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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可以跟伪善相提并论，或者跟伪善密切相关相连，这或许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之一。这个话题也是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日前一篇长篇报道的主题之一。 口是心非的教育选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其中包括出国留学寻求最好的教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之常情，非常容易理解。 然而，在一般的国家一般的人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到了中国，有些往往就玄乎起来，甚至就邪乎起来。出国留学跟伪善的相关相连，就是这样一种玄乎和邪乎的事情，让其他国家的人，包括美国人不能不感到匪夷所思。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人咬狗”的事情，当然是最理想的新闻题材。 5月19日，《华盛顿邮报》发表记者安德鲁·希金斯和莫林·范的报道，其题目开门见山，清晰点明了这种类似于“人咬狗”的怪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谴责美国的价值观，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 于是，留学与伪善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伪善之最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外国学生的最大来源，在2010-2011学年近1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上学。为了让孩子能得到他们所认为的更好的教育，许多中国人家吐血（即倾尽财力）把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 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高级领导人家的孩子到美国上大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解释了中共及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 “中共高级官员子女在美国上大学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很少上（学费相对便宜的）州立大学，而是成批进入最高档、最烧钱的私立大学，从而赤裸裸地抛弃了中共在1949年借以掌权的那些主张平等的理想。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频发反美言论，但其9个成员当中，有至少5个人的子女曾经或者正在美国上大学。” 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女陈晓丹、另一位元老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目前都在美国最名贵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读书。《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祖孙的言论和行动的差异： “在1995年去世之前，陈云对西方价值观‘渗透’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跟薄瓜瓜的爷爷薄一波（在1989年）一道坚决要求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当时抗议者聚集在仿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建造的石膏像周围。”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 英国美国名贵的私立学校，即便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难以上得起。因此，长期高唱平等、至今依然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把子女送进英美名贵私立学校的奇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人大开眼界。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华盛顿邮报》以薄一波孙子（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被停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为例，开列了一个价目表： “（薄瓜瓜）上伦敦名贵的哈罗公学，一年学费生活费大约四万八千美元（约为30万元人民币）；然后上牛津大学，在那里外国学生一年仅仅是学费就是两万五千美元（大约16万元人民币）；然后再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该学院自己的估计是，在那里上学一年需要大约七万美元（大约44万元人民币）。” 然而，“在薄熙来倒台之前，他正式的工资一年不到两万美元（不到大约13万元人民币）。” 中共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哪来的这么多的钱供子女上英美这么名贵的学校？这种问题不但英美人好奇，中国人更好奇。 执政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资产可以不受公众监督，他们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或收入可以成为公众不得过问的国家机密，这也是中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共权贵的全球化 《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的报道显示了中共权贵多方面的伪善和可疑。但哈佛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则在5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显示中共权贵的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拥有财富对中国的权贵如此重要？为什么中国如此之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接受教育？一个答案肯定是，他们对中国的前途缺乏信心。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跻身于全球最大经济大国行列。有些人确实是预测中国过热的经济会出现硬着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权贵们敛聚财富并只是为了谋求经济保险，或者是出于纯粹的贪婪，而是一种政治防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坚持邓小平的信念，这就是中共是否能继续掌权将取决于经济进步。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在危难之秋，基于能力的权力地位也会崩溃。因此，将自己的资产全球化，把钱财转移到国外，让孩子到外国接受教育，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风险防范措施了。” 依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注意到，送孩子到西方读书，让自家人借助政府权势大举敛财，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陈云、薄一波（薄熙来）等所谓的中共强硬派权贵的做法，也是温家宝、朱熔基等所谓的改革派权贵的做法。 今日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按照日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鸟居民的说法，当今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鸟居民在4月26日在日本主要报纸《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 “我想向诸位介绍中国人所说的一个警句。在评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当中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派系的数人跟江泽民的关系时，有中国人说，‘这是一帮通过腐败换来团结的人。’中共最高领导层内有人就是坚守这种定规。中共下级党组织当中当然也有坚守着定规的人。” 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可笑。 这种可笑大概又可以分两种：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天方夜谭，虚假得可笑，好像是问“有八条腿的鸟吗？”有人则认为这种问题幼稚得可笑，好像是问“有两条腿的人吗？” 相关日志 2012/06/08 — BBC:中共“内部投票推选最高领导层” 2012/06/03 — 《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双重危害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5/29 — 替朝廷着急–闲谈朝廷近来的窝心事儿 2012/05/29 — 何清涟:“九龙共治”下北京权力斗争的高开低走 2012/05/29 — 路透社:北京当局要求严防官员外逃 2012/05/29 — 中共对自己没信心 逾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居海外 2012/05/28 — 刘志军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中纪委收缴其违纪所得(党纪威武,贪污的28亿美金洗白成了党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2012/05/28 — 陈独秀：光荣的“失败者” 2012/05/27 — 林锋: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习近平秘密谈亡党

【蘋果日報】很多大陸朋友看到香港人堅持平反六四，都覺得非常感動，甚至有些慚愧和內疚，他們認為香港人替他們做了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去做的事。根據這樣的印象推理下去，很容易就會得出港人民族感情深厚的結論。的確，從八九那年開始，我就相信，六四在香港絕非一場單純的民主運動；它還是一種奇異的民族主義運動。 且看當年香港人遊行集會的口號標語，「血濃於水」絕對是其中一條最常見的四字詞。這難道不是很古怪的說法嗎？什麼叫做「血濃於水」？那時正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紮營守夜的青年學生會打出寫着「血濃於水」這四個字的旗號嗎？當然不會，正如他們也不大會唱「龍的傳人」和「我是中國人」這些歌曲一樣，因為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人。唯有香港人，這塊殖民地上的居民，才有需要提出自己也是中國人的證據，才有必要反覆告訴自己何必關心何必參與這場運動的理由。而這證據就是我們體內流的乃是中國血，而這理由便是大伙一遍遍唱誦的「我不管生在那裏，我是中國人」了。 換句話說，正因香港人的身份可疑，所以我們才得利用類似的口號與歌曲自我去解釋我們上街的原因，而且還是對我們自己解釋。 許多年之後，有機會和一個內地派來香港的官員見面，他也很不明白香港人硬是放不下六四的玄機，還懷疑這是不是「愛國教育」做得不到家的緣故。我便向他解釋恰恰和他以為的相反，不忘六四正好表明了香港人沒把自己當外人的「愛國」情懷。他很震驚；而我又該如何向他說明我們那一代人因此而起的國族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挫敗與創傷？這般複雜的心事，大陸人固然不懂，黨官更難明白。 相关日志 2012/06/08 — 香港各界要求北京调查李旺阳死因 2012/06/04 — 今日香港苹果日报头版 2012/06/09 — 那一年，这些年：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2012/06/08 — 关心李旺阳案的各界人士都被警方施加压力 2012/06/08 — 洛杉矶时报：天安门政治犯被发现缢于病房 2012/06/06 — 上证指数暴跌64.89点太巧合，北京严查 2012/06/05 — 李淼:有没有可能操纵上证指数？ 2012/06/05 — 三名人大副委员长要求平反六四 意见上报政治局 2012/06/04 — 赤裸裸滴操纵股市给党看:今天中国A股沪指开盘2346.98，收报2308.55，下跌64.89点,另5月29日沪指收盘2389.64点 2012/06/04 — 奇文共赏:为“六四枪声”喝彩

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涉嫌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港媒报道，350多人牵涉到整个间谍案中。这次事件不过再次说明，在中国这个人治国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个依法办事。安全部副部长助理不过是做了他的本职工作，也就是为美国作了点贡献，“中美国”嘛。路透社报道说，数月来中美两国对此都保持沉默，避免中美关系再出现危机。言外之意像是说，事情本身可能没什么，怕曝光让老百姓知道了，才会出现（公关）危机。 其实多年来不少中国党政高级官员都在孜孜不倦地为美国服务：金融经济官员在中国推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在宣传和灌输私有化瓜分国企，政治上不停地挑战、腐蚀1949年以后新国家合法性基础。中共最高级官员都让下一代去美国，或投资或进入美国教育系统接受教育。最高级领导人这么做，无疑是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美国的信心。 如果说各行各业的许多党政官员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和专业领域内或多或少地为美国作贡献，那么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向美国输送情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真不必大惊小怪。自称是崛起大国，却不敢放映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怕妖魔化美国，怕激怒美国。当整个教育系统和舆论向国人灌输美国友善，放手让好莱坞在中国塑造美国的崇高，人人兼有“爱美”(国) 之心是必然的，包括安全部的官员。 按照“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逻辑，按照美国是全人类民主自由捍卫者的普世观点，把为美国作力所能及的事情说成叛国投敌，不仅不普世，而且显得太狭隘，太排外了。有了亲美官员和公知多年的努力耕耘，亲美亲西方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已经大大降低了叛国变节投靠美国的良心障碍。至于法律障碍，中国有多少人执法犯法，又有多少人受到应有惩罚？这种风险和收获比会让许多人跃跃欲试。 据中国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安全部副部长的这名助理今年初被捕。他被指多年来向美国提供中国在海外间谍活动的情报。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部长助理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向美国提供“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目前还不清楚这位部长助理接触到的什么级别的情报，其变节多大程度上危害到中国在海外的间谍网。 路透社报道说这位副部长助理接受了中情局大量美金。当然他们不会指出中国官方的亲美路线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其中所有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连唱红打黑的前重庆公安局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表现出对美国的信仰和幻想，进了美国领事馆寻求帮助。山东盲人陈光诚进美国使馆之后中美协议以及对他在国内的学习安排，最后再帮助他去美国，也等于向世人宣示美国的人道和美国的安全。 据说这起间谍案是20多年来中国安全机构发生的最严重的间谍丑闻。上一次发生在1985年，当时国家安全部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俞强声叛逃后对美国揭发了中情局分析员金无怠为中国间谍的身份。金无怠在1986年被宣判长期监禁前夕在美国监狱中把塑料袋套自己头上自尽。据传，俞强声叛逃令中国在北美的情报网被一网打尽。 俞强声的兄弟俞正声现在做上海市委书记，台湾媒体一度传作为中共高干子弟的俞正声可能在十八大升任政治局常委。 国家安全部这种工作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看不见的战线”，秘密战士是要出生入死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恐怕是起码的要求。应该不像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那种：睡女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还能杀人，还居然都是工作和党的需要！对男人来说，天底下哪里去找这样的美差？！即便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英国特工007，大把花钱，到处睡美女，但有一点人家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无比忠诚。 相关日志 2012/06/02 — 疑当美国间谍 中国国安官员被捕 2012/06/02 — 外媒热报中国安全部官员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案 2012/06/02 — 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秘书竟是美国间谍 传涉邱进 2012/05/21 — 中兴证实Score型手机存在安全漏洞 2012/04/17 — 红头文件:关于严禁购买和使用安奈特公司网络设备的通知 2011/12/27 — 关于泄密门真相的推测 2011/12/26 — 泄密门最新进展追踪 2011/12/26 — 月光博客:泄密门升级：天涯四千万用户数据外泄 2011/12/22 — 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2011/12/22 — 月光博客:CSDN网站六百万用户信息外泄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是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相关日志 2012/05/21 — 港媒:王立军6月份面临叛国罪审判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2012/04/11 — 薄熙来下台，郭台铭、林百里最担心的两件事 2012/04/09 — 王昊轩:重庆恐怖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3/20 — 新华记者周方开咬薄熙来了 2012/03/19 — 译者:外媒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报道及评论汇总 2012/03/17 —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完整版 2012/03/17 — 网传重庆某区内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