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大跃进壁画 （当时）一位同学直言不讳：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说是精神有些错乱，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 作者：陈四益，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 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 毛泽东 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煌煌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 毛泽东 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时，他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也在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如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在却翻了脸，竟公然把鲁迅也当“右派”那样的敌人。 这件事是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公开披露的。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这段对话，却招来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的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为避免蹈周海婴的覆辙，黄宗英还郑重其事地向律师咨询。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更重要的是她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揭露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从未向它“猖狂进攻”，为什么要“关在牢里”呢?只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笔，要写;只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使毛泽东感到是一种威胁。对付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罗稷南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感到毛在“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 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 (二)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卷篇。该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2]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了单行本。现在我找到上述三种刊物所载的三篇《阶级分析》，它们在文字上作过一些改动，但所有观点都没有改变，而在收入《毛选》时，篇幅删去将近一半。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评论的文字，《毛选》版却全部删去;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删去。因此，《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 《阶级分析》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毛泽东这篇《阶级分析》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发表，并在两地发行单行本，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于众，并与1951年《毛选》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进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一文是根据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国青年》所载的该文作为原文。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选》版把第一类的阶级属性从“大资产阶级”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这120多字。文章结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取代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范围似乎缩小了，但“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并未交代;这顶“反动”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知识界的头上。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结束语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原文还说：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 《毛选》版这一部分主要改动的地方是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反反复复的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毛选》版对小资产阶级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和第五类“无产阶级”，原文都未涉及知识分子。《毛选》版改动不多，最重要改动的地方是：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毛选》版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综上所述，被《毛选》删改的《阶级分析》原文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原文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这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这一问题，1951年的《毛选》已作了改正。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毛选》只是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选》中虽然删去了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如故。 (三)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就狂妄自大，霸气十足。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5] 就暴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1936年他还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6]自视甚高的毛泽东，把这种遭遇视为奇耻大辱，屈辱感又转化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他们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毛泽东自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听话的人。1942年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最明显的是1945年发表的旧词作《沁园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远比秦始皇高超。 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下面对这些运动择要作些评述。 (四)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调整与各阶级的关系，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共产党对进步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 毛泽东对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于1942年2月开始，一些知识分子不知就里，积极响应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历来人们把发生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发表《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仍沿此说。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实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共产党权威的挑战，引起毛泽东恼怒。据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回忆：毛泽东深夜去看《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由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实味后，毛泽东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并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运动通过大小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用酷刑，在极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检举出大量“特务”。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而行政学院，他认为，“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大多是经过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如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运动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据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南翔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各单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实味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没有平反。不少人的历史问题当时没有作结论，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以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对这次运动始终没有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相反地，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却“留中不发”，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 对王实味的冤案，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自己搞错了，1962年还毫无根据地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 直到1982年共产党为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大力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平反昭雪。 (五)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据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经验，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同时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性争论变成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发泄了毛泽东的恼怒。 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训家乡进行所谓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 原来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复辟势力，当然要把他们打倒在地。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这场批判运动。被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影片编导、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进行检讨，接受批判。各报刊发表批判和检讨文章数百篇。不但影片《武训传》从此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创办的“武训学校”一律更改校名，有关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拆除。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 接着，《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发表文章咒骂自己。如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他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稍有辩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辱骂。为了“过关”，他们不得不颠倒是非地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时期军事科学研究，为抗日战争服务，却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上述“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但他们的人格却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视为反动。加上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号令全国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在中苏两国官方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实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上乘的精神产品。 (七)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为整风的靶子。胡风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屡遭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己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风的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表面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6月分三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为之写“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入狱。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性揭发批判、停职审查，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据1980年司法部门所作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1980年司法部门复查结论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坐牢25年以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存在不少不实之词，经过三次长达8年时间，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予以彻底平反。这已经是他蒙冤33年以后，胡风去世也已3年了。 继反胡风运动以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揭发出来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在性质上升级了。前者虽然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在思想批判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胡风运动则把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送进了监狱。从此，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程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 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动摇。为挽救极权统治危局，毛泽东提出缓和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一年后把它美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实际上是无比阴险恶毒的阴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 原来，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百花齐放”，不过是香花与毒草之间的“齐放”。而毒草必须被铲除，被统治者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2月27日)，毛泽东抛出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5个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改动)，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抛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开始了所谓“整风鸣放”，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并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29]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当他听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时，觉得一年来不断进行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已经可以考虑收网了。5月15日，他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也向一般党内干部吹吹风。他把鸣放中表示“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0] 在毛泽东亲手策划和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终于开始收网，全国开展所谓反右派斗争，把鸣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己作为“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之外，又加了第五类右派分子。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1l%。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和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辉煌战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并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1] 如今，他连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的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进入一个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在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以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就发动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的所谓“大跃进”。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钢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三分之—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同时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全国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和废铁渣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l年三年间，饿死4000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反右运动所施展的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的必然恶果。 (九)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大跃进”的美名，制造了4000万冤魂的空前大饥荒，由于已丧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无自疚自责之心，反而把这场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于“自然灾害”。事实上，这三年中国气候属于正常，并无大旱大涝。1962年1月，被毛泽东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泽东，当时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一场批判“翻案风”运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由于毛泽东已于1959年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为诛灭刘少奇，毛泽东采取双重大包抄策略。他盘算着，要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垮由刘少奇掌握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和除军队以外的整个国家机器;而要实现这一步，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入手，先向知识和文化领域开刀。知识分子就成为刘少奇的殉葬品。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第二个文件，8月8日抛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又再次提出，要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毛泽东一年后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2]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类革命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于是，知识成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毁灭知识和文化，还要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一场尊他为神的造神运动。通过他长期豢养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泽东被说成是“心中的红太阳”，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弄神装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泽东自己深为陶醉。他在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泽东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就寿终正寝。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 200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现在我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 《现代评论》发表张奚若《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1月)，宇文《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2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1927年9月)等等。 [5] 邵燕祥《“咏蛙”诗的故事》，见《夜读劄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邵文介绍，这首诗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所载《毛泽东〈咏蛙〉诗》一文，署名张湘藩。同一家报纸在那年5月22日刊出黄飞英写的《〈咏蛙〉诗的作者是谁》，指出此诗出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少年毛泽东借郑诗略改数字，应付入学考试，并受到校长的夸奖。 [6] 爱德格?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7] 参见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8]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 同注释[8]。 [10]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388页。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217页、210页。 [12]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13] 同注释[11]。 [14] 同注释[11]。 [15] 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19] 《毛泽东着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页。 [21] 同注释[20]。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 《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6-47页。 [24] 《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 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2]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