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我是一個在拉薩出生的藏人。1959年，我跟隨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其後一直在這裡（達蘭薩拉）的藏族學校讀書。1975年，我開始在這家機構（注1）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足足有38年。 說起近期在西藏的兩場大火（注2），我們感到非常傷心。但仔細分析，火災發生的原因值得懷疑。首先，中國政府對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施加很大的壓力，他們希望把我們的宗教信仰剷除，他們希望藏人變得像中國人一樣。就像你（指採訪者）剛剛提到的兩個地方：四川和雲南，本屬於藏區。我們稱「康」和「安多」而非四川和雲南。對於藏區的聖地，我們不使用中文名字。中國政府正試圖將居住在那些寺廟和附近的人們遷走，以在該地區修建管道和開礦。這兩個地區的居民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而中國政府的處理方法就是將很多人關入監獄。而且很多在這個地區的藏人是牧民，政府強行將他們遷移，使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面對很多問題，失去了牲畜，搬到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等等。關於火災，我懷疑這是有意為之，使得政府可以迅速解決問題。 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非常嚴格，而且通常都與我們的信仰相悖。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他們說那是毒藥。但是對我們藏人來說，這是代代相傳的，存在於我們的骨血里，要剷除我們的信仰非常困難。我猜測這次大火是故意造成而非意外發生的，雖然我不可以百分百肯定，但是中國政府確實是有清理這個地區的意願。製造大火是遷移居民和消除寺廟最快的方式。寺廟是我們藏人主要進行社會活動（如：教育）的地點。政府頒發了很多新政策來降低寺廟的影響力，例如：十八歲以下的人不可以進入寺廟學法；超過十六歲的僧尼禁止留在寺廟內，對於這些人來說，寺廟就是他們的家，從他們開始學法的那一刻起直至他們過身。政府並沒有權力實施違背我們信仰傳統的規定。 採訪者：Phunstok先生，請問你有沒有一些信息想傳達給身處西藏境內的藏人？ Mr. Phunstok：絕大多數的藏人還身處於西藏境內，只有很少一部份人（少於百分之五）成功離開西藏，跟隨達賴喇嘛。而這些身處境內的藏人就是鼓舞我們的力量，無論我們做些什麼，都是為了他們。儘管中國政府的政策極其嚴厲，但他們仍舊冒着生命危險，藉助很多非暴力的手段（如：自焚）表達自己的意見。自焚也是他們在高壓統治下最後的表達方式。他們試圖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申訴，但並沒有人理睬他們的訴求，所以自焚成為他們最後的手段。我們想對境內的藏人說，無論你們需要何樣的支持，都可以向我們尋求幫助，我們會用盡全力來幫助你們！ 採訪者：最後一個問題，請問您有任何想對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或國際社會表達的意見嗎？ Mr. Phunstok：對於中國人，我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出於對真相的無知。我覺得很多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對此我並不是說他們附和哪一立場，而是當他們知道真相後，他們選擇真相。真相才是最強大的武器。對於中國政府，我認為他們必須明智地對待真實情況。在過去的六十年中，他們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改造藏人。 起初，他們試圖通過幫助藏人修建房屋，引入現代化的生活等類似手段。而後當他們發現這些溫和的方法沒有作用，便開始了非常苛刻和嚴峻的方式來對待藏人。無數藏人被關入監獄。現在是時候中國政府要認清真相了，從外在來說，他們可以肆意妄為做任何事，但是他們無法改變藏人的靈魂和內心。如果政府不改變治藏政策，不改變他們對待藏人以及中國境內其它少數民族的人的態度，事態只會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我懇請中國政府要明智對待真相，這樣他們也可以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聲譽和尊重。我們也非常理解在中國政府強權統治下的中國人，即使他們有很多的情感和想法，但卻很難表達。我們與在海外的中國人談話，他們表達了自己真實的心聲。他們也認為中國政府並不傾聽人民的聲音，不理解人民的情感。近期我們也增加了與這些海外中國人的溝通，情況正在改善。有很多的中國學者瞭解藏人的情況，也支持我們。 對於國際社會，我們現在之所以還可以為藏人奮鬥，全因他們的幫助和支持。從政治角度來說，因為中國政府強大的經濟實力，很多國家政府心底裡的態度並不可以表達出來。在政府層面有統一口徑，但如果你與他們單獨交流，便會知道他們中大部份人對於藏人有很強烈的情感。在國際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或者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全體藏人（包括那些中國境內的藏人），這也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壓力。非常明顯，每一次達賴喇嘛出訪，中國政府都會對其要訪問的國家施加壓力，最終導致該國拒絕達賴喇嘛的來訪，即使達賴喇嘛的目的只是非政治的。 現在西藏境內的情況非常嚴峻，境內藏人們在承受很大的苦難，有125位藏人甚至訴諸自焚這種極端痛苦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在1963年，有一位越南僧人自焚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在西藏，這125位藏人沒有獲得任何一方的回應。人們漠不關心的態度令我們感到非常傷心，我們希望大家可以達成共識，瞭解真相，從而解決真正的問題。 注： 1.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海洋报》周二报道称，海南海事局与海南省三沙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加强海上执法合作，在三沙市配备5000吨级海事巡逻船，逐步建立三沙定期巡航制度。此举可能令中国与邻国的 领土主权争议升级 。 海事巡逻船的基地将位于南海西沙群岛（国际上称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该群岛属三沙市管辖，但越南和台湾亦宣称拥有其主权。 报道称，双方期望以定期巡航制度”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并将在加大三沙环境保护力度、支持三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海上安全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统筹三沙海事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2012年7月,越南河内发生民众抗议中国游行示威活动 报道没有指明上述定期巡航开始的时间，但指出海南海事局与三沙市政府将强化海上应急救援合作，不断完善三沙海上搜救体制机制，”确保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快速、有序、高效开展”。 领土纷争不断 中国与南海多个周边国家有 主权争议 。中国称在南海地区拥有广泛主权，范围包括了一些海上重要航道。两年前，中国亦正式驻军三沙市。 南海争端在近期仍然不断升温。一月初，海南实施南中国海渔业管制规定，要求外国人、外国渔船进入海南管辖水域进行渔业生产或渔业资源调查活动时须经国务院批准。新规定惹来菲律宾和美国不满。 美国批评 中国单方面制定法规是”具挑衅性且有潜在危险”。 南中国海风云变幻 为南中国海四大群岛之一的西沙群岛也有主权争议。1974年，中国和南越爆发西沙海战，中国取得了对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权，自此纷争不断。去年，越南一艘渔船进入西沙群岛海域捕鱼时遭到中国船只枪击，导致该渔船的船舱起火。越南提出强烈抗议，批评中国侵犯越南主权，要求赔偿。 中国跟越南丶台湾丶缅甸丶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其他地区也有主权争议，当中包括四大群岛中最南面的南沙群岛。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也在东海争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 来源：路透社 编译：李幸璇(实习记者) 责编：苗子

本台借此机会就专制体制之下是否存在真正的艺术创作这一引发争议的议题与与会的作家，评论家们展开了讨论，记得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网络一时间就掀起了有关上述议题的争论。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带着手铐跳江南舞的画面形象地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环境。 越南女作家楊秋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批评政府而被囚禁八个月，楊秋香长期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对现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十分了解，她激动地向本台表示： 楊秋香：我想借用一下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的一句话，朱利安说，在中国还不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越南是中国永远的学生，越南也没有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下，不存在真正的作家，因为，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他就会反抗，他就只能被关在监狱里。专制体制不会允许例外存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莫言，我认为这十分可笑，因为他的作品以幻想，荒诞以及历史题材为主，往往避免敏感话题，他在创作之前谨慎斟酌，并且对自己实行严格的自律。莫言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做《战友重逢》，讲述的是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的故事，他在小说中说中国出兵越南为了抵抗侵略者越南，整篇小说都坚持散播这样的谎言。这一细节就足以说明中国作家的本性，也就是他们就是中国政权的奴隶。另一个例子，是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张艺谋曾经是一位我十分欣赏的导演，但是，他也同莫言一样终于向体制屈服，为了向体制献媚拍摄什么秦始皇的影片，要将中共领导比作是第二个秦始皇。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的看法： 廖亦武：其实当然是有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专制体制下被关押被囚禁这些苦难经历也为人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对自己的经历深有体会。在一个独裁国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就是一个对真相的追求，在独裁国家，如果要写出真相就会犯罪，所以，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犯罪。而且，只有在对真相感兴趣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独裁国家如何看待文学，就是如何看待真相。 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对专制与文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似乎比以上两位更为复杂。在他看来，专制虽然从整体上来说遏止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欲望，但是，专制有的时候又会激发艺术家自己去寻找表达自我的途径。 托多罗夫：我当然认为独裁制度会遏止艺术家的创作欲望，所有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思想的人都会被逮捕或被劳教。但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没有言论与行为的自由使许多人试图寻找表达真实自我的途径。在一个由国家或者政党决定什么是真相的大背景下，人们知道要真正的了解真相，必须自己去寻找。因此，有一些作家，比如说，瓦西里•格羅斯曼、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等人，他们描写的是他们自己所发现的真相，而并没有在意官方的意见。虽然他们的作品是在二十年，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之后才发表的。但是，他们的作品所达到的真实的境界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今天如果我们来盘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话，他们三人无疑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作家。他们内心所达到的自由的境界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所以，我们不妨反过来提出疑问，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作家们虽然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他们是否更加受到社会风俗的限制而因循守旧，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去寻找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虽然这看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往往是在专制体制下，作家创作时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