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在9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廉洁指数对178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污情况进行排名，积分从0到10，得分越低贪污越严重，10分则表示非常廉洁，以此类推。他们的调查以全世界各国最易发生腐败的十多个行业为标准调查对象。 　　一、2008～2011年我国及相关国家廉洁指数排位情况 　　笔者关注与此，曾获得“透明国际”通过调查于2008年公布的世界180个国家“廉洁度”排位获知：丹麦、瑞典、新西兰并列第1，新加坡第2、香港第12、德国第14位……美国日本并列第18……法国第23……以色列、台湾、南韩、澳门分别为第33、39、40、43……中国（大陆）第72位……当然，还有泰国、印度、越南、俄罗斯、老挝等都排在中国之后。2009、2010年变化不大。 　　最近，据【财新网（记者 李永春）】2011年12月1日报道：“透明国际”发布了“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按廉洁指数新西兰获得9.5分排名榜首，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香港以8.4分排名第12位；中国（大陆）以3.6分排名第75位，名次较2010年提升了3位，但得分从2007年至今徘徊在3.5～3.6之间。 　　具体说来，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新西兰、丹麦、芬兰、瑞典、新加坡、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其中，新西兰连续6年排名第一，丹麦和芬兰以9.4分并列第二。香港以8.4分排名第12位；日本以8.0分排名第14位，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台湾以6.1分排名第32位；韩国以5.4分排名第43位；中国以3.6分排名第75位。俄罗斯、印度排名在中国之后，排名靠后的国家还有：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缅甸、朝鲜、索马里——颇为吊诡的是，似乎很正宗的“社会主义”朝鲜竟然与盛产海盗的索马里并列以1.0分垫世界之底。 　　以上信息来源于“透明中国”网站。该网站成立于2008年11月，是目前中国唯一专门探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学术性、非政府、非盈利网站。这些NGO组织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二、从政府反腐败系统的结构与运行规则看反腐效果 　　首先，我们承认，大国吏治与小国吏治，其难度是不可等同的；但同时我们又应当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对于反贪腐系统的架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同在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与北朝鲜，为何前者廉洁指数排名居中上（43位），而朝鲜却与索马里垫底（182个国家和地区之末）。 　　同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何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官员链接指数都大大超过中国大陆地区？ 　　有人以此数据说明民主不是万能的，理由是俄罗斯、印度都是民主国家，但官员腐败情况照样超过中国大陆。但笔者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核心价值，肯定不是万能的，在民主政治核心价值指导下建立的民主国家，还有一个民主制度的设计、运行问题。或者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或者在一些领域民主价值观没有获得充分体现——这二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或缺都不能保证反腐败的有效实现。如果因此而否定民主的价值核心，那是因果关系的错位——正如当我们不能严格依法办案或因法律漏洞而搞出冤假错案甚至预案杀无辜时，我们并不能说法律这一事物从本质上是毫无价值的一样。 　　我们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从本文末所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部门也是贪污问题严重，警队情况犹为严重，其腐败横行的成都绝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这越来越为香港市民所难以容忍。于是，1974年2月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回归前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这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腐败的独立执法机构，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规条例《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 　　但订立制度并不难，成立专门组织也不难。中国大陆也有反贪局、检察院、中共还有纪检委，条例也是很多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反腐败效果徘徊不前？笔者认为，政府反腐败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亦即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资料表明，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这就说明，光靠制度是不行的，制度如何通过一套系统去科学运行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商业发达到称为“购物天堂”的七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为何能做到廉洁指数排名保持在世界第十二、三位的前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廉政公署”其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特点。 　　第一、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完全独立，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执法机构，实现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切断行政掣肘”的地位。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香港回归前直接向港督负责），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廉政专员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之一，需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写明：廉政公署独立运作，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亦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工作。 　　廉署的独立具体表现在“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办案独立”。这四个独立性，使廉署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使反贪肃贪“一竿子到上”，对下则“一查到底”成为可能。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反贪局也就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其实稍微想想，此话差矣，这二者差别太大了。笔者以为，大陆的反贪局能否做到这样的“独立”，这大概不需要细述了，稍微熟悉大陆公检法机构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拿香港本身来说，其实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廉署成立之前，负责香港反贪的机构为“反贪污室”，它隶属于香港警队。而香港警队在当时可算是贪腐情况最严重的部门之一，由它的下属机构负责反贪，其成效可想而知。 　　因此，一个政府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和运行能做到真正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始终保持中立性、客观性，是有效实施反贪腐执法的关键。 　　第二、香港终极反腐的逻辑结构 　　有人也许要问，那如果廉政专员乃至香港特首也腐败了怎么办呢？谁来查处他呢？ 　　笔者从实践中看到，这就要依靠民主政治了。因为香港特首在中央政府批准前是需要经过香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再经差额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用说廉政专员。他们要受到选民的诸多监督和制约。 　　稍举两例，最近香港特首曾荫权被曝藏千瓶名酒，香港特首办出面否认称已捐出；又据人民网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将于今年7月卸任，日前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为避嫌，近些年没在香港购置物业。卸任后，他选择暂时在深圳租房居住。记者23日来到其租住的福田区东海花园君豪阁了解到，君豪阁主力户型为300平方米左右的三房两厅，月租要3万元人民币左右，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公司老板。因此遭到港民和港媒质疑钱从何来。现在此事还在胶着状态中，结果尚未可预料。此其一。 　　第二例，另据港媒报道：第四届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的居所被发现有“违建”，那是一个集影院、品酒室及浴池于一身，面积达2400平方英尺的“地下行宫”，这在香港社会引起震撼，纷纷要求唐英年公开解释。据香港电台报道，16日晚，唐英年在竞选办公室承认地库是违建，承诺将及时拆除，并就此事向全港市民道歉。——这就是民主监督的力量。而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这些都可以保障特首的任何违法所得或来路不明的财产将无处遁形。想贪腐就别去当官。 　　于是，香港形成了这样的反腐败逻辑格局：香港廉署直接向廉政专员负责——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特首、廉政专员等任何官员直接接受民众、媒体的监督。 　　三、结 语 　　我们从对世界各国官员廉洁指数排位与政府反腐败系统结构的分析便可大体看到，任何国家、地区，其政府如果真正想在反贪腐上有所作为，使政府及其官员相对廉洁并越来越提高廉洁度，那就必须落实民主、法制、科学的组织运行架构、政府及其官员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以制度使其主动接受监督。这四点缺一不可。 　　以上述逻辑思维推理，我们便可想到，号称民主的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其腐败横行胜于中国大陆，只要仔细考察，那里一定是在上述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 　　能否承认民主的核心价值，能否不断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考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因为不能主动向全体公民公开信息，就不是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不能让反腐败执法机构真正实现如上述香港廉署那样的“独立”，就不是真心反腐败——靠属于自己领导的反腐败系统去反自身的腐败，逻辑上就通不过，香港曾经反腐败失败的教训已经够我们借鉴的了。所以，有两类国家必然会成为最腐败的国家：一是过于专权、专制，比如朝鲜；一是国家混乱，秩序失范，比如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其核心问题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不错的，但根据民主价值产生的具体政策、策略、运行的组织架构系统的科学合理程度，将决定最终效果。从这层意义上说，从俄罗斯、印度的反腐败效果之差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核心，在实践层面的确不是万能的；但如果连民主核心价值都不认同，那么这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那将更产生不了任何有效的反贪腐制度和运行制度的系统架构。反腐败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我们稍稍仔细研究一下香港的《基本法》、《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和运行的组织结构是如何相互“咬合”紧密而让贪腐很难钻到空子的。没有这样的“咬合”，像曾荫权打算卸任后到深圳租房或什么窖装酒，像下一届特首竞选人唐英年的“违规装修”，这简直就不算什么问题，更不会被港民和媒体穷追猛打而几乎吓出一身汗来连忙道歉。 　　本文只是浅析，具体研究起来，这一个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专家、学者等一定更有心得。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地“浅析”了一下。算是抛砖引玉。□ 　　2012.2.25. 　　【参考文献】 　　1、2011全球清廉指数公布 中国排名75位（引自透明中国） 　　http://www.chinatransparency.org/newsinfo.asp?newsid=12507 　　2、《香港基本法》 　　3、《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4、曾荫权夫妇深圳租房曝光 300平复式单位月租6万 　　http://enjoy.eastday.com/c8/2012/0224/1098781865.html 　　5、唐英年承认大宅内违规兴建地下室 向港人道歉 　　http://news.qq.com/a/20120217/000894.htm 　　6、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周年纪念（视频） 　　 http://www.yxjedu.com/piaoyi_film20/feng_huang_shijiao/HK_lian_zheng_35_nian.html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老调重弹话腐败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4 14:16:48 阅读量：1078次     对腐败的分析有好多进路，最著名的就是西方的人性恶进路。人性是恶的，进入权力之后的人性更是恶的，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既有政治野心，又有个人目的。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他们升官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搞钱搞物搞女人搞名誉。阿克顿对人性悲观到了极点，对那些政治家极度不信任，说出了凡政治家皆大恶人的惊人之语，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看到他的话也倍感狼狈。美国开国大师们怀着崇高的目的建国，却也对政治甚为失望。世界没有好的政治，只有坏的政治，人性之恶不得不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力对抗权力来救赎堕落的权力。现在美国的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民主也没有挡住克林顿的拉链门，布什向他的国人卖乖弄棍地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政治就是一个肮脏的政治，就是肮脏的游戏，这是人类社会的撒旦，是人类自我释放出来的潘多拉之盒，想驯化权力之野蛮，要比驯化非洲雄狮难万倍。权力之恶是因，腐败之恶是果，没有权力之恶，就没有腐败，既有权力又没有腐败，不是上帝就是天使。 　　中国传统的腐败分析进路是人性善。一个人性善的人进入体制应该是一个人性善的体制。实际上却不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人性善理论，两千年的腐败。官员争先恐后地讲人性善，在腐败的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腐败倒下去，千万个腐败站起来。人性善的预设，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没有跳出腐败周期率，专制的周期率成了腐败的周期率，腐败的周期率映射着专制的周期率，并把历史的周期率放大。人性善把人的好的方面放大提升，提升到神的地位，只能膜拜不能模仿，只能神化不能人化。人性善是人的组成部分，却成为神的标志，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伪君子来扮演人性善的角色。人性善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小人与女子则性不善，皇帝士大夫人性本善，刑不上大夫。道德外衣披挂在肩，腐败登堂入室。在道德修炼的掩护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真龙天子的掩护下，皇帝七宫六院，美女如云。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掩护下，皇帝财源滚滚。 　　人性恶与人性善都是对人的基本预设，它来自于人性，又超越了人性，经得起经验的验证。人性恶和人性善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二者合为一体化作人性的真实，二者割裂呈现人性之伪，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西方的人性恶开出来民主、法治、宪政，跳出了绝对权力绝对滥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魔咒。中国的人性善开出来好人政治，好人常有，好人政治不常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变成绝对好人绝对腐败，深陷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历史那些好皇帝，都是滥用权力的高手，腐败的专家。但因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腐败也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口袋掏出钱来放进另一个口袋，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皇帝一个人腐败不是腐败，皇帝手下的人腐败才是腐败，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成立多少年，反腐败就有多少年。人性善的理论不但没有退出市场，反而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耀武扬威，“文化大革命”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人性善推到极致，也把腐败推到极致。一方面是极端的腐败，另一方面是极端的贫穷。有人说毛泽东那个时代反腐败立竿见影，搞掉一个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就没了，这是一个没道理的说法。那个时候表面看来没腐败，那是因为腐败以特权的方式出现。而这种特权，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著名作家丁玲、王实味已经用他们的笔说得很清楚，王实味最后成为特权的刀下鬼。特权在建国之后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特权甚至都特到女人身上。特权是腐败的隐性方式。 　　反腐败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人治的情况下，反腐败具有了政治意义，反腐败斗争也变相成为政治斗争，成为权力争夺之争，反腐败就失去了他的本义。反腐败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香港的反腐败、台湾的反陈水扁腐败案都会提供有益的思路。反腐败斗争也不能搞成政治运动，让人人自危。反对腐败不能搞成有罪推定，先对人进行双规，然后再寻找证据，甚至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反腐败。 　　反腐败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反腐败是骗人的反腐败，他们往往举着反腐败的旗帜来实现他们见不得人的集团的利益和目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权是中国的首要敌人。这只是表面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绝对权力是因，特权是果，没有绝对权力，就没有特权，就少有腐败。政治体制改革要铲除特权，首先就要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只反对特权，那也会导致老的特权没有了，新的特权产生了。 　　在现行的体制下，通过道德反腐败，这是两千年来都被证明了的不成功的教训。在现实中，在网络上，看看官员们滔滔不绝地讲道德，讲反腐败，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根本不想反腐败，或者反腐败只是做样子给人看。通过道德反腐败的实质是不想反腐败。 　　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现在的腐败，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是坏的制度决定了人的腐败。一个县委书记，成了地方的土皇帝，人、财、物、资源等都是县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县委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让其通过道德进行自我约束，自己反自己的腐败是不可能的。既是官员又是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的腐败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左手去砍自己的右手，一个手术水平再高的医生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乌鸦落在猪身上是看不到看猪黑的，一个纪委书记是反不了自己的腐败的，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是不把腐败当回事的，不受制约的官员是不会站在石榴裙边上一动不动的，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人都是抱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心态的。 　　反对制度性腐败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反腐败。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选举制度、建立新闻监督制度、建立社会自治制度都是反腐败的有利措施。宏观的措施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通过权力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民众选票选举官员，对腐败的官员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撤换，通过给公民以知情权让全民参与到反对腐败的队伍当中来。 　　说腐败，反腐败，是老话重说，是老调重弹，说的人都不愿意说，弹的人也不愿意弹，但要想让社会好点，让人们看到希望，反腐败要说，还要有真正的举措。意识形态总说，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反腐败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反腐败斗争贯穿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要反腐败，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权力必须分立，政党必须竞争，新闻必须自由，社会必须独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还权于社、于民、于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7名为不同问题上访多年的海军、陆军军官，星期三上午在北京解放军总部三总部大院北门前举牌抗议，要求军方反腐败，并解决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给予他们最起码的生存权。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星期三晚间向本台记者介绍说，参加抗议的7名军官多年来为不同问题在部队内部上访，  “这几个人的案件有维权的，也有那种因为反腐败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谭林书先生他的案件主要还是反腐败。其他几个像祝洪章等这些人应该说主要还是维权。就是维护自身在部队里面的一些权益，特别是在部队上受的伤害，有些是在参与部队的一些试验过程当中。在中国部队里面有一些特殊的部门包括设计一些核工业军事的部门。身体在这些环境当中受到了伤害。他们是从事这方面的一些维权工作还有一些宣传和诉求。” 参加抗议的海军上校谭林书向记者介绍说，他星期三主要是抗议总装备部副部长王峰少将严重渎职。谭林书说，他从1997年来，一直向有关方面反映 海军“鱼雷海上试验综合测控系统”获奖项目的剽窃和作假问题，而总装备部副部长王峰少将所领导的部门对谭林书提出的该获奖项目作假的异议长期置之不理，保护军队内部腐败。  “他们（作假者）得了这个奖，就可以有一个很正当的荣誉，这些人就能够升官发财，就可以掌握科研部队里的地位，可以在部队的高位上长期把持着权力。我所抗议的就是他长期不处理我提出的对造假科技成果的异议。我的异议就是说，那个科技成果是假的，不应该对他进行奖励，要撤销奖励，这就是我的异议。这个奖励是解放军总部授予的科技成果奖励，所以应当由解放军总部，就是总装备部来处理我提出的异议，王峰就是那个处理异议部门的负责人，他长期有资格处理异议。他结果是捏造事实，海军处理了，所以他们不处理。他这种捏造事实的话就长期保护了那个造假的科技成果。” 谭林书说，其余六名参与抗议的军官是主要为了解决各自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求得最起码的生存权。谭林书举例说，  “比如说有一个核试验基地的科技干部，他参与了8次核试验，担任取样工作，立过3次三等功，但是他这个人现在既没有工资，也没有户口，成为一个‘黑人’，也没有医疗保障。核试验对身体有危害，现在医疗保障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完全由他自生自灭。你自己能去赚钱就去赚钱，你自己赚不到钱，什么都没有。” 谭林书表示，他们7人举着“反腐败、求生存”等牌子，从11点开始站在解放军总部三总部大院北门前抗议，有不少路人驻足阅读他们的抗议牌子和资料，并有人拍照，大约40分钟后，7人结束抗议自行离去，在离开的途中，看到有警车开来，没有与警方发生冲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