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

德国之声 | 刘霞的噩运来自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博士吗?

那是她的友人清晰描述的情景﹕2013年10月初的某个下午,当她们在刘霞那门禁森严、便衣警察不时巡逻的(公寓社区)海淀区玉渊潭南路9号院楼下呼唤刘霞时,她或许因听到而打开寓所窗户,站在窗前,遥望。 友人向她招手并大声地问她:晓波怎么样? 她在哭,她回答﹕晓波是我们家情况最好的了。然后,她望着被挡在住宅大门外无法上楼的友人们啜泣。 这简洁却令人心碎的回答, 其中饱含太多的讯息 。作为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政治犯刘晓波妻子的刘霞,自 2010年5月26日,刘晓波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移送至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后,每月一次,刘霞再度开始从北京至锦州监狱五百公里的往返之行。每月下旬,刘霞由警车”护送”、偶尔以火车包厢式”看管”,在警方的”陪同”下完成这月复一月的探夫之旅。每次,只能与丈夫相聚半个小时。 就我们所知,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的近两年囚禁中,刘霞和刘晓波在会面开始时还能相互拥抱,甚至可以隔着桌子拉着手在狱警监视中对话。可在近三年中,刘霞虽仍能每月探监一次,但过程受到警方严密的监控,狱警愈发频繁地中断他们的对话。除了问候及询问刘晓波的身体状况外,夫妻间已不能说更多,多数时间,他们只能彼此凝视对方。 两年多来,刘霞一直无法当面交她写给丈夫的信,之后,她转托律师代交亦遭狱方拒绝。近三个月以来,甚至连律师申请会见刘晓波也遭拦阻。一年前的一次探监中,当刘霞想告知曾是文学批评家的丈夫,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她刚说出”莫言”两个字,狱警就切断了他们的谈话。所以,在狱中的刘晓波,既不知道莫言获奖,也不知一直供予刘霞生活开销、并负责传递刘霞及刘晓波有限狱中讯息的妻弟刘晖,已于2013年8月16日,被加之以商业”诈骗罪”,判处了和自己一样长的十一年刑期。 而刘霞被”国家”特许的每週一次由警车接送与父母及兄弟的聚餐,亦因弟弟入狱而变得残缺。近半年来,她除了要面对年迈的父母,还要安慰跟自己一样受到丈夫入狱十一年遽变打击的弟媳。 刘霞患上了冠心病,且心绞痛不断发作,但她不能自由就医,无法得知自己的病况,更谈不上必要的治疗。令人堪忧的是,她失去了进食的愿望,不单是食欲消退,而是厌食,她仅能依靠书籍、香烟和红酒,聊以打发孤独无尽的时光。 2013年6月,北京警方正式通知刘霞,她不能在中国举办任何个人摄影和绘画展览。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画的二十多幅油画,只能秘密地搁置在友人处。她家中的电话及她的手机早已被切断,她也不能上网收发电邮。她目前能做的,或许仅仅是一次次地站在春、夏、秋、冬的寓所窗前,盼着再一次看到朋友在楼下和她招手。 刘晓波博士迄今已三次入狱,另有一次被国家以”监视居住”名义羁押八个月。 最近的一次自2008年12月8日始,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再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早在1998年,刘霞就曾以痛彻骨髓的诗句隐喻着前往东北大连探望再次入狱的刘晓波的经历: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呜咽地辗过我的身体 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2013年4月23日,刘霞因获准旁听她弟弟被起诉的法庭审讯而获数小时短暂的自由,那天,她昭告世人:”如果别人说我自由了,告诉他们,我没有自由。” 自2013年6月迄今,因为被长期软禁在家, 刘霞的精神和身体渐至可承受的极限 ;她正在失去描述自己状况的能力。 我们迄今唯一可以看到的刘霞影像,来自一段她为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制作的录影讲话。2010年9月29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为刘晓波自由而呼吁”活动中,这一录影讲话曾向逾千名听众播放。当时,射光灯聚焦在刘霞那面无表情的苍白面容上,她的声音低沉、缓慢,会场上静得令人窒息,与会者缄默。刘霞最后的一段话令人潸然泪下︰ 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300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二、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刘霞的处境令人极度担忧。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关注着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国际社会所忽略。 而由于患上了重度忧郁症 ,她开始渐失生活下去的意志。这一切,让我们怀疑她能否等到刘晓波出狱的那一天。 她需要这个世界伸出手来搭救她。 我们郑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还刘霞以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接听电话的自由,接发传真、上网及收发电邮的自由,外出购物的自由,去餐馆吃饭的自由,随时探访父母及会见友人的自由,选择医生就医的自由,与丈夫相互阅读对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举办摄影展及画展的自由。 刘霞不是政治犯,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不懈地在每一个可能和中国政府会谈、见面、互访的场合,吁请中国政府立刻还给刘霞基本的公民权利。 我们也吁求世人,尽一切可能关注她,为她呼吁,直到她自由! 作者: 贝岭,流亡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彼特·英格隆德(Peter Englund),瑞典文学院院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 (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Swedish Academy) 佩尔·韦斯特伯格(Per Wästberg),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笔会荣誉会长(President of the Nobel Committee for Literatur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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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占领诺奖计划启动

据人民网报道,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计划用10年时间遴选1万名高层次人才。第一层100名,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的杰出人才;第二层8000名,为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第三层2000名,为35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拔尖人才。 “该计划不铺新摊子,不设新项目,主要是对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相关重大人才工程进行整合打包,从国家层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与‘千人计划’同等地位的国家人才工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对“万人计划”入选对象,在有关部门和单位原有支持的基础上,国家再给予直接特殊支持、提供特殊条件,形成集成效应。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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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诺奖、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

要警惕“理论虚无”和以吏为师的倾向,坚持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做进一步全面制度改革设计 或许只是巧合,中国即将在下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法玛、汉森、希勒三位美国学者,三人的金融市场理论与中国相关性较高,其中,耶鲁大学教授希勒更因其警惕非理性繁荣的忠告,被中国人所熟悉。舆论久违的热议经济学之风再起。 如一位评奖委员会委员所说,“现实起着重要作用。”要理解金融市场如何工作,特别是力图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就必须重视三位学者的理论创新和实证成果。对于经济学界来说,鉴于三位学者的学术成就,问题可能不是他们能否获奖,而是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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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有效市场假说何以赢得诺贝尔奖?

关注诺贝尔奖的人,大多不会对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感到意外。他告诉世人,市场可能陷入非理性繁荣。他的获奖呼声一直很高。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见上图)也是获奖者之一。他和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分享了席勒教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个奖项总是被观点相左的两人分享,例如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乍看上去,法玛教授和席勒教授是又一对这样的例子。法玛教授证明了市场是有效的,席勒教授则证明市场是无效的。 过去几年来,有效市场假说遭受了沉重打击,因此法玛教授的获奖看上去有些时机不对。但我认为他名至实归。 金融市场有效的观点听起来有些撒切尔主义的意味,但它对金融市场理论家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当前的股价反映了我们目前对这些股票价值的一切已知信息。不存在显而易见的便宜股,不存在轻而易举的预测,没有一夜暴富的捷径可走。 法玛教授的思想值得更多人去了解。从中我们会明白,试图挑出一支值得购买的股票、或通过购房出租来获取暴利,有点像试图在超市收款台前找出能最快结账的队列。如果一支队列明显最短,人们就会加入进去,所以最短的队列很快也会变长。如果法玛的观点是正确的,金融市场事实上很有效(目前仍有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可能确实有效),那么除了靠好运气,我们是没法挑出值得投资的股票的。 也没人能够预测明天的市场表现,因为有效市场已经反映了一切已知信息。每天的价格变动仅仅是因为新报道的消息,而不是因为昨天做出的任何预测。设想一下,忽略那些金融城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我们能省下多少时间啊。 相信有效市场说的投资者赚得更多——或者应该说是赔得更少。他们不会付一大笔管理费让基金经理挑选股票,因为他们不相信基金经理能挑出好股。他们无视宣传过往业绩的广告,因为在一个有效市场中,过往业绩对未来的业绩根本毫无参考价值。他们不会试图选择市场时机,因为在实践中,这么做意味着在繁荣期跟风买入,在股价大跌时恐慌抛售——也就是说,高买低卖。事实上,他们甚至不会每日关注股市表现。何必费这个事呢?这不会让你在投资时比他人更胜一筹,反倒可能让你患上溃疡。 随着法玛教授的思想传播开来,这种思想让低成本、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变得普及,也打破了一种传统观念——金融市场大师凭借选股能力获得高额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值得称道的是,法玛教授花了数十年时间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例外——他找到了一些,主要是一些小公司在市值和账面价值不一致时会产生高额回报。) 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席勒教授对经济学思想的贡献显而易见。法玛教授的贡献则更加隐蔽:如果有更多投资者认真对待有效市场理论,他们原本会严重怀疑次贷资产的质量,因为这些资产被评为非常安全,但收益率却又极高。任何一名尤金•法玛的追随者都会觉得有猫腻。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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