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环球时报》无权站在道德高地

《环球时报》无权站在道德高地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2 15:47:40 阅读量:23次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十余年里,鄙人一直是《环球时报》的“忠实读者”,几乎每天必看此报。众所周知,在中国,利益集团垄断了所有媒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也正在加紧被垄断——除了阅读它们,你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有效资讯。   当然,我也得承认,经过岁月的淘洗,我越来越发现它始终具有浓厚的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独缺中立和公正的立场,因此,从一开始的盲信,逐渐带着质疑和批判的眼光阅读它。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   就像今天,它发表了题为《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它将艾未未在互联网上公布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辑在内的几个人的私人号码作为批评的标靶,指斥其为“反道德行为”,进而批判“微博使用者容易出于吸引粉丝、寻求更大关注等目的,让言语呈现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以致迅速形成粗暴对立,其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并将影响中国现实社会的道德品质。”   它不无恶意地夸大互联网上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的程度,鼓动政府行动起来对上述“违法及犯罪行为”形成打击之势。   社论中,《环球时报》企图站在道德高地上,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君子对一个道德败坏者进行说教。《环球时报》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意识形态划界,主动放弃一个媒体的社会担当,放弃人类良心,“自觉”充当利益集团的打手和帮凶的角色,以进行舆论宣传和教化民众为己任,却虚伪地提出广大网民应当超越所谓的“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一个自始至终躲在意识形态阴影背后、动辄以某种立场进行新闻报道和对外亮相的媒体,却反过来教训别人“意识形态站队”进行言说,并将“立场”作为立论的基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客观来说,艾未未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一些人的手机号码,的确有欠考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不讲世间通行的游戏规则,而只妄图以自己内部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全中国人民的某些人来说,对他们讲道德,将是严重的不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未未的行为虽然在人类法则面前,是不道德的,但在中国某些特殊环境下,却是道德的。   因为你自己就是不道德的,以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把自己放在公众良心的对立面,将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公众利益,将利益集团的关注而不是社会进步放在首位,何以要求别人就要受到所谓的道德约束??这不是十足的虚伪吗?   除此之外,这篇社论罔顾中国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思想不仅尚未形成、而且受到限制的事实,罔顾自由言论频受打压的事实,过度强调互联网世界的“失控”,鼓动利益集团将多元因素遏制在萌芽状态,不仅是虚伪的,不道德的,而且简直是居心险恶,以至濒于犯罪的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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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道德文明惊人崩溃

“惊人”是一个容易被滥用的词。然而,国际媒体、中国公众,甚至中国官方在形容当今中国的时候,还是常常不得不用“惊人”一词。 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中国的环境污染是惊人的;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是惊人的;中国大款对高档奢侈品的购买力是惊人的;在号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财富集中的速度和幅度是惊人的。 星期一,中国又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个令人震惊、愤怒、难以言说的惊人。 *女孩被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 成为星期一有关中国的惊人新闻的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四。在广东佛山,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被车撞倒碾压过去,再被另一辆车碾压过去。倒地不起的小女孩在血泊中痛苦挣扎。 一连串的路人从她旁边走过,好似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小女孩不再挣扎。最后,一个捡破烂的女子上前抱起女孩,呼喊找到了女孩的妈妈。女孩被送到医院。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说,医生们表示他们已经无力回天。 有关的报导和现场实况录像通过互联网传开,显然让报导这一事件的西方媒体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 包括法国在内的法语国家新闻媒体普遍转载法新社的报导,题目是“一个小女孩被两辆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 瑞士法文报纸 《晨报》 在发表这篇报导的同时,还配发来自中国的录像,并在录像链接图像下面配有这样一番解说和警告:“过路人对受重伤的女孩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激起愤怒。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 说到这里,需要解说一下“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的说法。它的法语原文是:Attention, cette video contient des images pouvant choquer。其中的“pouvant choquer翻译成“有可能激起反感”显然是一种很无力、很无助翻译。 这里的关键词是choquer,标准翻译是“导致反感”,即相当于英语当中的“offend。”然而,在英语和法语当中,这种反感不是一般的反感, 而是指由惊恐、惊骇、震惊而导致的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厌恶和反感。 *说明问题的惊人数字* 一个两岁的女孩路上被车撞倒,假如有一个人从她身边路过不管不问,可以有很多解释。那个人或许是没看见,那个人或许是特别胆小,那个人或许是个坏人,那个人或许是个精神病,等等等等。假如有两个人从她身边走过不管不问,可能的合理解释就会大幅度减少。假如三个人从这样可怜的女孩身边走过不管不问,除了用“极端不幸运”之外,已经难以找到别的解释。 然而,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汽车撞倒、碾压、躺在血泊中,至少有18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但他们都不管不问、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假如说冷漠和残忍也可以打分,小悦悦的不那么清晰的被撞、被碾、被无视的监控录像记录清晰地显示,当今中国社会的冷漠和残忍已经高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程度。 喜欢进行数量化研究、以数字说明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无疑可以设计一个各国冷漠和残忍度试验:把一个满身血污的十分逼真的假娃娃放在某一国家路上,看到底是第几个过路人会对她伸出援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由此得出的数字越高,即表明该国的残忍度越高。 在这个所谓的“令人反感”的残忍度数字指标上,中国到底是跟世界其他国家差不多,还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然而,一些敏感的中国人已经得出了结论。10月18日,北京时间凌晨时分,中国演员袁弘通过新浪微博发表评论说: “看完这段(小悦悦被撞、被碾、倒在血泊中被无视的)视频,被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击倒在地。连续18人,这自卑的腰杆怕是再多十八个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也挺不起来的。” *令人惊骇的18* 面对如此残忍的画面,西方媒体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只能简单地复述事件,描述那段惨不忍睹的录像画面。英国 《每日电讯报》 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17日发表有关小悦悦的报导,也提出了18这个令人惊骇的数字: “这是一条让千百万中国人深深不安的新闻报导。它向人们提出了若干令人不安的问题:30年来专心致志的经济发展是否只是留下一种道德真空? “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四,在广东省工业繁盛的佛山市,一个两岁的女孩摇摇摆摆走上一个批发市场中的一条小道上。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撞上她。司机停顿片刻,然后继续开行,后轮第二次碾压了那个女孩。 “让千百万普通中国人对中国的走向感到困惑的,不是撞人事故本身,而是接下来发生、也可以说接下来没发生的事情。闭路电视显示,从小女孩身边经过的人不下18个。小女孩清清楚楚地倒在路上,血流进水沟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 *恻隐之心濒临灭绝* 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以来,中国人传统上就讲究尊老爱幼,扶助弱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见义勇为”是检验一个人是好汉还是孬种的最终尺度,而出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基本人性的最终尺度。 尽管中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对当今中国很多问题观点冲突,看法相左,但双方也有一些共识,其中包括认为在当今的新中国或“新时期的”中国,“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成为濒危物种一样的稀缺物,甚至濒临灭绝,就像小悦悦的录像显示的那样。 为什么在享受着中国官方所说的史无前例的盛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史无前例地缺乏?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这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始终一贯地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无情打压胆敢“见义勇为”或坚持“恻隐之心”的人造成的。 中国执政党对批评者多年来提出的这些批评从来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或辩驳,而是要么使用一种同义反复的说法,坚持说中国当今社会呈现出的种种令人惊骇的不道德甚至是非人道的现象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即道德风气之所以败坏是因为道德败坏);要么则归咎于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的糟粕。然而,中国官方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糟粕特别容易感染当今中国。 *“正面引导”的宣传* 两岁小女孩小悦悦的惊人惨剧,在中国国内外引起震惊和广泛的评论。在许多中国公众泛泛而论当今社会道德水平低下,人性泯灭的同时,也有网民指出,“不是人心冷漠,是现实让正义者的心冷漠。法院扼杀了这一社会的公德心。”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进行“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官方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力图展示中国依然是一个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尚的国度。官方的 金羊网 星期一发出报导,题目是:“小悦悦母亲: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报导说: “两岁女童惨遭两车碾压,十多路人见死不救。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压事件,牵动了广大市民的心。今天,小悦悦母亲向记者表示,感谢连日来人们对小悦悦的关心。虽然发生了这种不幸,但是她始终认为,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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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南非/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谴责中国的审查制度不道德

南非大主教图图周五庆贺了他的80岁生日,他期待来参加庆祝活动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未能出席。南非当局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没有给予达赖喇嘛入境签证。生日活动特设一把空椅子代表达赖喇嘛。 身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周六通过视频与图图主教展开对话,庆贺生日。达赖喇嘛幽默地向图图说:“不要忘了邀请我参加你九十岁生日的庆典,到时候,又可以考验一下南非政府。”达赖喇嘛还说:“中国本应该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达赖喇嘛批评说:“互相尊重和相互信任至关重要,为此,必须做到新闻透明,十三亿中国人有权利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书报审查制度实在不道德。” 南非公营电视台直播了达赖喇嘛与图图主教的对话,并在网络上重播。 达赖喇嘛还在本周出版的一本有关图图的新书中评论说:“我相信中国政府又会试图说明图图主教是被西方反华势力所利用,如果说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使用类似的言论回应来自西方的批评的话,用同样的套语来对待图图主教恐怕很难自圆其说吧!” 图图大主教因为当年参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而被称作是南非的良心。 现任南非总统祖马也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只致函表示祝贺。图图大主教近日严辞批评南非政府迫于北京压力,不接受达赖喇嘛入境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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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进入专题 : 道德危机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着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中国传统道德现在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商业文明之前的几乎长达世纪之久的政治冲击。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消失,社会便无道德可言。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世俗化意味着人们日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变得重要起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实际上,道德无非是社会成员中间自觉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同样通过社会的压力机制而发生作用。要形成社会自律,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           受保护的社会才能产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强大并不在于政府的推动,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也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在保护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     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作为世俗文明,历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中发生作用,但在中国总体道德建设过程中,历来就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破坏了传统道德,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又没有尽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没有花大力气进行法治建设。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本文开头所讲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没有进展,除了日常人们讨论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法律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社会领域是很显然的,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但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法律领域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到现在,整个法律领域可以说是金钱主导一切,变相的GDP主义也在法律界盛行。例如中国的大部分律师,都想从事经济法或者与此有关的法律活动,不想甚至回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钱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钱为本必然导致法律界的全面腐败。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应当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如此腐败,社会正义必然荡然无存。           法律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很显然,中国的法律面临政治和金钱的双重压力。结果怎样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为金钱的工具。中国只有法律的条规,而没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国并不存在。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就不能产生了。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没有自治的空间。     长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而确立政权之后,又没有去政治化的过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社会“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状况,表明社会本身缺少空间。缺少空间就决定了社会群体很难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制度,从而也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自觉和自律。换句话说,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会空间。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那么社会道德要调节的是社会群体之间,或者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但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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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2011-10-04)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希腊今明两年减赤无法达标 [中国早点] 新「十月围城」 [金融风暴] IMF副处长:全球经济趋向黯淡 [人物面对面] 吕德耀:打造更完善公交系统长 ● 郑永年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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