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经济观察报：重庆病人 进入专题 ： 王立军 重庆模式    ● 经济观察报       刘志明 陈勇 张晓晖          以“打黑”闻名的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据新华网，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而在此前，一系列有关王立军的消息已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王立军的分管领域由过去的公安、国安、司法、政府维稳、政府应急管理等，转到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等工作上。这也是自1984年从警以来，王立军首次脱警。          在分工调整之后，2月5日，王立军还曾到重庆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了解重庆市教育工作情况。2月8日上午，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彪子”王立军          “我不接受采访。”2月9日上午，曾以王立军为原型创作过一部电视剧的编剧周力军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很敏感。”          1996年冬，周力军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辽宁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那时候，王立军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是铁岭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举着拳头领誓的就是王立军，“万千瞩目于一身，前程不可限量。”          “我的人生与王立军有过交集，直到现在仍然把我所了解的那个他当作朋友。”在2月8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周力军写道。          周力军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时的感觉，“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屋子变小了，一方面因为他身材高大，另一方面因为他气场很强。”见面当晚，周力军就坐上了“他那辆闻名的三菱吉普”，随王立军一起行动。根据周力军的描述，王立军爱车、爱枪，他的那辆吉普车经过改装，车顶前后都装上一排大灯，“在寒冷漆黑的夜里，人们远远就可以知道‘王局长来啦！’”          那天的行动是到铁岭辖下的铁法市（现调兵山市）“打黄”。周力军回忆，王立军亲自驾车，车速飞快，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必须牢牢抓住把手才不致倾翻，过铁路时也不减速，车辆腾空而起，王立军的兄弟们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进入市区，汽车在一家小发廊门前停下，两男两女正在里面闲聊，“王立军冲进去，二话不说，使出一个擒拿招式将一个染着黄发的小青年掀翻在地，命令其他干警进入后屋搜查。”          结果，那却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发廊。周力军回忆：“大概因为是当着我的面吧，王立军不愿就这样收场走人，而是下令把人带走，其理由是染黄毛的不是什么好人。据说，当晚一共抓了数十人，据说其中确有卖淫嫖娼者，但我没有见到。”          这次行动给周力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到王立军确实像我来之前听到的那样‘有点彪’，有点小题大做。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从那时起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确有人不喜欢他，”周力军说，“这主要来自于他那股子‘彪’劲儿。”在东北当警察期间，他还获得了一个外号:“王彪子”。          铁岭往事          辽宁省铁岭市是王立军的“发迹”之地。          自1982年开始在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到2003年在铁岭市公安局长任上离开，王立军在铁岭呆了22年，并开始以“打黑”知名。至今王立军的弟弟王立辉还生活在铁岭，2月9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到王立辉，但他以“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采访。          周力军这样描述铁岭时期的“打黑副局长”王立军：          “一方面他对兄弟们说的是‘你跟我上！’而决不会说‘你们给我上！’另一方面又特别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对付几个走私犯也会兴师动众，也会身穿黑风衣跳到汽车上先冲着天空发射一梭子弹；一方面他对媒体非常低调，另一方面也会对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创作剧本和小说感到失望，为不能自己演自己而失落；一方面打黑除恶毫不手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黑帮人物的陷落让人感觉证据牵强；一方面，他会在死刑犯临刑前夜单独探望，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他痛恨的死刑犯‘留到最后一个走’。”          王立军生于1959年，内蒙古阿尔山人，蒙古族。早年曾参军，后到铁法市商业局做职员，一年后得到机会成为警察，先后担任铁法市公安局晓南镇派出所所长、大明派出所所长、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1993年以后历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2003年离开铁岭，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王立军在警界崭露头角是在任铁法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期间。已于2002年更名为“调兵山市”的铁法市是个县级市，在铁岭市区西北方向约35公里处，晓南镇是其最南端的一个镇，境内有座晓南煤矿。2月9日，晓南煤矿73岁的徐师傅告诉本报记者，他们这些老工人都认识当年在这里做过所长的王立军。1978年，徐师傅与3000多名工人一起从辽宁抚顺胜利煤矿转移到晓南来，1980年煤矿开始开采，不久，王立军也调到了晓南来。          “我们对他印象很深，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发迹，开始红起来的。”徐师傅说，“那时候他很年轻，身体很棒。我要去派出所落户，户籍警让我找所长签字，王立军看了一眼，立马就签了，字写得非常漂亮。”          根据徐师傅的介绍，在王立军调来之前，“市场才开放，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甚至把人扎一刀，把人打死，在晓南矿都是常事，”自从王立军做了所长，这些事情就都没有了，“就震住了。”晓南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也对本报记者说：“最早这个矿区很乱，王立军过来就给治理好了。”          目前晓南镇派出所共有9名民警，因时间久远，已几乎没有人跟王立军接触过，其中一名年龄稍长的，自称在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长时，“见面的机会就是他在台上，咱在台下，他在电视里，咱看电视，”他这样评价王立军：“确实有能力，有水平，有正义感，自我约束力强，敢碰硬，也得罪了一些人。”          晓南镇派出所是个三层小楼，使用面积约500平方米，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还是王立军任所长期间建造的，“那时候，晓南镇派出所是铁法市最好的派出所。”          在铁岭，王立军几乎人尽皆知。2月9日，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告诉本报记者：“我们这里都知道他，说他是个清官，好官，有力度，敢跟黑恶势力做斗争，是打黑除恶先锋。”          王立军留在铁岭的故事也并非全是“光辉”形象，近期网上开始流传一篇1999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的题为《被公安局长的车撞着挨打又挨拘》的报道，报道描述了发生在辽宁省开原市下岗职工张贵成身上的一件事，那是1998年10月14日，张贵成蹬着“倒骑驴”（一种车厢在前的人力三轮车）运送一个孕妇和一个小孩，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白色“奔驰”警车撞翻。在理论中，张贵成挨了车主三拳。车主正是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          该报道说，开原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交通肇事决定给予张贵成拘留15天的处罚。“然而开原市公安局交警当场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则是这样认定：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70%。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30%。”“主要责任者驾车而去，次要责任者带着满嘴血迹进了‘班房’。”          重庆“打黑”：声誉与争议          2月7日上午，周力军给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位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打听王立军的近况，朋友回言：立军局长工作调动，一切很好。          但这并不能使周力军感到平静。“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将降临。”他说。          从2008年6月起，王立军离开辽宁任职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副市长等职，到2月2日宣布“脱警”时，已是副总警监警衔。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天生干这个的，见过他的人几乎都没异议。”王立军的一位同学告诉本报记者。据他介绍，王立军对手下和自己都很苛刻，且很爱钻研，陆续发明多项专利，得到部里一些领导的赏识和认可。在王立军的这位同学看来，“脱警”或许对王立军打击很大，“毕竟他十分热爱这个行业。”          关于他的性格，曾经与王立军一起于1992年9月到1994年7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管理专业学习过的一位同学讲：王立军从读书时候起就显得有点“愣”，还有点霸道。在铁法任派出所所长时，就因为这种“愣”，让派出所一度停水停电，还分不了福利房，直至最后多方协调才罢休。该人士表示，“官场还是需要稍微圆滑点，他的性格太直，太较真，所以很吃亏。”          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枪击案”的发生，拉开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整治的大幕。重庆“打黑”既给王立军带来极大声誉，也带来争议。          有媒体曾这样描述王立军主持公安局内部抓捕大会的情形：          王立军主持全市公安局副处级以上公安干部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          “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罪，抓！”          “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罪，抓！”          “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罪，抓！”          就在这次会议上，共有六七人被抓，“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重庆“打黑”期间，一位警方人士曾告诉本报记者，王立军喜欢大手笔，在“打黑”开展之初的一个会议上，曾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他还说：“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枪声至今没响！”          王立军的另一句话传播甚远，那是因为负责“打黑”的重庆市刑警总队第一支队警员在“打黑”中纷纷落马，几乎“全锅端”，在宣布支队长李寒彬下课时，王立军非常愤慨，说：“打黑？打什么黑？比黑社会都黑！”          在“打黑”的同时，王立军大刀阔斧进行内部改革，2010年3月初，重庆警方从副科到正处级干部，几乎全被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这种“大换血”的改革方式，一时惊动全国。          “李庄案”与“双起论”          重庆“打黑”期间，“李庄案”与“双起论”更是把王立军置于舆论的风头浪尖上。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逮捕，原因是李庄为重庆“黑老大”龚刚模做辩护代理，李庄称其发现重庆警方对他的当事人有严重刑讯逼供的痕迹。重庆警方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起诉李庄。2010年2月9日，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李庄案引起轩然大波，重庆“打黑除恶”被外界议论为“黑打”。此时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对抓捕李庄一事知情。围绕李庄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渝警方在“打黑除恶”中建立的良好形象开始“消退”。          “双起论”则出自2010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一次警察维权会议上，王立军发表讲话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一时舆论哗然。面对争议，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与会的王立军面对媒体，再议“双起论”，他说：“这是一种理性维权，改变过去警察用公权力或自身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警察把自己和媒体以及需要维权对象放在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法治的进步。”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脱警”事件中，重庆官方曾给予离开警界的王立军以高度评价，称其“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唯一的不足”，是“工作中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而无论如何，与铁岭时期的形象相比，王立军在任职重庆后明显要低调得多，他极少正面接受采访。2009年10月下旬，在“打黑”最为紧张的阶段，本报记者曾致电王立军，王立军很客气地拒绝了采访要求，表示他在那时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他告诉本报记者：“只要认真做事就行了。”          2月9日下午6时30分，本报记者再次拨打王立军的手机，已是无法拨通。          来源：经济观察报    进入专题： 王立军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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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柏蔚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如果说当年副统帅林彪的仓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那么今天副市长王立军的离奇灭踪，则可以被理解为重庆微型“文革”复辟同样遭遇了完败。虽然这样的类比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总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几年前就有人说过，重庆将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次的乌托邦实验，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结局来的这么快，而且是如此的戏剧性。在这里我无意猜测究竟那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打算从一些政治话语的层面，简单探讨重庆的探索实践。从踌躇满志的“重庆模式”，下降到语焉不详的“重庆探索”，历时大约四年，此时此刻金粉已经开始脱落，看来是时候初步总结“重庆遗产”了。 重庆这几年来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唱红”“打黑”等运动方式的社会治理，更在于其轰轰烈烈实践背后的指导理论构建。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理论导向，决定了重庆走在了哪一条路上。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有影响的“模式”也出过不少，但如重庆这样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实践，仅此一家。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一些所谓“新左”的学者忙于从前30年发掘经验，寻找合理因素，试图把“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来挑战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于这些对前30年倾慕有加的学者，重庆新政的理论需求，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来让苦于没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们，充分检验自己的理论。然而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作为重庆核心实践之一的“共富”理论可否经得起推敲？ 在中外历史上，“共富”这样的口号早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类似的概念都会被提起。其作用，要么作为一种笼络下层人心的口号，要么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要么二者兼有之。但归根结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下几千年，“共富”的理想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现实。众所周知，所谓“穷”与“富”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有“穷”才有“富”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均一样（或者接近）的财富，哪里还有“富”的存在？因而重庆的“共富”概念，仅仅也就是前30年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每个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却往往忘记了“共富”只是一种幻想。网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讽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共富到“每个人的孩子都需要开着红色法拉利豪华超跑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宣传口号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经过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状态下的“共富”，只能导致事实上的“共贫”，这是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历史。 首先，“共富”理论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的一种反向而动。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省份之间，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因而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所以只能认可“先富”的政策，如张五常所总结的，允许国民，首先是农民，通过合同制的方式，从承认私产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的活力。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承认并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无法否认利益差距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国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调节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当然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重庆的“共富”在实践中并非完全按照毛时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范”活动，就是“旨在表彰在“缩差共富”中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共富”这样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之下，私人利益始终都是处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阴影之下。 其次，现在有些左派学者在一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则对重庆的“共富”大加赞扬，认为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话语都进行一点稍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当这些左派学者对资本大加鞭挞的时候，他们对“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义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初创，一直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尔的时代，才取得了显赫指导性地位。其主要观点，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全面市场化、政府退出干预，经济资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也遭到了世界范围内左派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的极力反对。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哈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金权势力在全球范围膨胀。在这些左派学者看来，归根结底，看似强调公平合理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却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此时此刻，当回到“共富”这一话语，我们同样发现，这一充满着道德与正义的冲动，其实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其理论与实践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然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最终陷于困境而归于失败。对于个体利益的否认与漠视，是导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批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人曾经因为提出“腐败不可避免”之类的经济解释，而遭到社会舆论，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广泛抨击。但是如果对其理论进行稍加耐心的了解，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社会的现实。张大概是中国社会第一个人，早在80年代时，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官员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样代表了一种不回避利益诉求的可贵勇气。时至今日，利益诉求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关系中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共富”的慷慨许诺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这样的疑问，重庆提出了，比如“国企要上交30%的利润”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报道，“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观地把国企视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事实也是这样），就不难明白，对于这样的“高征收”，长此以往，它们自然也不会心情愉快，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反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临这样的矛盾，重庆的选择就已经不多，只有让国企继续做大，给予强化垄断效益的甜头，整个体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重庆的理解，“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这恰好坐实了“共富”必然导致“共贫”的观点。按照张五常多年前的预见，在不减小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将无法进入国有资本垄断的地盘，从而导致整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那么在重庆国资持续做大的的情况下，其结果与“共富”背道而驰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论回避了社会阶层间政治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之成为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伪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一些中国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式民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通过重庆的实践，他们认为实现“共富”即是避免“占领华人街”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不二法门。左派学者汪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据此在一些人看来，西式民主的失灵，就在于民主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断裂，1%的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而99%的人则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进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而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理解上的严重错误。汪晖的理论，是从社会不同阶级政治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社会内部阶层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由于政党政治一直在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政党已经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结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实现利益关系“政治化”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才能实现“社会民主”，才能有效地表达利益个体自身的基本诉求。应用这一理论阐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美国，从草根阶层发起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的表现。这些社会运动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标志，反而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机制仍然是在运转的。可以说，西方体制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对立与博弈。而回到重庆的实践中来，大家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正好对应了左派自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话语霸权下实行全权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统统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唱红、打黑”过程中发生的重庆警察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就是这种下层利益“被代表”而无处发声状态的典型表现。 最后简单总结而言，所谓“共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现社会总体进步的最佳途径，必须建立在承认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许诺。寻求真正稳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单向度的压力维稳之上，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动态。只有首先承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资料：　 新华网：重庆共富实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14/c_122421714.htm 张五常： 私有化与特殊利益–中国改革经验 汪晖：代表性的断裂 汪晖：革命的终结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日至8日，文化经典现代红歌耀香江――重庆“唱读讲传”香港行演出期间，香港主流媒体和各界人士邀请市委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到港访问。 　　在香港青年联会会所，何事忠与青联现任主席叶振都及香港青年代表进行了座谈。何事忠对青联在此次“唱读讲传”香港行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他说，香港很多有志青年热爱祖国、热爱香港，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近年来，在青联的努力下，渝港两地青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尤其是去年香港大学生到重庆参加社会实践，进一步促进了两地的交流与互动。  　　在访问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亚洲电视等香港媒体，并与香港主流媒体高层及社会知名人士的深入交流中，何事忠详细介绍了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并对香港主流媒体客观宣传报道重庆，对香港各界人士为重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针对备受关注的重庆“唱读讲传”活动，何事忠向香港主流媒体和各界人士全面阐释了“唱读讲传”的内涵和此次应邀到香港演出的意义。他说，“唱红”已成为重庆的名片，但外地少数人对“唱红”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其实，“唱红”是指“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四位一体的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文化经典，而且一部分外国经典也在“唱读讲传”之列，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就像这次到香港演出的节目中，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英勇奋斗过程中所创作流传下来的经典歌曲，如《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还有体现香港精神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新创的爱国歌曲《我家在中国》。总之，凡是爱党爱国、催人奋进、鼓舞人们向上向前向善的好东西，我们都不排斥。重庆开展“唱红”活动三年多来，市民的参与面达到97.3%，满意度达到96.9%。希望通过此次赴港演出，让香港市民对“唱红”有更为直接和客观的体会，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何事忠说，今年既是香港回归15周年，也是重庆直辖15周年，香港回归和重庆直辖都是历史性的大事件。近年来，两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日益增进，此次“唱读讲传”应邀赴港演出便是渝港两地同庆15周年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可以将三年多来重庆获得积极反响的文化经典现代红歌展现在香港市民面前；另一方面，香港的艺术家和部分市民也参与到演出活动中，双方共同撑起一个舞台同台演出，同欢共庆，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港期间，何事忠还拜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有关领导，会见了在港澳地区的重庆市政协委员。

作者： 应学俊  |  评论(0)  | 标签: 重庆 , 探索 , 薄熙来 , 王立军事件 , 取信于民 一、华而不实、言不由衷——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重庆近几年来“响动”不断，“重庆模式”不胫而走。2010年，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向媒体宣示：“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按照重庆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见新华网2010年04月21日在题为《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某些“理论工作者”积极为之建立“理论支撑”，如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教授领衔撰写并出版了《重庆模式》一书；不止一次开理论研讨会——2011年11月26日，重庆市委党校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点击见图文报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 然而，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重庆执政者的实践和理论表述也当与时俱进。 2012年1月12日，据华龙网刊登记者肖竹报道：薄熙来面对众多采访的媒体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人民日报》马上与之配合，不提“重庆模式”了，而说“重庆探索”。 “重庆模式”也好，“重庆探索”也罢，说“重庆经验”也未尝不可，反正重庆执政者的施政实践确有不同于其它地区之处，当认真总结，认真求证，留待时间和实践检验，确实是有普适性的因素，也应当推广和效法、借鉴。 但是，对于明明曾经并不回避并且市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大肆宣称、研究的“重庆模式”，是可以“打败长三角”的“重庆模式”，现在出于某种缘故不提了，要换一个说法了，也未尝不可，那就直接指出为何不宜用“模式”的原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顾事实，硬要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这就明显是无视事实了，这样不实事求是，如何取信于民？如何取信于媒体和国人？ 前面说了，后面一抹胡子不认账，这也是重庆的“探索”所得？窃以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无法取信于民。这无疑是应当在“重庆探索”中剔除的。 二、任意忽悠百姓——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 重庆的施政实践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诸多变化之一的新的变化来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曾经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出“事”了。 重庆官方“有事”不说“事”，反诬他人猜测和报料是“敌对势力忽悠造谣” 重庆出点“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偌大中国、偌大重庆“有点事”似乎不足为怪，重庆当政者向人大、向公民如实告知即可。共产党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一些暂未明了的问题，避而不谈也情有可原。但如这时有些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好奇而有些疑问和猜测也应当是情有可原的，何况任何事情不可能铁板一块，毕竟也还有一些稍微知青的人。 2月3日，重庆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将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经济领域工作，后证实是主管科教文。曾经在“重庆模式”最显著特色之“打黑唱红”中的“打黑英雄”突然被下了他的公安局长职务，社会外界有些猜测，这是很正常的；倘若毫无疑惑和猜测，那真是全民脑残了。当然，现在证明，那些猜测和曝料并不都是空穴来风，恰恰是事实某些真实和接近真实的侧面。 但是，2月4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却通过媒体说：“我们出点事 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报道标题，点击链接）。其实很多百姓2月3日并不知道重庆出了什么“事”。——可现在却证明，猜测“有事”的并非都是“敌对势力”，而不论是否所谓“敌对势力”，却也并非都是“造谣”。薄熙来书记像上面那样的说法如何能站得住脚？重庆、王立军副市长确实“有事”了。那么，究竟是谁在“忽悠”谁呢？谁在“造谣”呢？其实即使有少数“敌对势力”造谣，那么如何面对呢？很简单，“谣言止于公开”。薄书记对社会不但不公开，反而以“敌对势力”这样阶级斗争的大棒来恐吓有些猜测和想法的市民，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窃以为，这恰恰是应当从重庆“探索”中剔除的。 造谣和忽悠百姓“史无前例” 真是事物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王立军不仅有“事”，而且事情闹大了。现在北京官方已通过新华社发布：2月6日，王立军“滞留”驻重庆的美国总领事馆一天，后自己走出领事馆，现正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这是2月6日的事实。 可是，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明明是“滞留”美国领事馆而被带走接受调查，重庆政府却能这样忽悠百姓，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 面对无可改变的事实，硬是任意造谣忽悠百姓——“休假式治疗”，且原因竟然是言之凿凿的“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极度紧张”堪称史无前例啊。即使当年国家二把手林彪叛逃，当政者也没有发明出这样一种独特的表述方式。笔者以为，重庆市党政如果真的想取信于民，是应当就此向重庆市民和国人道歉的。 于是，网民惊呼汉语的博大精深，而且外媒几乎没有一种语言能准确表达“休假式治疗”的丰富内涵。在2012年年末媒体总结大事件时，恐怕“休假式治疗”当为首选。这不能不是重庆执政者忽悠百姓的结果，是自取其辱。这就与本文开始说到的一样，面对事实，可以胡子一抹不认账——重庆政要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难道这也能算在其中？用谎言欺骗公众也是“服务”？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重庆探索”中应当坚决剔除的。 三、面对错误和失误：坚决“抵住”，绝不言错 于是，有微博称：从“王立军全票当选副市长不再担任公安局长”到“因超负荷工作精神极度紧张接受休假式治疗”再到北京官方正式确认“王某某滞留成都美国总领馆一天，现正对此展开调查”——重庆方面忽悠国人的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何以取信于民？“民无信不立”啊，我们还能相信某些人说的漂亮话吗？好像国人都成了玩偶，都是阿斗！这也是重庆的一种什么“模式”吧？——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和结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 事情发展到今天，虽不敢说真相大白，但也差不多了。至少重庆党政明知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却硬是欺骗愚弄百姓已成事实。而更进一步的事实，相信重庆和中央有关部门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及时向国人和世界各国记者公布的。因为对于国家的重大事件，只要不是国家军事机密和其它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公民有知情权。 面对2月上旬以来重庆发生的“事”以及忽悠百姓的错误之举，重庆没有很好反思，更没有向市民和国人道歉，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坚决抵住，绝不言错！ 2月8日，王立军已经“接受调查”了，薄熙来致信市委宣传部各位部长，要求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为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并特别地发布自己此信毛笔书法手迹。我们说，在“出了点事”的时候，对宣传部门有所指示，这也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指示，却反映了领导者的思想和意图。在明明表现出重庆党政对王立军事件处置不当的情况下，薄熙来书记对宣传部门做此指示，对其意义的解读无法仅限于字面。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旗帜鲜明”—— 2月9日，北京官方已通过新华社发布：2月6日，王立军“滞留”驻重庆的美国总领事馆一天，现正展开调查。同一天,《重庆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平安重庆，重庆人共享的幸福家园》,盛赞重庆“打黑”效果显著，“幸福重庆”令外地人赞叹不已。显而易见，这是在向世人宣示：重庆没有问题，重庆的政绩无可否认！王立军的问题与重庆“打黑”无关……这难道也是重庆“探索”所得？ 笔者无意因“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的事件否认重庆“打黑”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这又不能不使人突然联想到重庆“打黑”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逻辑“模式”：重庆党政——指挥和领导2月6日擅自“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现正接受调查的前公安局长——成功地掀起“打黑风暴”——打造了一个“平安重庆”——这也是一种“重庆模式”或曰“重庆探索”？只是这样的“探索”真的有点太“特色”了，别的省市恐怕不大好学。再联想到惊现网络颇有专业水平的的视频——男声独唱和同题诗朗诵《薄熙来之歌》,要人不浮想联翩那也真的很难。笔者以为，这之中该剔除一些什么，该保持些什么，重庆党政领导和广大网民应当也是很清楚的。 四、结 语 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看待事物，重庆近几年的施政实践肯定值得总结，一般来说也肯定会有值得借鉴或发扬的经验，也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出现原“打黑”主将、副市长擅自“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这样的严重问题之时(虽不可与当年国家二把手林彪叛逃相提并论)，在重庆官方处置明显失当蓄意欺骗公众已成定局之时，我们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冷静下来很好反思，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还是对错误和失误避而不谈继续高调设法为自己唱颂歌呢？面对本文上述写到的那些明显忽悠百姓的做法，如此颂歌怎能不使人联想到“休假式治疗”而无法相信或全信呢？民无信不立，诚如是，如何取信于民？又何谈为人民服务？ 这些，就是笔者想到不管谁主政重庆在继续“探索”中应当剔除的东西。□ 【参考文献索引】 1、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网站：我校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宣传部副部长发表讲话 2、新华网2010年04月21日在题为《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 3、2011年5月20日 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重庆日报) 4、2月2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 5、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出点事 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 6、新华网2月8日：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超负荷工作 接受休假式治疗 7、新华社2月9日：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一天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8、2月9日 薄熙来书记手书致信市委宣传部：坚持真理，扶正祛邪，引导社会正气 8、2月9日重庆日报：平安重庆，重庆人共享的幸福家园 9、视频：薄熙来之歌（歌曲） 视频：薄熙来之歌（诗朗诵） http://video.sina.com.cn/v/b/38622154-1406164810.html http://www.56.com/u24/v_NTAyNjU3MjU.html 9、应学俊：答苏伟教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可取 10、应学俊：“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