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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面目 作者： 刘植荣 在国外很多文化里，“故乡”就是“母亲城”、“母亲土地”的意思。如果无法辨认自己成长的城市，也就相当于忘记了母亲的面庞。这不但中断了文化血脉的传承，也是情感上的撕裂，就像我们记不起祖宗，或将来我们的子孙记不起我们，这正如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所讲 : “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庞和城市的面貌。” 英国国际古迹及遗址理事会主席伯纳德·费尔顿说：保护城市风貌，就是保护一些古建筑以及其周边的环境，因为“它具有建筑、美学、历史、记录、考古学、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和精神或象征性的价值”。 在欧洲乘飞机，从舷窗向下望去，有时很容易辨别出飞机飞越的是哪座城市，因为欧洲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屋顶的式样和颜色都有规定，而且几百年、上千年保持不变。 下面，我们就看看外国是如何保护老建筑的。   法国： 600 年前已有规范城市建筑的法律 法国很早就有法律规范城市建筑。 1374 年，查理五世国王（ 1364-1380 在位）发布的法令甚至连厕所建设都进行规定，规定巴黎市和近郊区所有家庭住户都要设置足够其全家使用的厕所，以确保巴黎城市的公共卫生。说起立法建厕所，法国历史上还有一段趣事。路易九世国王（即圣路易， 1226-1270 在位）早晨起来在巴黎街道上散步，临街的楼上一桶屎尿泼了下来，正好浇在国王的头上。国王打发陪同问个究竟，原来是个大学生早晨起来读书，清理马桶。国王听后，非但没生气，反而重奖了这位青年，说他早起勤奋学习，是青年人的楷模，应该得到奖赏。 1913 年，法国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法》，使巴黎 105 平方公里的古城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保护区内变动或新建任何建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要多次征求公众意见。 现在的巴黎老城在拿破仑时代就规划好了，基本上是 4-5 层的建筑。 1667 年，巴黎的建筑最高限度为 15.6 米， 20 世纪 60 年代将建筑的限高提高到 31 米。提高限高后，导致城市建筑密度增加，交通流量大增，出现了交通拥堵，遭到公众的批评。 1977 年，巴黎建筑限高降到 25 米，环线地区（巴黎老城以外的地区）为 31 米。 为了保护巴黎老城，巴黎的城市发展不是在老区基础上的扩大，而是建卫星城，防止巴黎市区交通拥挤，破坏老建筑的和谐。巴黎的现代建筑和高层建筑集中建在巴黎新区 ( 拉德芳斯 ) 。 法国有一批国家建筑规划师，在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内的一切建筑的建设、改建、维修、拆除都要经过他们批准，甚至种树、伐树也要经过他们批准。市长必须听规划师的意见，当然，市长如认为规划师的意见不合理，可以向上一级政府申诉。国家建筑规划师和市政部门通过的建筑计划，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民意，遭到多数民众反对的建筑计划必须撤销或重新规划，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1961 年，法国铁路公司想把建于 1898 年的巴黎奥赛火车站拆除，在原址上建豪华酒店。此计划遭到多数民众的反对，法国文化部撤销了法国铁路公司的重建许可，根据民意把奥赛火车站列为历史建筑予以保护。 1985 年，奥赛火车站又被改建成“欧洲最美的博物馆”。   意大利：房屋外部结构属于政府 世界遗产名录里意大利的文化遗产最多，这要归功于意大利古人先贤的文物保护意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就开始对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建筑进行保护，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意大利还创立了建筑遗产保护理论。 意大利的历史名城相当多，罗马、庞贝、比萨、佛罗伦萨、拿波里、斯普莱托、锡耶纳等城市，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不少城市是作为整体进行保护的。 罗马古城始建于公元前 753 年 , 由 18 公里古城墙围合，共有 7000 幢建筑。罗马古城区把现代交通限制在古城之外，没有高架、高速道路，主要发展地铁。 意大利很多古城不允许建高层建筑，一般都是 3-5 层古典艺术雕刻建筑，而且多数古城的屋顶瓦片颜色是红色的。 为了保护城市的整体风貌，意大利法律规定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对房子的维修也要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   美国： 1936 年前建筑享受 10% 减税优惠 前段时间，美国有条很有趣的新闻，说的是二战期间的一封信，当时卡在邮筒里，一直未被发现，最近被发现后才投递，居然按信封上的地址，准确无误地投递给收信人。 不少中国人看到这则消息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70 多年的时间，地址竟没有变化，要是在中国，房子估计都翻盖了几茬了。 美国虽然是个新兴的移民国家，但仍重视对老建筑的保护。 1916 年通过的《文物法》就有对老建筑的保护条款。从 1933 年开始，美国建立起了“历史文化遗产”登记制度，受保护的老建筑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地区、遗址、建筑物，军事设施、军营、战场遗址，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雕塑等。目前，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有 8 万多处，有 500 个历史文化遗产是作为整个小区或城镇完整保护。 在美国，如果是私人财产被列入历史文化遗产，则个人仅有该建筑的使用权，产权收归政府，不但不得改变建筑的面貌，还必须按政府的要求对其进行维护。美国鼓励居民保留老建筑，对 1936 年以前建造的建筑，不管其是否被登记到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均给予 10% 的减税优惠。 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中央车站是私人财产，有百年历史，纽约市议会决定把它划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而此时车站的主人准备对老车站进行扩建。车站主人觉得那是自己的房子，想怎么改建就怎么改建，就把纽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打赢。   英国：修缮老住宅政府资助 75%   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说 : “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英国政治家对保护历史建筑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877 年，英国就出现了民间历史建筑保护协会。 1882 年，英国制定了《古迹保护法案》，规定无人居住的古建筑由国家购买进行保护。 1890 年，进一步把受保护的历史建筑扩大到住宅、庄园等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1895 年，英国还创建了慈善机构“国家信托”，其目的是永久拥有和保护自然景观和古迹。目前，国家信托有 350 万会员，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会费、捐赠、遗赠以及各种经营收入，它保护着 349 座历史建筑，所有这些受保护的建筑均对公众开放。 1932 年制定的《城乡规划法案》把古迹四周 500 米的范围划为保护区。 1967 年颁布的《城市设施法案》提出建立保护区，不仅保护历史建筑，连其周围的地貌和人文环境也要保护。巴思、奇切斯特、切斯特和约克四座古城则全城被列为保护对象。 根据 1969 年颁布的《住宅法》，政府对居民老住宅的修缮担负 50% 的费用，从 1974 年 12 月开始，又将资助比例提高到 75% 。历史建筑的产权人去世后，如果捐赠给信托基金或其他文物保护单位或个人，并保证对公众开放，则免交遗产税。 根据 1993 年《国家彩票法案》，英国还将彩票收入的一定比例分配给国家文物基金，在 2007-2008 财年，文物基金从彩票收入中获得了 2 亿英镑。   日本：住老房子政府给补贴   1918 年，日本公布了《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法》。 1950 年，日本出台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把文化遗产保护分为有形遗产、无形遗产、民俗遗产、名胜古迹、文化景观和传统建筑六大类。 1960 年，日本还颁布了《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特别措施》，并于 1971 年出台了《关于古都历史风土保存的特别措施》。 1994 年，日本耗资 23 亿日元征用“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内的土地， 1995 年再次出资 24.5 亿日元征用土地，并为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配置相关设施。 日本各政府部门协调合作保护历史建筑。例如，建设省负责执行《古都保护法》、国土厅负责执行《传统文化都市环境整备工作条例》。除了中央政府列名要保护的历史建筑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可立法保护本地区的历史建筑。 由于日本老住宅区不允许拓宽街道，并限制车辆通行，这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为弥补居民损失的便利，政府对居住在老住宅的居民给予各种补贴，鼓励居民留在老住宅里，防止人去房空，使老住宅得不到看护和及时修缮。   德国：交通避让老建筑 二战期间，柏林、法兰克福等老城 90% 的建筑被炸毁。战后，德国对没有被炸毁的建筑则作为历史文物按原貌进行保护。 《联邦建筑法》规定，在编制建筑规划时，必须保护和维护具有历史、艺术和建筑价值的纪念物、街区和公共空间。古教堂、古住宅、古工厂、独一无二的建筑、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公认美的建筑都被列为保护对象。 1977 年出台的《住宅改善法》规定，对老住宅的修缮，政府支付一部分费用。由于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对老建筑的保护主要由各州政府实施。另外，州下面的地方政府，也都有自己的老建筑保护措施。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的“黑门”建于公元 186-200 年。 1028 年，希腊修道士西蒙恩隐居在“黑门”， 1035 年西蒙恩去世后，“黑门”被改建成教堂。 1804 年拿破仑·波拿巴来到特里尔，下令将“黑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1986 年，“黑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的“黑门”就是拿破仑时代的样子，没有任何改变。“黑门”的黑色是因为空气污染和过往汽车的尾气腐蚀黑的。为了防止汽车尾气继续腐蚀“黑门”，现在“黑门”下已禁止车辆通行。   世界：保护老建筑达成国际共识 保存好老建筑，早在几十年前就达成了国际共识。 1933 年，第四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大会通过的《雅典宪章》提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 1956 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德里大会决议，于 1959 年在意大利的罗马成立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恢复研究中心，截止到 2012 年 7 月，该中心有 132 个会员国，中国也于 2000 年 6 月 14 日加入该中心。 1964 年 5 月 31 日，第二届国际历史建筑师和专家会议在意大利里威尼斯通过了《威尼斯宪章》，强调要保护的历史建筑不仅包括建筑本身，还包括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既要当作历史见证物，也要当作艺术品来保护，务必要使它传之永久。根据《威尼斯宪章》精神， 1965 年成立了国际历史古迹委员会，目前，该委员会拥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10 多个国家委员会。 1976 年 11 月 2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历史地段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明确“历史地段”包括“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等更为广泛的内容。 1977 年 12 月 12 日，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国际会议在秘鲁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把受保护建筑的范围扩大到“设计优秀的当代建筑”，因为当代建筑过若干年后就成了历史建筑，对一些优秀和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进行保护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1987 年 10 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八届全体大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通过了《华盛顿宪章》，重申历史地段为城镇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街区，包括老城区或其他保存着历史风貌的地区，新建道路不得穿过历史城镇或城区，保护历史城镇免受自然灾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   中国：建筑寿命仅有 30 年   我一个在北京做导游的朋友曾对我说，一次带法国团，看了故宫、长城等耳熟能详的旅游景点后，法国人不满意，说这不是北京，在他们的印象里，应该在北京能看到《骆驼祥子》、《茶馆》里描写的风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在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很难发现古文化的痕迹，城市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外出的人如果十几年回一次家乡，甚至很难找到回家的路。 根据我国建设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 40% ，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为 25-30 年。而很多国家的建筑寿命，要比我们的长得多，如英国为 132 年，美国为 74 年。在国外，老建筑是文明的标志，欧洲百年以上老建筑比比皆是，很多建筑在显眼的位置标注建造年代，他们像保护母亲的面庞一样保护老建筑，因为这些建筑与居民朝夕相处久了，就有了灵性，不但具有使用价值，也产生了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 中国不少城市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毁坏了不少老建筑，甚至为了眼前利益“强拆”了不少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这种“败家子”行为必须叫停，不然，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故乡，回忆不起“母亲的面庞”。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远期合约”能把风险推多远？ 作者： 刘植荣 很多金融工具或者说金融衍生品是为了规避风险而设计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设计，也不会把风险消除，只是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而已。“远期合约”就是如此。 1298 年 10 月 29 日，意大利热那亚富商贝内代托·扎卡里亚（ Benedetto Zaccaria ）谈成了一笔生意，要把 35 吨明矾从法国的艾格 – 莫尔特运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当时必须通过海上运输这批货物，而海运风险很大，除了海上风浪会导致翻船让货物葬身海底外，海盗活动也很猖獗，货物也有可能被抢劫。于是，扎卡里亚就找到本国的两位银行家恩里克·苏巴（ Enrico Suppa ）和巴里亚诺·吉日罗（ Baliano Grillo ），商议由这两位银行家共同承担这批货物的运输风险。 他们签订的三页合约是这样安排的：扎卡里亚先把这 35 吨明矾按即期价格卖给银行家，这批货物就成了银行家的财产。如果运输这批货物的船在海上沉没或被海盗劫持，货物损失由银行家承担。如果这批货物安全运抵布鲁日，扎卡里亚则再从银行家手里把这批货物买回来。当然，对扎卡里亚来说，买回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卖出的价格，因为买回的价格要包括银行家承担的这批货物的运费和海运风险。 这份合约对商人扎卡里亚而言，把货物的海运风险就转嫁给了银行家，在海运途中不管沉船还是被劫持，货物的任何损失都被银行家给包了下来。而对银行家而言，就相当于给这批货物保险，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没发生意外，就赚了一笔保费。这就是早期的远期合约（ forward contract ）。 现在，签订远期合约时大多没有任何现金交易，远期合约对双方来说只是一种不可撤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即一方承诺卖出一笔资产，而另一方则承诺买入这笔资产，买卖双方自由约定这笔资产的交割时间、交割价格和交割地点。如果远期价格高于即期价格，此时的市场被描述为正向市场；如果远期价格低于即期价格，此时的市场被描述为反向市场。 人们可以用远期合约来解除对资产价格变动的忧虑。例如，张三想在一年后购置住房，可又担心一年后的房价会上涨，如果现在买房，一是拿不出这么多资金，二是买了也要闲置浪费。张三为此纠结：现在没有能力买房，可一年后买又担心房价上涨，会让自己为房子多打几年工。 李四一年后要移居海外，现在正住着的一套房子需要在一年后出售。假定李四住着的这套房子现价是 100 万元，他担心一年后的房价会下跌，可现在卖房自己就没有住处。李四也在纠结：房子现在住着不能卖，可一年后卖又担心房价会跌，使自己的资产缩水。 这时，张三就可以与李四达成一份远期合约。双方约定一年后交割房产，交割价格为 105 万元。之所以要比即期价格多出 5 万元，是因为假定把这套房子现在卖掉，然后把 100 万元卖方款存入银行，一年的利息为 5 万元，也就是弥补卖房者的利息损失。 如果一年后房价涨到 120 万元，张三就因远期合约节省了 120 万 -105 万 =15 万元。如果一年后房价跌到 80 万元，李四就因远期合约避免了 105 万 -80 万 =25 万元的损失。张三的获利就是李四的损失，而李四的获利就是张三损失。 由于远期合约从签订合约到交割期间没有现金流，很容易逃避机构内部和政府的监管，因此，它被广泛用在外汇买卖上。一笔外汇的远期合约清算后，马上再按即期价格卖掉，如果押对了赌注，那真是天上掉馅饼，无本万利。 例如， A 机构持有欧元，由于某种原因，不想现在抛售这笔资产，可又担心继续持有欧元会贬值。这时， A 机构就可以用远期合约把欧元卖掉。但 A 机构能卖掉欧元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有 B 机构认为欧元会升值，想现在用较低的远期价格购买欧元，将来升值时再卖出，通过低价买高价卖发笔横财。 2012 年 12 月 17 日 1 欧元兑换 1.32 美元， A 机构和 B 机构就可以达成远期合约， B 机构一年后向 A 机构购买 5000 万欧元，远期价格为 1.33 美元。如果到清算日欧元价格贬到了 1.13 ， A 机构就避免了 (1.33-1.13) × 5000 万 =1000 万美元的损失；如果到清算日欧元涨到了 1.56 美元， B 机构就赚了 (1.55-1.33) × 5000 万 =1100 万美元。 有人把远期合约用作风险对冲，可更多的人是把远期合约用作投机套利。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如果 B 机构在一年后真需要这笔欧元，那就通过远期合约对冲了汇率变化的风险；如果一年后根本就不需要这笔欧元，而是买了以后立即卖掉，那就完全是赌欧元升值的投机行为了。 1992 年上半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豪赌英镑升值，买入了 200 多亿英镑的 3 个月和 6 个月远期合约。结果从 1992 年 9 月 16 日开始英镑价格暴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为此损失了约 32 亿美元。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则赌英镑贬值，通过卖英镑的远期合约，捡到一个 10 亿美元的“大馅饼”。 从以上分析看，远期合约就是“零和游戏”，有人赚，必有人赔，风险依然存在，只是谁也不想把风险留在自己手里，设法通过远期合约推给下家。只要风险离不开地球，不管发明什么金融工具，都不会消除风险，风险总是要有人承担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GDP里的罪恶 作者： 刘植荣 这些年来，一些人好像得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崇拜症”，煞费苦心地为 GDP 忙碌，采取包括“强拆”在内的一切手段盲目提高 GDP ，好似我们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 GDP ，殊不知， GDP 里包含着数不清的罪恶。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 GDP 崇拜症 ” 打了一针“清醒剂”：“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 GDP 英文全称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国领土上合法产出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 1934 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Simon Smith Kuznets ）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 GDP 这个概念，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联合国货币金融大会）决定把 GDP 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主要工具。中国核算 GDP 按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02) 》标准，该体系采纳了联合国 1993 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SNA) ，而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对 GDP 的核算依据联合国 2008 年版的 SNA 。 从 GDP 的定义可以看出，只要是在中国国土上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都被计入 GDP 。 其实， GDP 的英文原意就是“国内生产毛值”，这就好比你买了一盒巧克力，毛重是 300 克，净重是 200 克，有 100 克是包装，对你有价值的只是 200 克的巧克力，那 100 克的包装最后就成了垃圾。 汽车制造公司生产出的汽车就被计入 GDP ，这当然是好的 GDP ，因为汽车是人们的代步工具，可以帮助把人快捷、舒适地从一地运送到另一地。 使用家庭轿车的人多了，就很容易发生道路拥堵。堵车也创造 GDP ，因为汽车拥堵或龟速行驶，会消耗更多的燃油， GDP 当然就增加了。堵车产生的 GDP 就是坏的 GDP ，是除了“两桶油”之外人们不愿意要的 GDP 。 汽车排出的尾气严重污染环境，政府就要征收更多的税来治理被污染的环境，这又是 GDP 。汽车尾气损害了居民健康，是癌症和心脏病的主要诱因，生产的汽车越多，就意味着居民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越高，医疗保健支出就越高，这又产生了 GDP 。 如果发生车祸，汽车受损，人员受伤，汽车修理费和医疗服务费用就都进入了 GDP 。假如伤员伤势严重医治无效死亡，那殡葬费也为 GDP 做出了贡献。 连企业生产有毒食品都是创造 GDP ，消费者食用有毒食品患病或死亡，需要医疗保健服务或殡葬服务，这又一次创造了 GDP 。 建成一座大桥，方便了人们的通行和物资运输，这是好的 GDP 。但是，如果偷工减料，大桥建成后不久垮塌了，就要雇用工人清理垮塌大桥的废墟，然后重新建大桥，清理废墟和重建都创造了 GDP 。 发生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毁掉大量房屋等财富，但这些不会从 GDP 里扣除，而救灾所需要的物资和服务，以及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就都成了 GDP 。你看，一场自然灾害甚至战争就可以让 GDP 大增。 我们改装航母，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产生了 GDP 。周边国家为我们有航母感到紧张，为达到军力平衡，各国纷纷采购战机和战舰。我们为了占据军力优势地位，不得不再次加大军费开支，于是，军备竞赛就拉动了 GDP 的窜升。这也是人们不希望要的 GDP ，因为这些 GDP 是用来杀人的。 如果 GDP 增幅很大，但财富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不和谐，犯罪增加，政府就不得不雇用更多的人维护治安，安装更多的监控设备，这就创造出了 GDP 。但这些 GDP 没用在生产投资上，人们不希望政府征收更多的税去养更多的警察和城管，这当然也是坏的 GDP 。 中国有很多外资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都计入了中国的 GDP 。但很多产品又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只是个世界加工厂，我们没有留住这些产品，中国居民没有享受到这些财富，我们为外国人忙活了一年，看着自己的 GDP 在增长，但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见， GDP 就是个大杂烩，里面包含好的 GDP 、坏的 GDP 、杀人的 GDP 、流失的 GDP ，贪腐的 GDP ，甚至自然灾害、战争、有毒食品都创造 GDP ，仅凭目前的 GDP 统计数据，根本无法评估一个经济体究竟产出多少有价值的 GDP ，是否在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正因单一用 GDP 评估经济发展形势具有很大的缺陷，国际学术界开始反思 GDP 的核算方法。法国前总统 尼古拉 ·萨科齐在 2008 年委任了一个“经济表现的评价与社会进步委员会” （ Commission sur la Mesure de la Performance Économique et du Progr è s Social ），专门研究 GDP 统计的缺陷及改进方法，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用多维度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例如，留给后代人的实物资产，为未来劳动者提供的教育，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科研，甚至也包括为后人留下的政治制度，因为这对人类社会健康运转至关重要。 2012 年 5 月，联合国环境与经济核算委员会正式颁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SEEA ）框架白皮书，把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因素考虑到国民经济账户中，建议各国用 SEEA 取代传统的 SNA ，通俗地讲，就是把各种坏的 GDP 从经济毛值中剔除，即人们常说的“绿色 GDP ”。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 250 个 GDP ，里面可能就有 80 个 GDP 污染了环境， 30 个 GDP 用于治理环境污染， 15 个 GDP 用于因环境污染患病的居民的医疗费，实际上有价值的 GDP 为 250-80-30-15=125 个，也就就是说，我们统计出来的 GDP 里有﹝（ 250-125 ）÷ 250 ﹞× 100%=50% 的水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 SEEA 体系进行统计，我们的 GDP 只有 125 个，我们多统计出一倍来。可见，我们的 GDP 与世界一些国家的 GDP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采用的不是同一个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是能耗和污染大国，我们每年的 GDP 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人的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害的 GDP 。 2012 年 12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 “ 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 ” 上说： “ 如果在 GDP 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 5% 左右。 ” 可见，我们的 GDP 里大约有一半是罪恶的 GDP 。 2012 年 12 月 19 日，李克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强调： “ 如果我们的 GDP 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 GDP 增速再高，也是 ‘ 自拉自唱 ’ ，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 ”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幸福感，而提高居民收入最能增进人们的幸福感。所以，为了使 GDP 数据与人民的幸福感相吻合，笔者建议统计部门尽快采用 SEEA 体系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天价薪酬”必须叫停 作者： 刘植荣 2012 年 11 月 27 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山东 2006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 6389 元，而济南一家普通企业职工月人均缴存只有 11 元，二者相差 600 倍。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它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却陷入“济富不济贫”怪圈。 住房公积金从理论上讲也属于薪酬范畴，因为从个人工资里面提留多少，单位就要给补贴多少，发工资时扣 3000 元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上就有 6000 元进账，换言之，住房公积金就是用于购房的工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隐性收入 ” 。 其实，隐性收入包括广泛，一切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得利都属于隐性收入。例如，给个人配置的专车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连车带司机，加上燃油、维护、保险等费用，一年下来也要十几万、几十万。 再例如，在中国，企业高管职位本身就是一笔财富，高管可以利用此身份获得更广泛、更多的利益。根据 2012 年 12 月 19 日《今日早报》的报道，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招商银行官网一份可下载区的名单中， 400 多名应聘者中，有 45 人后面都备注着 “ 某某行长亲戚关系、某领导关系、客户关系 ” 等。高管利用自己的身份，轻而易举地让自己亲属进入垄断高薪行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长期收入。如果没有高管这层关系，亲属就可能长期失业或在低收入企业工作。 早在 2004 年，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已经开始启动。但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核心的《工资条例》却迟迟难以问世，了解情况的人士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推进，垄断行业抵触成为最大的改革障碍。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落实宪法规定的以 “ 按劳分配 ” 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破公务员的 “ 金饭碗 ” ，取消特权阶层的各种超国民待遇，限制垄断行业和企业高管的薪酬。   “天价薪酬”拉大收入差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2011 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 2005 年的 29.1 万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6.8 万元，平均每年递增 18.1% 。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 2007 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 6616 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751 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 4553 倍。根据全国总工会 2010 年的一项调查，有两成企业职工 5 年间从未涨过工资。一边是高管拿着天价薪酬，一边是职工可怜的一两千元的工资 5 年不涨，这种鲜明的收入分配反差告诉我们，对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刻不容缓。 不对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企业高管就会与公务员展开永无休止的涨薪竞赛，普通劳动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前者，不仅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更有可能激化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企业高管在为自己的天价薪酬辩护时，往往拿几个发达国家的顶尖的几家公司的高管薪酬做比价，而且只比较薪酬货币绝对值，却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视而不见。因此，目前国企高管在面对公众质疑时的“涨薪说”，不仅单一片面，更带有极大的误导性。   攀比外企高酬不可取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与发达国家高管比薪酬绝不能参照货币的绝对值，因为某些国家穷人吃救济的收入水平也比我们的“中产”收入还高。例如，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在 24343 美元或以下为贫困人口，相当于年收入人民币 15 万元就要被政府“扶贫”。而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不统计收入的中位数，我们姑且用美国 2008 年的工资模型，即平均工资高出中位数 31% ，得出中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 27727 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 11091 元和 44363 元之间，与美国“贫困线”都相差甚远。科学的薪酬对比应是比较相对薪酬，即高管薪酬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值、与法定最低工资的比值、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对比这三个参数就是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 GDP 虽位居世界第二，但平均到 13 亿人口头上后，就排到第 102 位了。中国高管薪酬如按每年递增 18.1% 计算， 2011 年高管平均薪酬为 79 万元，而同年人均 GDP 为 3.5 万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人均 GDP 的 22.6 倍。 笔者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推算出， 2011 年全国 7.642 亿从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收入）为 20415 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38.7 倍。目前，中国法定最低工资江西最低，二类地区为每月 800 元，也就是年工资 9600 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最低工资的 82.3 倍。 以上是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在国内的现状，如果与外国同行相比，又是处于什么水平上呢？ 根据美国劳工部 2012 年 5 月发布的工资统计数据（下面各国工资统计数据均来自各国统计局或劳工部）， 2011 年，美国全国各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 45230 美元。企业 33 类经理人的平均年薪为 107410 美元，只有 13 类经理人年薪超过 10 万美元。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 CEO ）平均年薪为 176550 美元，市场经理平均年薪为 126190 美元，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平均年薪为 125660 美元，总经理（运营官）平均年薪 114490 美元，销售经理平均年薪为 116860 美元，财务总监平均年薪为 120450 美元，人力资源经理平均年薪为 108600 美元。美国企业高管平均薪酬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2.4 倍。 2011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48442 美元，高管平均薪酬是人均 GDP 的 2.2 倍。美国联邦法定最低小时工资为 7.25 美元，约合年工资 15080 美元，高管平均薪酬是最低工资的 7.1 倍。 2012 年 7 月，英国全国平均工资为每周 471 英镑，私营企业为 468 英镑，政府公共部门为 485 英镑。企业高管和政府高级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为每周 776 英镑，企业高管工资是普通百姓的 1.6 倍。 2011 年英国人均 GDP 为 25231 英镑，高管年薪约合 40463 英镑，是人均 GDP 的 1.6 倍。英国法定最低小时工资为 6.08 英镑，约合每周 243 英镑，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 3.2 倍。 2010 年加拿大全国企业高管平均薪酬为 71000 加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 1.6 倍。 2010 年加拿大人均 GDP 为 46129 加元，高管薪酬是人均 GDP 的 1.5 倍。加拿大法定最低工资最低的省是阿尔伯塔省，为每小时 9.75 加元，约合年工资 16626 加元，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 4.3 倍。 2009 年法国私营企业和有政府参股企业高管平均年薪为 95666 欧元，全国从业人员工资中位数为 20107 欧元，高管薪酬是全国工资中位数的 4.8 倍。 2009 年法国人均 GDP 为 29460 欧元，高管薪酬是人均 GDP 的 3.2 倍。法国法定最低月工资为 1425.67 欧元，约合年工资 17108 欧元，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 5.6 倍。 2008 年瑞典人均 GDP 为 365267 元（本节将瑞典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元），法定最低年工资为 264000 元，全国平均工资 349200 元，国企高管的年薪为 578400 元，是人均 GDP 的 1.6 倍，是最低工资的 2.2 倍，是人均工资的 1.7 倍。 2008 年挪威人均 GDP 为 644474 元（本节将挪威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元），全国平均工资为 480564 元，企业高管年薪为 760236 元，企业高管薪酬是人均 GDP 的 1.2 倍，是最低工资的 2.1 倍（挪威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劳资双方谈判确定），是人均工资的 1.6 倍。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几个发达国家企业高管平均薪酬均未超过人均 GDP 的 4 倍，未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 8 倍，未超过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5 倍。如果这样科学对比，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实际上已经高出外国同行十多倍，中国高管们以 “ 与国际接轨 ” 为借口为自己加薪的依据根本就站不住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拿天价薪酬的高管并非年年如此，因为他们企业高管薪酬构成与我们的不同，他们的高管薪酬可不单指工资，还包括短期绩效奖、长期绩效奖、各种福利、养老金和保险等所有形式的有价值报酬的现值，而高管薪酬的主体部分是奖励的股权。而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几乎都是实打实的现金收入，养老金等福利性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 还有，外国个别企业高管虽然拿着不菲的薪酬，但他们的开销也大，不像中国的企业高管住房、用车等消费都可以从公司报销，他们的这些消费一般都要自己掏腰包。 另外，外国企业高管如被股东起诉，其诉讼费和败诉后的赔偿，均要从自己的腰包掏钱。 1933 年，美国烟草公司股东起诉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股东认为他的 130 万美元薪酬过高。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后来，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董事们也是自掏 3300 万美元与股东打官司。 如果把以上因素考虑进去，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比外国同行高出得更多。   “天价薪酬”亟需制度规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要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就必须规范、限制企业高管薪酬。   ●让绩效奖励成为高管薪酬的主体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但在绝对值上偏高，而且薪酬构成也极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高管对企业的责任缺失，因为薪酬与绩效几乎没任何联系，高管几乎是“旱涝保收”，即使企业亏损也照样领取高薪。例如， 2011 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11 年的净利润比 2010 年下滑了 26 个百分点，可高管薪酬总额却比 2010 年上涨了 22% 。 根据德勤（ Deloitte ）发布的《 2011-2012 中国企业高管薪酬调研报告》，尽管 2011 年的股市给投资给者带来重大损失，但 2011 年券商最高薪酬整体平均水平为 414 万元，相比 2010 年的 314 万元增长了 32% ，其中中信证券竟增加了 3.13 倍，长江证券也增加了 1.1 倍。 截至 2011 年底，首次披露股权激励方案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共才 362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含 A 、 B 股）的 14% ，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股权激励自 2009 年起处于暂停状态，具体实施缺乏相应政策依据。 因此，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改革方向应该是把与企业效益挂钩的股权奖励作为薪酬的主体。高管只有为企业带来长期、稳固的丰厚利润，才能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 举例说明：公司与高管签订协议，规定完成年度利润增长 10% 的目标后，公司奖励高管 100 万股股票期权，股票的行权价为签订协议时的市价，假定为每股 10 元。到年末，公司的利润增长超过了 10% ，实现了高管与公司的协议目标，公司则奖励给高管 100 万股股票期权。如果允许高管此时行权，假定此时的价格是每股 20 元，高管先按 10 元的行权价购买这 100 万股股票，然后再按照每股 20 元的现价卖出，每股获利 10 元， 100 万股共获利 1000 万元。这 1000 万元就是高管的绩效奖，是高管薪酬的主要构成部分。 还有一种更便捷的办法是要求高管自掏腰包，购买一定数量的企业的普通股，使高管的利益要与企业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美国 3M 公司就规定，董事必须在 3 年任期内，拿出两倍于其聘用费的自有资金投资于公司的股票。 既然是股权，其收益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利润高，薪酬就高；公司利润低，薪酬就低；公司亏损，高管们的这部分薪酬也就化为乌有。例如，高盛高管 2009 年现金工资为零，所有高管的薪酬只能来自绩效奖，并规定绩效奖只能是股权，这就意味着，企业亏损了，高管拿不到分文薪酬。 美国私募股权上市公司黑石集团 CEO 斯蒂夫·施瓦茨曼， 2006 年薪酬总额为 3.983 亿美元，这是因为他拥有公司 23.3% 的股权，而这一年公司盈利丰厚。但在 2008 年和 2009 年，施瓦茨曼只领取了 35 万美元的基本年薪，因为这两年公司业绩欠佳，股票也从 2007 年的每股 31 美元跌到 2009 年 2 月的 3.55 美元，这位叱咤风云的资本玩家当然也就没有“套现”的可能了。   ●质押高管一定比例的股权   企业高管薪酬过高很容易引起公愤，正如《金融时报》 2003 年 7 月 2 日刊文所称：“ CEO 是患人格障碍症的贪婪的说谎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反社会者’”。 2005 年，美国华信惠悦公司调查了管理超过 8000 亿美元资产的 55 家机构投资者， 90% 的人认为高管薪酬过高。 2011 年 9 月 17 日，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至美国全国以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占领运动”主要抗议企业高管拿着天价薪酬，把企业搞垮后让政府救市，损害所有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用 99% 的人的血汗钱去满足 1% 的人的贪婪。 为此，在设计绩效奖励股权的同时，必须对行权期有一定年限的限制，防止高管“见好就收”置企业的未来发展于不顾，防止高管的错误决策为公司未来几年带来风险。企业高管对待企业的态度就好比租车人对待被租用的汽车的态度，都想让租来的汽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谁都不想对汽车进行保养，这必然会缩短汽车的使用寿命。 要规定高管获奖股权在一定年限内不得转让，或对股票期权行权时“质押”一定比例的股份，把高管的利益牢牢拴在企业长远利益上，让高管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起责任。如果因高管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则没收这部分被“质押”的股份。摩根士丹利 2009 年高管薪酬中有约四分之一为现金，其余为递延股票，薪酬最高的 30 名高管大部分人所获得的薪酬至少有 65% 被递延支付，这些钱在公司如果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必须返还给公司。   ●参照公务员工资制度管理   企业高管薪酬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势必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法国规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任何变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薪酬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工资，也不实行年薪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得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瑞典政府禁止向国企高管发放奖金，瑞典财政大臣安德斯·博里撰文说：“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管理层须把瑞典民众的福祉放在心上。” 美国对有政府注资的企业，则要求高管现金薪酬不得超过 50 万美元，额外薪酬必须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发放，而且要等这些公司归还了政府所有注资后方可授予；如发现公司财务作假，公司前 25 位高管必须交出所有奖金；对亏损企业，高管则可能得不到任何薪酬。例如，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 2009 年就是零薪酬，他还要把已经领到手的 100 多万美元工资还给美国银行。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很大比重。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所有职工都是人民雇员，因为其股东是全国人民，人民投资建立一个企业，就要雇用一批人来管理这些企业。国企高管作为全国人民的雇员，必须把全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最高目标，要把企业利润用于给全体公民分红或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上，而不应该在企业内部私分。 拿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说，行政长官崔世安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立法会发表题为《增进民生福祉立足长远发展》的 2013 年度施政报告中承诺，每名永久居民可分红 8 千元现金、 600 元医疗券，另外还有 6000 元会注入到中央储蓄户口；非永久居民分红 4800 元现金， 65 岁永久居民每月会多 3000 元社保养老金；低收入家庭每户每月补贴 200 元电费，并继续免除全年房租。 因此，国有企业或政府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职工的薪酬不能超过其他职工的薪酬，企业高管的薪酬要参照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其实，我国很多国企高管都有行政级别，并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交叉任职，这更应该参照公务员的各项管理法规管理国有企业或政府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高管。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