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从香港立法会质疑特首看北京两会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10:52:25 阅读量：324次 　　今天有网友问我，曾荫权都写明了是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怎么媒体说批评就批评？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用利益交换招待）的情况下，穷追猛打？还有那个立法会，叫特首去问答，人家曾特首都含泪道歉了，可那些议员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凭什么那么牛？为什么香港的自由媒体与立法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有媒体爆出香港特首曾荫权到澳门与泰国度假时乘坐了他富豪朋友提供的交通工具：豪华游艇与私人飞机。曾荫权为自己退休后打算，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房子的开发商黄楚标是政府发牌的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投资者。虽说曾荫权租房是按照市场价，乘坐朋友的私人飞机与游艇也都付费了，但有几位立法局议员抓住不放，质疑他是否有利益输送。香港廉政公署2月27日已决定对此立案调查。今天，立法会传呼曾荫权到场接受质询。为官45年，一直以来享有清誉，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曾荫权承认自己的行为动摇了民众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深表道歉。他说，澳门和泰国的事都对得起良心，他将退掉深圳租住的房间。 　　良心是靠不住的，而靠政治人物用道德来自律更是不靠谱。好在香港靠的是制度与法治。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首先看到香港媒体的自由度是如此之高。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市，恐怕你是看不到当地媒体质疑“最高行政长官”这类镜头的。 　　大陆一些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自由行”。他们怀里揣了一些钱来到香港，大肆购物。如果让我建议的话，我希望大陆的官民们利用“自由行”到香港的时候，能够用心研究一下香港的新闻节目与报纸，那样的话，“自由行”也许能够收获更多的“自由”。香港的自由，我看行！ 　　其次，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立法会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制约。那么，立法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让我们看看《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分区直接选举与经功能团体（间接）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等等。 　　看到电视机上反复播放曾特首含泪道歉与立法局议员毫不留情的质疑，大陆网友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就拿香港的立法局这种机构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了——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只不过这玩艺在美国叫国会，在有些国家叫议会，在台湾叫立法院，而在中国大陆，则叫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且，巧得很，再过四天，两会——人大与政协——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了。为什么说中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是一样的机构？ 　　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宪法，也可以打开中学课本或者百度百科查看一下对人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会主要职权：（一）最高的立法权，（二）最高的决定权，（三）最高的任免权，（四）最高的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等。 　　如果对比香港立法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会发现他们的职能几乎没什么区别，简而言之就是立法，监督政府，任命与罢免（弹劾）各级官员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人大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香港特首虽然也有权解散立法会，但对立法会并无领导权。就我的观察，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时，从来不是以领导的身份讲话，而是接受监督、质疑与批评为主。香港立法会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不是削弱了这个政权，贬损了这种制度，恰恰相反，让港人对这种制度更加信赖。 　　正如香港《基本法》是在《宪法》之下，我们也许可以说，香港的立法会也是在人大之下。所以，我倒想建议，希望中国的各级人大能够向香港的立法会学习，不要当聋子的耳朵，要依照法律切实运作起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如果不那么和谐，人民代表与官员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就相对和谐；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开得和和气气、掌声一片，官员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表扬与自我表扬，社会肯定不会那么和谐。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民主选举离我们有点远，那么北京领导下的香港地区的自由与法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处。改革从哪里再出发？不妨从身边开始。 　　杨恒均 2012－3－1于香港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深层改革将成为中国两会重大主题 作者：佚名 来源：中新网 来源日期：2012-3-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13:59:00 阅读量：71次 　　香港大公报3日刊载文章称， 深层改革将成为“两会”重大主题，今年“两会”如乘改革之舟行至中流，既有“中流击水”的开阔空间，亦遭“浪遏飞舟”的严峻挑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将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将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文章摘编如下： 　　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气候中，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内外难题迭加，形势考验着“两会”智慧;左右认识交叉，举国期盼着“两会”定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两会”在料峭寒春中开幕，意义不同往年。国人少了几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惬意，多了些许“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苍劲。从2008年开始，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发酵至当今的美、欧国债危机，全球经济经受着长达四年的倒春寒。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三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全球倒春寒的大气候中，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内部改革矛盾凸显。内外难题迭加，形势考验着“两会”智慧;左右认识交叉，举国期盼着“两会”定盘。国人期盼中国龙年跃龙门，希冀“两会”书写新春天的故事。 　　 深化改革成共识 　　今年“两会”恰逢邓公“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人民日报》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警式语，表明了中共高层态度。 　　从理性讲，改革开放不是问题，多少人反对改革开放呢?但实际中，改革开放问题不少，引发了深刻而尖锐争论。近日媒体多引邓公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深层改革将成为“两会”重大主题。 　　 稳中求进谋发展 　　把握稳中求进，迈向科学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今年“两会”主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基本稳定、社会大局稳定，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民生。在近期各省、市、自治区地方“两会”上，稳中求进、科学发展、扩内需、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两会”代表云集北京，恰逢中国经济步伐放缓之时。国家统计局1月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一至四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9.7%、9.5%、9.1%和8.9%。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认为，“经济增速最好保持在8%到9%之间，为深化改革、治理通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使一些深层次矛盾更加尖锐，不利于深化改革。”有专家指出，中国可以稍微放慢脚步，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稳中求进，让经济繁荣惠及更多百姓。 　　有民调显示，民众期待“两会”十大热点问题依次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管理、教育公平、医疗改革、三农问题、反腐倡廉、物价问题、食品安全、房价调控。“两会”前夕，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等多位中央领导肩负民众热盼，分赴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区进行调研，考察涉及就业、保障房建设、金融安全、进出口贸易等诸多领域，意在为改革攻坚、稳中求进、共谋发展、确保民生，掌握第一手材料。中央领导基层调研关注民众关注的问题，使今年“两会”更加令人期待。 　　 创新管理有必要 　　在此前一个“两会调查”中，“社会管理”的关注度已攀至第三位。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社会矛盾与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堆积。“创新社会管理”已提上历史日程，不仅考验着执政者，而且关乎中国前途命运。对此，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2011年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列为主题;同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同年8月，已有20年历史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改，意味着中共执政理念的创新，这将成“两会”又一热点。 　　笔者以为，今年“两会”如乘改革之舟行至中流，既有“中流击水”的开阔空间，亦遭“浪遏飞舟”的严峻挑战。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将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将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雷锋复出能走多远？ 作者：老愚 来源：FTChinese 来源日期：2012-3-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3:52:03 阅读量：8次 　　三月里有这么一天，属于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三月五日，因为毛泽东的题词而被官方钦定为一个盛大节日。这个“节日”，在大陆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坎儿，总要“跨一下”才能迈过去。 　　雷锋，在22岁那年死于意外伤害，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他也确实老了，进京领受光荣的雷锋班班长抱怨：孩子们已经不认识雷锋了。 　　作为一个神圣的精神符号，雷锋一直搅动着许多人的神经。当好人，做好事，他们理解的雷锋便是这样。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解绝非官方所乐见，他们总要加一个不容置疑的定语在前头：永远跟党走，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听党的话的人，才叫好人；做为党争光的事，才能叫好事。雷锋的解释权在意识形态掌控者手里，他们绝不会放任他被矮化为一个泛爱志愿者。真假难辨的“雷锋日记”以及诸多“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事迹，塑造的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毛泽东的好战士”，无条件听从党的指令，以为党献身为最高目的的“革命烈士”。 　　雷锋显得非常纯粹，因平凡而有说服力，因忠诚而令人自惭形秽。在他面前，每个人都很纠结：既膜拜又嫉妒。我们为什么不能心无杂念，把自己锻造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是一道考题，给予人无限的憧憬：如果你愿意，你也能。雷锋可以无穷地复制下去。这是文宣操盘手最得意的阳谋：让你误以为够得着，你就会模仿去做。 　　孤儿雷锋，在新政权启发下，迅速完成了革命化的进程，他接受了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爱憎分明：将亲人之死怪罪于以前的社会，不幸的根源在于存在一个“剥削阶级”，他们的本质是吸血鬼，只有将他们铲除干净，才有好日子过；带给穷苦大众好日子和奔头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当时的宣传语境里，共产党其实就是毛主席的党，毛主席就是全能的神祗，他创造了万物，又被万物所感恩。感恩，然后奉献生命，就是人民中国主人翁们的天职和使命。 　　通过否定历史和宗教，也借助血腥的祭祀，新政权把寄生麾下的人民变成了精神孤儿。他给予他们一个崭新的主：革命领袖毛主席。膜拜，服从，牺牲，信众前面只有华山一条路。 　　一个渴望向上爬的人必然走到雷锋那一步。所以，雷锋是自我趋附与政权塑造的产物，不存在一个赤子雷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规定动作，不过他做得更可爱些罢了。 　　读“雷锋日记”，我看到的是一个极度自虐和受虐者的表白，他的人生就是用来证明忠诚的。在一次次被组织确认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他得到了自我实现，书写那些多情的文字，一点也不会痛苦，反而充满了莫名的快乐。向组织交心是痛苦的，但交出去之后却是兴奋。因为能被信任而得到交心的机会，这才是归属感的获得。自己人，同志，获得这样的认可，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不可限量的前途。雷锋正在向风光无限好的高处攀去。 　　写日记就是给组织看。整个社会处于“做好事表忠心”的全面竞争状态，谁做得极端谁就有机会。 　　写日记就是自我表现，准备被伯乐“发现”。那时的英雄都有一本日记：记录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狠斗私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离低级趣味，成为革命战士的过程。那样做，是怀有出人头地的梦想：期待出现奇迹，从而改变命运。“雷锋日记”既出，一个私密的文体便沦落为一个无耻的婊子，人们被迫泯灭自己的内心生活，把一颗扭曲的心交给了魔鬼。 　　当时，人群被强行分成两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贫下中农革命后代。不甘于灭亡的坏人得有“表现”，才能免于更残酷的命运；革命后代，谁能出类拔萃，引人注目，就能有机会步步高升。异常策略才能获胜，所以，大家挖空心思，制造奇迹，在为新时代制造祥瑞，人伦惨剧骇人听闻，自镇压反革命、批判胡适、反右到大跃进以后的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不可理喻的癔症状态。雷锋的出现毫不奇怪。他只是恰巧被看中了。他的死本是一场事故，中止了沈阳军区培养长线大英雄的计划，只得将错就错，提前让“英雄”出笼。他们费心揣摩：一个平凡的士兵应该更合上面胃口。他们押对了宝。这个恭顺、热情，一心向党的战士，得到了毛泽东们的首肯。通过题词，年轻的雷锋被纳入共产主义英雄的谱系之中，而且后来者居上，成为一尊老少皆宜的菩萨英雄。 　　在雷锋身上，完全消灭了欲望，向上爬成为红色接班人的欲望除外。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纯洁”地生活着，令有私欲的人无地自容。他从不会有寂寞、无聊的时候，反省、学习、做好事，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无欲的英雄，犹如一团烈火，除了燃烧还是燃烧。他的所有缺点都是可爱前提下的瑕疵，甚至因为瑕疵的存在而更显高尚。在他心里有一个光明的世界，被毛泽东思想照耀而自足的世界。生命的摸索，性的尝试，对死亡的恐惧，这些内容一概失踪了。更不存在对未知的探求，真理就是毛主席，每个人所需要的就是相信，无须费力去寻找。一个明亮得单纯得令人窒息的世界：不存在未知，无须知道未知，一切都是已知，是信服。在这样的精神空间里，思想停止发育，人变得“单纯”，实则是愚笨和呆滞。人们那股玩命的工作热情，除了出于表现不得不之外，恐怕也是一种宣泄——压抑的精神总归要有自己的出口。 　　反右，大跃进，疯狂的饥饿，在他身上无一丝痕迹。他永远生活得光明灿烂，还有捐不完的余钱。温柔的温暖的雷锋，抹去了专制黑暗年代的残酷底色，为其涂抹上厚厚一层胭脂，让处于痛苦和饥饿的人望梅止渴，让后来者产生伟大的错觉，以为存在过一个春风般温暖的和谐社会。雷锋和他的缔造者，虚构了一种梦幻般的同志式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少过来人不愿意推倒偶像。 　　雷锋存在的前提是，懒汉辈出，人人不能自立，政府完全失职。 　　在他死后50年后，当局高调重振学雷锋运动，是企图用“雷锋精神”替代信仰缺失，安慰感觉冰冷的人群，让他们重新回到感恩的戏剧情境中去，舍不得离开即将倾覆的泰坦尼克号巨轮。 　　你可以通过行政指令逼迫学生学雷锋，也会有轰轰烈烈的喧闹效果，但最终会激起强烈的厌恶感，他们不可能认同一个虚假的偶像。我读“雷锋日记”时，体验到非常可怕的荒谬感。强行推行学雷锋，必然造成青少年人格分裂，强化整个社会的伪饰作假风气。 　　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正途是还政于民，真心建设公民社会，而非回到愚昧的感恩社会。执政者要下决心剥离祖国和政权的畸形捆绑关系，从自我神化和强迫国民畏惧自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你只是一届政府，不是祖国的化身，更不可能是上帝。 　　政治不文明，则社会无道德。 　　即使退一万步，雷锋式的“做好事”绝不是行善。爱人之善发自内心，鼓励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是其源泉，他不为外在目的而生。心端正了，无道德社会才有可能逐步转向道德社会。 　　毫无疑问，雷锋是黑暗专制时代的病态样本，是一个主体性丧失的悲剧人物。在这个甘于做驯服工具和螺丝钉的人身上，不会存在什么道德富矿。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破产之后，彻底抛弃那个年代的“政治遗产”，切断与毛泽东时代脐带联系，已经成为考验当权者有无勇气前行的试金石。一个人人渴慕的新新中国，容不得任何一尊愚民之神。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微博为 http://weibo.com/ftly 。）

权力制衡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 作者：韦森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0:39:38 阅读量：1071次 　　近日，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中国访问，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这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兆”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如何启动?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又是什么? 　　上述报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议：(1)、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2)、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3)、促进绿色发展;(4)、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5)、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及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6)、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这六条建议乍看来宏大、全面且现实，但仔细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条建议均非常“虚”，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运行的深层次核心问题。而且，即使这六条建议所涉及到的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其具体可操作性也值得怀疑。 　　那么，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八大类： 　　(1)、政府官员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2)、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3)、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4)、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5)、广义货币不断膨胀，房价和消费品物价快速上升，导致中国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价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6)、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用在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又严重不足，导致民生困顿、民怨积累; 　　(7)、社会诚信和商业伦理严重缺失，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乃至商业欺诈等问题在各种媒体上不断曝光; 　　(8)、上述类问题不断恶化，衍生出了困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第八个问题──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催生并积累下来上述八大社会问题，且交织在一起而不断恶化?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上述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与制衡有关。 　　单从中国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来看，当下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已掌握了十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十七八万亿元(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到，在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已达到了15万亿元)。这么大的政府财力盘子，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又不公开透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还不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中国大多数富人多与权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难道不与具有这种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关?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八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体制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换句话说，与政府体制和整个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政府不但调控和管理着市场，而且以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的问题，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资源来为自己家人和亲友谋利和寻租的问题。 　　因此，未来中国要走向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用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制度规则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政府权力不受人民代表的任何实质性制衡，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能会流于空谈，也肯定达不到预想的后果。 　　一句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之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没有清楚地界定之前，在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权没有受到人民代表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试图重新界定“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边界与作用”，甚至主张将现有国有大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只是流于空谈。若真的按此改革思路走下去，只会使一些直接掌握着行政权力和与权力有关的人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过程中再次暴富，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恶化而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上述八大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显然是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根本性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也显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地考虑和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当然，中国社会两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成功经验，均告诉世人：中国社会的改革，需要渐进地进行，而且往往是在危机中“应对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当下乃至未来均容不得、也经受不起“大爆炸式”的改革。 　　但是，现在看来，从约束和制衡政府的财税收支权入手，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应当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道路的一条基本思路。已经酝酿并蹉跎了十余年，目前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进行“协调”和“博弈”、且尚未在社会上公开讨论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如果在今年能够顺利通过审议，显然是符合这种渐进性改革思路和大方向的。 　　(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孔庆东回应著作涉嫌抄袭 作者： 来源：大河报 来源日期：2012-3-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 10:58:50 阅读量：1366次         相关链接： 海内外学人联名要求社科院调查方舟子的妻子刘菊花论文涉嫌抄袭 　　据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多年前的着作最近被读者指出涉嫌抄袭。一位读者比对了他的《青楼文化》一书以及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等学者的作品，认为存在剽窃行为。在回答记者求证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陶慕宁说，孔庆东的确抄袭了自己的作品。此前不久，孔庆东曾公开指责抄袭。昨天他在回应抄袭指控时说：是政治迫害。 　　【网友定性】 　　属于“窃取文义”式抄袭 　　据《大河报》报道，这位读者以“莱卡”为名在网络论坛“凯迪社区”指出，孔庆东的剽窃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改头换面。“就像是偷了人家一辆汽车，使用前重新喷喷漆。” 　　陶慕宁于1993年出版了《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这是一部大约25万字、被同行引用颇多的古代文学研究着作，2006年再版。他还在南开大学中文系长期为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同名的选修课。 　　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孔庆东，最早于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青楼文化》，2008年改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全书10万字左右。 　　网友“莱卡”认为，两部介绍青楼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问题在于，两位作者引用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出现的次序、作者对于材料的总结都大致相同，属于窃取文义。 　　【原作者回应】 　　是非常低级的抄袭 　　“实事求是看他的东西，再看我的东西，就会明白，他确实抄袭。”陶慕宁说，《青楼文化》一书的基本框架和观点是抄来的，只是换了一些表述方式。 　　陶慕宁最早注意到孔庆东的作品不是《青楼文化》，而是《空山疯语》，其中有130多页的篇幅涉及青楼文化，内容与《青楼文化》一书大致无异。 　　2009年，陶慕宁本人在澳门大学访问时，见到该校图书馆藏有一本题为《青楼文化》的着作。出于对同领域作品的兴趣，他借阅了出来，结果“一看就生气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庆东还出过这本着作，而且已经销售了十几年。 　　后来，陶慕宁指导的一些研究生也发现了孔庆东作品中的抄袭行为，想要公开撰文点名批评。但陶慕宁说，自己虽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而且孔庆东近年来知名度较高，自己不愿被视为那种“借打名人给自己出名的人”。 　　如今，陶慕宁也注意到读者“莱卡”对于孔庆东涉嫌抄袭的指责。他认为，孔庆东做的是“非常低级的抄袭”。 　　“能看得出来他没有(相关的)研究。”陶慕宁说，“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心里太有数了，你抄没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孔庆东承认】 　　没有做过专门研究 　　“莱卡”还指出，孔庆东《青楼文化》的一些内容还与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1993年的着作《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描写如出一辙。此外，“莱卡”还挑出了孔庆东书中引用古代文献时一些让人费解的错误，称有些错误很低级。 　　《青楼文化》书末专门为读者列出了10本“参考书目”，包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和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而在《后记》中，孔庆东再次强调：“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认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他表示：“这些都是由于未曾对青楼文化进行过长期细致的专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陶慕宁教授对此评价：“没有研究你干吗出书啊?” 　　【网友不爽】 　　孔的回应是拿大帽子压人 　　孔庆东本人公开表达过对抄袭的批评。在自己主持的一档网络视频节目中，他针对“方舟子举报朱学勤抄袭事件”点评指出：“我们要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学风的确非常不正，抄袭的事情特别多，当然界定什么是抄袭，这个要非常谨慎。但是不规范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多的，我本人在学术界，我自己就看到大量的抄袭的现象，实实在在的抄袭，整段整段的，甚至整篇整篇。当然发生在学生身上，主要是我们老师要求不严，但是也有一些发生在学者身上。我觉得这个时代，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学术制度是有错误的。” 　　“我们国家勇于打假的人太少了，还不够，我们不但要向复旦大学挑战，还要向北大、清华(挑战)，我们要严格要求自我，加强监督，净化学术风气。”孔庆东说。 　　唿吁打假的教授被发现抄袭?网友说这真是“说嘴打嘴”，昨天孔庆东被指抄袭成了微博里的热门话题，网友纷纷喊孔教授出来回应此事，给个交代。孔庆东昨天在微博里回应了此事，称“是政治迫害，每月一次，让他们炒去吧”。后来他又回应另一位网友时说：“是南方系的政治围剿”。针对孔庆东的回应，网友嘘声一片，一位网友这样说：孔教授习惯性地把学术争议归结于政治迫害，反诬人家炒作。只可惜在互联网时代，这招不管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蒙混是混不过去的。既然是学术争议就应该拿事实说话，大帽子吓不到人了。 　　【网友质疑】 　　方舟子打假“双重标准” 　　还有的读者喊方舟子出来打假，并且说明请不要“假打真炒作”。对此，方舟子发了数条微博进行回应，主要意思是，抄袭指控不成立，其中一条这样说：“孔庆东 《青楼文化》是普及性着作，普及性着作的抄袭标准与学术着作不同，无需对观点出处一一注明。他在引用陶慕宁、刘达临着作内容时不是照抄，而是用自己语言做了改写，而且在书后将二者列为参考书，所以不是抄袭。如果引用过多，则涉及版权问题，我没有比对过，不知引用的篇幅多少，对此无法评论。” 对方舟子的这一结论，网友显然不接受，由此展开了抄袭标准的讨论。一位网友说：“把这两本书摆在一起，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孔庆东只是用自己的话把陶先生的着作复述了一遍，高中写作文时我经常这样干。抄了就抄了，方舟子你站出来说他没抄，你给他作证?孔和尚写这本书时是你在边上伺候着的?”另一位网友则这样评论：“抄袭有两种标准，一种是通常的标准，一种是方舟子的标准：他定义的抄袭，比如朱学勤，通篇文章只有2-3处引用不规范，还是抄了。因为‘抄的多少不影响定性，只决定程度’;孔庆东和他自己就没抄，虽然不符合着作权法的规定，但是方舟子是跨界裁判，手握司法解释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