不是政治性的,也非跨区域的,乡里村庄支离破碎,各据一方,庞大的帝国政府通过郡县制将其联成整体,而乡绅本身无法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已经不是君主的对手,政治是凭实力说话的,以制度为重心的宪政也是在王权与贵族的力量均衡中产生,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你活我也活,方需要规则和制度。然而,宋以后的士大夫徒有清议而已,无法支撑起体制内部的生存空间,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宰相的空间日益逼仄,最后出来一代枭雄明太祖,将宰相一废了之,从此在权力中枢,再无与王权平衡的位置,通过两宋的转折与过渡,中经元代的异族统治,士大夫与君主共治格局彻底寿终正寝,到明清时代最终奠定了君主的绝对专制。          三、为何儒家宪政是一种残缺的礼治型宪政          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儒家宪政,有一以贯之的良美义理,也有汉唐的制度设计,为什么会步步走向末途,抵挡不了王权的无限扩张,最终读书人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口称奴才?研究思想史的往往会产生知性的错觉,误将圣人的义理视为制度本身,又将政治设计视为历史现实。事实上,思想史不是政治史,儒家义理也代替不了历史真实。即便是儒家义理,孔子之后,也有孟荀两家。孟子重仁,德性的内在自觉;荀子重礼,外在的制度规范。孟子是道高于势的儒家理想主义者,而荀子则是兼容混杂的儒家现实主义者。外儒内法的中国皇帝,其实都不那么喜欢喋喋不休说王道的孟子,而倾向于霸王杂之、有政治现实感的荀子,故晚清的谭嗣同感慨:“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40历史上的儒家,在义理层面,孟学是主流,但在政治层面,荀学却占支配地位。不了解荀学,便无法理解儒学与制度的现实关系。     荀子的礼治,并非欧洲以罗马法为中心的法律制度,而是道德性的日常生活秩序,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董仲舒的三纲,即是礼治的典范,君臣之间的国之伦理,亦与父子、夫妇之间的家之伦理同理同构。法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但儒家宪政,并非法治,乃是礼教,所守住的并非抽象的、普遍的法,而是具体的、两相对应的礼。法治下的权利与义务,超越人格,成为普遍性的法理规范,而礼教之中的君臣关系,是道德人格的互动,君有为君的伦常,臣有为臣的职责。钱穆先生说,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不问主权归属。主权的背后,是自由的意志,而职责所在,乃是尽力践行的道义。41儒家宪政的根基,乃是传统的礼法社会。这里的法,并非超越政治权力之上的罗马式法典,乃是君主意志可以驾驭的刑名之律。内含道德价值的礼,高于工具性的律法,赋予律法以伦理性的价值。在礼教为先的家国共同体之中,君主乃帝国之家长,百姓之父母。帝国有自己的家法(礼法),君主要受到礼法的限制,他也要聘任管家(士大夫官僚)管理帝国的日常事务,而且对礼法的解释权也在士大夫手中,然而,最终的礼法裁决权和政治决策权毋庸置疑地在一国之君手中,家法对君主的约束并非客观的、法理性的硬制约,而只是有弹性的、伦理的软制约,全依赖于君主个人的德性与能力。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宪政,最终落实到实处的,乃是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     以荀学为核心的儒家宪政与西方的宪政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对人性的估计,而是如何防范人性之恶,是依靠制度的制约呢,还是贤人政治?制度设计的背后,乃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西方宪政的诞生,在中世纪与基督教有关,到了近代深受霍布斯主义的影响。二者一为超越性宗教,一为世俗的功利主义,然而都对人性的幽暗面有充分的体认。霍夫施塔特在谈到美国宪政创立的时候如此说,美国宪法的基础“是霍布斯哲学和加尔文教,他们认定人类的天然状态是战争,俗人的心智与上帝相抵触……他们对人类已是无信任可言,但相信良好的政治制度必有力量控制人类”。这个制度便是宪政的智慧:以欲望制服欲望,以权力制约权力。42荀子对人性之恶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生而有好利、妒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限制,则争则乱,乱则穷,社会无安宁之日。荀子的解决办法也是依靠制度,但他所说的制度不是以野心抗衡野心的法治,而是伦理性的礼治。人虽然本性非善,但人有知的能力,可以学习礼仪,变化人性,将外在的礼仪内化为人的良心。只要人人依礼而行,便是天下之大治。那么,礼仪又是从何而来?在荀子看来,人心本身并无创造价值的能力,但人心有理解和辨知价值的能力。礼仪制度的核心乃在于“分”,让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守本分,礼仪需要有超越于凡夫俗子之上的圣人来创造,然后传授给普通百姓。人性就像一块弯曲的木材,等待智慧超群的圣贤人物来塑造和调理。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循礼而行,按照圣人所架构和指引的礼乐规范去生活,这样,便能建立起和谐而合理的天下秩序。43     对荀子的这一“由礼而圣”的内在逻辑演绎,庞朴先生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积学化性可以为善成圣,在成圣的过程中,‘礼’是行为的准则;但一旦成了圣人‘参与天地’之后,一切外在的界限全部失效。‘圣人者,以己度者也’(《非相》),圣人本身便是尺度,便是界限,它以己为度,而这个度又符合一切客观情况,人就是天,天就是人,因而他从欲而治,也就是代天为治”。44宪政固然是一制度,但要问的是法治型的宪政,还是礼治型的宪政?同样是制度,法治不信任人,哪怕是圣人贤者,所以要用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宪政来规范权力;礼治不信任凡人,但相信圣贤,圣人贤君创建礼乐,以己为度,代天而治。劳思光先生指出,荀子的礼义“被视为‘应付环境需要’者,又为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者。就其为‘应付环境需要’而论,礼义只能有‘工具价值’;换言之,荀子如此解释价值时,所谓价值只成为一种‘功用’。另就礼义生自一‘在上之权威’而论,则礼仪皆成为外在;所谓价值亦只能是权威规范下之价值矣”。45这就是说,荀子的礼治具有功利主义的特征,因为与仁割裂,其缺乏内在的价值之源,于是所谓的价值只是外来,源自于一个外在的圣人权威。这一“外在的权威秩序”代替了“内在的道德秩序”。因此,以荀学为中心的儒家宪政天然具有权威主义的性格,荀子的学生中会出现韩非这样的法家,绝非偶然,其乃是荀学的内在逻辑使然。牟宗三先生在谈到荀子时如此评论:荀学没有法天敬天的义理,君位之上,缺乏超越的天命限制之。君主在上,“统御之道即愈接近于理律,而远于法制。而彼又是政权之所在,亦实无一客观之法律以制之。故终赖其以理自律,须赖其自己之最高道德感。道德感不足,即不能自律,而又无外力控制之,则即横决而漫无限制。”46     荀子学说外无“法天敬天”之神圣感,内乏“仁义德性”之修身,诚如蔡英文先生所说:“荀子以及先秦各思想学派的思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透过客观制度去防止君王的权力腐化或政策失误,即使像荀子相当注重客观制度之意义的思想家,也跟着先秦诸子一样,把关于君王之权位的问题的思考出发点摆在什么人有资格来当人群的最高统治者?”47作为权威之集大成者,君主自以为秉承天命,可以为所欲为,自创法度,难怪历代统治者皆外儒内法,其外儒(荀学)与内法(韩非)实有一脉相承之处,由礼而法,礼法合一。礼法之上,都有一个超乎其上的圣人贤君。     礼法制度,是儒家宪政的核心所在,但这一制度,无法根本解决对权力的限制问题。因为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儒家的真正问题意识并非限制权力,而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拥有权力,权力者应该如何运用权力。对权力的运用,那是治道,所谓的宪政,乃是政道。治道关心的是如何统治、如何治理,善治、王道是其最高境界。而政道所关心的是如何赋予权力以正当性,如何以制度的安排配置和限制权力。牟宗三先生有关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没有政道的分析,乃是石破天惊的卓见。在他看来,政道相对于政权而言,治道相对于治权而言。政道是“理性之体”,是维持政权和产生治权的宪法架构,而治道是理性的运用,是“智慧之明”。中国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治道),而没有“理性之架构表现”(政道)。在治道层面已经达到很高境界,即所谓的圣君贤相,但在政道即制度的设置上始终没有办法。历史上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法律只是维持五伦之工具、赏罚之媒介,其本身没有独立意义,国家政治法律皆未以架构形态而出现。48另一方面,宪政要解决的权力的来源与更替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也陷入缺乏制度规范的乱局。牟宗三先生注意到,虽然古代中国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传统,但只是治权之民主,而非政权的民主。49治权的民主仅仅与如何治理有关,而政权的民主则意味着权力的来源与更替正当有序,有制度性规约。由于在古代国与君不分,政权与治权不分,天下与王朝不分,历代统治者的权力都是通过武力打下来的,因此得治权者得政权,得王朝者得天下,政治皆为一家一姓之世袭,缺乏一个常恒的、客观的法律限制之。因此,儒家无法在政道客观化君主权力的情形下,只能在治道方面以个人德性约束之,但这种约束是道德形态,而非法律形态,圣君贤相皆是道德上的名词,而非权位上的物质力量。50     在历史上,中国虽然有君主与士大夫的双重权威,体现为道统与政统的二元性,但二者之间并无制度性的安排,以保证道统对政统的优先性和限制力。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命,士大夫拥有解释天命和评判君主统治是否正当的清议之权,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还提出了“学校”这一将士大夫的清议建制化的设想。然而,即令“学校”可以定天下之是非,充其量也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而非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议会,它无法授予和更替国家的最高权力。仅仅拥有舆论的话语权是不够的,政权的民主还必须拥有选举权。但在儒家宪政之中,所缺乏的正是这最要紧的制度性一环。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圣贤人格),也有“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英雄豪杰人格),却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科学的立法政治)51于是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上,自尧舜之后,总是发生周期性的动荡。之所以动荡,乃是权力更替的三个主要途径:世袭、禅让和革命,个个充满着种种非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弥漫着阴谋、暴力和血腥。凡此种种,一切皆围绕着天命的争夺。但天命无常,制度无序,在太平盛世期望圣君贤相的道德人格,乱世之时又纵容天下豪杰竞争天命,以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争天下,于是三千年的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治乱交替的无尽循环之中。     萧公权先生在谈到古代中国对君权限制时说:“宗教、法律和制度虽然束缚君主,使他们不能完全任意行为,而就二千年中大势看来,它们的效力事实上并不久远重大,不足以动摇专制政体的根本”。52儒家宪政是一种软约束的宪政,虽然权力之上有义理,权力内部有平衡,但是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缺乏超越于统治者意志之上的法律。儒家宪政乃是有义理而无建制,有法律而无宪法,有制度而无宪政——缺乏一个超越于君主权力之上的恒定不变的根本架构。面对日益扩张的君权,儒家宪政不是以法治制度约束统治者,而是试图以制度内部君臣之间、人伦之间的礼治秩序来防范权力的独断。于是,制度的约束最后不得不落到期待圣君贤相的出现,希望于统治者个人德性的人治。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很大原因不是因为制度,乃是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53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历代如此,无一例外。有鉴于此,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张君劢这些现代新儒家们痛定思痛,反思中国古代政治的短板,指出儒家重视民意,以民意代表天命,用清议评判天下,在政府内部也发展出宰相、御史等制度性设置。这些清议与制度虽然使君主的权力受到一些道德性限制,但是否为君主所接受和尊重,仍只系于君主个人之道德,并无为君主和人民所共同认可之根本大法宪法限制之。54     在“家国天下”的古代中国,有天下大法(以天道天理为终极价值、以民意为依归的儒家义理),有王朝制定的一家一姓之家规公律,也有以宗法家族为社会背景的儒家士大夫,所缺的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乃是拥有超越了家国天下的制度性大法。儒家宪政即便存在,也是一种残缺型的存在,其宪政架构一在义理性的天下大法,二在治道层面的制度性设置,然而前者过于形而上,后者又限于伦理化,所缺少的正是中间层的政道——超越一家一姓之王朝、超越君主个人之意志的根本大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儒家宪政是一种残缺的宪政,是以人治和道德为依归的礼治型宪政,它的所有良好美意和设置,最终所依傍的,不是刚性的制度,而是君主与宰相、内朝与外朝之间的伦理互动。人事变了,一切都会改变,由盛而衰,由治而乱,纲纪废弛,天下无道。儒家宪政的短板即在于此,其伦理性的内在限制使得它能够达到的高度终究无法超脱传统政治,以至于到了近代不得不接受现代民主宪政的冲击与洗礼。          四、结 语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许多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是一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也未尝不可。然而毕竟要看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因此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在21世纪的中国政治之中再放异彩。当代中国温和的儒家宪政倡导者们继续老一辈新儒家所致力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有所期待,乐观其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认同”(批准号:07BZSO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认同中的核心观念:以个人、国家、道德、宗教为中心”(批准号:11JJD770021)的中期成果。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杨国强、秋风、叶斌等诸位先生批评指教,谨致感谢。          Abstract: There is plenty of political wisdom in Chinese ancient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 the double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ynastic rulership,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b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king, the free political discussion among intellectuals,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the imperial supervisory system, etc. The political wisdom embodied in these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constrain the autocracy of the royal power and gave China intervals of serenity, rationality, and order in her history. If such political wisdom can be construed as a semblance of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Europ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is an imperfect, rule-of-rite type of constitutionalism, with its inherent and insurmountable limitations. Whether the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can be turned into reality depends on the orderly rule of hierarchical rite and on the personal virtues of the kings and the prem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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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方韩大战”中的“新春秋战国”

方绍伟:“方韩大战”中的“新春秋战国” —-从“品牌竞争”与“意见市场”的角度看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10:24:06 阅读量:283次     进入2012年之后的这场“方韩大战”的本质是什么?是公众人物一时意气用事么?是自由派反感“韩三篇”的继续么?是关于任何人质疑韩寒的自由权力么?是为了捍卫个人没有弄虚作假的名誉么?是关于批评与反批评的公共理性么?是关于颠覆“偶像崇拜”的时代潮流么?   这些显然都是“方韩论战”的重要方面,但却都不是问题的本质。网络时代的当今中国就像一个“新春秋战国”,是全球化、信息化、商业化和开放化带来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熊培云与彭晓芸讨论是非对错与大众情绪,鲍鹏山与李钟琴争辩“倒韩”的事实和价值,可“方韩大战”的本质却只有五个字:争夺影响力。用商业化的语言说就是:品牌竞争。更通俗地讲则是:比谁狠。   如此多娇的那个江山就是能让人产生影响力的中国环境,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就是这个影响力环境。   这意味着,是非、情绪、事实、价值,一切的一切都是手段、都是浮云。韩寒也许真的没有作假,但关键根本不是韩寒有无作假,而是人们是否相信他有“假的痕迹”。方舟子也许是因为韩寒攻击他对悬赏的挖苦而动怒,但关键也根本不是方舟子一时性起,而是他的“打假”从来都是为了轰动效应,从来都是为了个人影响力。   也就是说,是非真相也许存在,但是非真相从来都不是“独立”地存在,是非真相从来都是存在于“认为它存在”的人们心中。更直白地说:真相不可能离开个人意见和认识能力的污染,这对实利至上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与影响力或个人品牌相比,事实真相与公共价值都是低一个层次的利益,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也都是次一个级别的要求。   我当然不是说方韩两人会颠倒黑白、践踏共识,恰恰相反,任何一方都会力争比另一方显得更加“摆事实、讲道理”。个人影响力与公共价值的层次区分仅仅意味着,只有在坚持公共价值更有利于扩大个人影响力时,对抗双方才会选择坚持公共价值。所以,公共价值是碰巧在自认为与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才被坚持,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也是碰巧在自认为与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才被提倡。当公共价值、科学精神与理性品质被认为不利于保持和扩大个人影响力一致时,它们都有可能被牺牲掉。这也正是我们在迄今为止的“方韩大战”观察到的现象,尽管事前事后的认识会不尽一致。   韩寒在悬赏时的低俗与方舟子在反击时的不厚道,确实都实在令人无法恭维。但他们的行为,都仅仅表明了他们自己是完全被个人影响力所绑架而已。被个人影响力所绑架?对。问题很简单,中国有5亿多网民,手机移动网民也超过3亿。这么多的网民,时刻都需要有大量的话题供“网络消费”,方韩两人的粉丝每天自然也都嗷嗷待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正是这个全球第一的中国“网络消费需求”。对于方韩两人来说,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比什么都重要,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本身就是第一价值,公共价值也只有与这个第一价值一致时才有价值。这正是方韩两人的某些行为有可能偏离公共价值的根本原因,何况公共价值从来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冲冠一怒”的背后只不过是“为红颜”罢了。再者说,方韩两人的时代价值观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区别。按照这个逻辑,用“同室操戈”来解读“方韩论战”显然就不得要领。都什么年代了,用“大方向一致”还怎么可能解释问题的本质?重要的根本不是“时代的大方向”,重要的是“品牌与营销差异化”以及对自己品牌的维护。面对着全球第一的中国“网络消费需求”,那些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价值规范来评论的人,显然已经掉入了规范冲动的泥坑。   “时代的大方向”其实正是在品牌竞争中体现出来的,没有多元化的品牌竞争还哪里来的“时代大方向”? 许纪霖说:“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韩寒了,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了”,许纪霖肯定错了。事实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有“意见领袖将自己的想法放大”,问题在于不能只有一个意见领袖,可韩寒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意见市场”,韩寒只是没有能力阻止恶性竞争罢了。   如此,就像腾讯与360之间爆发的最新冲突那样,正当竞争就变成了“方韩大战”的要害。现在,贬低方舟子的个人动机和手段都已经于事无补,韩寒是否作假也可能永远扑朔迷离。所以,更重要的是批评与反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措辞和说服力。在“品牌竞争”的真相目前,提“个人动机”确实幼稚无聊。事实永远是:你的动机有多肮脏,别人的动机就有多卑鄙。   当然,风度问题只是对维持和扩大边际的“品牌消费者”而言的,对于那些忠诚的“品牌消费者”或“铁杆粉丝”来说,重要的从来都不必是事实和风度。王菲曾批评方舟子“科学地不讲理”,方舟子则回敬王菲是“信仰地不讲理”。显然,在“方韩大战”中,党同伐异者既可以“科学地不讲理”,也可能“信仰地不讲理”。认同感和自我肯定当然可能导致“选择性失明”,意识形态的外衣也会成为对抗的手段,这就是“网络消费”时代的“派性斗争”。有人之所以把它与“文革”联系起来,那仅仅是因为“网络公地”具有“低成本发泄和高费用管理”的特征,虚拟社会显然要比现实社会更无序。所以,与“铁杆粉丝”讲理性就如同让忠诚的消费者换品牌一样难。   当周立波说“若将网络民意当真,实是一种自宫行为”时,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周立波的失误是把这个道理推向极端,得出了不得人心的“网络公厕论”。可能更恰当的态度是宽容和泰然处之。就此而言,韩寒的悬赏确实小气了,后来的反应也越来越缺乏“韩三篇”中的气量。这注定了“方韩大战”从一开始韩寒就输定了。道理很简单,腾讯与360打,腾讯再有理也是在替360扩大影响力。韩寒的网络影响力本来就是世界第一,“老大”没有雅量,除了替方舟子扩大影响力,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连方舟子都已经认识到,即便输了官司,他也已经“赢得了整个世界”。因此,如果韩寒真有什么团队的话,这次运作就实在太失败了。再无聊也不能把事态演化成“歼敌五百、自损一千”,“损人利己”玩砸了就莫过于“损己利人”。好在韩寒现在已经认识到:“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   这些当然是借“事后诸葛”之利的话,事情轮到自己了就未必能如此。即便是“大获全胜”的方舟子,他在批评中医时的那种幼稚的“科学主义”偏见,也在这次“方韩大战”中暴露无遗。这当然也是那些开始想成为方舟子“品牌消费者”的人所需要清醒的。另外,方舟子似乎还没学会调侃和“杀戮”自己,他手上抓住的那把沙还是拧得太紧了。   麦田在“警惕韩寒”一文里说,韩寒是因为从2008年开始关注公共话题后才成为现在的韩寒的,韩寒的价值=永远的“热点”+一流的“文字”+正确的 “立场”。麦田说得对。可令人吃惊的是,韩寒在“韩三篇”的“立场升华”后竟如此快速地暴露其上海滩的俗气,难怪方舟子一党要攻其“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了。当然,方舟子也是借着“网络打名人的假”而成为现在的方舟子的,大家最好对其“价值取向”不要太动情,好在方舟子“反贪官不反皇帝”本身出不来什么“造神运动”。公共话题弄好了是“价值链延伸”,弄不好就是“强行搭售”。品牌竞争和争夺影响力才是本质,公共价值最多也就是马云之流的“为社会提供就业”而已。   说到底,中国的“时代大方向”是在品牌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品牌差异化”要求每个网民和每个大腕最好都少一些娇气和稚气,怕挨刀就不要上网发文,也不要因为一个肯定就把人划派,认清价值细化和多元化才不至于老拿旧框框套人。   品牌竞争本身就是拆神运动,最想搞垮你的永远是你的竞争者。谁如果把自己当神,谁就该成为网络消费的热点话题了。有趣的当然是比美之外的比丑,“孔三妈”不怕丑,但那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权威流失”,低成本的网络只是加剧了这种流失而已。   西方早有过“上帝死了”的年代,现世主义的中国人如今还不更是“谁怕谁”啊?价值迷失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个人价值从来都是清楚的,迷失的只是公共价值。“方韩大战”的本质是品牌竞争,其意义却在于价值多元化,在于从价值多元化中寻找自己与社会的方向。人们应该警惕的是那些在“品牌竞争”中搞“商品倾销”和“串通投标”的促销者。   总之,争夺影响力不可能避免恶性竞争,但也只有竞争本身能够迫使“意见市场”的参与者不断地“碰巧靠近”公共价值和公共理性。“意见市场”自有其“声誉机制”,套用巴菲特的话说:“意见市场”短期而言是个投票机,长期而言则是个秤重器。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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