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什么？                                             南方周末报社有个得到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旨在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最困难的部分被清退的代课老师而命名为“燃烛行动”的公益项目。5月中旬，我随报社实施该项目的同事黄君、支持这个项目的民间组织“平行公益”的义工张君，一起走访了选定的支助点陕南宁强县的两个乡镇。         我们在县红十字会和两个镇的干部引导下，翻山越岭走访了7家曾经的“代课老师”，最困难的两户状况睹之令人心酸。但是，这与他们是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关系不是很大：69岁的李“老师”家境艰难，主要是因为他35岁的儿子患“甲亢”，无钱治病，不仅娶不到媳妇，还得出外打工。56岁的冯“老师”两个儿子都有间歇性癫痫，28岁的那个在深圳打工时没挣到钱，还被人欺负，徒步沿铁路走回家用了4个多月，途中因不愿加入抢劫团伙而被打伤头部；为让26岁的小儿子在外打工不因发病出事，年纪已不小且有结核病的冯老师不得不抛下老母亲和有病的大儿子，陪小儿子一起出门。甲亢与癫痫这类不轻不重、虽然可以治好而钱少了肯定不行的疾病，对于医保水平还很低的农民就是过不了的坎；而打工者家庭“妻离子散”，亲人难以互相照顾则加剧了生活的艰难。         在走访中我们痛切地感到，比上述因病致困更普遍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打工者家庭特别是子女教育的伤害。         我们选点宁强县，一是因为它是陕川甘三省交界的偏远山区，二是它乃汶川大地震时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县。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可以说因祸得福，宁强的学校重建真的实现了“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学校硬件建设的标准和质量无疑成了当地最高的。县城里有天津市对口援建、投资过亿的“宁强天津高级中学”（原来的一中让给了初中）、邵逸夫捐建的“逸夫小学”。我们去的代家坝镇徐家坝村中心小学，有捐资128万元建的“何家英博爱教学楼”、捐款14万配置的“万鼎电脑教学室”，有县政府“教安工程”投资120万元建的办公和宿舍楼；阳平关镇小学则是台湾金门县同胞捐款133万元人民币建的教学楼。——学校在当地建筑中是那么漂亮那么出众，真该赞一个！           然而，令人不安是，学生中“留守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与在外打工的父母之间亲子情感的疏隔是一方面，更直接的问题是他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保障？镇上的孩子且不说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来自附近的山村，周末与节假日回家爬山涉水，危险性更大。徐家坝小学有学前班，孩子们四五岁很可爱。我问放假怎么办，答称家长来接——这家长一般就是爷爷奶奶了。学校旁边就是一条河道，平常有水洼，我们的面包车是趟水走过的。要是下雨涨水呢，孩子们怎么过？在双河中心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有学生在爷爷接回家的路上遇到大雨，被水冲走淹死了。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母可以在打工的城市里落户，哪怕是住棚屋(所谓“贫民窟”），他们也是愿意让孩子在身边读书的吧——当然，同时学校不得排斥孩子们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如果说“60后”、“70后”的打工者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面临中考、高考，若是留守在乡，会有情感困扰；若是随父母在打工城市“借读”，则有一个如何回原籍参加高考的问题。招生指标按户籍分配是一种利益分配，对这种不公平的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人为地造成各省市教材与录取分数线的不兼容，给随打工父母在外省市读书的学生造成的困境。         如果说“80后”的打工者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到了上学前班和小学的年龄。难道我们还要让他们及其子女接受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世界各国罕见的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上世纪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且不谈国民权利应当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单从今天要发育市场经济的角度，也要求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打算向父辈那样回归乡村，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取消户籍壁垒，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样，他们的子女不用“留守”在乡村让做父母的牵肠挂肚；带在身边也不用为如何上学发愁。         “新生代农民工”官方表述的出现，说明政府高层已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上了社会管理变革的议程；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关心这个社会问题的人们，所期待的是相关改革的时间表及各地启动户籍（包含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际行动。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普遍减少，城市学校已“空”出不少学位可以接纳打工者子女入学，城市管理者的因袭观念才是最大的障碍。         5月6日北京市教委宣布，今后非京籍生在京借读只需要提供暂住证和原籍户口证明，这表明北京是有条件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可是第二天又宣布收回成命，退回到要“五证”齐全的老路上，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的“幼吾幼及人之幼”虽是一种道德训示，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公平，谁也别指望社会安定。有些城市人有对“外来人口”的优越感，殊不知古代政治家早就说过，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衣食足知荣辱（反之“饥寒起盗心”）；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且心理不平衡的“流民”，让你有安稳日子过才怪了！你有什么权利排斥他人？你有可能让他们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在家呆着种田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冉建新案中，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吉德平，又在扯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坏了”。果真“坏了”，那就视同放弃“自证清白”的机会，予以定罪，这类推脱之辞无效，它还会反复出现吗？     草菅人命为哪般                                     鄢烈山       读南都记者王銮锋的调查报道《利川已无“冉二哥”》，心里一片茫然，说不尽的惶惑，尤其是那个长期叫我百思不解的问题：自古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什么在当下，“同类”相残的事层出不穷，有愈演愈烈之势？         发生在湖北省恩施州的冉建新命案疑云，还有待该省高院等机关的联合调查组揭开谜底。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冉建新遗书指控的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与他的死脱不了干系；而冉建新被恩施州指定异地办案的巴东县反贪局局长曾正平已被停职接受调查，巴东县检察长郑雪松已辞职，检察院两名办案人员已被刑拘，显然调查组已初步认定冉是非正常死亡。         这里面有些奇怪的是，即便真如冉建新遗书指控的是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要报复他，那么恩施州指定与利川同级的巴东县检察院办案，不正是为了规避利川的官员插手吗？巴东县检察院的人并不是利川李伟的下属，有何“必要性”执行李伟的旨意，又有什么“积极性”把冉建新往死里整？假如李伟要收买也不能把巴东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都收买了吧？当然，地方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我这只是就一般情理而言。       我们已看到不少案例，一些党政或公检法官员，先一天还是人上人，一旦失势被“双规”，理论上还有官复原职的可能，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遭到与普通百姓无二的毫无尊严的对待，甚至严刑逼供。这是为什么呢？在皇权时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古时有“官体”，另一方面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入仕不容易，衙役们内心深处多少对他们是心有敬意的吧？而当今之世，谁服谁？平时在台上你八面威风，不得不对你陪笑脸；一旦塌台，不摔个鼻青脸肿，也有人要揍你个鼻青脸肿。这些天，网上曝南宁市一区检察院长高升，老部下们挂“滚蛋”条幅欢送。试想，这位前检察长要是被“双规”，会有好果子吃吗？         弥漫的不公平感和怨毒心理，会产生盲目仇官和暴戾心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至于导致草菅人命吧？         虽然鲁迅说翻开二十四史，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是“相斫史”，但中国人自古以来也讲“人命关天”，通常情况下朝廷杀人，不是“就地正法”，要押解京城“三法司”会审，以待“秋决”的。至于“得饶人时且饶人”，“积阴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更是民间的主流意识形态。         草菅人命古时情形且不论。而今草菅人命者，有的是丧失做人的基本底线，出于极端自私的利害计较，如药家鑫。有的则是观念问题。“文革”中打老师最凶的是初中的女生，她们“单纯”易受蛊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最革命的表现。如今在中东和非洲，据说也是“童子军”表现得最残忍。最近我在网易等三家微博上转发了贺卫方教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越是司法不独立的地方，越应该先废除死刑。因为司法不独立就意味着司法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干预，整个过程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审慎、认真和理性。这样一种情况下，可能错案的概率会远远高于已经实现独立的地方。”对这个观点评论不少，不赞成者除了思维不清、逻辑混乱的，大抵是没有接受“宁纵不枉”现代法律观的人，——为了“威慑”贪官，不惜更多的平民蒙冤丢命。         草菅人命的问题深究下去，我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丧失了同为人类的怜悯心和基本的同情心。我常想，街头城管一线的队员，其实也是底层人，比农民工不过多了一身等级最低的制服而已，他们当中有些人怎么会对游动小贩那么凶恶？撵走就行了，何必动辄打人夺物？还有，非法强拆中的那些打手，有点身分和身家的人也是不会干的，他们那么卖命地置人于死地，心里就不掂量一下吗？         更重要的是，草菅人命者，特别是背后的指使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起不到对同类的警示作用。以本文开头讲的刑讯逼供而言，公安部及别的司法部门，这些年下过多少明确的禁令，它的有禁不止足以说明与执法观念更新毫不相干，而只能是对知法犯法者惩诫不严所致，刑讯逼供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冉建新案中，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吉德平，又在扯审讯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坏了”。果真“坏了”，那就视同放弃“自证清白”的机会，予以定罪，这类推脱之辞无效，它还会反复出现吗？     2011/06/10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为谁治水？ 鄢烈山 如果这是一道考公务员的申论题目，你会怎么回答呢？我若参考，能想到的是—— 所谓“治水”，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如古代的大禹治水、明清的河道总督治水，是为兴利除弊，防洪、灌溉和通航等；二是治理水土流失，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三是治理水污染，这一条在工业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 那么，为谁治水呢？从地理横轴的近处来说，首先当然是为了本地、本流域人民的福祉；往远一点说，是为了全国人民及人类社会的利益。不闻“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吗？水是人类重要的生存资源；弄得不好，村落、部族乃至国家之间都可 …… ……

印度首都德里街边神情愉快的小贩。从车窗抢拍 尼泊尔世界遗产景点的小摊贩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鄢烈山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