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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唱红何罪之有？” ——“唱红”特别随想之二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6 8:17:20 阅读量：1380次 据2011年7月3日《重庆晚报》报道：7月1日，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这次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说：“ 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我们倒想问一问，《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有哪一首是‘文革’的歌曲？什么地 方极‘左’了？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 ”——乍一看，这是铁板钉钉，似乎无懈可击。然而问题并不是像薄书记说得那么简单，那么铁板一块。薄熙来书记上面所列的几首歌是铁板钉钉，毫无问题，但这是薄熙来书记取其所需而不及其余，回避了一些不应回避的问题。笔者以为用这样的“技巧”来说话是不可取的。 ● 关于“唱红何罪之有” 只要是自发的，谁爱“唱红”就唱，不可能有人去说什么，更谈不上“何罪之有”。然而对主政者强势推出的有的“红歌”是否属于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真正的“红歌”，这是应当认真审视而甄别的。群众可以错唱，主政者不可错引，因为在中国，党政部门的强势推出其客观效果与完全自发是大不相同。下面一些歌是否可斩钉截铁地说属于“红歌”？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笔者以为是很值得商榷的： 1、笔者在“随想之一”中就曾写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这首歌不仅产生于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而且“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功绩比天高，你的恩情比海深，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完全是文革用语，充斥着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尤其“ 你的革命路线 ”——无疑是包括当时文革路线以及此前一些已经有定评的错误路线和决策的，难道我们还应当高唱着它让它“ 永远指航程 ”？尽管这首歌在中宣部的“100首推荐歌曲”中也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推荐这首歌就是正确的。它直接有悖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原则精神。这首歌可以与薄熙来书记讲话中提到的那几首歌相提并论吗？这首歌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吗？宣扬个人崇拜也是薄熙来书记所说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吗？ 笔者并不否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方面的功绩，笔者也毫不否认这首歌的作者在毛泽东去世时是怀着真情实感创作的，其旋律至今听来还是很感人的——然而这能说明什么呢？当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场上数千万红卫兵难道不也曾经热泪盈眶吗？ 2、在重庆“唱红”的推荐曲目中还有《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也是产生于文革如火如荼的1970年反映当时个人崇拜之风的，是典型的文革歌曲(初发表1970年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后发表于《人民日报》)，曾风靡全国。这里不想细说这短短四句儿歌当时怎样被有关部门、媒体修改得只剩下两句是小作者原创的过程了（人民网报道，小作者“原创”的开头却是仿照当时的英语课本中“ I love Peking．I love Tian anmen. ”）。这首歌恰恰是儿童受个人崇拜熏染的例证，它并非完全发自内心（小作者当时未去过北京），是小作者爱写儿歌的兴趣且受英语课本语句的启发写的，并经众多领导、媒体加工而成的宣扬个人崇拜的歌，它当然也不是可以与薄熙来书记上面提到的那些歌相提并论的，更谈不上什么“救国的歌、建国的歌”。这是显而易见的。 3 、 《定叫山河换新装》是拍摄于文革如火如荼的1970年的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曲 ，重庆十万人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上唱了，应该视为官方认可——笔者必须说明：红旗渠是伟大的工程，林县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讴歌和发扬的。但是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歌词和纪录片的解说词是深深刻上“文革”烙印的，只能作为历史“文物资料”保存，而不应宣扬。仅举两例： 其一，红旗渠兴建与1960年，“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1964年才提出的，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当起码始于第二年，可这一年红旗渠一期工程已经通水；但纪录片《红旗渠》在一开始的解说中竟就把“红旗渠”说成是“学大寨”的结果和典型。纪录片不是故事片，怎能任意篡改事实？然而在文革中，这又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其二，主题曲歌词刻有深深的文革烙印，与我们今天正在践行的“科学发展观”有悖。请看：“ 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誓把河山重安排，……荒山变成大寨田…… ”这里面有个人崇拜、形而上学，有不可提倡的“誓把山河重安排”这样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话，还有不符合因地制宜故不再提倡的“学大寨”的口号。我们今天还以高调推荐来唱这样的歌，很容易在“集体无意识”高亢的歌咏中不知不觉引导人们重新回到原来某些不正确的思维中——比如个人崇拜、形而上学以及违背科学发展的理念，这是我们“唱红” 的主导者完全不应忽视的大是大非问题。毫无疑问，这首歌也是不能与薄熙来书记讲话中提到的那几首歌相提并论的。 4、关于重庆又唱起“语录歌”的问题 。中国网络电视台-综艺台视频：重庆卫视《天天红歌会》2011-04-14“渝中区关注民生”主题红歌会的开场歌就是“语录歌”，颇似“文革”中任何活动前必读毛泽东语录或曰“最高指示”一样。据网络报道，重庆还有过万人齐唱语录歌的壮观之举，虽然不一定是领导组织唱的，但不可否认是重庆“唱红”红潮推动使然，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唱语录歌已经波及外地多个地区。 毛泽东语录歌曲为何不可唱？如薄熙来书记所说“何罪之有”？ 诚然，毛泽东语录，大多不错，有的相当不错，富含哲理——但我们不可忘记，将领袖语录谱写成歌来唱、来跳舞，且推广至亿万百姓，这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创举”，可以说举世无双，它是文革中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典型产物；历史证明，它是林彪篡党夺权的工具。所以毛泽东文集照发行,而《毛主席语录》中央则断然停止发行。邓小平说应当“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不错的。故《语录》这才成了“文物”市场上的东西。而现今,在重庆“唱红”的波及下，韶山竟然也唱起了专场的“语录歌”,且手捧“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其穿着、一招一式几乎文革翻版(有网络视频为证)。足见“唱红”的负面影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每当听到这样的旋律和内容，共和国的同龄人想到的仅仅是毛泽东那些语录本身的的内容吗？这是在“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吗？这符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吗？语录歌如果再流行起来，有助于我们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吗？ 薄熙来书记个人的所言所行当然可以“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每个人的言行自己负责，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然笔者以为，作为主政者，从倾听不同声音并认真思考的角度来说，是否应当不要动辄高调宣示“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而应当冷静下来客观理性地从一些人说的“三、四”中认真审视和思考一番呢？是否“说三道四”都是毫无道理的呢？为什么以往各地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唱红”之举，甚至在公园里、KTV里也有，而重庆“唱红”却引来了所谓“说三道四”？为了真正使广大党员和百姓“提振精气神”，究竟该怎样做才是治本之道？这些，薄熙来书记不应当冷静客观地三思吗？动辄给你所说的“说三道西”者统统戴上“反感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合适吗？能解决问题吗？ ● 关于“造红” “唱红”和“造红”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唱红”不管是自发的还是上级组织的，都是指所谓唱“红歌”。而“造红”则是人为地制造远远大于仅仅“唱红”的诸多态势和氛围。“唱红”可以花钱很少，而“造红”则需要政府花费并不富裕的财政支出亦即纳税人的钱——仅仅重庆十万人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十万人以不同方阵为单位统一着装、诸多来宾的接待等等等等， 再加上已经见诸媒体的政府为打造重庆卫视“红色频道”斥资数亿，推出“天天红歌会”节目，节目录制遍及全市众多县市甚至乡镇；重庆街头红色文化宣传设施，加上各区县几年来几万场“唱红”的开支（重庆政府发言人说“唱红”都是各自穿自己的衣服，这是说不过去的，不论视频还是图片都可以证明发言人说话不实在），这些， 如果公开账目，恐怕应当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这就是“造红”与一般所说“唱红”的不同； 在“唱红”“造红”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人力、注意力和经历，似乎与中共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很合拍 。 说重庆“唱红”几近“造红”还在于它主要是由当地党委和政府强势推动的行为（公园里街道上自发的当然也有），除了发文件规定要有多少万场故事会、红歌会以外，还有唱红中一系列配套的行动，如重庆卫视“红色频道”的红色包装，十万人“中华红歌会”上那么统一的着装，每人手中的小红旗，穿插其中搭配有致的大红旗，适时舞动适时欢呼有节律的安排……人为打造了一种“红色”的“声势”。此为另一种“造红”。 红色象征革命，这个不错。但我们也还无法忘记，30多年前“文革”中也是举国处处一片红的。不论主推者有意无意，重庆这般“唱红”、“造红”，外在形式上与文革的“红海洋”过于相似，客观上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那山呼万岁、群情激动、红宝书与红旗交相辉映的狂热躁动的“红海洋”；太容易让人想起北京高校红卫兵为揪斗刘少奇而围困中南海多日那条街上的“红海洋”与高音喇叭里“红歌”的甚嚣尘上；太容易让人们想到以刘少奇、薄一波为首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所有“涉案者”在“红海洋”中曾经受过怎样非人的磨难…… 邓小平号召我们“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在今天的“唱红”中为何要裹挟一些深深烙有“文革”印记的东西而引起人们不愉快的回忆？ 是的，年纪稍轻的人也许并不会像笔者这样联想到这么多，然而，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和盲目中，在那种酷似“文革”狂潮的“红海洋”中，在唱着某些继续宣扬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和有悖科学发展观的所谓“红歌”时，在高亢嘹亮地唱着“ 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时会给“集体无意识”的人群以怎样的导引和客观存在的“暗示”呢？会给身居“红海洋”内外的人以怎样的错觉呢？这不应当关注吗？ 自发“唱红”完全无可非议，自发唱错“红”也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应当上纲上线扣帽子，而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乃至中宣部正式主推且可能形成一种类似“运动”的“唱红”，那么就需要很好地审视那些歌的内涵和客观上可能产生的多元效果，要保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不要人为引起人们的错觉和负面的回忆，客观上使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 讲革命传统，提振精气神，激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关注民生，改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整顿党风、下大力气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创新更是根本；如何认真思考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务实地提出中共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四个考验”，如何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应对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一讲话中提到的中共执政面临的“四个危险”，这是更应当花大力气去思考并通过一系列具体、实在的工作，以经受这“四个考验”，化解这“四个危险”——而如此不遗余力地主推既有些积极作用但也裹挟着不少负面影响的大肆“唱红”和“造红”运动，对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务实而语重心长的“七一”讲话精神恐怕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此外，即便是所谓“真理”，“向前多跨一步”也即成为谬误了。□ 2011年7月13日 ———————————————————— 【相关链接】 ◎ 胡锦涛：新时期我党面临4个考验 4个危险 （新华网文本/附10分钟视频片段） 【 也可点击这里：直接播放胡锦涛总书记有关讲话片段 】  

桑兰索赔案全部撤诉 作者： 来源：caochangqing.com 来源日期：2011-7-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6 5:15:11 阅读量：1529次 桑兰的跨国索赔案有了新进展，7月11日桑兰在纽约和其律师海明召开记者会，宣布他们对美国体操协会、三家美国保险公司“撤诉”，因他们达成“和解协议”：保险公司向桑兰道歉，并给予金钱赔偿(但钱数保密)，纠正原来的保险政策，对桑兰在中国的医疗费也予负责。美国体操协会则对当年桑兰摔伤做出新的结论，不是桑兰“失误”。桑兰对这个结果满意，因为她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既讨到了说法(摔伤不是桑兰的错)，又得到金钱赔偿的实惠。 每天在博客发文、炒作桑兰案的海明，把这个“和解协议”消息传给中国大陆及英文媒体，宣告他们取得重大胜利。美国《侨报》率先报导，大标题是桑兰“想要的都得到了”，“人民网”也刊出同样标题，也是强调桑兰案获重大进展，得到赔偿。 英文媒体中，只有美联社记者(Larry Neumeister)写了篇报导，说保险公司和桑兰和解，并引用桑兰律师海明的话说，“保险公司将为30岁的桑兰(终生)提供可达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和医疗费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均是转载这篇美联社文字，没有自己的独立报导。包括英国BBC中文网，也是转译这篇美联社报导，但没有按新闻规矩给予注明。海明在其博客宣布，北京中央电视台到他的律师楼对此做了采访。 通过这新一轮的新闻炒作，桑兰和海明的巨额“索赔案”似乎大获全胜。但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由于桑兰和她的律师曾多次撒谎，而且热衷炒作，使此案早已成网上肥皂剧。所以对他们在记者会上的含糊其辞的宣称，以及相应报导，第一个反应就是质疑其真实性。于是向保险公司(TIG)和美国体操协会求证。 保险公司律师部主管(Head Lawyer)理查德. 费边(Richard Fabian)在电话中答复说，保险公司确曾跟桑兰签了一个保密协议(是他手下的律师Anthony R. Gambardella去谈判签的)。因是保密协议，他们要遵守承诺，内容不会泄漏。在经过长时间电话交涉之后，最后费边先生还是解答了一些问题： 第一，“保险公司过去一直执行保险条款，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所以不存在道歉，也没有(对桑兰)道歉。” 第二，“保险公司(对桑兰)的政策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也没有新增条款。” 第三，对美联社引用桑兰律师海明的话说这个协议 “提供可达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和医疗费用”的质疑，费边表示这是保密协议，具体内容他不会说，但是他强调，“保险条款没有变，还是原来的”。既然保险公司没有做错事，保险条款也是原来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和解协议”(settlement)呢?settle(达成协议)总要有实质内容吧?对此，费边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如果有人告我，索赔十块钱，我也可以不付一分钱，就跟对方达成和解协议。 第四，对中文媒体和美联社等的报导，费边说，“我知道关于这个保密协议现在有很多不实报导”。 第五，对桑兰跟保险公司签“保密协议”后立即开记者会一事，费边说，他知道有人违反了保密协议，因为他们的谈判律师刚走出海明办公室，就看到很多记者在等待。保险公司是否会采取惩罚动作?暂时不会，“因为我们对这个协议非常满意”。 美国体操协会新闻部副总裁莱斯利.金(Leslie King)则在回答电子信和电话的询问时表示：“美国体操协会从未接到过起诉书和传票，案子现已撤诉。这个事情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解决了。”她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导致了桑兰摔伤一事。 对于桑兰的声称：美国体操协会认定桑兰在1998年友好运动会上发生的这件意外不是她自己的错，“我打官司就是想得到一个说法，这么多年了，还我一个公道。今天他们终于承认。”莱斯利.金沉默，说没法回答。 在7月11日和保险公司签订协议后，美国法院刊出了代表三家保险公司和美国体操协会的Anthony R. Gambardella律师和桑兰律师海明联合签署的“永远放弃”今后诉讼的“撤诉状。” 至此，桑兰赴美打21亿美元索赔案的五家美方(时代华纳、美国体操协会、三家美国保险公司)、一个美国人(泰德.特纳)全部撤诉。 由于美国体操协会和三家保险公司的律师都严守协议保密的规定，所以媒体只听海明一面之词，也就是说，桑兰大获全胜，既讨到了说法(摔伤不是桑兰的错)，又得到金钱赔偿的实惠。 而事实明显不是那么回事。桑兰的“两项重大成果”都是谎言。第一项：桑兰没有讨到任何说法。因为： 首先，从桑兰摔伤迄今，有谁指控她“学艺不精”、摔下来，都怪她自己不好?从美国到中国，大家都对她抱着巨大的同情。最基本常理也是：谁还会来指责和追究这是她自己的过错呢?指责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呢?事实上，是桑兰自己制造一个“讨说法”的说法，来掩饰她要巨额索赔的贪婪。 其次，如果美国体操协会证实，桑兰不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意外摔伤，那么就是别人的原因，那个人是谁?在事故中，强调是别人的责任，是为了索赔。桑兰为什么不向那个她声称的“事故制造者”索赔?道理一清二楚：没有事故制造者! 桑兰的第二项重点成果，虽然他们用模糊的语言和“保密”等理由试图给大众造成他们得到巨额赔偿的印象，但事实上，这仍是还没成立就可轻而易举被戳穿的谎言。 第一，在7月11日的记者会上，海明自己也承认，那一千万，就是原来保险的最高额度;桑兰附和了海明的说法;黄健也强调了一遍，就是原来的那一千万。 第二，美国保险公司律师反复强调，保险条款没变。当年保额最上限才是一千万，而如果支付一千万现金，则是整个policy(保单)的变化。即使律师没强调，常理也明摆着，不可能如此。 第三，海明7月13日又开记者会。在他公布的“成果”中，只有增加了桑兰在中国每周做三次康复的费用保险公司支付这一项。 第四，海明试图用桑兰要在中国开账号收美国保险公司的钱这个说法，来模糊表示桑兰要接受巨额现金赔偿了。但明摆着，账户是用来接收桑兰做康复的报销费用。 既然桑兰海明违反保密协议而开记者会，而且严重误导媒体，那美国保险公司和体操协会为什么硬是不吭声，而且到目前为止也不准备采取任何措施呢?因为首先，从保险公司律师主管“非常满意”的口气中清楚地可听出，他们没有给予桑兰“赔偿”，没花什么钱和精力，却把这个官司永久取消了，他们很得意。保险公司是面临最多官司的机构，即使在庭上完全可以打赢的很多案子，也费时耗力。对桑兰这个案子，他们既没有什么金钱损失，又可以迅速结束，很快甩掉了，他们得到了“里子”，没人再纠缠他们，就很高兴了。他们大可不必介意桑兰海明们为了“面子”而在媒体上瞎咋呼。 而对美国体操协会来说，他们也不愿被官司缠身，尤其是跟一个残障人。他们既不会随便指控是其他人的责任导致桑兰摔伤，同时也没有必要否定桑兰的“不是她自己的责任”的说法，图什么呢?只要你不指控是我们的责任，就和我无关。所以，美国体操协会者同样得到了桑兰永远不再诉讼的“里子”。至于“面子”，你桑兰自己要去吧。 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既然都没有错，官司也都过了诉讼期限，为什么不跟海明打到庭上，却迅速和解了呢?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美国人是君子，遇到了牛二，根本就不懂牛二是怎么回事。他们更想不到海明那一大堆谎言的问题。加上桑兰的摔伤当年曾牵动美国，引起巨大同情。所以他们更愿意息事宁人。如果真得面临支付“黄金白银”的巨额款项的话，那他们可就绝不会跟桑兰们嘻嘻呵呵、乐融融了。美国人从来把“里子”看得比面子重要。而中国人是“打死也要面子”。所以桑兰海明们，宁可破费也得死挺住虚假的“脸面”，要在“祖国人民”面前有面子。 可惜，官司才打一半，他们已成了马戏团小丑。在记者会上，海明桑兰们还为海明的博客点击率直线上升而得意洋洋。他们居然不知道，有人耍猴的话，是会引来围观的。猴耍完了，人群就不见影儿了。最要脸面的人，结果在把“里子”都丢了之后，就只剩下一场“真人秀”的丑角面具了。 桑兰这出戏，亿万赔款梦落空，已失去在中国的“软资本”——形象，以后谋生的路子将远比打这个官司之前艰难。而在美国，不仅在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那里，在任何了解这个案子、看过桑兰起诉书的人那里，桑兰海明都不仅把自己的脸丢尽了，也丢了所有中国人的脸。人家不会说什么，对桑兰也还会客气礼遇，只是再感觉一次什么叫“不可理喻”罢了。 桑兰律师海明和经纪人黄健都表示，他们原来以为很快会和华人被告和解，而美国人那边难打，结果正相反。为什么呢?就因为，牛二遇到的莫虎、刘国生是杨志，他们懂得海明桑兰们是怎么回事。同种文化的过来人，杨志遇到牛二，处理方式当然不可能和天真的西方人一样了。

美国听不惯我军方直言 作者：萧达等 来源：新华网-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11-7-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5 10:07:42 阅读量：1686次 经常批评中国的美国能“偶尔”接受中国的批评吗?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访华在其国内受到的评语表明：美国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远没我们想的那么开放。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用“桌子掉转了方向”评论马伦访华，因为之前都是美国利用这种场合敦促中国提高军事透明，但这一次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记者会上公开向美国提出不满和批评：美国的无人机到中国海岸线16海里处侦察“太近了”，金融危机折磨着美国百姓，美国军费还那么高……美国舆论看上去很不习惯中国的坦率，《迈阿密先驱报》强调，中国将军批评美国时“就在马伦身边”;“美国之音”称，这是中国军方第一次直接批评美国军费开支。美国学者沈大伟说，美国对待中国的家长式作风可追溯到19世纪，现在仍在指导中国如何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应该为陈炳德的直率鼓掌，中国小心翼翼说话太久了，”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12日对《环球时报》说，“如果美国一时不习惯，这个掌中国人应当鼓。” 　 　批评让美国舆论不舒服 “在马伦身边，中国将军就军费问题批评美国。”这是多家美国媒体11日以来报道马伦访华的标题，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美国似乎颜面扫地的味道。《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多幅马伦访华的图片，排在第一个的是“中国在军费上警告美国”。 《迈阿密先驱报》说，中方的批评出现在参联会主席马伦访华时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陈炳德表示，他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待人谦虚、行事谨慎”。“美国之音”强调，这是中国首次批评美国的军费开支。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几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军费开支增长太快、军方缺乏透明度、公布的数字和实际军费开支不一致，这让中国感觉非常不公平不愉快，这次中国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行反击。 12日，中国门户网站上，绝大多数网民对陈炳德持支持态度，称赞“直截了当”，认为讲话“很振奋，有气魄”。日本《每日新闻》12日评论说，中国军方高官在和美国商谈南海问题上，第一次如此旗帜鲜明、公开地批评美国，非常醒目，中美因南海问题摩擦上升的可能性很高。日本时事通讯社说，中国围绕南海岛屿问题与几个邻国的对立在加深，非常警惕美国介入，美国刚好直接撞上中国不满的怒火。法国《诺曼底新闻》则评论说，发布会成为中美军方领导人各说各话的场合，这表明中国在外交舞台上更自信，更直言不讳，虽然看似有些刺耳，但事实上这种各抒己见的交流，反倒可以令对方更清楚自己的底线，减少误解和误判的概率，从长远看是有益的。文章还称，陈炳德在发布会上要求美国同行言行更加谦虚谨慎，中国官方正在不知不觉中借鉴美方的表达方式。 美国媒体说，陈炳德回忆了5月的美国之行。他说，“我有点难过。我知道美国还未从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经济还有些困难”，“如果美国不花那么多军费，岂不是更好”。CNN以怪怪的语气说道：“世界最大军队的最高将军甚至还记挂着美国纳税人的福祉。”自称拥有38万作者的美国AssociatedContent网站刊文写道：“毫无疑问，陈作此建议，考虑到了美国的最佳利益。但考虑到中国自己都在增加军费，试图有朝一日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陈的建议不禁让人怀疑。”美国新闻网站weaselzippers上，一名网民问道：为什么当以色列告诉美国这么做符合美国利益时，就是对的? 12日，马伦等人参观了济南军区航空兵某师，观摩苏-27飞机飞行训练，还登上了苏-27飞机驾驶舱，和飞行员进行交流。马伦对中方安排他参观空军基地表示感谢，认为中国军方在透明度问题上迈出了积极一步。当天，马伦还观看了南京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团对恐怖分子营地进攻行动指挥所演习。CNN12日评论说，“这是中国军方领导精心策划的一次展示”，是一次“罕见的参观”。 日本神户大学一名国际关系教授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明显感到中国军队的领导人外交官员有区别，军队高官很干脆，直接表明“Yes or No”，很有魄力!中国军方高官敢直接批评美国，显示了中国军队的一种气质，这可能跟中国过去的确打赢过美国有关，也跟南海对中国的重要性有关。这名教授认为，中国军队首脑这种态度不会引起中美摩擦升级：中国现在是美国的银行，有谁向银行借钱时还不奉上笑脸? 　 　美国对待中国的家长式作风遭遇挑战 中国军方公开批评让许多美国媒体始料不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曾说：美国对待中国的家长式作风已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可追溯到19世纪， 现在，美国似乎希望指导中国如何作一个世界强国。 美国作为“世界批评家”的形象早已被公认，2006年，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海外商人“行为守则”指南，旨在改变美国人的负面形象，其中就包括：“听的至少和说的一样多”、“把长篇大论留给自己的孩子”、“说话时声音低一些，速度慢一些”。 1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刻画出美国完整的心态。第一篇文章提醒中国说，“必胜信念出现得太匆忙”。中国一系列问题正在浮现，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到民众对房地产市场状况的普遍不满，再到公司治理和腐败问题，大量涌现。文章还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游说开放通商，遭到轻蔑回绝。在这段有名的答复中，乾隆可能无意间成了清朝国力鼎盛的代表，但接下来150年发生的事如今已载入史册。另一篇题为“中国和美国：谁才是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则称美国正被击败。文章质问：你能否想象美国国会和总统能拿出一个统一的五年规划，并(像中国在通常情况下那样)真正实现它?文章最后发出呼吁：“醒来吧，美国!” “美国国内存在一种传教士情结，认为其制度优势应该为其他国家学习。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一些人也一度认为，美国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达巍12日对《环球时报》说道。达巍说，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好转，但美国人整体上的优越感很难改变。尤其是当前，另一情绪正影响着美国，那就是眼下的危机状态。经济危机让美国人的承受力下降，经济状况不佳令一些人变得格外敏感。现在，美国人非常不愿意听到别国关于“美国衰落”的议论，也不愿意承认。 达巍强调，中国的批评主要是一种“防御性批评”，而美国的批评很多是“进攻性批评”。 美国面对其他国家时优越感一直非常强烈。前总统里根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美国是山巅的闪光之城。前总统老布什则说，“我永远不会替美国道歉，永远不会。我不管事实是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纽约时报》曾刊文描述对中国批评美国的不适应：曾几何时，中美官员在会议桌边相对而坐时，中国官员总要受到美国官员的一番训斥。美国人指责中国人经济管理不善，涉及国家补贴、外国投资监管及人民币汇率等种种问题。但最近几周，批评的矛头换了个方向。 在一些媒体看来，美国的这种不适应是因为没有能摆正美中两个国家的位置。德国《明星》周刊说，美国的信心现在建立的基础是它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赫芬顿邮报》引述基辛格的话说，“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美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主导另一方”。美国卡托研究所专家道格·班道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就像一个谜。 中国的不满需要发泄出来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说，过去中国讲和气，对美国的批评不够，甚至给国内一些人造成美国过于完美的假象，同时也宠坏了美国，世界也习惯于“温和的中国”。 德国之声广播电台11日引述专家的话说，如今的南海冲突就好比邀请了过多的选手到一艘船上来参加划船比赛，可是大家还都不知道自己的航行方向究竟在哪里。中国也必须把自己的立场更加明确化。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评论说，中国国家媒体已不再垄断国内外信息。针对重大事件，中国普通民众也有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正愈发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文章称，或许，中共还从更民主的国家那里学到，如何以国内政治为托辞在谈判过程中不妥协。“从台湾到达赖，中国人一再被告知要理解美国，要有耐心，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国内选民的人质，所以他们必须时不时推行一些不经意间就可能损害中美关系的政策。如今或许轮到中国以此为借口了”。 中国应该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吗?日本神户大学的一名国际关系教授12日对《环球时报》说，日本外交也很少公开批评他国，二战后在国际政治上一直遵循追随美国的原则，而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则遵循“无事主义”，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日本遇到什么需要其他国家支持、投票时，就用金钱来买。但这也被批评是“小国寡民似的消极外交”，日本沦为美国的取款机，在和别的国家争夺资源时，根本敌不过动用外交等综合力量的别国。 摩洛哥《真相报》评论称，中国直截了当的风格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使用，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准确、迅速地理解诸如“乒乓外交”那样玄妙的东方式外交潜台词，而中国目前的地位又使得其立场、态度在很多时候至关重要，必须尽快让外界准确把握、体会。 法国《解放报》认为，各国政府不管喜不喜欢，如今都不得不适应中国这种新的方式和作风。(●本报驻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记者 萧达 李珍 青木 杨明 ●本报记者 郭芳 ● 本报特约记者 汪析 柳玉鹏 张伊珠)

人们往往把清王朝政权的灭亡归咎于它的腐败，但是，灭亡和腐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历史上有许多腐败但不灭亡，或者至少很久都不灭亡的政权，不仅如此，某种程度的腐败甚至还可以用作维护专制政权存在的有效手段。现在人们回顾共和在民国初期的失败，还往往将之归咎于强权人物对共和制度的破坏，而没有看到，中国的共和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它自身的腐败种子。这种共和的腐败经过两次共和体制的更替，不断以变化的形式在演化，终于发展成一种极难改变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共和是作为君主专制的对立面而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新政体理念的。共和把人民同意当作政治合法性和权威的最终来源，拒绝接受君主或王朝的血统继承合法性。今天，人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把共和重新当作一种政治理念予以怀念的时候，共和的对立面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而是另一种比君主制具有更现代形式的专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不幸成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说的那种“以人民的名义专制统治人民”的制度：“共和并非象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得势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初浅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共和制使得人民对专制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至今一直认为，专制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令人讨厌的。但在今天，他们又有新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变为神圣的。” 自民国元年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至十七年国民政府完成“军政”这段北京政府时期，宪政统一的理想终于被武力统一的现实所代替。从民国二年天坛宪草开始拟定，到北京政府瓦解覆没的十余年间，政局动荡不安。国会两次被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法统被废，南北对峙，省宪自治，曹锟贿选，此起彼伏，与和平宪治的理想南辕北辙。 虽然国会于1922年第二次恢复后，于1923年通过了一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但由于它是在曹锟贿选的情形下完成，根本得不到各方的承认和尊重，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到1924年便为段琪瑞的临时执政府所废弃。至于临时执政府的宪法案，则未及审议即告消减。1914年袁世凯“废除约法”后，孙中山以恢复《临时约法》为号召的两次“护法”运动均未成功。国民政府于1925年成立后，即正式放弃前此对于护法的努力，改走以一党主导的“军政”、“训政”道路。共和从此与“以党治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制度的失败，包括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权力人物的成败得失、权力斗争的阴谋诡计，往往都是历史书关注和记录的重点，以至于其他重要的失败因素遭到了忽略。对于共和的失败来说，最被忽略的恰恰是它最致命的因素，那就是腐败。腐败是马基雅维里(Niccolò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在16世纪初为复兴古典共和而研究古罗马共和历史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写作《李维史论》(约1517)(以下引述马基雅维里论腐败，皆出自此书)，不断论及共和腐败的问题，至今对我们仍然富有启发。他在这部经典著作中说，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他们不易为共和做牺牲，反而更容易被专制权力所网罗，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的帮凶，就像罗马共和晚期恺撒称帝的时候“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马基雅维里问道:在腐败的城邦里，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政体，要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政体，又要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这正是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问题。 一 奴性和腐败 清廷的腐败固然人所共知，但“人民”的腐败也是同样的严重，人民并不只是指普通人或平头百姓，而是指一国的整体国民。一个国家里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他们既是“精英”，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成为“精英”并不会使他们从此超脱普通人共有的一些国民特性。他们只是变得对国民性的弱点比较能够有所察觉而已。精英人士了解残缺的国民性，犹如心理学家了解人的肉体和精神伤害。心理学的知识可以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服务，既可以帮助善者自觉地避免对他人的伤害，也可以帮助恶者有效地折磨他人，最狠毒的折磨和刑罚都是针对人的最大心理弱点设计的。同样，精英了解国民性的残缺，可以使他们去克服自身的弱点，并从事对公众的启蒙，但也可以帮助他们故意利用民众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政治或其他目的。 国民性是在政体中造就的，人民的腐败都有政体原因，而且几乎无一例外是从权力中心扩散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马基雅维里讨论共和的腐败，正是从国家权力造就公民来着眼的。他说:“那些国王是多么腐败，假如有两三个继位者步其后尘，他们的腐败开始传播给众人，而民众一旦变得腐败，便无革故鼎新的可能。”专制统治把人民训练成奴性十足、没有自尊、见利忘义的腐败顺民，“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即使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正是偶然获得了自由，但难以维持的共和国民。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回顾共和肇始看起来相对单纯的腐败，有助于认识后来更为复杂的腐败形态，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虽然未必全然心甘情愿，但却照样趋之若鹜，普遍的国民人格分裂，这本身就是大面积心灵腐败的征兆。 奴性是人民腐败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共和腐败中最严重，最致命的一种。奴性是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论述最多的中国国民性特征，当时，这种论述所针对的仅仅局限于在君主专制下形成的臣民奴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后，这种批判虽然仍然具有相当的现象描述意义，但是，继续造就奴性的政体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继续制造奴性，并靠奴性来维持的政体已经不再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君主体制，而是一个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党专制。由于这种新专制是以共和的名义实行的，它成为一种特别顽梗的共和腐败。 辛亥革命前后，主张制宪的人士有许多对共和可以再造国民，改变国民奴性抱有高度乐观，这种乐观在今天看来已经难以维持。今天的人民腐败程度并不比清末民初逊色，而这种腐败恰恰是在共和政体之内发生的，这就不能不更引起我们对共和自身机制腐败的思考。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国民奴性的抨击，无不直接针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及其体现的文化传统。“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怒斥道:“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转引自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下清末民初的直接引文皆转引自此书。)梁启超把人身不自由譬为“身奴”，把精神不自由譬为“心奴”。“心奴”表现为:诵法先人，为古人之奴隶;俯仰随人，为世俗之奴隶;听从命运安排，为境遇之奴隶;心为形役，为情欲之奴隶。“心奴”比“身奴”更可怕，“身奴”可以通过斗争或借助外力获得解放，而“心奴”却是“如蚕在茧，著著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在梁启超看来，国人皆为奴隶。低层的老百姓“视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宫阙，奉缙绅如神明”;那些拥有高官厚禄盘踞要津者，对老百姓骄横跋扈，但在上司面前则表现出“昏暮乞怜之态”、“趑趄嗫嚅之态”。奴性国民既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拥有高官厚禄，盘踞要津者，这是因为，奴隶和主子的身份是可以转化的，就如鲁迅所说的那样，那些看上去耀武扬威的官僚，他们既是犬也是羊，只不过是看对谁而言了。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奴性还带有反满的民族主义，邹容说，满人入主中国，汉人已经没有国家，根本不是国民，而是大清国的臣民或奴隶，“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谓其为国民乎?吾敢谓群四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尊之以国民，其污垢此优美之名词也孰甚!若然，则以奴隶畀之。”在邹容看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满洲人的奴才，是汉民族的败类。他叹息:“呜呼!我汉种，是岂飞扬祖国之汉种，是岂独立亚细亚大陆上之汉种，是岂为伟大国民之汉种。呜呼!汉种!汉种虽众，适足为他种人之奴隶。汉地虽广，适足供他种人之栖息。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汉种!汉种!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人之奴隶。”邹容当时所没有看到的是，民族主义可以用来鼓动奴隶造反起义，也可以用来造就新式奴隶，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做自己人的奴隶”。辛亥革命解放了满人统治下的汉人奴隶，不料后来的所谓共和却又不分民族地把所有国民统统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奴隶。 中国早期的共和主义者对人性估计太高，反映在他们对“国民程度”的评估上。国民程度是上个世纪初改良派和革命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革命派也认识到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但他们相信，国民程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提高。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1904)中提出:“苟一日者皆明国家原理，知公权之可保而义务之不可不尽，群以义务要求公权，悬崖坠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达于共和，国民之意欲难厌，霸者弥缝掩饰之策，决其不能奏效也。”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性能与条顿民族和大和民族相媲美，只是受专制政府的压抑，不能得到发挥而已。与革命派对国民程度的乐观看法不同，当时是改良派的梁启超虽然不反对共和立宪，但是，在《开明专制》(1905)中，他提出，中国还不具备共和国的国民素质条件，中国人没有自治的习惯，没有团队精神，“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 改良派和革命派争论国民程度，集中在国民性的问题，但是，国民程度或国民性是以人性为内核的，国民性的腐败，根源在人性的弱点。马基雅维里在对古罗马共和的讨论中，提出了“人易腐败”的问题。他把共和思考移置到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上:“人们是多么易于腐化变质，是自身表现出相反的性情，不管他们多么善良，或有多好的教养。看看那些被阿皮乌斯网罗到身边的年轻人吧。他们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在看看昆图斯·法比乌斯吧，他是第二任十人团的一员，一个大好人，却被小小的野心所蔽，听命于歹毒的阿皮乌斯，把他良好的习惯一改而为至恶，成为和阿皮乌斯一样的人。”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话，放在被中国“阿皮乌斯”(袁世凯以及后来的独裁者们)网罗和变恶的无数人身上，是再适当不过了。 从“人易腐败”来思考共和，更凸显了制度对改变人性腐败的重要。人类在自由而全无约束的状态下，天生就可能是一群有相互侵害意图的野兽，权力帮助个人获取比他人更大的自由，成功实现对他人的侵害。因此，需要设立一个能够约束这种个人暴力自由倾向的制度，这成为建立群体和平秩序的第一条件。社会不能等待所有人成为天使后，再期待出现和睦的秩序。同样道理，国家不能等待大多数人具有相当公民程度后，再建立共和政体。先建立共和政体，然后用政体的法治和道德力量塑造具有良好程度的共和国民，这才是正当的次序。 共和制度对国民的塑造作用，不在于把他们改造成为完美的道德者，从骨子里去除他们人性的腐败倾向，而在于帮助他们去除奴性，同时也不让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暴力政治中自由作恶的个体。这样看待共和政体对于国民的约束作用，并不像理论设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个政体首先必须约束的正是那些最难以约束的国民，那些手上握有很大权力的精英国民，也就是政治人物。 共和制度在民初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度(当时有《临时约法》)，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根本约束不了手握重权的政治人物，首先便是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共和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它最脆弱的时候，尚不完善的制度总是会有许多漏洞和可以破坏的机会。这时候，政治精英们的德性便至关重要。在制度尚不能充分约束他们的时候，他们必须自我约束。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完全有机会成为终身总统，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受到制度的外来限制，而是因为受到他自己荣誉感的约束。政体开创期政治人物的行为对未来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大的表率和先例作用。华盛顿做到的事情，恰恰是袁世凯不愿意去做的。这不仅破坏了当时的共和制度，更严重的是，他还为中国从此开创了一个与美国全然不同的，腐败的政治文化先例。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权力高于法规制度，权力只要有机会去破坏法制的约束，就一定会这么去做。相反，若有政治人物主动接受制度约束，那倒反而成为例外的异类。 二 脆弱的共和引发强人期盼和君王情结 民国初年，确实有过政治人物尊重和接受共和宪政制度约束的例子，可惜只是一些孤例。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在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颁布了《民国暂时报律》。其中有对报界的约法三章:第一，新闻杂志必须向地方高级官厅申报，否则不准发行。第二，惩处流言蛊惑。第三，追究污毁个人名誉。 这三条规定都把审查权交到官厅手中，哪怕报道真实无误，仍然可以定它一个“流言蛊惑”和“毁人名誉”的罪名。这个报律一公布，便遭到报界的普遍反对。中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报》、《启民爱国报》、《民报》等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抵制。电文对临时政府的规定大加挞伐:“今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窃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当时抗议“报律”的理由至今对捍卫新闻自由仍具有普遍而重要的意义。判定言论之罪，如果界限及量刑标准含糊不清，必定会遭到误解和滥用。而且，谁对新闻立法拥有权威?是人民政治代表的立法机构，还是一些官僚?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一个政府部门、几个官员，没有经过立法机构的授权，擅自制定和颁布法律，是一种严重的越权行为。 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当即下令撤销报律，指出:“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寻三章条文，或为出版法所记载，或为国宪所应稽，无取特立报律，反形裂缺。民国此后应否设置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议会决议，勿遽亟亟可也。”当时的中国幸而有像孙中山这样尊重宪法制度的领袖人物，他使得中国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有了唯一的一次胜利案例。但是，仅有个别这样的领袖并不能解除共和的危机，即使孙中山的个人节操可以媲美美国的华盛顿，美国也还是比中国幸运，因为华盛顿的优秀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而且是他那一代人的，他们当之无愧地被后世称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与美国相比，中国共和开创期的政治人物就要驳杂得多，他们(包括后来的孙中山)对后世的政治文化示范和影响都与民主宪政有所抵牾，因此也有争议得多。 在中国，共和制度因为腐败，曙光还来不及照耀便已经进入了黄昏，对于中国政治精英来说是如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是如此。被长期奴役的人民，他们接受暴君比接受“贤明之士”来得自然而更合乎他们的禀性。这又证明了马基雅维里的不祥断言:“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腐败，则骚乱与耻辱无伤大雅;只要有腐败，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除非一个权力超常的人确保他们服从，使事物变得良善。”“权力超常”的就是那些专制的独裁者。1911年的共和革命是在一个人民不自由，对自由非常缺乏了解的国家里发生的。中国很幸运有了像孙中山这样的“贤明之士”，但是，仅仅个别的，或一时的贤明之士，而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稳固的共和精英阶层和公民社会，共和仍然不能不危机四伏:“假如因腐败而衰落的城邦能够东山再起，那也是因为当时正好有德行好的人在世，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此人一死，(国家)便会重蹈覆辙。”对中国来说，孙中山可以说是一个死得太早的“德行好的人”，尽管他对中国形成党国制度传统负有他的一份责任。 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另一些浅睡的后知后觉者，而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还没有觉醒，更不要说决心去除自己身上奴性顺民的腐败习性。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当时南京的民众，“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有称“总统陛下”的，有写“恭请圣安”的。君主帝制的意识还是深深残留在国民的意识之中，激烈的暴力革命难以根除这种意识。事实上，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共和创制，它本身就包含着导向专制的逻辑。梁启超曾对革命派通过革命提高国民程度的观点作过批驳，他担心的是革命必然造成乱民蜂拥，殊不知，乱民蜂拥还会为利用乱民进行暴力夺权的蛊惑者创造绝佳的机会。 民众造反，反抗君主专制，非有不择手段的强权人物在其中不能成功，乱世出能干的奸雄，而奸雄使得民众因依赖于他而更加奴性十足，最后，造反造就的是新的专制，这成为马基雅维里说的历史规律:“民众对专制的统治深恶痛绝，便在自己中间择一能够不计手段率其造反的首领。此时便会有人崛起，靠众人之助灭了统治者。他们对君主及其危害记忆犹新，既未建立寡头政治，也不欲建立君主国，便建立了民治国。如何国家在创立之初，都享有相当的尊重，故这种民治国尚可安于一时，却绝不会长久，创业的一代消失后更加如是;因为他们立刻就会肆意妄为，无论私家官府，皆无所忧惧，人人各行其道，每日的侵犯无以计数。或是出于万不得已，或是采纳了贤达的高见，为避免这种乱局，他们恢复了专制。”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还没有建立起充分的国家权力合法性权威，乱象丛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袁世凯是唯一能够“稳定局面”的人物，而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合法性和权威形式便是君主帝制。在共和的国家权威合法性软弱的时候，期盼出现有力的政治强人，甚至以君主制代替共和，这几乎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民众心理，即使在素来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也不例外。 1776年美国革命成功，1777年，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一套条款，就是治理国家的各种法律，叫“邦联条款”。1785年底，爆发谢斯起义，人心恐慌，许多美国人对是否有可能建立共和国家的有效权威发生了怀疑。为了应对共和的危机，1786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当时，美国民间有人像以前庆祝英王乔治三世生日一样，开始庆祝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生日来，还有以法国王室的姓“波旁”来为郡县命名的。美国的邦联国会甚至还把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涅特的肖像挂在议会厅里，当路易十六新添王子的时候，美国到处都举行了庆典活动。不断有人劝华盛顿总统坐上王位，每次都被华盛顿拒绝。 即便是政治精英们，也有提议美国舍弃共和而另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迈诺特(George Richards Minot)于1788年出版的《公元1776年马萨诸塞州起义的历史及以后的反叛》中记述道:“有些知书达理、颇有家产的体面人”开始“酝酿组党”来赞成君主制，引起那些仍然赞同共和者的“严重忧虑”。一位法国人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他在新英格兰见到的情况:“新英格兰四个州的人民对政府极为担忧，……签名要求实行君主制。”来自波士顿的爱国者诺克斯(Henry Knox，1789—1794年任美国战争部长)写信给华盛顿说，马萨诸塞州有“七分之三的人民”赞成建立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 1786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参会者中也有对共和表示失望，甚至丧失信心的。门罗(James Monroe，维吉尼亚州代表，后来的美国第5任总统)是制宪会议参加者，他说，当时的邦联国会主席戈翰(Nathaniel Gorham)曾给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去信，表示“担心美国难以维持独立，并向他探询，一旦我们的自由制度失败，亲王是否愿意在美国行使君王权力。”门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戈翰已经去世，在制宪会议上戈翰并没有直接建议君主制，但他还是公开表示了对美国共和制度的悲观情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吉尔曼(Nicholas Gilman)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那些“积极思考并对宪法抱有热忱”的人士们正在“公然宣扬君主制”。梅森(George Mason)是维吉尼亚州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他后来回忆说，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曾私下里对他说:“我们迟早还得有一个君王……趁我们现在还有条件讨价还价，越早接受君王越好。”另一位代表狄更森(John Dickinson，德拉瓦州代表)热烈称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强有力的行政只能存在于有限君权制度中”，君主制则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之一，“而共和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的制度。” 袁世凯称帝，往往被看成是他和一些亲信人物的个人野心和一意孤行，而国民的普遍冷漠，姑息养奸则是另一个原因———当时积极反对的只有革命党人的声讨和梁启超筹划，蔡锷指挥的护国运动。但是，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共和本身的“国家主义”权力逻辑:国家的稳定强大需要绝对的权威人物。这个人物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某种天意神授，不容挑战的“绝对法权正统”。在出现一党专制这种新型“绝对法权正统”之前，人们知道的“绝对法权正统”的唯一的形式便是国王或皇帝的君权。 在民初的不少政治精英和民众看来，袁世凯当皇帝符合未来中国富强的需要，至于那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则是不重要的。一直到今天，这种强国民族主义，所谓的“大国崛起”，仍然多有信众。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它的“国歌”就是这么打造新帝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惟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师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庆升平。” 共和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政体，由于共和本身的国家主义趋向和腐败可能，共和可以很“自然”地演变为专制。脆弱的共和引发被统治者的不安，因而引发他们的君王情结。这使得广大国民在心理能够接受，甚至期盼出现掌控大局的强权人物，这就为专制打开了绿灯。这样的强权人物不一定是有名分的君王，但一定是像君王一样权大无边、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独裁者或独裁党魁。 罗马的共和看上去是恺撒称帝所破坏的，其实在恺撒统治时，它已经变得十分腐败，那是因为公共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共和国遂陷入腐败并成为专制者的牺牲品。历史学家波伦(Henry C.Boren)说，“最高贵的罗马人”布鲁特和同伙为拯救共和而刺杀恺撒，其实，杀死恺撒并不能挽救罗马共和，因为“他们不知道，共和已经死了”。马基雅维里说得比这个更具体:“在塔尔昆时代，罗马人尚未腐败，而在后来这些时代，它已经腐败不堪……马略派对人民的腐蚀，是因为他们的首领恺撒使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民初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杀死共和的并不是袁世凯，因为在这个奴性无法去除，而且不断翻新滋生的国度中，共和从来就没有真正诞生过。袁世凯1916年死去，并不能解除共和内部出现的专制危机。虽然不再有军事强人重新尝试建立形式上的帝制，让自己成为君王，但个人独裁并没有从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 三 共和中的专制政党 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讨论了共和必然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宿命，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宿命的唯一途径便是让共和包含专制。只有大权独揽的强权人物才有能力在共和遭遇危机的时候，灵活地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没有专制权力，共和便不会有优秀的“应变手段”。马基雅维里虽然是在对罗马共和的评论中提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说法，但这论点却在20世纪不少号称共和的国家里一再成为不幸的现实，并被那里的一些学者接受和运用，他们声称，一党专制比西方民主制度具有远为优越的“非凡应变能力”。许多嗜好马基雅维里式断语的人，模仿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智慧，学到的却只是话语的狡诈。历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建议把马基雅维里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背景中去了解他对共和的洞见。亚里士多德设想一种能够结合多数人的集体判断力和少数人的杰出能力的混合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共和国中的专制因素，是其完美性流失的表现。可是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专制的作用恰好相反———它使共和国臻于完美。”马基雅维里承认，专制是共和控制非常局面的非常手段，专制因此成为共和的一种君权，一种没有君主的独裁，共和国利用君权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赞成罗马人在既无法协商亦无退路的情况下授权一人采取行动的做法。……共和国需要有一种采取非常措施的常规手段。独裁体制能够使共和国虽无君王，却能受益于这种‘王权’。” 民初袁世凯称帝，从根本上说，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有君王，并因此能够名正言顺地受益于王权的专制制度。后来在中国出现的以党权代替王权的专制制度，是超乎袁世凯政治想象的。与更为先进的专制相比，袁世凯实现专制的方式是落伍的。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未必是中国政治文化之幸。 为了达到自己的权利目的，袁世凯使用了各种被历史学家斥责为卑鄙无耻的手段。然而，从收买议员到收买“恳请”他称帝的各省请愿团和北京“绅商耆民”，他的手段实在有限，只不过是利诱一途而已。袁世凯也利用当时的“进步党”，但“进步党”并不是他的权力基础。他授意章士诒组建“公民党”，章士诒在“赞成不要脸面，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不要脸”。加入“公民党”的议员每月可以从袁世凯那里领到200元的津贴，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但是，袁世凯毕竟无力把“公民党”变成一个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对党员的控制，靠的不是简单的利诱和威胁，而是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操纵和组织控制。而且，袁世凯对待当时的宪政制度，操纵的手段也很笨拙。为了扩大政权，他把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1914年通过的《总统选举法修正案》，甚至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差不多，把总统权力凌驾于议会之上。但是，在国家制度与他个人之间，他毕竟还得做出个人直接服从国家宪政制度的样子。 马基雅维里讨论共和的时候是不谈民主的，他关心的是没有民主的共和。这样的共和需要有欺骗民众的手段，在中世纪，那就是宗教。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所知道的唯一可以使用的大规模欺骗手段是宗教，而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袁世凯缺乏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欺骗国民的手段，这是他的一个致命伤。他轻易地抛弃了共和，选择了帝制，哪里知道共和本身就可以用作一种方便的欺骗手段。马基雅维里说:“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蔽。”共和是政体，是大道理，人们对它无法具体证明或证伪，连世袭的传位也都可以通过公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认可，这比皇帝用一纸诏书传位给儿子更具有表面的合法性。但是，民主不同，民主是“具体事务”，不容易蒙蔽一般的人。脱离了公民具体的自由权利，空谈共和的体制，可以成为一种拖延或者根本不想解决民主问题的手段。这也是必须用自由民主来规定和检验共和的根本理由。 在共和历史中，民初的第一届国会可以说得上是公正选举的议会，而这与当时人们有比较民主的政党观相当有关。第一届国会选举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却有自由组织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民众的积极自由参与、报纸的自由宣传、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和陈述政党主张。那是中国共和史上最公开、和平的政党竞争时期，也是民众对议会政治还怀有信任和热情的时期。当时新闻媒体对这次选举问题有许多披露和批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鄙夷和嘲笑当时政治状态的理由，因为新闻媒体能有这样的作为，这本身已经证明了当时民主环境的进步。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上没有失控，选举结果有合法性，因此民国的第一届国会，被称作唯一合法的国会，维持和恢复这一届国会也在后来成为是否继续走共和之路的象征。 中国最初的政党观是欧美型的自由政党。陈永森在《告别臣民的尝试》中归结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对“政党”和“朋党”所作的一些区别，不仅可以看做是欧美和苏俄政党的大致区别，也对我们思考有关政党的一些主要问题有所启发。例如，国家与政党，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人认为，政党以国福民利为宗旨，朋党则追逐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预备立宪时期，有一位名叫与之的作者，就曾在《论中国现在之党派与将来之政党》的文章中说:“夫吾人今日之组织政党者，所以为国家计也。为国家计，则凡于国家之前途有利益者，不独可以牺牲个人之身体及名誉，即一党之主义政见，无不可以牺牲之。何则?以国家为主体，而个人及党派，皆国家之客体也。”孙中山也明确提出:“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梁启超也认为:党员应忠于国家，人们入党在于为国家尽政治义务。 又例如，一个政党是否应该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呢?当时的人认为，政党竞争，应有正当手段，且光明磊落。与之相反，朋党之争，则不择手段，诡计多端。政党竞争离不开手段，但手段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政党竞争最易流于不正当手段。各党派之间，或以贿买，或以威胁，种种卑劣手段使政治越来越远离高尚的品性。与之说，“今反观中国之有政治思想者，若以手段为组织党派惟一之要素，无时而不用手段，无人而不用手段，遂至纤细之事，亦呈风云变幻之观，亲密之交，亦有同室操戈之叹，卒之其手段无不破露，而其事亦归于失败。”政党容许对立党的存在，朋党则欲置对立党于死地而后快。立于不同党派的人，感情极易走极端，对异党总是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一位叫马良的作者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1908)中说，“道有阴阳，数有正有负”，任何党的主张未必能穷天下之理。为此，就要多党共存，以取长补短，这就要求在党之人，要“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孙中山也认为:对于他党，“除商榷政见之外，一切意气之争，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损政党之荣誉”。他要求同盟会成员改变过去的仇视心理，“对会外人，尤当极力联络，毋违背昔日推倒黑暗政体、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以巩固中华民国”。 防止政党的朋党化曾经是美国建国之父们维护共和体制的重要关键。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对派系的说法，仍然被很多美国人看做是最好的定义。麦迪逊把派系叫做“小团体”或“秘密政治团体”。政党通常是指规模较大、组织较好、势力较强的派系，美国的开国先贤们不希望有这种派系。本杰明·富兰克林担心“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乔治·华盛顿在他的离别演说中警告人们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托马斯·杰弗逊也说:“要是我不参加一个政党就不能进天国，我宁愿永远不往天国”。美国从出现政党政治到今天，政党的弊端也曾经是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如19世纪把政府职位分派给“党内同道”的政党分红制(spoils system)。由于政党是现代政治最有效，最专一的组织形式，美国政治离不开政党，这使得政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不能不承受之恶”，美国普通民众对政党之恶的警惕和厌恶，是很多选民疏远政党政治，成为独立选民的主要原因。美国人不信任政党小团体，厌恶党争和党派利己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政党就一直朝着“朋党化”方向发展，连孙中山也改走“训政党治”的道路。孙中山死后，中国的政党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迫害和残杀，发展到同党内部也是如此，成为中国共和最严重，也是最难去除的腐败。由此而生的任人唯党、任人唯亲制度不可避免地变成党官僚制度腐败的根源。马基雅维里说过，一个腐败的共和，在体制上更是可以一目了然，共和的腐败表现在，以前的善者求职变成了后来的恶者求职。共和的制度在推选贤能的人才时，出现了逆向淘汰。优汰劣胜成为不可逆转的模式。 马基雅维里写道:“罗马人民只把执政官的职位和另一些官职授予提出要求的人。这种体制最初不错，是因为只有那些自我判断能够胜任愉快的公民，才会要求这种官职，遭到了拒绝无异于自取其辱。为了得到称职的评价，人人都会尽心竭力。后来，这种办法在那个腐败的城邦里变得极为恶劣，因为求官者不再是更有德行的人，而是更有权势的人;势单力薄的人，即便有德行，也因为惧怕而退出了谋官的行列。他们并非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才形成了这种弊端，这就像其他一切弊端的方式一样。……这种太平景象和敌人的软弱，使罗马人在任命执政官时，不再考虑德行，转而看重偏好。他们授予高位的，是那些知道如何讨人欢心的人，而不是那些通晓如何克敌制胜的人。后来，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不再把这一官职授予有偏好的人，而是授予有权势的人;这种体制的缺陷，遂使残存的美德也丧失殆尽。”当共和相当腐败的时候，必然出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人事制度，一面以吏为师，一面却又在生产大量“美德丧失殆尽”的官吏。以腐败的官吏教化腐败的国民，并从腐败的国民中产生腐败的官吏，一个共和一旦走入这样的制度恶性循环怪圈，产生的只能是越来越新式的奴隶，延续的也只能是越来越顽梗的腐败。

7月1日，国旗护卫队战士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群众汇聚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隆重的升旗仪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依旧若即若离，全球格局正经历着一次大洗牌。危机导致美、欧、日力量相对减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东西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增添了新的注脚。 山雨欲来风雷骤，如同一头初长成的大象闯入了强者丛林，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猜度中国的表情和可能迈出的下一步，中国准备好了吗? 强国之路，战略先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当前，在认清国际格局新变化、准确把握全球战略态势新动向的前提下，中国迫切需要确立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尤其是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实力和定位，能够促进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和平崛起之道路。 变化中的全球战略形势 “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意义可以和1991年苏联解体相提并论。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全球进入战略谋划的新时代。在陈向阳看来，现在各主要国家比的就是战略。“战略角逐是国家间智慧与意志的较量，斗智，也斗勇。” 陈向阳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战略形势呈现出的五个特征： 一是多极化加速。总体上当前是“一超六强”的格局。一超是美国，六强包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突出特征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但与此同时西方大国不甘心被平起平坐、被赶超，趁机搞强权政治，推行军事干涉与价值观外交，企图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二是全球化在深入调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逐步复苏，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得以强化，特别是G20机制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一面暴露得比较充分。比如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贸易保护等。 三是信息化双刃剑效应凸显。信息化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西方大国利用信息化对外干涉和渗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推行的所谓“网络外交”。 四是区域化进一步加强。为抵御危机，各地区抱团取暖，形成了欧盟、北美、亚太、拉美、非洲几大板块。在区域化过程当中，世界地缘重心正东移亚太，虽然当前中东北非吸引全球的目光，但整个潮流未变。 五是金融危机次生灾害频繁。近年来，通货膨胀的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引发了一些国家国内政局动荡以及地区动荡。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危机层出不穷，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2011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战略层面上，主要国家表现出趋同的一面。比如安全上，各国都越来越强调大安全、综合安全，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方面，强调军事、科技、情报等安全，这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其军事霸权，重点搞所谓三大全球“公地”：太空、海洋、网络，将此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非传统安全方面，除了强调经济安全，信息网络、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很突出。 在经济上，各国一方面是规范管制“虚拟经济”，包括信息经济、金融经济、服务业经济等，尽量挤泡沫，避免泡沫无限膨胀，威胁损害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强调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奠定基础。 陈向阳特别指出，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最擅长搞战略，它有一套全方位的霸权战略，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强国。从历史来看，美国就是一个谋求长远战略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主动或被动地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之中。当下，美国的战略动向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变革重振。虽然有变革有调整，但是美国的霸权心态依旧，而且客观上存在战线过长、负担过重、债台高筑的问题，使得野心过大与实力有限的矛盾加剧。从长远看，美国的霸权是趋于削弱的，现有调整难以根本逆转这个趋势。 不过，包括陈向阳在内，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当前发达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格局并未动摇，因此不能过于高估西方大国的衰退力度，新兴大国要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当前国际力量的发展仍不平衡。一些突发性事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打乱整个棋盘布局，重新调整和再组合，从而加大了各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因此，各国如何布阵本国的全球战略，居安思危，作长远谋划，掌握主动权，以增强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使本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 　 　强国之路科技先行 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正在加速孕育，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巴西迪尔玛新政府上台，在科技方面提出将巴西建成科技大国的战略目标，将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新材料、信息和通讯技术、医疗卫生、医药、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农业、半干旱地区科研、核科学、空间科学、海洋资源和海洋保护等，定为重点发展科研领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使中国面临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受访专家指出，在新的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只要中国能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在新兴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可以利用全球化与技术扩散的条件，在努力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力争站上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头。 发展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说，由于在基础、研发能力、体制等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总体上仍处于落后位置。 “对于中国发展来讲，最核心的还是要落到自主创新体系。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行得通，别指望能轻易从发达国家得到。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没办法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博士这样讲。 机会来临时能把握住最重要。陈向阳认为，必须夯实教育基础，加紧人才的培养、储备，将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既发挥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为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将为国家未来立于强者之林奠定基础。 审时度势打造中国战略 目标。当今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阶段来说，到2020年建党百年前夕实现全面小康，本世纪中叶建国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撰文指出，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应确定为一项和平与发展战略，它可以有两大支柱体系：一是和平与安全战略系统，即国家安全战略系统，二是发展与繁荣战略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应当是科学安全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后者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体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安全战略，第一应能够长期确保中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第二应长期确保中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基础。综合而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声誉逐步改善，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增加，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从人均看，中国的总体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极不均衡，未来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专家指出，中国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夯实基础，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 对外，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在中国周边打造战略缓冲区。比如，积极参与东盟“10+3”的合作，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等。同时，通过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从而更加充分地获取国际资源、吸引国际资本、引进国际技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空间，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对内，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重拉动内需，但绝不轻外贸。从近代强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从“走出去”开始，最终成为某一阶段的世界强国。德国是制造业强国，而日本更是贸易立国成功增强综合国力的典型。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使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从而为国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源泉。 从美国来看，美国军事战略的成功对美国世纪和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积极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不同，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陈向阳指出，近年来中国正稳步推进国防现代化，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逐步缩小了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但是，各大国中中国是少有的仍未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获得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军事实力是应当的。中国促进军事现代化，不是要去挑战霸权，更不是自己要称霸，而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并为世界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更大贡献。他认为，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应大力推进军事外交，增进战略互信，尽量消除、弱化“中国军事威胁论”。 重点。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难以避免。“美国一直把防止出现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利益，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否与美国相同，无论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对抗，还是像日本那样对美国追随，只要成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者，都难免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刘江永说。随着中国GDP超过日本，来到第二位，中国面临的美国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从几大热点区域脱身，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步伐就会加快。 不久前到美国访问的张严冰对本刊记者说，他通过与一些美国智库人士的交流，发现把中国视为威胁的美国同行更多了。 同时，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壮大，周边国家固有的对中国的恐惧也将进一步增加，挟美国平衡中国的苗头已有所显现。有国际问题专家警告，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预示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变成中国的战略突围期的风险。 因此，专家认为，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大国和周边都将是重点。此外，要谨慎处理中国快速崛起与新兴国家产生利益争夺、摩擦加剧的矛盾，中国自身实际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期待过高之间的差距问题，以及国际上突发性事件、普遍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最后，应警惕来自中国内部的风险。 形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应该什么样?陈向阳认为，首先是一个可爱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有威严的中国。这个国家能够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公民的期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刘建飞说，做世界大国就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需要融入世界，才能立于世界，并力争引领世界。他认为，中国应注意四个营造。 一是营造更加和谐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比如，中国企业在加快“走出去”，以及提供发展援助时，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生活习俗，不能见利忘义，或者持居高临下、恩赐的心态。另外，注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 二是营造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现在来看，发生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大，但周边确实存在一些敏感、复杂、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涉及领土、领海问题。维权和维稳的矛盾如何统筹，要有相应的战略谋划和决断。 三是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环境。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有一定程度承认，但是并未真正放弃固有的冷战思维，仍在妖魔化中国。从政治制度看，采取西方国家制度模式的国家占了大多数，中国是少数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当主动发出声音，向世界介绍中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以赢得更多理解和认同。同时注意学习借鉴西方一些好的方面，采取一些更易于被外界接受的方式。 四是营造互信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与美国。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战略与经济对话，但实际效果与设计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战略互信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另外，与周边国家，由于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很棘手，要考虑国际舆论，但也不能一味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