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以下是上海东方早报对已故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生前做的题为“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的专访： 　　东方早报：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东方早报：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东方早报：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东方早报：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东方早报：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东方早报：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东方早东方早报：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东方早报：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东方早报：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辉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报：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东方早报：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21]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公有制就是奴役制。中国古代的夏朝，夏启就建立的公有制。 公家所以制。 而原始公社所有制，严格说应该是共有制。而夏启建立的长期以来在我国教科书上称私有制，其实不对。 夏启没有建立严格的私有制，在公室外部的人民必须要做到，天下为公，所以他们没有私有产权，而在公室内部的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产权。 所以夏启建立的应该是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教科书说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努力社会倒是准确的。 公有制，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用户： 自动自发 发表于：2012-1-2 0:00:09 支持 (1) 反对 (0) [20]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美国总统一旦有绯闻，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的。因为这样破坏了私有制的游戏规则。而在中国，如果“公仆”，尤其是全心全意的高级“公仆”，如有包养野花、野鸡，则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人死了几十年了，都不允许有人在公开场合“污蔑”他的伟大包养，为什么呀？原来“公有制”本来就是清白的，共产公妻呀。因为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你家的老婆、女儿还能有什么例外啊？这不是什么笑话哦，这是如今在华夏土地上铁证如山的事实呀！ 用户： mogan 发表于：2012-1-1 20:13:13 支持 (5) 反对 (1) [19]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对于某群人来说，半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是无主产权、又可肆意瓜分的公有制，多多益善，等着进去瓜分的人多着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变，与坚持半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垄断不变）公有制的市场化（另一种形式的瓜分），一体两面。 用户： shodo 发表于：2012-1-1 17:04:09 支持 (1) 反对 (1) [18]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在中国大陆说这样的话题，很荒谬。 因为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法庭判决是偏袒“私有制”鼓吹者而惩罚“公有制”鼓吹者的案例，“公有制”何来的不清白？ 但公有制的旗号下，有过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存在过吗？ 外国我不知道，中国我就知道“绝对没有”。 就算最供给制浓厚的高干阶层，难道不也是分开级别的供应和安排？ 难道高干病房的福利不是因人而异的享受？ 更别说其他的13亿人了。 那些享受掉的物质（还包括美女身体这种特殊物质），有哪一件（只要一件就算证明）是全民公有的？ 明明是极端的私有制—把大多数人的私有权剥夺，聚集在极少数人身上私有，却混乱视听的在课本上，文件里，宣传中坚持“公有制”这个名词，不荒谬吗？ 用户： 迷途汉 发表于：2012-1-1 14:14:25 支持 (5) 反对 (0) [17]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除了小说中的公有制以外地球上有那个国家实现了张大教授的“公有制”？你给我说出来听听？！ 用户： 空空如也 发表于：2012-1-1 13:28:21 支持 (2) 反对 (0) [16]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在中国人恨公有制恨的咬牙切齿的时候有人偏偏要火中取栗、卖弄文采，看来five  mao工资涨了。 用户： 空空如也 发表于：2012-1-1 13:27:01 支持 (2) 反对 (0) [15]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张维迎大教授新年就写出这么烂的文章，佩服。 用户：WuSuoWei  发表于：2012-1-1  10:27:17支持(3)  反对(0) ********* 新年伊始，一些大腕们文章的口气很诡异，感觉他们后背有股寒气…… 用户： jjm59 发表于：2012-1-1 13:17:06 支持 (1) 反对 (1) [14]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小红妹支持张维迎教授这篇文章啊。 公有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在逻辑上是无法驳倒的啊。共产主义必然会在全世界实现啊。 只不过今天的生产力，远不足以实行公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而且只能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主体。因此共产主义者小红妹才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啊。 逻辑只能靠逻辑来批判。一些先生的回帖，小红妹真的觉得没有批判力啊。没有学术力量、没有逻辑力量，固然也能大声疾呼、宣传改革，可是毕竟没有说服力啊。 附带说一句，小红妹还没有读张维迎教授的这篇文章，她只是从标题上赞同张教授啊。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2-1-1 13:09:39 支持 (2) 反对 (3) [13]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张维迎这篇文章是一个纯学术的，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完全看懂。我总结他的观点是乌托邦的公有制，是不坏的，坏的是公有私有制。我们从49年到现在的实行的制度是公有私有制，是产生特权的制度，是无法无天的制度，是惨无人道的制度！屁民说，对吗？ 用户： 子皿犹竹 发表于：2012-1-1 11:56:50 支持 (7) 反对 (1) [12]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不会吧？不会是北大的那个张维迎吧？这么脑残的文章怎么可能是他写的？请编辑搞搞清楚。 用户：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2-1-1  11:03:51支持(1)  反对(0) ======你自己搞清楚再说。 用户： 无情 发表于：2012-1-1 11:50:17 支持 (0) 反对 (0) [11]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公有私有制应该是公有私窃制。 用户： 无情 发表于：2012-1-1 11:31:53 支持 (1) 反对 (0) [10]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原始公有制已经一去不复返，十月革命开创的公有制实质上是掌权者的集体财产，劳动者成了国家的奴隶。可是这些掌权者仍然不满意，还是想方设法要把集体财产变为个人财产，因此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共领导阶层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富裕起来的阶层。 用户： 天竹 发表于：2012-1-1 11:05:23 支持 (1) 反对 (0) [9]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不会吧？不会是北大的那个张维迎吧？这么脑残的文章怎么可能是他写的？请编辑搞搞清楚。 用户： 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2-1-1 11:03:51 支持 (4) 反对 (0) [8]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换个题目吧，会误导人的。 用户： xuzhu 发表于：2012-1-1 10:59:29 支持 (1) 反对 (0) [7] 回复：张维迎：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呵呵呵，以张维迎教授的学识来区分公有制和公有私有制似乎说得头头是道。当然张维迎也知道，这个公有制在今天是个乌托邦，按劳分配也是个乌托邦，因为，以今天这个复杂社会而言，似乎只有上帝才能准确估价出劳动价值，才能做到按劳分配。 用户： xuzhu 发表于：2012-1-1 10:57:44 支持 (1) 反对 (0) [6]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公有制”将“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充公…… 他们自己却成了更大的新型地主、资本家…… 看看从省、市到乡、村各级官员闹腾的强拆、征地，这土地是“公有的”，也是“公仆”所有的…… 用户： ladaoba 发表于：2012-1-1 10:42:29 支持 (6) 反对 (1) [5]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都没错，人家在说现实，您在说未来式。 在没找到一个很有效的制约公权力的机制之前，先强制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以呵护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而不仅仅是把劳动看做被迫的谋生存。 像朝鲜那样的国家基本是财富公有、权力私有，最后导致子弹多于米粒儿。 我们国家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说不准，公权力基本归组织，组织来组织政府，出了问题责任归个人，损失由社会公摊，私人财富多寡及安全与否常常是权力说了算。 用户： jjm59 发表于：2012-1-1 10:40:03 支持 (1) 反对 (0) [4]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公有制是马克思的一个想当然和理论的盲点。 用户： SSSSU游客 发表于：2012-1-1 10:38:52 支持 (1) 反对 (0) [3]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张维迎大教授新年就写出这么烂的文章，佩服。 用户： WuSuoWei 发表于：2012-1-1 10:27:17 支持 (7) 反对 (0) [2]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有理想大气压吗？有真空吗？ 用户： lgy 发表于：2012-1-1 10:12:24 支持 (1) 反对 (0) [1] 回复：还公有制一个清白 “公有制”是专制官僚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因为特权阶层赚钱最多，权力致富，没有监督，没有制衡，哪管它贫富悬殊，百姓不堪重负…… 他们可以肆意剥夺他人的财产，说是“共有”…… 他们又可以将国家的、全民的、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称自己代表着“共有”…… 用户： ladaoba 发表于：2012-1-1 10:09:11 支持 (9) 反对 (0) 加载中…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

那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手中一票的存在价值，虽然影响力囿于小众，但从长远公民意识的培养来说，这样的一小步自有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