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核心提示：毫无疑问，现在日本政治中的权力来源于电视，还有twitter和Facebook等电子媒体。这些媒体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共享片言只语的瞬间信息。这种环境比较适合所谓的”口号政治”，但也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政治家只要说出能够在瞬间抓住大众心理的口号，所有的媒体就会铺天盖地进行报道，但用不了多久就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原文：无 发表：2012年4月号 作者：渡边恒雄——《读卖新闻》集团董事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注：本文由志愿者翻译自印刷媒体，无网络原文，译文未经校对） 有句话叫”沙漠中的鸵鸟”。沙漠中的鸵鸟在遭遇沙尘暴等危险时，就会将头插入沙粒中，以求化险为夷。即便危机迫在眉睫，但只要不去看，就像不存在似的。 这是政治评论家屋山太郎讲的话，不过纵观今日日本之状况，我时常会想起这句话。对于近在眼前的危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总是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日本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 毫无疑问，是指目前的经济状况。长期的通货紧缩不仅得不到治愈，而且随着希腊财政上的破产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日元升值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出口企业均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财政的破产正进入”既定路线”。 最有可能引发财政破产的是日本政府欠下的约1200万亿日元的债务，特别是国债。或许有人会说：”日本拥有约1400万亿日元的民间资产，国债持有者约有95％是日本国民和日本金融机构，因此无需担忧。”但这种观点还是过于乐观了。 例如，从事核开发的伊朗在受到美欧的进一步制裁之后，有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该海峡发生军事性的冲突，原油价格就会暴涨，而且液化天然气价格也会跟着飙升。核电站过去为日本提供了约30％的能源，而在核电站几乎全部停运的今天，如果原油供应再受到威胁，那么日本经济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届时日本国债会暴跌，而在原油价格上涨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利率也会上升，个人消费会下降，设备投资也会减少。经济规模不断缩小，民众的生活日益窘迫，最终会导致国家财政破产，沦为”第二个希腊”。 应从”希腊危机”中汲取的教训 希腊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产业政策的失误。说得绝对些，希腊的产业基本就是旅游和橄榄油。不是发展制造业，而是一味依靠古代希腊人留下来的古迹来供外国人参观，以此来维持生计，这样就会造成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弱。结果希腊成了第一个从欧元区掉队的国家。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已经为希腊注入了大量的救济金，但德国内心倒是希望希腊退出欧元区。 回过头来说，如果日本陷入了危机，亚洲国家会主动相助吗？韩国经济形势较好，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在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也就是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近年经济获得了发展，但如果要让这些国家来帮助日本，恐怕指望不上。这些国家有种明显的保护主义的倾向，眼光只停留在自己国内，认为本国的发展成果应该由自己来享受。如果不扩大对华贸易，那么可以断定，依靠其他国家来购买日本的产品是不现实的。 造成希腊危机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税收的恶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希腊在15世纪至19世纪曾经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为了反抗帝国的统治，逃税和漏税理所当然成为一种时尚。 据说优秀的大学生到企业就业，大体上两三年就辞职，开始自己经营。不管大企业的待遇是多么优厚，但只要是工薪阶层，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交税。如果是个体户，那么逃税和漏税就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而坐享其成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很多人转向了公共部门，以致于公务员在劳动人口中约占到了四分之一，这是极不正常的。征税可谓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一旦这一功能丧失，那么国家就面临着崩溃的命运。 那么日本怎样做才能避免成为第二个希腊呢？ 从近的来看，眼下最重要的是完成野田佳彦首相推行的”税制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野田首相不惜以政治生命下注推行了这一改革。此外，消费税增税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不把消费税像欧洲那样提高到20％左右，日本的财政就难以为继。 有人反对提高消费税，并列举了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至5％，反而导致税收减少的例子。 当时日本的设备投资和出口均大幅度下降，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日本金融系统处于收缩状态，从而导致税收减少。把出口减少和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等归结为是因为提高了消费税，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说是征税的时机不好，正好遇到了这些事情。从当今欧洲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人把此次的金融危机归结为是由于欧洲国家一直实施了超过20％的税率。 或许至少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桥本内阁将消费税提高到了5％，所以现在才有希望再提高至8％甚至10％。 不过，为了减轻给国民带来的伤痛，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应该考虑降低其他一些税收。 例如，对于大米、小麦等粮食类和生鲜食品、护理用品、婴幼儿用品等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应该采取免税或低税的政策。 统治体制的劣化 毫无疑问，推行”税制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然而朝野各党优先考虑的往往是本党的利益得失。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有不少人反对进行改革，不免令人愕然。 这种现象并非始于今日。2007年的所谓”大联合骚动”就是很好的例子。福田康夫只关心政策而不关注政局，而小泽一郎只讲政局而不关心政策，当时的我站在两人中间，曾筹划组建大联合政府。我问福田康夫大联合做什么，他回答说：”联合起来组建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税制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结果，虽然内阁已经作出了大联合的决定，但由于轻信了小泽一句”党内协调没有问题”，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对于日本来说，过去的这5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从表面上看，日本危机体现在经济上，但从本质来讲却是日本统治体制发生了危机，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由于政治家的无能和平庸造成的。 在我看来，由于实行小选区制度，日本的国会议员已经完全堕落。为了在小选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政治家们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口味，专讲他们喜欢听的话，使得民粹主义得以蔓延。 与谢野馨曾经说过，在过去实行的中选区选举中，即使得不到一半以上的支持，但只要获得15％的有效投票，就可以当选。据说如今这根本做不到。 在实行中选区制度的时候，同党中的候选人也会相互切磋，争夺议席，每一位议员都很注重学习。 在我担任政治部记者的期间，曾经访问过尚未担任首相、正在疗养中的鸠山一郎的书斋，他正读着一本外文书，连字典也不用。当时鸠山送我一本他翻译的《自由与人生》。作者是库典赫夫·克里尔格。后来才知道他是”欧盟的思想之父”。当时的我却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这本有过鸠山签名的著作已经成为我的宝物。 同样在担任政治部记者的时候，我还倾听过前首相池田勇人在街头发表的演说。他这样说：”大家都认为高速经济增长会导致物价上涨，我要说的是，物价上涨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当时我没领会他的话，但后来终于明白，池田是想说，虽然消费物价上涨了，但批发物价却根本没有上涨。 也就是说，消费物价上涨的部分都进入了商家等大众的口袋。池田并没有一味地迎合大众，而是敢于讲出真话和心里话，体现出政治家的风范。 反过来说，现在很少有政治家敢于讲出真话。尽管如此，野田佳彦首相虽然看似平庸，却没有刻意迎合大众，他的这种做法值得称道。野田在去年9月的《文艺春秋》上曾经发表文章，主张实行健全的财政，深化日美同盟，重启核电站。那是一篇很了不起的文章。 然而遗憾的是，不论野田首相如何致力于”税制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其支持率却一路下降。这不是因为野田首相个人的原因。在当今这个”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家在媒体上的表现决定着一切，即使是吉田茂担任首相，估计也维持不了一个月。 桥下彻会成为希特勒吗？ 与野田内阁不受欢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民众中人气最高的是大阪市长桥下彻。 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阿瑟·施莱辛格曾这样描述过民主社会中独裁者的兴起（凯撒主义）： “应该承认，凯撒主义通常不是在强大的政府获得成功时产生的，而更多产生于羸弱的政府陷入失败之际。” 从这一点来说，桥下彻是当今时代的产物。 仔细研究他所提出的”船中八策”，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例如，实现基础财政的盈余、参与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促进产业的全球化，这些都是有益之策。此外，他还主张修改有关修宪的条例，将修宪所需众参两院票数从目前的三分之二减少至二分之一，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在地方分权和教育改革方面，他的很多主张难以让人接受。如果由地方政府来决定教育，那么各地的教育内容就会千差万别，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大政方针。 然而，我对桥下最担心的还不是他的单项政策，而是他下面的讲话： “在选举中要向民众展示大的方向。这就是一种白纸委任。” 从他的这段讲话，我想起了阿道夫·希特勒。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背负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民众对现有政党的不满和前途的失望到了极点，于是希特勒粉墨登场。希特勒在担任总理后立即通过了”全权委任法”，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我认为即使桥下彻的”白纸委任”不算是失言，也是非常危险的征兆。这一点应该请他解释清楚。 毫无疑问，现在日本政治中的权力来源于电视，还有twitter和Facebook等电子媒体。这些媒体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共享片言只语的瞬间信息。 这种环境比较适合所谓的”口号政治”，但也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政治家只要说出能够在瞬间抓住大众心理的口号，所有的媒体就会铺天盖地进行报道，但用不了多久就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活字媒体的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对抗这种潮流呢？这就需要报纸、书籍、杂志等活字媒体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受短期的情绪和丑闻所左右，而是向国民系统地灌输思想和文化。它所倡导的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形式向读者说出”真话”。 在欧洲主要国家，报纸、书籍、杂志是免征增值税或税率很低。这是因为活字媒体教育了国民，是维护传统文化的基础。 不过，各大报纸发表自己的观点，展开争论是完全可以的。 《朝日新闻》大肆提倡脱离”核电”，主张日本将来依靠太阳能和风力这些可再生能源来支撑自己的产业，这是亡国的经济政策。目前除水电之外，可再生能源在日本全部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将来会逐渐提高，但国际形势的发展是不以日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前面曾经提到，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风吹草动，日本很快将面临能源危机。 能源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即使是农业也不例外。如果能源的供应因为某种原因而停止，那么日本将在瞬间毁灭。这正是《读卖新闻》呼吁重启核电站的原因。 人祸必定能够克服 日本在电视和家电方面已经落后于韩国，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关键要看核电和新干线两大基础设施的出口。 《朝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称为”人祸”，对东京电力和经济产业省横加指责。当然，那场事故越看越像人祸。不过，既然是人祸，就必定能够依靠人来克服。正是因为日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灾害，所以能够建造99.9％安全的核电站。据说法国花费了75亿美元左右建造的新型核电站，仅厂房就相当于福岛核电站的20倍，能够抗击飞机的撞击。日本核电站的成本在50亿美元左右，再投资25亿美元也是值得的。实际上，地震多发的土耳其等三个国家已经看好了日本的核电设备。 在日本试图摆脱对核电依赖的同时，据说中国准备在黄海至东海沿岸建造200座核电站。可以想象，中国的技术力量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点从高铁事故中就暴露出来。如果中国的核电站发生事故，那么核辐射就会随着偏西风，与黄尘一起吹到日本。不顾这样的事实而一味地叫喊去除核电，究竟有何意义？这就类似于文章一开始提到的”沙漠的鸵鸟”。相反，把日本开发的更加安全的核电设备出口到中国，难道岂不更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三、谈“占领华尔街”，谈新左派：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政见CNPolitics】201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后来发展到占领全世界，法国也有这个运动的分支吧？   　　【潘鸣啸】也有。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在马德里开始占领，他们用的名词是indignados，从一个法国人的书里拿来的，意思是“愤慨的”。那本书的作者是94岁的法国人StephaneHessel，书名叫《你们要愤慨！（Indignez-vous！）》。他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参加了抵抗德国侵略法国的游击队，也参加了一些政治谈判和讨论，参与写了一个大纲，商讨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纲影响了之后的法国历史。比如说，法国要采取较高的社会福利，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后来这个人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编写。   　　他现在老了，还非常有精神，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非常短小，但一下子卖了一百万册，我自己也买了。他在里面说，现在很多人太容易接受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的社会，金融领导一切，几个在华尔街搞股票的人就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这样不行，我们要愤慨，要改变这个制度。   　　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现在欧洲有金融危机，这些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应该愤慨。后来这个运动扩展到了美国，世界上的大部分媒体都关注美国，再加上华尔街代表了全世界金融的力量，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举世皆知了。   　　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解决危机的理论，但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状况，就要找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忍受”，所以我很赞同这场运动。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如果政治有它的神圣意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让社会和谐。如果你让一部分特权阶级决定一切，这不是文明的，也不是民主的。现在好像民主国家也不民主了，因为人们没有决定权，而是由一些有钱的金融公司来决定。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我们应该找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大是全世界的倾向，要反思为什么，可以有什么办法。   　　有一些很具体的办法，比如法国政府主张对全部的国际金融贸易扣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劳动者没有得到什么保护，而资产阶级什么保护都有。以前要把钱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很麻烦，现在只要用电脑，几秒钟就可以把很大数额的钱汇出国。   　　我们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世界比较公平。那么多有钱的跨国公司，他们应该有所贡献，去承担一些经济责任。另外，现在也有一种矛盾：虚拟经济和实业经济太不平衡，金融引导一切。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东西，电脑里有一个虚拟的空间，可是电脑本身还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还是需要制造的。那么这些制造的东西也需要有人做，需要工程师和工人。   　　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化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全球的政府来管理。现在也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G20、IMF、联合国，它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自己也是左派，现在中国有一批人号称“新左派”，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关注？比如说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新左派学者汪晖。   　　【潘鸣啸】我在巴黎的时候做过一项工作：介绍中国最近几年的思想辩论，因此我对他们很熟悉。   　　我不同意这些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跨国公司如果对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当地政府同意甚至参与了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他们却好像看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不一定要反对，也可以赞扬，但他们好像把这一点给完全忽视了。因此他们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力，他们看东西是有一个盲点的。   　 　四、谈中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政治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您觉得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潘鸣啸】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档案，特别是我们搞历史研究的，看不到档案是非常麻烦的。研究中国的政治，除了档案，还有很多问题你不知道，你只能从外面看一些现象，比如说某个领导没有参加什么会，然后分析觉得有问题。中国政府的透明度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猜想。   　　【政见CNPolitics】您跟体制内的学者打过交道吗？他们可能能有一些渠道拿到内部资料。   　　【潘鸣啸】当然他们的渠道会多一点，但也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越是体制内，就越是不肯跟我见面。比如说我的书能在内地出版，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是帮了忙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正义感和责任感，于是我想联系他们见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回应。我觉得很可惜，我很想和那些人谈话，不只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资料，也是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还是在尽量做好事的，当然可能因为他们知道的多，觉得跟外国人打交道太敏感了。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提到说，您是做历史研究的，不能预言未来。但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单纯是为了搞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为了影响现在的事情呢？   　　【潘鸣啸】当然还是要影响现在的事情。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也得分情况。你要先弄清楚历史事实，怎么评价，有什么教训，这就是当代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历史有规律存在吗？从以前的东西里能总结出来规律吗？   　　【潘鸣啸】问题是，人类的历史上不能有试验。比如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大试验，并且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能有同样的试验再次发生。即使再来一次同样的运动，但是那么多的因素已经变了，所以就不可能了。历史学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试验、再试验，就可以接近事实了。可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规律的，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当然，不能预言未来，因为太多的因素在变。   　　在这个方面，我跟一些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西方的历史，根本不能给我们太多经验。我曾经跟一个中国学者辩论，他也很反对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现象。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学学西方呢？当然学习西方不能完全地解决，但是可以基本解决。怎么解决呢？就是要有监督。一个人有权力没有监督，他会很容易就往坏的方面去了。怎么监督呢？新闻媒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他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个部分。   　　【政见CNPolitics】那您觉得，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可以为朝鲜提供借鉴吗？   　　【潘鸣啸】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我的一些朋友，去到了朝鲜旅游。他们觉得这是一趟“穿越”到过去的旅游，是一次时间上的旅游。那里像过去的中国，但是比毛泽东时代更厉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共产主义朝廷，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如果马克思能看到这件事，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我觉得它跟中国还是有不同的，比如领导阶层真的是一小部分，一个家族，和一部分的特权阶层，其他的人很穷，没有什么权力。有人饿死，有人在喝洋酒，过很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会维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总是需要解决问题，他们还是可以向中国学习。中国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平壤的法国人，他说那边的情况是领导层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们也在改变，比如在边境搞一些特区，搞一些赌钱的地方，可以赚一些外汇。可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很难说。而且他们新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不知道。世袭的继承方法，真的令人很担心。   　　【政见CNPolitics】现在国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越来越多，您觉得现有的这些研究足够吗？   　　【潘鸣啸】还是有一些盲点，因为有一些禁区，所以你的研究总是很片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虽然你可以掌握很多资料，你知道大概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有什么对策。可是你看到了问题、想到了解决办法，那么有没有政治的意志来执行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呢？   　　【潘鸣啸】非常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发达了，赶上西方了；但另一方面，还是变化太慢。这些不平衡，不知道是不是会引起大的问题，现在没法说。一般来说，中国人是很实事求是的，虽然有过一段时期比较狂热。我希望中国政府的领导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出台一些比较理性的政策。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乐观的？   　　【潘鸣啸】长期地讲，我是乐观的。因为我想中国有那么大的经济变化，应该有能力去促进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我并不是太盲目的乐观。因为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因为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变动，这些利益都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你要反对这些逻辑，肯定是会有冲突的。要怎么解决，当然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政见CNPolitics】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没有您非常欣赏的人？   　　【潘鸣啸】我觉得现在西方缺少一些掌握中国整体情况的学者。美国的学术界非常专业化，有一些人是某一个很小的领域的专家，可是他不懂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很少有掌握了全面情况的西方学者。至于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也只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些人，我比较赞同。比如说，对于历史的态度，我比较认同徐友渔的；政治经济问题方面，我跟秦晖比较接近，他掌握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公平问题。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学术上，我觉得我和不少中国学者有相似的观点。而事实上，我和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完）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作者：潘鸣啸 方可成 王磬，原载: 《政见》2012年2月7日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孙立平：中国改革的四种思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孙立平 （ 进入专栏 ）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的呼声再起。原本在前些年似乎已经破裂的改革共识，又在重新开始凝聚。这一波对于改革的重新呼唤，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中：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历时30多年的中国改革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种停滞状态背后的，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转型陷阱”。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断积累，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日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是基于对改革停滞所形成的现状和问题的不满。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启改革的契机。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启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中国改革的思路和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近些年改革共识一度破灭的现象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输不起了”的境地，如果在改革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失误，今后再次凝聚改革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下面我们将从不同选择或思路的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不同道路的意识形态取向及会使用的符号策略，不同选择的现实性以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等方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思路，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思路，不能简单地按照意识形态的符号将其漫画化。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中，即使是在改革如惊涛拍岸之时，对改革的质疑之声，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要求回归旧体制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在这当中，当然有所谓思想僵化者，有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更加强调平等理念的旧体制对社会下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下层往往对权力抱有更多的希望。其原因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下层人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较差的竞争能力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对他们提供保护，尽管他们其实往往是权力的受害者。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以走向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虽然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出现过一种为时很短的“平等化效应”，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改革在最初阶段上提供的机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制中，下层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改革由于走样变形而日益沦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是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来说，希冀在旧体制的回归中找到希望，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思路背后的社会力量，除了部分下层民众之外，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悲天悯人之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对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世界格局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总体说，这条路缺乏中间层支撑。其间最值得注意的变数，是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加缓慢的人数众多的小白领。可以预见的是，如小白领窘境不变，其中的部分人会成为其追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的左翼运动有明显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资源来说，这条思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平等价值观，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民粹主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新老左派的共同努力，在重整意识形态资源上已经有明显进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亦开始提出一些系统性的要求。这种思路在底层有一定基础，也体现了社会中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民众的某些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更有人将这种思路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讨论联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条能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如果放到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就如何解决我们在体制上的困境来说，这条思路的问题就相当明显。如果将这种带有某些合理要求的思路，外化为一种完整的体制，可以说，这条思路总体上不仅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而且在历史上口碑不佳，在改革前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使得这种思路不会为社会主流接受，即使是一般体制中人也对之怀有深深的戒备之心，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对之更是深恶痛绝。           第二种思路：“深化改革”或“改革攻关”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但其实并不准确。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改革的主张者和推进者中，关于改革的思路也是很庞杂的。这如同秦晖教授所说的，当时共同的一点，就是脱离旧的体制，但走向哪里，并不明确。回过头来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变革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这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但不久，这条改革思路就被一种暧昧而含糊的取向所取代。     说这条改革思路暧昧而含糊，有两点含义。第一，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时期，对于改革一直缺乏一个可以进行明确而透彻讨论的环境，很多重要的问题，只能用含含糊糊的语言来表述，甚至只做不说。第二，改革到后期，变成了能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能改就绕道走，甚至只有对自己有利才改的选择性改革。但尽管如此，应当说，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中，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点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这是与人类主流文明的方向一致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思路比较偏向现代主流文明恶的一端，即推崇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这种思路将社会主义解释为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对人类文明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结果，脱离神圣化意识形态的过程演变为唯利是图，唯金钱是图；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破除演变为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合法性提供的论证；对于效率的片面追求成为损害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理由；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改革路径至少是在最优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次优选择，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带来次优的结果。特别是到了今天，这条思路的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民众的不满和频发的社会矛盾，已经预示着这条改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也许从结果追溯原因，是我们对这条改革思路进行反思的正确途径。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褒贬不说，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尤其在过去20年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经常鼓励人们大胆去试，不要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的改革，尤其是诸如国企改革等这样的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就更应如此。但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治体制条件和社会氛围，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或“摸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无约束的权力与非规范的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权钱结合的混合性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思路的改革中，还需要反思的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改革当然要谨慎稳妥地进行，但过多地强调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其实会导致很多误解。首先，中国改革都是渐进的吗？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很难完全概括为渐进的模式。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几千万人失业下岗；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夜之间上亿人失去或被削减了社会保障。这些几乎都是以迅雷(微博)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相反，在涉及一些重要的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则往往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名，掩饰着实际上的不改革。在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大讲渐进式改革，但同时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实是不想改。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弊端也日益表露出来。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往往不是激进还是渐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改革思路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其造成的种种弊端，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现在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延续这条路继续深化、攻关，有可能导致极为危险的局面。但要看到，支持这个思路的群体掌握相当资源，话语权较大。更主要的是，各级领导人对走这条路人们比较熟悉，因此，一提重启改革，人们的思维就会定位在这条路上。这在改革有可能重启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三种思路：定型现有体制          这种思路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却是很多人内心里的一种默契。这首先是源于对现状的满意感。在讲到为什么近些年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弱，许多人都提到是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不思进取。首先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政府的日子好过；其次，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型企业的日子好过，银行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国企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盈利大户。而在这背后，实质上是在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貌似过渡形态的混合型体制，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状况使得我们需要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重新反思。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结果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转型陷阱”的形成。     转型陷阱对中国社会的羁绊，来自结构与体制的双重固化。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很困难，不仅仅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对弊端的维护，也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和弊端本身有多么复杂，这种困难更在于“纠错困境”：对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日积月累以至积重难返；努力解决的话，又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挑战体制的承受能力。正是这一点，给了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护现有体制不变的理由。如果不能通过实质性的改革突破“纠错困境”，将会出现的逻辑，我将其称之为“饰错依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错要用十个错去掩饰或弥补，十个错要用一百个错来弥补，这样，路将会越走越窄。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要用实质性的体制变革走出这种“饰错依赖”。           第四种思路：融合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          今天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看到新的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看到新的改革共识是针对什么状况重新凝聚而成的，那么，也就大体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未来改革的期待是什么，人们要求重启的改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     改革新共识是在原有共识破裂之后的再次凝聚，形成改革新共识的这种背景明确告诉我们，现在是不改革已经不行，但按原来的老路子改也不行。在中国改革进行了30年后，之所以会陷入“转型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改革模式内在的逻辑使然。如果仅仅是继续过去的改革模式，20年后，我们有可能还会走回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要真正有改革的再出发，就需要对原来的改革进行系统的反思，形成新的改革思路和设计。     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弊端，考虑到人们对新的改革的期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前景，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中，应当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需要执政者，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以人性和自信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带领我们这个社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人类主流文明。选择这样的一条改革之路，前面将是一片海阔天空。     在实践中，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获得实质性突破。（1）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往往都是与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有直接关系的。（2）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影响，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但在现实的情况下，想消灭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3）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公平正义，要约束损害公平正义的那些因素，必须依靠法治。（4）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对这个思路改革的最大考验之一。如何对待畸形膨胀的这么大一块国有资产，按照第二条思路很可能是会重演上个世纪90年代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幕。而在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中，则要考虑在破除垄断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处置国有资产，对此，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开始提出种种设想和方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中，促进权利平等的改革要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应当认识到，在过去30年的改革话语中，平等的问题一直摆不上位置，甚至有人将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改革所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效率相矛盾的，是需要在改革中加以破除的。这也是后来改革走样变形，甚至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改革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也随之破裂。不久前，经济学家华生指出，当一个社会的一般大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利不平等时，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权利是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权利平等应当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社会平等，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社会保障中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等；二是经济平等，破除垄断，建立平等的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三是政治平等，包括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实现人大代表的合理构成等。     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当以自信的态度接纳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今日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在朝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 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