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作者： 信力建   1.贺卫方：【司法即正义】国家治理中最可悲者莫过于司法罔顾法律与正义准则，该立案者拒之门外，当公开者秘密审判，法院受制于外部权势，裁判丧失了职业伦理……此类司法不是解决纠纷，反而在制造纠纷；并非伸张正义，倒是彰显邪恶。两千年改朝换代，惨烈杀戮，原因不外乎此。当局之士，可不警乎？ 2.胡耀邦之女李恒否认涉及葛兰素史克案，否认拥有豪宅等，并称近期关于其及其家庭的传言均是蓄意捏造。李恒称，已于2007年离开葛兰素史克公司；长期租住组织安排的单元房；无女儿，因此不可能有女儿留学英国。（新京报） 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如果政府不退出募捐市场，就为慈善风暴和慈善里的权钱交易准备了土壤。中国青年报 4.昨日18时41分，王林在腾讯微博的实名认证微博“王林大师”再度更新，出现一条“声明”：“我王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我与邹勇的关系仅仅是经济纠纷，张成茂律师叫某些新闻媒体所写的文章不是我王林的言论，对他们的言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声明人：王林”。 5.2012年8月，南京女子小苏自学车辆驾驶后要求考驾照被拒，随后她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车管所告上法院。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小苏自学行为的确不符合相关法规，车管所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小苏表示，她会继续上诉。 6.英国一项研究表明，蓄有稀疏胡茬的男性更易赢得青睐。研究者称，女性会把面部毛发与男性的事业相联系。胡须越长，越被认为具有支配性和进攻性。相比之下，刮净胡子的男性看起来较为温和，但被视为性不成熟。女性更青睐”男子汉气概适中”的男性。（生命时报） 7.今年12月广州拟推出首批6646套公租房，其中约4000套已“名花有主”–由此前享受廉租保障的“老人”获得资格。剩下的2600余套则有望在8月份之后确定“主人”。今起，有意向且合资格的市民可到所在街道办递表申请。 8.根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年内将全部建成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对学生学籍、转学、升学等业务进行信息化管理，通过全国联网实现对全国中小学学生动态监管。学生和教师“一人一号”、学校“一校一码”。 9.军队支持的埃及临时政府宣布，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两个场地举行的守夜抗议是对国家安全“不可接受的威胁”，指示内政部终止示威者的守夜。 10.2003年，山东滨州一风景区仿照真实航母建造“中海航母”，累计投资1.2亿元后，2008年，“中海航母”陆续有商家入驻，而火爆没有持续太久，现在已经基本处于荒废状态，真正的成了一个“水泥疙瘩”。 11.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名华裔学生丹尼尔，去年被美国缉毒署拘禁后遭遗忘，在狱中被关押5天没吃没喝，靠喝尿液维生。其后缉毒署向他公开道歉，而他坚持要提出起诉，索偿二千万美元。昨天，他的律师表示，已经与缉毒署协议和解，缉毒署将赔偿410万美元。 12.金庸小说里的“华山论剑”即将在现实中上演。8月，新疆将举办天山武林大会，进行“天山论剑”。目前武当派、昆仑派、崆峒派、峨眉派、青城派等十一大门派都已经确定参加本次武林大会，少林寺则拒绝了邀请。另外，本次活动还将挑选出天山派掌门人。(新闻晨报) 13.一位外国企业家对我说，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而是由“聪明孩子”造成的，当他们基于贪婪而不是基于道德准则行事的时候，他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危险。——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最近在研究生毕业典礼的讲话中，叮嘱学生要坚守良知，拒做“高知坏人”。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最危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首先，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之所以害怕，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跟地方政府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意愿，有没有还债能力，我表示怀疑。 15.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正在山西大同进行。来自13个国家22支队伍各自搭建一栋完全利用太阳能作为能源的住房，最后接受严格考核。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起源于美国。本次中国的竞赛由中国国家能源局与美国能源部主办，选择大同的重要原因是这里常年受高压控制，阳光充足 16.银监会主席尚福林31日表示，中国银行业上半年实现了风险控制预定目标，较好地控制了银行风险的扩大和蔓延。他透露，平台贷款余额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9%；银行理财资金余额9.08万亿元，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2.78万亿元。 17.

作者： 信力建   1.@贺卫方：【轰轰烈烈走过场】从三讲到保先，一次一次搞整风，每次都取得重大成果，但后来揭出来的二十多年贪腐官员当年都是安然过关。现在，群众路线教育又旧调重弹，上上下下都呈认真学习状。每个人都知道是无用功，还乐此不疲，那就是作秀。真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无他，让国民有言论自由！ 2.

尴尬的“公知” 萧瀚 看到刘瑜和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对谈“公知”污名化问题，不免手痒，于是我就奉“公知”之名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讨论。 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及他们以前不敢自认“公知”，担心自己学问不够格，现在这个词既然被这么污名化了反倒无所谓，贴就贴吧，标签。 这种心理我也有。 把“公知”当标签用，贴谁谁尴尬：人家夸你是“公知”，你得表达一种谦逊，说“where，where”；人家骂你“公知”，你……你得说我就是公知，怎样？！侧脸的面庞还得有点江姐慷慨赴死的仰角。至少你不能回敬说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因为这样一来，这词的污名化就算成功了。 要我说，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 这国向来有个据说是优良的传统，就是尊重读书人。在前现代，读书人被尊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当官，即使当不了官，也能跟当官的扯上点关系。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降到了臭老九——最初将读书人的地位排在“老九”的恰是拒绝科举制的元朝，被我朝继承后发扬光大、杠头开花。经过千百年的制度积淀，你没法不承认，这国雅俗文化里对知识完全实用理性的态度可谓昭然，张衡倘若没当过官，有谁会记得他的科学成就？达芬奇若在中国，至少也得当个县令什么的，他的那些科学成就才有可能被记住，至于伽利略，谁是伽利略，哪朝哪科的进士啊？ 知识人如果不当官、没发财——在这国当官等于发财，至于王亚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员贪污史那是无所谓的——便是没出息，会被人嘲笑。至于你的知识专业，除了你公正的同行或者真的需要你知识的人，其他没什么人会瞧得起你，除非你是袁隆平，能让亩产量空前提高，或者你是神经一号或神粥六号，能让飞船升天扬某国威。总之一句话，不能现世报点石成金的知识得不到多少尊重，即使你能点石成金，人家稀罕的也未必是你这点石成金的方法，而是你这根指头。 很多年前，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发文质疑说为什么人们不会允许医盲从医，却会允许缺乏法律知识的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这一问，虽然得到法学界的基本赞同，但也仿佛在公厕里扔炸弹激起一定公愤，不但军人们不干了，连他的朋友兼同行、我的老师兼论敌朱苏力教授，都来为复转军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及其据说因此够格当法官辩护。就像“五四”以来表面迷信科学实则践踏科学一样，这国一直不把社科人文类的知识放在眼里——这些领域于是成为重灾区，比如50年代以来中共建立的这套“拍脑门”经济（秦晖先生称之为命令经济，我以前也这么称呼，以区别于苏联那种真正的计划经济，后者是另一种胡搞），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抽筋”经济，饿死人数千万，直至经济崩溃（周有光先生驳斥过所谓“经济崩溃边缘”的说法），不就是因为不懂经济学瞎胡搞吗？ 一个人应当拥有自由，这是常识，但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就是一种知识；一个人应该拥有某些权利，这也是常识，但同时相应地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这也是一种知识。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混杂着诸多常识与比常识稍稍深一点或者深很多的专业知识，没有人是全能，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但是在刻意愚民的汪洋里，每个人本应自知的知识盲区成为了最大的知识盲区——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什么，误以为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有能力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有言论自由和有能力实践言论自由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公知群落里也会出现，他们的名声放大了他们的愚蠢。一方面有些公共议论稍微需要一点深入些的知识，当那些视专业和知识为草芥的人们，一旦发现专家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这种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知识良知与知识事实，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弃，并且随之奉送“叫兽”之类的帽子，当然也可以顺便贴一张“公知”的标签，以讽刺你无良——至于你是不是真的无良不重要，因为那由他们说了算；另一方面，公知们的跨界胡说也常常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有时候很难讲是不是胡说，比如有些读者喜欢——说好听了是事事严肃认真对待，说难听了是吹毛求疵，你写个130字随口感慨下世相，人可以写130万字长篇专著从苏格拉底开始谈，将你驳倒在地中海岸的沙滩上起不来，这也是刘瑜所谓比例问题。微博之类半公共半私人空间里的话语有时很难那么精确地区分公域还是私域，但不成比例的苛责或者跨界随口说的现象发生多了，就会使得大众舆论中出现公知胡说的不良印象。 价值观、知识等的极度混乱，没有基本共识——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这些共识，官府正是这一愚昧和乱局的制造者，让整个社会的观念因为缺乏共识而无法团结，单子化的社会状态就是威权政府所最需要的东西。哪怕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基本的政治学原理，五毛党也可以被推定为存在（一则政府没有人格权，故可被恶意推定，二则关于五毛党有各种证据并非没有证据）。这种极度混乱的形成，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当绝大多数人被剥夺正常的思维能力而换之以一种病态思维之后，形成了奴性兼被奴役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剧毒之间交锋的结果，必然是一片混战；再者，官府几十年处心积虑的仇恨教育，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斗吧，你们斗吧！这就是愚昧的召唤，不学无术的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并不急着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急着消灭异己的声音。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治者讨厌不为他们说话的知识人，不少被统治者也讨厌不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说话的知识人，双方都对道理本身没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或误当作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知识本身在这国不是没有地位，而是完全没有地位。 由于操掌生杀予夺之权，统治者往往是不讲理并且作恶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区分正邪是非善恶，但若是普通平民们之间的纠纷呢？再者，即使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值得同情与帮助不是因为受难就有天然的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损害，如果他们也损害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应该遭到反对——这是基于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基于“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神经病呓语虽然已经不用，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根深蒂固）。 比如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构陷任志强、潘石屹，要他们自证巨额财富的清白。撇除可能的五毛党水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呢？假定这些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官商勾结作恶发财，他们认为任志强、潘石屹是这样的奸商，于是他们认为如果任、潘不能自证，便是奸商，便应该如何如何，也许还得踩一万只脚上去。这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让我想起马内阿《流氓的归来》里讲的那个故事： “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尤太人被另一个尤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尤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 无罪推定是个关于如何给人定罪的知识，但许多人不懂——在没有公民常识课的地方人怎么懂呢？原本可能不错的正义感在变得一文不值之后，进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亲戚。而在这些以正义感自负的道德标兵们眼里，讲究程序正义的人都是在为坏蛋开脱，都是权贵的帮凶。因为知识不对等而引发误会，终而至于势不两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就像卡西莫多攻击营救愛斯梅拉达的人群。 再比如死刑问题。那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里有个奇怪的观点，说废除死刑是为了贪官们能免死，这种说法的可笑，在于他们在承认这国制度腐败的同时，居然假定死刑制度部分却是公正而廉明的，其实他们随便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这国的死刑从来都是下层人的专利，权贵们有几个判死刑的？不谈其他，光是这种反对废死的论证方式，就知道这些人既没有关于死刑的社会知识，也没有关于死刑的逻辑知识，他们甚至在展开贪官大屠杀的意淫时，这盆兜头浇下的知识冷水也不能让他们苏醒，因为他们不但缺乏关于死刑的知识，也缺乏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知识。 无论在哪里，最基本的常识就足够洞穿灵魂的无良公知固然会被迅速地挑到“公知”污名化的滑车上挂着，然而，在这么逼窄的知识空间里，那些远离大众的知识，当它被专业的知识人运送到社会中时，在其最初阶段起到了王小波所谓“炸群”的效果——你没有都顺着大众的意思，把你这个公知污名化了也就很正常。比如，程序正义、私权这些观念与“打土豪分田地”、“打到县城，一人一个女学生”之类的无产阶级豪情多么格格不入啊。1949年之后，裹挟着暴政血污的种种观念剧毒，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即使在理性上逐渐驱除，遇到具体事情时就又忘了，故态重萌，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黄鼠狼精，变成温婉雅致的美女是暂时和外在的，纵身扑向老鼠才是永恒和内在的。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比如，冉云飞、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而这样的人，只要你放眼过去，可以说车载斗量，多如海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叔本华说的，像豪猪，离得太近了扎，离得太远了冷。这扎常常是嫉妒或者是对异己者的不接受——熟人甚至所谓朋友们的莫名恶意常常都是这么来的；这冷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恶毒，这国几十年来制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早已在这国遍地开花，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十几年里，累积了多少亿吨的网络恶意？而这不正是公知被污名化的“群众基础”吗？ 人都是有偏见的，有时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恶意，心里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的自觉意识，可能会私下交流这种偏见而不至于公开示恶，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公共领域去倾泻恶意。一定范围内的知名也是容易引起他人偏见甚至反感的——除非这种知名的原因正好是他人所喜欢的，公知被嫉恨毫不奇怪，尼采早已点出现代社会的这个顽疾：小市民的怨恨。再者，跟官府尤其是哪个具体的官府、官员相比，欺负公知也是最安全的——尤其是主要批评政府的公知本来就在官府的割舌机器下左支右绌，欺负起来更是方便安全。 公知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光鲜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有高尚的时候，也有卑琐的时光——这当然也可能表现在公共言论中。鉴定公知的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严格来讲，并不是伊以前说过什么，也不是伊是不是道德完人——没有道德完人，而是这一次伊说了什么，是不是有道理。然而，能够这么理性对待公共议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兑现，公知们的长期公共言论必然累积出一种不仅是言辞更是人格化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公共形象存在着一个被重新塑造的潜在需求，但并不是谁都愿意按照公众的意愿去塑造自己的，或者没有能力做到，或者做不到，或者两者都是——那么，公知还有什么理由不被污名化呢？比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公共事务批评者，在我们数十年的呕吐狼奶过程中，也只是一点点外呕，一定程度上说，不可能吐干净。在理性上自学所得并且认同接受的公民常识，未必都能落实到我的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也许认为公共议论中应该平和理性，但我并没有全都做到，有时甚至还做得很差。如果别的公知也有类似现象，也会成为公知被污名的原因。例如，按理我应该反对没有合法征税权的官府征我的税，但我并没有像梭罗一样抗税而承受入狱的后果。人认识到的道理，虽然可能无法都做到，至少无法一下子全都做到，即便如此，向往美好本身也是美好的。但人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公知们比其他人言行更一致些，比如要求法学出身的公知更尊重人权，建议支持北韩政权的公知们自觉多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体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都合情合理。 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尤其在崇高被中共成功地解构之后，全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观念：只有堕落才是符合“人性”的，一切向上的高贵追求都是虚伪的、做作的、令人厌恶的，做一个为真理、为知识、为正义的求知者是让人怀疑的；人们，尤其陌生人之间，满怀恶意才符合交往法则，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想象都是幼稚的。 于是，权贵敲骨吸髓，完全不担当社会责任，且消灭包括公知在内的有责任感群体，高层视下层如草芥，下层目上层为寇仇，高层认为屁民皆我家奴，生杀予夺随我兴致，底层以为私财公财皆可抢劫，待到风云际会便是我的节日；除非嫉妒没有一种职业受人尊敬，除非觊觎没有一种地位让人钦佩，除非庆幸没有一种处境让人怜悯——这就是这个社会给人的所有回答。 也许在每个人的脚底，都流淌着一条通往底线伦理共识的道路，这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由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担当起公知的角色——未必是公知的标签，这是流动的角色——来完成，得由包括公知在内一波又一波的人接过所有的接力棒，完成这个重叠共识达成的过程。 至于公知被污名化，只是这过程的插曲之一，那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路上的些许碎渣。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公知污名化就没什么，因为巨石依然在滚动。                                              2013年2月21日於纽约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You Say What You Like, Because They Like What You Say’ – http://www.medialens.org/index.php/alerts/alert-archive/alerts-2013/731-you-say-what-you-like-because-they-like-what-you-say.html

　　实行宪政与否，如何实行宪政，事关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事关国人未来生活的愿景。《财经》记者约访参与此次宪政大辩论中三方学者的代表人物——童之伟教授、汪亭友副教授、贺卫方教授，以下撷择其要，展现三者之不同观点。 　　宪政的定义 　　《财经》：从争论来看，在定义上的区别，是你们之间发生分歧的根源。先请定义一下，什么是宪政？其完整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童之伟：宪政概念之含义可简单可复杂。事实上现在我们讲的宪政，就是指宪法的实施，有一部宪法而且认真实施，就可以叫它宪政。 　　有的学者会强调宪政有什么特征，以及它不可少的方面，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因为无论哪个国家的宪法，只要叫做宪法或者根本法，一定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限制公权力，再就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实施宪法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确保公权力组织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不越权不失职，公权力的不同部门之间就能够形成制约；至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和基本内容，是中心工作，限制公权力的目的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欧美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大半个世纪以来都持续锁定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 　　我统计过，在这些国家宪法学教材的全部篇幅中，平均有50％以上用于讲述这方面的原理、判例或违宪审查。 　　中国宪法确认了公民较广泛的基本权利，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对公权力机构和官员提出批评权，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和休息权，受公开审判权和获得辩护权，等等。 　　有效制约公权力，不断落实个人的这些自由和权利，就是实行宪政。 　　汪亭友：《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主要有两个涵义：一是指君主立宪，一是指宪制政府。我认为，宪政其实是国体，起初是指君主立宪制，后来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从历史上看，为了避免遭历史淘汰的命运，原先的君主立宪的宪政主义开始吸收共和制的人民主权等观念，并逐渐演变成当今西方对宪政或宪政主义的解释，比如提倡三权分立，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等等。宪政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主张逐步趋同，很难找出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 　　宪政其实就是宪法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化，或者说法治化。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本主义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如果把宪政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出来，抽掉宪政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内核，我认为宪政就不存在了。宪政有着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就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不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或手段。 　　贺卫方：其实这个定义越来越复杂了。过去的理解是，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落到实处，把政府机关之间分权制衡的机制变成现实，就是宪政。另外，宪政还有一种超越实在法的意义，否则很难想象像英国那样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里有宪政。 　　关于中国宪法的制定，由于历史上、立法程序上的局限性，其内容看起来有一些相互矛盾的状态，需要有一种更高的价值理念去支配宪法和宪政的运行。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尽力去避免在宪法中违反宪政精神的条款的实施，因此就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去界定宪政。 　　我认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个人权利更高层次的保障，比如尊严，是宪政要保障的价值。宪政不仅仅是一个条文化的东西，或者把条文化的东西落到实处，而是要有观念性、价值性的东西去支配它。 　　现行宪法透视 　　《财经》：如何评价1982年宪法？在现行宪法下，有可能实现宪政吗？ 　　童之伟：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一样，可以分解为概念、原则和规则。概念用于确定一个东西的性质和含义，本身不直接实施。宪法原则分一般原则与基本原则。基本原则一般体现在具体规则中，通过具体规则实施，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有拾遗补缺功能。 　　宪法比较抽象，一般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难以区分，也不必严格区分。有学者对宪法序言里的一些抽象宣示耿耿于怀，好像它们妨碍了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落实，其实没有这个问题，那些原则或指导思想已经体现在正文中，落实正文就落实了它们。 　　至于国家机构内部的权力制约，现行宪法确实规定得不充分，中国也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法律文化。但是，只要每个国家机关都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事，不越权、不失职，应当行使的职权不让给法外主体，它事实上就能形成相互制约，而且必然形成相互制约。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宪法实施最重要、最困难的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因为在实施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基本权利保障也会不时出现新争议。例如，“9·11”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反恐要加强监控，另一方面公民要求有效保护隐私权、通讯自由，这些都属于新问题。 　　权力和权利之间要有总量平衡，权利与权利之间也有一个宪法地位平等的问题。中国要在实施宪法过程中开发现行宪法本身的公权力制约资源。 　　中国宪法包含一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内容，但相对而言缺少力度。为此，必不可少的措施是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层级、发展竞争性选举。 　　我相信，只要严格实施现行宪法，就一定会有实际宪政内容。对现行宪法，我总的评价是比较好。严格实施这部宪法，在立法和司法环节更多地贯彻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技术性要求，降低公权力集中程度，比较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绝不是说这部宪法十全十美、不需要改进了。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不排除在必要时修改宪法。 　　贺卫方：现行宪法中有一个条文直接把城市土地国有化；还有宪法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财产、全民所有制财产保障的尺度与力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宪法条文是不符合宪政精神的。 　　此外，宪法的序言到底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内容？这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 　　如果宪法序言过分张扬一种政治性价值，这种阐述其实也不符合宪政精神。再者，如果不只观察宪法文本，观察构成宪法性法律的那些规范，例如关于选举的法律，关于新闻出版方面的立法，关于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立法，就会看到，这往往是对宪法本身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作出限制的。何以要进行种种限制？是否因为宪法序言里所树立的那些意识形态准则？ 　　尽管我前面讲的不符合宪政精神取向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宣誓、原则的内容和后面的规则条文之间，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区隔。 　　我觉得这是一定程度策略性的考量，因为通常的官方话语中，宪法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落实这部宪法，把宪法的条文全部落到实处，这就符合党的追求，符合人民的利益。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就是试图寻找突破，大框架不变，在其中寻找更有助于现代社会的空间。但我觉得，这种旧框架中能突破的地方可能都突破完了。 　　汪亭友：主张“社会主义宪政”观点的人在逻辑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有宪法看作有宪政，把宪政理解为宪法的实施。意思是说，凡制定了宪法并付诸实施的国家就有宪政。 　　而事实告诉我们，宪法同宪政虽然有联系，但有宪法却不等于有宪政。 　　历史上的苏维埃俄国1918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就曾制定过苏俄宪法，到1936年斯大林又领导制定了第一部苏联宪法，但是，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因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宪法而认为它是一个宪政国家。我们在建国后的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哪个西方国家说我们是一个宪政国家。 　　而且，即便同样讲宪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本质上的对立。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制定五四宪法时就讲到了。 　　他说，社会主义宪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的原则，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要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1982年宪法就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原则，而且根据新的实践和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原则和方向更加明确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对我国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做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宪政的本质 　　《财经》：关于宪政精神，杨晓青在文章中列举了很多点，在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外，还包括军队国家化等，是否可以认为这些是宪政必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冲突？如以司法独立为例，怎么解释？ 　　童之伟：不能简单这样说。 　　西方讲权力分立、制约平衡，讲的其实是公权力在国家机构内部横向的分配原则。客观地说，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权力制约机制。中国过去缺乏足够的权力分开、制约机制，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重大弊病。这个问题30多年前邓小平就提出来了，到今天还没解决。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至于我们讲司法独立，肯定不是指西方那种司法独立。它毫无疑问指的是现行宪法第126条、第131条所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团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政治上说，法律既然是共产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就是落实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还有一个组织领导，按现行宪法，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都是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其他组成人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其实，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也好，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也好，都是上级或同级的共产党组织决定后交付人大或其常委会选举或表决通过的。所以，落实司法独立并没有否定共产党的组织领导。 　　在已经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由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不受其他机构的干涉，保证共产党的主张能够不受干扰地落实，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司法独立，法院叫审判独立，检察院叫检察独立，与西方司法独立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司法的实际是受外部干预太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缺乏制度保障，总体来说，是与地方党委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没处理好。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共产党的领导理解为地方党委负责人和其政法部门有权过问、干预具体案件的处理。 　　在各级国家机构中，法院的地位在宪法上与行政机关平行，但法律上将法院降了级。另外，国内官员的真实地位，其实是以党内排名为准，这样法院的地位较之法律的规定，还要低两级，就造成在本级公权力体系内不少机构和官员可以对其指手划脚。 　　作批示、递条子、召集所谓“大三长”会议，这些严格说都不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严格实施宪法都要把这些改过来。落实司法独立，应该走法官独立审判的路。这需要进行较系统的改革。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道理一样。 　　所以，严格实施宪法，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有效地实施现行宪法，要求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现行宪法不可能全面有效实施。 　　贺卫方：杨晓青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现在部分宪政追求者所期待的目标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兼容问题，我认为这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不把传统社会主义的东西、内在的理论分析清楚，告诉大家今天如何去对待产生于19世纪初的学说，终究会发生姓社姓资的争议。我觉得她的一些理解是对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跟政党之间合理的关系、议会民主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宪政非常重要的成分。 　　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比如司法独立，现行宪法的规定非常模糊，或者隐含的其实是政党和人大、立法机关，可以对法院的判决进行干预，因为它采取的是列举的方式——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就是说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之外的组织比如说执政党，是可以干预的。 　　社会主义探源 　　《财经》：社会主义的意涵非常丰富，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后来马克思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再到郭道晖等人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有不同的内涵。还有人认为，北欧一些福利国家的执政党，也是社会主义的一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是否也决定了它和宪政能否兼容的问题？ 　　汪亭友：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区别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体制等几个层次。这为我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我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需要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进行分析，(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