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英媒:习近平反腐的终极目标并非反腐
《金融时报》网络版周四(5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吉密欧的文章,谈习近平高调反腐的真正目的不是反腐,而是为了让陷入信任危机的共产党得到更多支持。...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9 月 5, 2013
《金融时报》网络版周四(5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吉密欧的文章,谈习近平高调反腐的真正目的不是反腐,而是为了让陷入信任危机的共产党得到更多支持。...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9 月 3, 2013
□“政见”观察员 马军 中国近来反腐动作不断,虽然反腐主导者是党纪政纪部门和司法机关,但民众对贪腐的憎恶和对反腐的呼声也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台湾地区的反腐经验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在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均面对着黑道与财团的共生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俘获以及控制。在台湾历次“扫除黑金”的过程中,公权力部门常扮演着议程发动者、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多重角色,过程困难重重,效果也往往不甚理想。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又使得反腐运动中往往伴随着选举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菁英政治的分赃等现象,使廉能政策的推动往往是昙花一现。 为此,台湾学者余致力大声疾呼“人民不能完全依赖其代理人来解决贪腐问题,必须在民主治理过程中扮演更主动积极的角色”。 因此,了解不同的民众在对贪腐的认知与容忍度上是否有差异便非常重要,且有助于反贪腐运动的社会动员与政策制定。 世新大学博士候选人苏毓昌 与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授胡龙腾 对前人学者的文献综述后发现:现有研究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具利他和道德的行为,较不能容忍贪腐;20-39岁民众较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民众更容易被要求行贿;社会的教育程度与贪腐发生率成反比;不同职业类别的公民,在贪腐容忍度上也会有差别。 在此基础上,苏、胡利用台湾《廉政体系革新与指标研究》在2007年所做的调查,将受访民众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进行区分并进行相关的统计,最后得出结论: 性别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男性居多(55.9%),而中、低容忍度的人群中女性占多数(54.2%与51.3%)。由此可见,女性对于贪腐的容忍度要低于男性。对此,苏、胡提出三点解释:首先,性别限制了女性参与贪腐的机会,许多贪腐的运作中,均是以男性网络进行;华人社会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所能面对的贪腐状况与男性所面对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常为孩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标准,所以对贪腐的容忍度较低。 年龄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30-49岁的民众最多;中容忍度人群中,60岁以上民众最多;而低容忍人群中,20-29岁年轻人占多数。对此,苏、胡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年纪增长,人逐渐被社会驯化,显示出较高的贪腐容忍度。但是从数据中,这种趋势可以一见端倪。 受教育程度与贪腐容忍度之间的联系则非常显著。对贪腐高容忍的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居多;中容忍人群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居多;低容忍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最多,大学及以上教育者次之。高中、高职教育者对贪腐的容忍呈现出较为两极的结果,各有可以接受贪腐与不能接受贪腐者。较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低容忍人群中,大学以上学历者也占相当大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者对贪腐的厌恶程度可能较高。 职业方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白领阶层对贪腐容忍程度的认知较为分裂,一部分白领认为贪腐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部分白领则认为贪腐是无法容忍的现象。 对于研究结果,苏、胡二人建议,政府应该运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轻族群的正义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实务经验、却又对贪腐显得痛恶的白领主管,授予其监测及打击贪腐的知识与能力,使之成为社会上反贪腐的主要力量与廉政工作的尖兵。 【参考文献】 苏毓昌、胡龙腾,2013, ,《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卷,第二期:1-38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9 月 3, 2013
不断揪出潜伏的“大老虎”,敢于将腐败一窝端,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还党员干部队伍一个风清气正。 在近年来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中,有两种类型最引人注目,一种是涉事官员位高权重,当事人权倾一时;另一种是涉事官员牵连成串,腐败成窝。而日前相继爆出的中石油四位高管集体落马以及中石油前董事长、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案,其职位之高、涉事人数之广,则可谓二者兼具,令人触目惊心。...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8 月 30, 2013
婆媳定律 张鸣 恶婆虐媳的故事在中国的古代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不过,人们很少想到,其实恶婆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的前半段,往往就是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做媳妇的时候,忍气吞声,含辛茹苦,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熬成婆后再变本加厉,将从前受的气统统撒在下一辈的小媳妇头上。于是,故事便周而复始地演绎下去,博得一代又一代人无足轻重的眼泪。 同样的事情重复得多了,就成了定律(虽然不那么科学,但毕竟有层出不穷的经验在支持),用在婆媳身上合适,在别的事情上也八九不离。眼下贪官多,骂贪官的更多,常见的情况是,在台下的人跳脚大骂,义愤填膺,一旦台下的上了台,往往跟他们痛恨的前任一样,每有蓝青之誉,甚至哪些有志为官做宦的大学生们(包括硕士和博士),人还没毕业,已经在谋划怎么捞钱了,但是只要他们一天没有坐上官的椅子,就依然会对贪官污吏骂声不止。前些年“厚黑学”大盛,各种讲厚黑术的书铺天盖地,当官的人买得其实有限,那些有志的在野党倒是出了不少血,一边骂台上的诸公脸皮如何厚,心肠多么黑,一边在精心研究厚黑术。 按说,贪官们贪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作为纳税人,这些在野党也受到了损害,贪官们威福所至,他们也不免被殃及受苦,作为受侮辱和损害的一方,有心报复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可一旦有了权力,报复的对象却是那些从前跟他们一样卑贱的老百姓,在无辜的人们身上加倍捞回自己过去失去的一切,将刚刚还痛诋的官威官派抖得淋漓尽致。看来,适用于婆媳定律的人都是这样,眼睛永远向前看,手总是往下面伸。 实际上,某些看起来十分痛恨官员贪污腐败的人,并不是真的痛恨贪污腐败,他们痛恨得是别人捞到了好处,而自己没有这个机会,跳脚骂娘的动机,不过是葡萄酸的酸劲上来了。不消说,在这样的氛围里,不管反腐败的声势有多大,腐败是反不掉的,因为大家反得只是别人腐败,并不是腐败。一个贪官倒下去,兴许更多的贪官站起来。江山代有人才出,新的贪官总是要比他们的前辈手段更新,贪得更狠,改革开放之初,一个王守信贪了 50 万就让全国的人吓一跳,现在则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在传统社会,每有新官上任,老百姓总要慨叹:又是一个空肚子的来了,可怎么好?现在则无论空肚子饱肚子,甚至几乎要撑破了的肚子,还是要没够地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代代推陈出新的贪污手段,代代破记录的贪污数额。 固然,正如某些忧心者言,中国人的道德素养的确有大幅度下滑的迹象,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尚与嘲骂且又羡慕贪官的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不过,仅从道德上讨论问题还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婆媳定律下面是没有是非或者对错的,无论道德状况的好坏,小媳妇在忍受婆婆的虐待时,虽然悲苦万分,甚至小声抗议,逢人诉苦,但实际上在心里却认可在上面的婆婆拥有施虐的权力。没有当上官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尽管我们的宣传工具一直在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大家心里认可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坚决反对的——当官老爷,而且要捞好处。君不见,只要谁做了官,甚至没有做官,只是有了丁点给人便利的权力,亲朋好友以及所有认识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人必然会为自己捞好处,也期待着他这么干,从而也有所沾濡。如果真的有个把立志清廉的好人,外有同僚同流合污的压力,内有亲朋好友的督催逼命,想不变坏恐怕也难。实际上,这种骂贪官又想做贪官的氛围,恰在于人们在内心深处普遍认可这种上下尊卑的权力结构,在上面处于尊位的人,作威作福,多吃多占是应该的,而洁身自好做清官则成老百姓的意外之喜,在一个只有权力而缺乏权利的社会,人们热衷于争取的,恐怕也只能是在权力的格局内占一个好的位置。 人们对不合理社会框架的制度体认,如果内化到了潜意识的层次,恐怕跟这个制度的不合理的危害差不多了,想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解决问题,就象拎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拉离地面,难。想要靠道德的说教,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同样也难。现在大学里很时髦的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以渔。套用过来,似乎也可以,教人以德,不如授人以权利,只要老百姓有了权利,而且意识到自己的权利,那么,权力的肆行就会碰上障碍,婆媳定律也可以休矣。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Massacres That Matter – Part 1 –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Egypt, Libya And Syria Massacres That Matter – Part 2 – The Media Response On Egypt, Libya And Syri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No attack on Syria – Saturday 31 August, 12 noon, Temple Place,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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