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聋作哑之20】新周刊：只有一种情况我会中止调查(2009)
艺术家艾未未：只有一种情况我会中止调查 2009年05月04日 新周刊 口述/艾未未 采访整理/陈非 信息常常被认为是政府机关的财产，或者是机密，对公众保密，这是非常不成熟的想法。 只有一种情况我会中止调查，就是地方政府公开透露信息，一旦他们开始做，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艾未未 当代艺术家，“鸟巢”设计方案中标方的中方顾问。2008年12月15日启动“5•12”遇难学生 调查，以个人名义在博客上分批公布了遇难学生的名单和基本资料，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启动“5•12”遇难学生调查是从去年的12月15号，这个调查我们简称为“公民调查”。 (地震发生后)我从图片上看到他们(遇难学生)像沙丁鱼罐头掀开一样——我们从来没看到过任何动物具有这样震 惊的图片，一下就被震惊了、震傻了。马上会想到：这些孩子是谁呢、到底多大了、有血有肉有亲情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生命就消失了呢？ 对真相有兴趣，才可能有情感 信息常常被认为是政府机关的财产，或者是机密，对公众保密，这是非常不成熟的想法。我们给四川政府打了很多电 话，有些电话都是咨询性的，得到的回答都比较简单：有的说这是国家机密，有的说是无权提供；教育部门不可能直接把名单 提供给你，说是要通过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实际上无法认证这些，说要通过公安部门。这里面的确是一个结构性的迷宫，有点 卡夫卡的意思。我相信地方政府是在开始做这个名单的收集整理工作，但具体的公布日期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但我们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获得信息和公布信息的可能性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我对这些事实也好、真相也好，比较有兴趣，因为它跟我一贯的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表达、如何表达、 怎样组织信息和怎样去使纯粹个人化的思考变为更加公众化的、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跟鸟巢、跟艺术是一回事。我想了就 做了。 我建立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还需要许多其他的可能来自由地生长，这生长对我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我从来没 做过志愿者。说老实话，也不喜欢“志愿者”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们是一些试图去寻找、通过各种方式去辨别，对真相、对事 实有兴趣的人。首先你要是一个对事实有兴趣、对这个世界的秩序有信心的人，才可能有情感，才可能将情感和他人的遇难联 系起来，才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另外一些人是怎样渡过的。 我们的调查者中有豆瓣的工作人员，包括记者，有在校学生阶段性地去做这个调查，也有学法律的，说“昨天辞了职 ，明天我想去”，编辑、做摇滚乐的、搞艺术、搞设计的，什么类型都有，像个大家庭。我们给他们先发了一份29个问题的 调查问卷，去帮助这些表达情感和道义上支持的人完成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问卷最后一句是：你想清楚了没有。我去见过多数 人(调查者)，我希望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希望我们的行动非常中规中矩，不要情绪化、不要扩大化、不要有太多枝节 问题，保证有一个明确干净的形象。还有更多是长期留守在四川的志愿者，一年以来都在四川做志愿工作，有做心理辅导的、 技术支持的，也有盖房子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们。 我不希望他是一个热情而是一个冷静的人，虽然是很困难，但任何调查都是向黑暗中走去，或者向还没亮起来的地方 走去，不然不存在调查的问题。(这些志愿者)有三种工作：实地调查、资料编辑和电话工作。如果是实地调查，我要提醒他 们：要做，睡眠就很难保证，压力大，得不断换地方，在灾区的睡眠条件相比在家里要差多了——很多都是80后——包括他 们的胃、能不能说四川话、能不能单独相处，这种种问题。根据这些来综合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对调查的涵义是怎样理 解的，他愿意付出多少，他的经济情况。 一旦他们开始做，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本身作为遇难者名单，出于很多经济上的问题，统计一定是有的。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信息不公 开)。调查者们要写回他们的调查日记，严谨地凭记忆。东西都会被没收，甚至被搜身，像犯罪人一样被对待：双手抱头、面 对墙、被搜身。798一个做文字的在调查时被学校校长指使人打，但是这样还是比较少的。调查者的心理素质都不错，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我要是他们的话，会比他们惨很多。我维权的意识很强、身体也不如他们，没有他们那么单纯。人一单纯，信 念会很清晰，更加明确自己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 这也是挺特殊的一个工作方式——我之后发现的：我们都成了情报人员。凭记忆迅速跑到离他们最近的网吧，在发( 名单)的时候网吧会打电话给公安，公安把他们带走，他们会再迅速跑到成都，再找网吧……或者用手机，当然手机都被监控 了。但后来我发现监控了更好，尽管经常会使志愿者会被抓住，但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是透明的，希望对方知道我们是怎样工作 的。 在国务院的报告和温家宝总理上星期的文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政府要加大力度尽快、全面、及时报告公众公共事件 的信息，同时要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对政府的监督作用。4月13日公布的《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国务院指出，要尽快 公布信息，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政府已经将它明确化，当然做这样的事情有着很多困难，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政府：政府就 是为我们排解困难的。 有媒体说我做的工作比较像社会挑唆。但我觉得，阶段性上，调查提高了很多人对公民如何参与社会的一些对社会基 本信息、包括政府的操作力的认识都有促进，同时也更加理解到个人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得更多、更有效。如果一个社会处在一 个相对不完善的状态下，实际上公民本身的素质和行为能力是需要被质问的，同样需要承担基本的责任，是不可推托的。 到昨天(4月14日)为止，收集到的名单已达到5385人，80％以上是具有姓名、年龄、性别、出生日期、遇 难学校、班级和他们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的。当你夜里两三点或早晨五六点办公室里还没有人的时候，坐在那儿 ，把一个个名字进行调改、把一个个名字对齐，有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在幻觉当中，不知道走了多远，有时候你会怀疑是不是下 一步会出现大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针对地方政府的活动，这是针对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活动：我们怎样对待死者？怎样看待生和死的纠缠的 关系？怎样通过对死者基本信息的尊重和认同？对我们今天生活、生存的基本信息和尊严的一个重新认证。 我比较“轴”，我开始怀疑：你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每个人的思考方式、角度，决定了今天生活的总的状态。我 觉得在我们的时代里，大政治的时代可能要消失了，有无数个人构成的小政治将会出现，我在做我应该做的这部分政治。毛主 席说，政治是灵魂，我是在搞灵魂。 只有一种情况我会中止调查，就是地方政府公开透露信息，一旦他们开始做，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9-05-04/1002177401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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