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1986年初秋，陈流求与陈美延在清华大学里找到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并在碑前留影。此碑立于1929年，碑文由陈寅恪撰写，为的是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自己对治学的态度在碑文中表露无疑，而1953年的经历，是他践行这一学术信念的明证。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 　　 　　汪篯于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次日晨陈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此后经年，在全国学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于这个早晨的答复。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汪篯并没有马上放弃，他努力向师母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 　　 　　10天过去了，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当时有“南北二陈”之说，他常会被人与陈垣作比较。他们都曾经历“三朝”，陈垣在1948年底的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也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也曾在炮火中，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没走。他在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写道：“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陈垣的转向被认为是时代巨变的典型，时代之潮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陈寅恪是例外。 　　 　　他给科学院的答复抵达北京后，这一年，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学术上的爆发 　　 　　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照片里，陈寅恪坐在椅子上，披着围巾，拄着拐杖，兴致很高地给学生们讲课。听过课的蔡鸿生记得很清楚，上课地点是陈寅恪家二楼的走廊。 　　 　　“先生家二楼的过道里，摆着七八张椅子。他当时给我们开的课名叫‘元白诗证史’。选修他课的人不多，我们全班总人数42个，4个人选了这门课。有一些教师也在旁听，有兴趣就来。先生的课不用考勤，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评分，只需要预习，要不听讲时会满头雾水。他助手黄萱会控制上课时间，时间到了就按下铃。”蔡鸿生对本刊记者说。 　　 　　陈寅恪当年住过的二层小楼，如今已辟为“陈寅恪故居”，供访客参观。在二楼的走廊里，摆放着数张上课用的椅子，可以想见当年情形。 　　 　　在蔡鸿生的记忆里，陈寅恪所用的书都是“大路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但别人没有他那种深度的认识。”蔡鸿生认为学术的魅力尽在于此，“先生常讲，学术需要发覆，发覆就是创造力。” 　　 　　陈寅恪当时的著述都是口述，然后让助手黄萱记录下来，这让蔡鸿生非常佩服。此后留校任教的他曾经让自己的研究生试着口述5000字的论文，没人能够做到。 　　 　　蔡鸿生听课期间，知道陈寅恪正在写《论再生缘》。这本书写出来后油印了一些。章士钊南下看望陈寅恪时，携此油印本去往香港。 　　 　　1958年12月号香港《人生》杂志刊登了余英时文章《陈寅恪先生书后》：“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映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出版了《论再生缘》。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极大兴趣。5月4日，他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缘》。直到此时，中国大陆的人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 　　 　　一年之中，郭沫若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7篇关于《再生缘》的文章。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缘》的评价外，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再生缘》因此而成为彼时文化界的热点。改编自《再生缘》的戏曲《孟丽君》一时为国人所关注。 　　 　　最后的时光 　　 　　一张摄于1957年的照片里，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正口述《柳如是别传》。他的眼睛虽已失明多年，依然透着智慧之光。从1953年至1964年，他口述了两部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总篇幅达90万字，几近他所有著述的一半。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后的好时光。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中共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 　　 　　“1956年，对他来说，春天来了，这是他心情比较好的一年。”蔡鸿生回忆。那年寒假他没回家，是在中大过的年。他和同学们准备大年初一到老师陈寅恪家拜年。“我们跟师母联系，说好来看望先生，先生同意了。他心情很好，跟我们几个学生聊了半个多钟头的家常。”这是陈寅恪最后一次接受拜年。 　　 　　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劫难。1959年，周扬曾去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原本坚决不见，在校方一再劝说下，勉强答应。据周扬回忆，“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感觉“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甚为被动地作了一番解释，“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陈寅恪并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的领导不乏清醒头脑与忧患意识。1961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提出要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陈寅恪所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成为被重点关注之地。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突然摔伤，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他的行动十分不便。 　　 　　陶铸对陈寅恪一直十分关照。为方便他散步，专门铺设一条白色水泥路；为他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收音机；为护理他，还派出“三个半护士”。但受到优待的陈寅恪，仍摘不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几次政治排队中，他都被列为“中右”。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享受如此待遇。彼时在中大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时，反映了“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大怒。一份当年的谈话纪要记录了他的原话：“你若像陈寅恪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上调北京，仍多次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然而他连自己都没有保住。1967年1月4日，被视作当时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突然被打倒。曾与他有关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临随之而来的灾难。 　　 　　陈贻竹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我是从大字报里才知道自己的叔公这么有名。”大字报将陈寅恪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覆盖了，甚至贴到了陈寅恪的屋里，贴到他的床头。 　　 　　从1967年初开始，“造反派”纷纷上门逼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当年夏天，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给爱妻的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家正好位于中大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声包围。以往他尚且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此时他精神所受之摧残，可以想见。造反者津津乐道于这针对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叔公家没搬之前屋子里外都贴满大字报。1968年之前，我跟妈妈去看过叔公一两次，他当时不说话，不能谈政治，也不能谈感受。”陈贻竹说。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唐筼去世。她曾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大陆媒体中最早登载陈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寅恪去世后，墓地多年未能落实。直到2003年，他才与爱妻唐筼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地前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9年，陈寅恪与唐筼去世40年，义宁陈氏后人齐聚庐山植物园，留下了这么多年来人数最多的家族合影。次年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出版了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在书中，女儿们提到陈寅恪回忆他1896年拍照的情形： 　　 　　当时五个孩子并排站立，陈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是否难以辨认照片上哪个孩子是自己？恰巧，快门按下时他正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为将来看此照片时不致出错，他伸出右手，拈住了一枝桃花。 　　 　　(感谢蔡鸿生、陈贻竹、张求会、曹天忠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主要参考资料：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叶绍荣《陈寅恪家世》；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史求实录》；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等) 　　 　　梁启超曾言：“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刘漪文 发自江西 　　 　　陈三立有五子，陈衡恪长于诗书画，陈隆恪擅诗文，陈寅恪是历史学家，陈方恪是才子，陈登恪是外国文学家。其中，衡恪的绘画和寅恪的史学最著名。 　　 　　陈衡恪，字师曾，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擅山水花鸟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矫柔为刚。 　　 　　1876年3月2日，陈衡恪出生在祖父陈宝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凤凰县)。幼年时代，他跟祖父识字、训诂，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6岁时，他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触景生情，即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回家后，祖父授以纸笔，他从此开始习画。少年时代，陈衡恪作画全凭写生，并无师承。有时，他也在画上写些短章断句，祖父常在宾客面前夸示这位长孙。 　　 　　10岁时，陈衡恪在长沙从尹和白学画花卉。15岁时，又与胡沁园、王闿运相识，常以书画请教。在他弱冠之年，父亲陈三立开始聘请名师对儿子进行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陈衡恪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从范当世学行书。这三位皆是当时颇有建树的名流。 　　 　　范当世曾为李鸿章幕僚，又与陈三立同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人物，见陈衡恪聪颖好学，他便主动提亲，将女儿范孝娥许配给了陈衡恪。 　　 　　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结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同被革职，回到家乡南昌，筑室西山下，“往往深夜孤灯，相对唏嘘，不能自已”。这一年陈衡恪遵长辈之命，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其时鲁迅也在该校，陈衡恪遂与之结识。 　　 　　两年后他们一道东渡日本，归国后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职，成为亲密的朋友。鲁迅和陈衡恪经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鲁迅日记》里，有数十处提到陈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是请陈衡恪用篆体题签的。 　　 　　1909年陈衡恪从日本学成归国，被聘为江西省教育司长。任职不到一年，便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院教书。 　　 　　他住在南通城东一栋村墅中，因为仰慕吴昌硕的书法篆刻，常到上海看望吴昌硕。陈衡恪在南通时期的不少篆书、石鼓文以及篆刻作品，都有受吴氏影响的印记。吴昌硕也曾说过，陈衡恪“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在日留学期间，陈衡恪与肄业于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相交甚密，二人对诗词、中外绘画、书法、金石篆刻皆极喜爱，终成莫逆之交。 　　 　　1912年春，李叔同至上海，任《太平洋画报》副刊编辑，陆续刊载了陈衡恪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偶坐侣是商山翁》《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画作。5月，陈衡恪抵达上海，《太平洋画报》做了专门报道，还刊出陈衡恪大幅半身照片。藉此，美术界开始注意到这位画坛的天之骄子。 　　 　　1916年9月，李叔同为陈衡恪题其荷花小幅：“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两年后，李叔同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他将自己的玩具、泥偶赠与陈衡恪。陈衡恪则将李叔同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 　　 　　“文革”时，陈衡恪的画幅和李叔同的旧物都毁失了。1978年，画家黄苗子在其所著《货郎集》中写到了陈李的这段往事。这是他在京访问陈衡恪之子陈封雄时听闻的。 　　 　　陈衡恪在艺术创作上主张中西融会，认为“宜以本国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他是敢于创新的实践者，齐白石正是在他力劝和帮助下“衰年变法”。 　　 　　1917年，55岁的齐白石避乡乱居于北京，以卖画和篆刻为生。当时，他画一个扇面的价格是银币两元，比一般画家便宜一半，依然无人问津。一天，陈衡恪逛琉璃厂，见到齐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赏不已，专程到他所住的法源寺相访。齐白石取出《借山图》请陈衡恪观看，陈衡恪欣然赋诗一首，劝他不必求媚世俗。从此齐白石就把“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多年后齐白石仍然心存感激地说：“那时我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陈衡恪又劝齐白石自出新意，变通画法，齐此后创出了“红花墨叶”一派。 　　 　　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赴日参加 “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带去了数幅齐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价销售一空。法国人又在东京选了陈衡恪和齐白石的作品带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陈、齐二人一时名动海外。 　　 　　此后，齐白石的声誉蒸蒸日上，终成一代大师。 　　 　　陈衡恪和齐白石在诗、书、画、印上的往还甚多。他曾以姜夔“屋角红梅树，花前白石生”的诗意为齐白石作《梅下老人图》扇面，他为友人所刻诸印中，也有不少有齐白石的边跋。 　　 　　齐白石在纪念陈衡恪的诗中写道：“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正是二人艺术关系的写照。 　　 　　传统文人的当代境遇 　　 　　陈衡恪曾自述：“平生所能，画为上，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陈衡恪的花鸟画大多为写意，工笔极少。他一方面受吴昌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取法陈道复、徐文长，继承明清以来的写意花鸟传统，取诸家之长而别具一格。他喜欢虚实相生的手法，大胆省略，以空衬实，画意开旷深远。 　　 　　兰花是他最为擅长的。他用笔婉转，多用水墨，特别善于表现兰花在风中摇曳的情态，极得石涛神韵。至于竹子，风竹、雨竹、晴竹、老竹、嫩竹、竹笋，无所不画，无所不工，“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他画竹别具格调的是竹石扇面，或石淡叶浓，或竿淡叶疏，很有轻逸的情趣。近代绘画史论家俞剑华曾说：“石涛的兰竹为清代画坛一绝，陈衡恪的兰竹则可称之为近代画坛一绝。” 　　 　　与花鸟画不同，陈衡恪的山水画师法前人而不师法今人。当时山水多为“四王派”——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末流，陈衡恪不学时人，而决定另寻门径。他传世的山水画师法最多的是龚贤、沈周和石涛。但陈衡恪深知，绘画不可离开古人，也不可全靠古人。“必须学甲的也学乙的，取甲乙的好处，而自己造出一个丙来，才能卓然成家。”他的成功之处，即在他能从前人的影子中挣脱出来，形成自己的风貌。 　　 　　在北京度过的最后十年，是陈衡恪艺术生命的黄金时代。彼时，他在画坛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然而他也必须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国文化的式微。 　　 　　陈衡恪是一位传统文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论著，试图确认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并立论“不以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以扭转当时死气沉沉的复古画风。在陈衡恪看来，文人画“功夫在画外”：“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他属于徘徊在近现代之交的一代人，他对文人画价值的重新肯定和诠释，流露出他对传统的眷恋。 　　 　　陈衡恪曾梦见自己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论画。徐渭告诉他说：“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寿如之。”于是陈衡恪常以徐文长转世自谓。1923年夏他得知继母病危，不顾暑热驰归南京，亲奉汤药。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当年8月7日，陈衡恪英年早逝，享年48岁。 　　 　　梁启超在悼词中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吴昌硕的挽词则是：朽者不朽。 　　 　　1996年10月，江西修水县审计局副局长刘经富因病住院10天。在病床上，他读到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黑封皮的传记，令他大为震动。刘经富形容当时的心境是“大彻大悟”。 　　 　　病愈之后，刘经富辞去官职，决定把后半生献给陈氏家族研究。他觉得修水作为陈氏故里，应该有人站出来，在义宁陈氏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十多年过去了，刘经富已经出版了数本专著。在他的书房“积庐”里，堆满了各种义宁陈氏资料，其中包括陈宝箴应举时写的八股文，还有满书柜的陈氏族谱——都是他这些年来在修水淘到的。 　　 　　“这可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刘经富翻着陈氏族谱，眼睛在镜片后放着光，“里面藏着很多陈氏家族的秘密！” 　　 　　2005年，刘经富回修水参加黄庭坚诞辰950周年研讨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陈云君先生，是天津诗词学会会长。刘经富依稀记得曾在掌故大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读到过一条：天津书法家陈云君乃陈三立之孙。 　　 　　研讨会结束后，刘经富找到陈云君。一番介绍之后，他问陈云君是不是义宁陈氏后人。 　　 　　“我什么事也没和他说，只回答，‘据说是。’”陈云君告诉本刊记者，“刘经富就问我，你父亲是不是叫陈陟夫？我说，不是，我父亲叫陈覃恪。他说，那就对了，陈覃恪字陟夫。他又问，你知道你母亲吗？我说，据说姓陈，杨梅村人。他说，你错了，你母亲姓韩，不是杨梅村人，是修水杨梅渡人。” 　　 　　经过一番盘问，刘经富确信，陈云君就是陈家失散多年的后人。他决定带陈云君去见一个人——陈小从。陈云君这才知道姐姐陈小从住在武汉。姐弟二人见面之后抱头痛哭。 　　 　　陈小从说：“我见过你妈妈。我们早就知道你。我们找了你10年，连续发了三封信。你也不回信。我们以为你不乐意认我们了。” 　　 　　陈云君的经历很奇特。他生于1946年，是陈覃恪之子，陈三立的弟弟陈三畏之孙。两岁时，经叶恭绰介绍被父亲送到天津的陈家寄养。因为战乱，南北交通阻隔，和整个陈家失去了联系。 　　 　　天津陈家是做铁路生意的买办，解放后不久，陈云君的养父就被送进监狱，他在亲戚家辗转度日。对自己的身世他并不了解，“只是总觉得不那么贴心贴肉”。直到“文革”前夕，要销毁“四旧”的时候，养母才拿出一摞信对他说：“以后的形势怎样不好说，趁我今天还在，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将来有心，可以去寻访你的家人。” 　　 　　养母一边给陈云君看信，一边就把他看过的信投进火盆。从信中，陈云君得知，自己的生父是陈覃恪，生母姓韩。 　　 　　忽然得知自己的身世，对年近弱冠的陈云君来说是一大震撼。不久，养母去世，他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他不喜欢工人生活，感到格格不入。因从小热爱传统文化，他便跟书法大师吴玉如读书，学习古典诗词和书法。 　　 　　对于此时的陈云君，沉浸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是一种大解脱。后来他又有机会亲近巨赞法师，并从梁漱溟研习佛学，成了没有学历的诗人和书法家。 　　 　　1982年，陈云君在天津开办茂林书法学院。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社会力量办学的第一家。他找到一位政协领导做院长，自任副院长，自己编教材、授课。之后，他又到天津古籍书店编辑室做主任，由于不用坐班，也就等于自己念书。 　　 　　“我从二十多岁，到48岁，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念书，”陈云君说，“诗词书画，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的事。” 　　 　　他还酷爱品茗焚香，关于禅茶和檀香的品鉴都有专著问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常自谓，虽然生活在新社会，但学术观点、史学观甚至人生观，大约还是在守着儒家的道统。 　　 　　“这是陈家的传统，从陈宝箴到陈寅恪无不如此，”陈云君说，“我虽未在陈家长大，但这个文化基因一直在影响我。” 　　 　　“散原之孙辈能诗者” 　　 　　陈氏后裔当中，88岁的陈小从是健在者里最年长者，被誉为“散原之孙辈能诗者”中的第一人。 　　 　　陈三立有五子，由长及幼分别为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 　　 　　陈小从是陈隆恪之女。1929年旧历十月，随祖父陈三立上庐山定居4年。这4年里，她与祖父朝夕相处，决定了此后一生的走向。 　　 　　散原老人上山时，陈小从虚龄7岁。老人经常带着小孙女外出散步，一卷《匡庐山居诗》，穿插着小从牵衣蹑履、活蹦乱跳的身影。 　　 　　“祖父来临，给我这做小孙女的添了不少‘自找麻烦’的事。”陈小从笑着对本刊记者回忆。例如，吃饭时，要挑好菜夹到祖父的碗里；替祖父把烟卷装上象牙烟嘴，并替他点烟；晚上祖父上床后，要帮他脱袜子，掖好被头，放下蚊帐，口里唱着“公公明天见，早睡早起身体好”，然后才随着奶妈回自己房里去。 　　 　　祖父有迟眠的习惯，有时她等得两眼迷糊也硬撑着不肯离去，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祖父看着小从心里不忍，只好提前上床，还说：“这个伢崽，何以这么古板哟？” 　　 　　8岁时，陈小从入家塾读书。每天下午放学时，散原老人就凭窗盼望。小从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向祖父报到。晚餐后，就是祖孙的消闲娱乐时间。祖父有时教她唱客家童谣，有时还打谜语。 　　 　　陈小从还记得祖父出的一条谜语：“白鸡子，髻颠颠，来时饱，去时空”(打一用物)。她猜着是小茶壶，便回敬祖父一个字谜：“日下人。”祖父却没猜着。小从说：“是个‘是’字。”祖父想了一想，连声夸奖：“打得好！打得好！” 　　 　　那时，庐山一到夏天，游人增多，陈家的松门别墅宾客盈门。秋冬两季山上就冷清了。有客人问：“老人家，山上冷不冷清？”散原老人指着小从说：“有这个伢崽在身边，就不会冷清。” 　　 　　陈小从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然而在庐山的4年，她陪伴祖父，受到的启蒙教育的确是非凡的。此外，她还有机会接触上山的硕德名流，从此眼界、胸襟都不落凡俗。因此机缘，她受到的教育，仍然是一个世家子弟所接受的金石书画、诗词文史方面的教育。 　　 　　1951年，她经徐悲鸿介绍，入中央美院学习。只上了一年半，她便因父母老病需要照料而辍学。1956年，父亲陈隆恪逝世。之后，陈小从才参加工作。她最初在上海食品公司广告部任职。1958年与武汉大学教授彭旭麟结婚，便从上海调到武汉，在中学任美术老师，直至1980年退休。 　　 　　家学渊源对陈小从影响最大的还是诗词一道。她回忆刚开始学诗时，写了“细雨檐声清客梦，虚窗灯影静鹤眠”一联，便兴致勃勃地拿给父亲看。父亲看后指出“鹤”系虚假语，现代人已无养鹤者，应改为“蚕”字，并反复告诫：“做诗要说内心话，写真情实感，不要图表面好看，弄虚作假。” 　　 　　陈隆恪生前曾手订自己的诗稿，并对女儿说：“我的诗不过是写个人一时的感慨及经历，只以自娱，非求世知也。”父亲去世后，陈小从将父亲遗作一千余首一再选录，汇编成册，付梓印刷，取名《同照阁诗钞》。 　　 　　如今陈小从正在筹备出版自己的诗集《吟雨轩诗稿》四卷。这是继《陈宝箴遗诗》、《散原精舍诗》、《陈师曾遗诗》、《同照阁诗钞》、《陈寅恪诗集》、陈方恪《鸾陂草堂诗词》之后陈家的又一部诗集。诗集名典出祖父陈三立壮年游庐山时的一首诗作：“高磴烟如扫，荒林雨自吟。” 　　 　　在陈氏研究方面，陈小从的贡献最大，用力最深。从1980年代起，她向陈氏家族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2004年，她又出版了《图说义宁陈氏》一书，收录了陈氏家族120余幅珍贵照片，并配有数万字的文字说明和近百首诗作，为陈氏研究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和线索。 　　 　　文化家族的转向 　　 　　在陈氏家族中，陈小从、陈云君的经历并不典型。按照陈氏族谱，“恪”字辈以下是“封”字辈。“恪”字辈多文史大家，从“封”字辈开始，却大都转向了理工科。 　　 　　陈封怀之子陈贻竹说：“到我们这一代已忘了‘本’，要重新捡起来实在不容易，这是时代所致。” 　　 　　陈衡恪的中道殂落，对义宁陈氏家族和他自己一家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如三子陈封雄晚年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所说的：“幼年丧父对我的一生无疑是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先父刚刚开始扶持我在绘画艺术上起步。假如先父能够延寿二十年，我的人生道路肯定与现在不同。然而这一切都己无法挽回了。” 　　 　　在他四五岁时，陈衡恪就从日本带回儿童画册，又买来粉笔和画板让他任意涂抺。当他能描摹出老父画中的茅屋和人物时，陈衡恪夸奖不己。后来，他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重庆《国民公报》记者，重庆谈判时采访过毛泽东。1949年以后，他历任新华社英文编辑和《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直至离休。他的女儿陈苹，为北京纺织局职工大学讲师。 　　 　　陈封雄的长兄封可，曾留学日本和德国，长期担任德语教员和翻译，亦能作画，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均熟稔，家富藏品。《郑孝胥日记》1929年8月16日记：“郑乐全、陈封可、费叔迁来。封可，伯严之孙，师曾之子。亦能画，在京画会。”可惜的是，这些字画在“文革”期间被查抄，从此下落不明。 　　 　　二兄封怀，著名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他在南通和上海念完小学后，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继而升入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师从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1934-1936年，他为创建庐山植物园，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首次引种了西洋参、糖槭、檀香、欧洲山毛榉、神秘果等经济植物。 　　 　　陈封怀亦擅丹青，晚年曾将历年画作裒成一帙，名《丹青记忆》。三兄弟的绘画基础都得自家传。 　　 　　“若陈师曾遐寿，6个儿子中必有克绍箕裘，于诗、书、画、印展其长才，世其家声者。”刘经富感叹，“‘延寿二十年’这样的话，着实令人痛哉斯言！” 　　 　　本刊记者在庐山拜访了陈寅恪的两个女儿陈流求、陈美延。与父辈不同的是她们分别选择了医学和化学。 　　 　　大女儿陈流求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后因丈夫在成都， 1961年她从重庆来到成都，进入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陈流求说，父亲给她们三姐妹的学习教育环境是较宽松的，没有给她们划定框框。父亲曾对妹妹陈美延说：“如果要学历史的话，就要超过我，否则就不要学。” 　　 　　陈流求回忆，父亲对她们的数学成绩特别重视，他认为数学是一门注重逻辑思维且严谨的学科，对工作和生活有益，因此要求她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有严谨的思维。 　　 　　“这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陈流求说，“因为我学医，不严谨是不行的。” 　　 　　陈寅恪的次女陈小彭，1931年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园艺系，分配到海南工作，不久调到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后全家移居香港。 　　 　　近年来，陈寅恪的文稿陆续面世，小女儿陈美延功不可没。她曾和姐姐陈流求分工，由姐姐负责父亲的骨灰安葬问题，而自己负责父亲的文稿出版。 　　 　　因为战乱及“文革”抄家等原因，陈寅恪的文稿流失了许多，近20年来，陈美延一直在搜集、整理父亲的文稿。她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因为专业背景的差异，整理父亲的书稿有一定的难度，但她坚持不懈地做着大量繁复的工作。陈寅恪80%以上的手稿都因为她的整理重见天日。 　　 　　陈方恪终生未生养子女。 　　 　　陈登恪有子陈星照。1958年他毕业于武汉华中工学院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后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任总工程师。 　　 　　对于祖上的事迹，“封”字辈以下的很多人都已不甚了了。陈封怀次子陈贻竹现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博士生导师。他的一子一女，从事的都是计算机行业。 　　 　　陈氏家族的文史之路似乎断了血脉，陈贻竹深感遗憾。如今他似乎在小孙女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说，“艺术这东西，靠的是禀赋还有兴趣，是不能强求的。” 　　 　　采访中，不止一位陈氏后人表达过类似的遗憾。陈云君的说法带着一丝名士风范，“如果我有很深的造诣，不必是陈家之人，照样出名。如果我一点学术价值没有，就算是陈家人又能怎么样？” 　　 　　(参考文献：《陈寅恪集》；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汪荣祖《史家陈寅恪》；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刘经富《义宁陈氏与庐山》)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文/ 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 在南瓜泡沫实习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出现在新闻纸上，都让我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话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 「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 」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下載方式： 访问此文档   http://isunaffairs.com/?page_ id=1590  ，可获取《阳光时务》 最新的订阅信息及过刊的下载更新信息。用Gmail/ Hotmail发信到  yangguangshiwu@ gmail.com  亦会有自动回邮提供《阳光时务》 订阅方式及过刊下载。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 com Android系統：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電腦：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請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搜索“ISUN”  htt p://emag.isunaffairs.com 社交媒体： Twitter： @isunaffairs 脸书 ：http://www.facebook.com/ isunaffairs G+  ： https://plus.google.com/ 105389029463525925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