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外交

　　 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 一穷二白 。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 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 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 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     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 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 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 “同志加兄弟” 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 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 “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 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 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 板 ：“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之类的什么厂，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    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    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的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应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所以，我对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不理解、不安、充满疑惑。    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有一次我们给朝鲜15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17万吨。作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0.75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20万户农民、60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送了1.5亿美元、3000万元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今后5年，阿富汗得不到100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临时主席卡尔扎伊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450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尽力地为自己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我们做了什么？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20倍，按秘书长先生的“保守”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2,00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可是，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当家人反而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贫血之躯上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在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说，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去吃吧！新政权已经建立50多年了。扪心自问，我们仍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塑造朝气勃发的“少年之中国”，为实现“可爱的中国”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60%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                          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 最后的一句话，是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呼号一句：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                                                                                                                                                      —-白衬衫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5（2011年11月27日） 一 在经历了一场“人人喊打”之后，辟谣联盟如今已经不再四处出击，代替这个“民间组织”承担自媒体平台“净化”功能的账号变成了由新浪官方运营的“微博辟谣”。但吴丹红没有消沉，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以“吴法天”为名，继续向他心中的“造谣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揭发批判——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公知”们此起彼伏的冷嘲热讽，甚至带来了现实中的生命威胁。 11月24日下午，北京官方主办的千龙网引用警方通报，称破获首起网络威胁人身安全案件：“据闫某交待，其经常上网浏览评论时事的网络文章，近期在微博上对吴某发布的一些言论感到不满，便开始对吴某进行言论攻击，在遭到吴某驳斥后怀恨在心，便决定对其进行现实中的报复，为达目的，其先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报复计划，并利用微博‘现场直播’实施过程，以此威胁报复吴某。目前，闫某因涉嫌以其他方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次日《新京报》则决定用标题点明“吴某”的真姓大名：《微博威胁“吴法天”男子被拘5天》。正是这则报道，赢得了诸家商业门户网站的重点转载，以及吴丹红本人的大为不满。 吴教授在博客上抱怨，这桩处罚“在《新京报》记者郭超笔下，却夹带了太多私货”。根据他的例举，不仅披露受害者的单位和名字“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文中那句“吴法天在网上的言论引发很多网友抨击”的背景介绍，更是如同“记者化身法官”、“涉嫌毁坏名誉”。报道文末引用的北大教授郑也夫点评同样被指控为记者“煞费苦心、误导读者”，因为“在法律上这个案件完全没有可辩驳之处”，而一个社会学家则可以告诉受众，“不能把网络世界和虚拟世界放在一个标准中衡量，这样对网络这个发泄渠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凤凰网的处理方式则被吴法天批为“更离谱”：“把标题改成了 《男子发微博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被拘5天》 ，中间没有标点，歧义丛生，好多人读成了‘吴法天被拘5天’。这还不够，凤凰网还特意转载了 《刘逸明：警方该不该充当‘吴法天’的‘打手’?》 一文，为违法者辩护”。根据记录，这篇标明来自华声在线网站、明确要求北京警方“停止对闫某的拘留，并向闫某道歉”的文章，不仅赞同郑也夫“警方不应该介入”的观点，更是直接以“高级五毛”称呼吴法天：“众所周知，‘五毛’喜欢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而有‘高级五毛’之称的吴丹红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扰乱公众的视听，与主流公众舆论对抗。因此，在互联网上，吴丹红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刘逸明对主流公众舆论的判断根据是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跟帖：“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吴丹红该打，可见，吴丹红有多么不得人心。”这位自称因“为弱势群体说话和批评官方”而经常在博客和邮箱中受到恐吓（甚至来自警察）的时评作者，抱怨“警方不太可能会为我在这方面效力”：“诸如吴丹红、方舟子、司马南这类人，经常以造谣的方式攻击他人，但是警方却对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吴丹红一旦报警举报他人威胁他，警方马上采取行动，对相关人士采取措施，反应之神速令人惊叹不已。” 根据吴法天的反驳，这位作者“就是刚前几天因为造谣‘孔庆 东指使助理刺杀《新京报》徐来’被新浪微博通报取消实名认证的刘逸明”，真名熊忠俊，2009年8月曾因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 斌是“替身”的谣言，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吴就此感叹相关网站“与此造谣惯犯同流合污，丧失了基本的公正、客观”，并给出凤凰网的更大罪证：《微博教授 吴法天》。在这个以“教授吴丹红没红，微博吴法天红了”为标语的专题中，这家新兴门户网站针对此事设计网民调查——根据吴法天的看法，不仅专题没有完整交 代事情经过、又有刘逸明的造谣文章为铺垫，投票中还加入了“吴法天的一些言行也是事件起因，司法介入应公正对待”、“网络语言难免出格，不适合与现实等同 看待，过重了”、“司法介入反对网络暴力，不能只一罚了之”三个明显“误导”的选项。 相比之下，《京华时报》这回的职业道德或许能让吴法天相对满意。不仅没如同昔日战友一般在警方通稿中“夹带私货”，这家如今被纳入北京市委机关报集 团管理的报纸，在11月26日发表头条评论，承认《微博直播殴人，责任并不虚拟》：“无论动机如何，最终受到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不仅给闫某本人，也给许 多在微博上忘乎所以的人们提了个醒：虚拟空间里，言行并不虚拟，切不可触犯法律规定的底线。”评论员傅达林认为，“在自媒体时代，微博虽然是个人发表观 点、行使表达权的私人信息载体，但由于微博的公开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其本质上具备了公媒体的部分属性，而并非博主可以为所欲为的私密空间。也正因为这种公 共传播特性，使得网民在享受微博服务的同时，也更加需要增强自律和节制意识，不能妨碍、损害到他人权利。由此，不说将微博上虚拟的言行付诸实施，就是单纯 的微博虚拟行为，本身也可能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诸如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等都是生活中行使表达权利不当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头条评论转载此文，凤凰网在周六试图证明自己秉承言论平衡的媒体操守。不过，在那些更能“快意恩仇”的微博账号后面，对“选择性执法”的批评从未 消失。即便比刘逸明退守一步，承认闫某所为确实理当受罚，但这些对“高级五毛”厌恶之极的人们，强烈要求警方平等对待一切公民：“法律是一些人的挡箭牌， 另一些人的煞威棒”；“支持吴丹红的那些个法律怎么不去关了西奴网？”自我简介为“五毛公敌”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即向微博账号“平安北京”公开报警，称连 续三次收到山东临沂@红猪Porco 的死亡威胁，于是决定测试一下公权力：“威胁要杀人取心肝眼睛的变态，按律是否应加重处罚呢？” 二 吴法天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被网名“健崔”的闫某“寻仇”，是因为转发的那段指控艾未未涉嫌作品抄袭的微博。 不过，吴法天还算不上艾未未以及“艾粉”们打击的第一对象，胡锡进才名列榜首。上一个周日，携虽遭严格管制但仍收获支持者近千万元“借款”之势，异 议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Twitter）上公布了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及其下属王文的手机号码，号召自己的“粉丝”前去“问候”这些“五毛”。于是，艾 未未的强大号召能力再次得到证明，根据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公布的手机截图，他们收到了来自海外的大批骚扰短信以及辱骂电话。 在以微博声明自己“和艾未未之间没有私仇”，胡总编最终决 定在周二发表社评《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将公布私人电话号码之举定义为“因政治分歧而采取反道德行为的又一突出例子”：“最近一个时期，‘政治 斗争’在微博里十分活跃，进而逐渐形成现实世界的戾气，有不少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卷入，这是让正常的社会理性始料不及的。” 根据这篇社评总结，微博使用者的语言“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正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重新带回来： “像艾未未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尤其应当慎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用侵犯自己批评者的隐私权来进行报复，都有负于互联网世界对他的特殊关注。”文章进而呼 吁官方打击此类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之举，“中国政府应对尽快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秩序，以及对制止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泛滥有所作为”，同时向民众喊 话：“广大网民也应超越所谓‘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中国再也不能让‘革命法则’主导我们的一切了。中国需要耐心 的、用无数细节编织起来的社会进步。” 不过，与吴教授所遇到的“选择性执法”质问一样，胡总编同样也需要面对“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的反击。曾担任雅虎中国总经理的谢文在微博上向拥有 出版物发言渠道的胡锡进强调，“你可以利用你的报纸攻击他，他却不能在任何国内媒体上反驳你。所以，出现他在TWITTER上搞你一把是可以理解的。” 被“搞了一把”的这位《人民日报》子报当家人需要展现自己的气度，他不仅自承“此生无一私敌”，还宣布那些骚扰电话“算是我做《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代价’吧。我接受这个‘代价’”，并加上一个代表“笑脸”的网络符号。 不 过，他如今显然更加体会到了自己在报道“复杂中国”道路上的险阻。不仅在自家报纸征订中确定广告语为“加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胡锡进更决定在警告“美国 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贯特色之余，于周三、周四发表社评，分别题为《客观剖析中国社会的“痛苦感”》、《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 前一文认定，“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而后 批评一些媒体同行在监督政府时不够“实事求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 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11月24日社评则呼吁中国民众“保持我们针对‘民主’的独立思考”，并以埃及连续发生街头抗议为证，强调“我们显然需要真正‘好的’民主”：“它 能帮我们避免专权，帮我们决策科学化，帮我们反腐败，但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社会动荡。”文章举出被互联网“搞下台”的官员为例，强调“最近这些年是中国民主 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进而宣布“中国社会渐渐能够分清‘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一旦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近年的具体实践不断积累自信，民主 在中国的前途将豁然开朗，中国的崛起过程，就很可能同时成为世界民主新模式的伟大实践……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我们此前没有清晰地把这条路称为‘民 主’”。 三 如果胡锡进只是这样宣讲“中国式民主”的宏伟叙事，恐怕还没有那么多人懂得反唇相讥。但当他决定为一件具体的“公愤”事件出言辩护时，就必须明白，又到了他付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代价的时候了。 说起来，这本是新闻版面上相对平静的一周，虽然由胡锦涛出席讲话的文代会作代会构成了两个舆论场上的“各说各话”，但至少没有足以震惊全国的恶性、 负面事件。但这种难得的平静还是在周六被打破了，因为一则来自外交部网站上的稿件：“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 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 因为“校车”，这篇外交简讯有了被解读的特别意义。11月16日发生在甘肃正宁的一场校车事故是那一周登上最多报章版面的灾难，激发中国民众普遍哀 痛，“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和“对不起，孩子！”的句式四处可见，评论员们的悲愤无奈溢于言表，中国官员的公车消费尤其被作为反面教材与校车之殇两相对 比。就在人们哀伤于无法保证贫困地区孩子安全上路时，如今却传出“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援助校车”的消息，即使是在周末，也已成为评议焦点。 最 典型的非议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被孔庆东批为“汉奸报纸”的《南方都市报》再度展示了对此类热点的灵敏，以头版显要位置荐读此讯，并以标题注明“无 偿”。不过，同城的《信息时报》摘录微博争议，根据另一位著名“五毛”染香的说法，这次“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再次玩弄了公众的感情”：2009年宇通客车公 司中标了马其顿公交车采购项目，2010年4月，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 交易的附属环节。这赠送的校车，也就是普通大巴车刷了黄色漆，并非美国式校车。” 但是对那些义愤填膺的发言者来说，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并不是问题核心，积累着对中国外交“打肿脸充胖子”的宿怨，“不尊重国民感受”才是他 们的最大不满。自讽“疑似五毛”的央视评论员王志安试图解释外交援助之重要性，劝告“如果外交部的援助计划早已做好，那就只能说是凑巧了。过分联想实在没 必要”。而胡总编更是在微博中写道，“没有人不同情那些因校车死去的孩子们，那些认为自己的同情心比别人更多的人，是道德自大或者装孙子。但道德批判现在 很盛行”，不过，他也承认时机敏感：“我相信外交部的人同样很同情那些孩子们，我也认为正当的对外援助是必要的，但此时捐较车，的确不对劲。外交部应反 思。” 从一手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上去职的程益中如今已至香港担任亚洲电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他认定这种说理“掩盖不了为当局开脱的良苦用 心”：“具体这件事而言，开脱就是帮凶，打圆场也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批评程益中使用文革大批判式语言后，胡总编再次预告《环球时报》明日社评主旨： “舆论的‘挑剔’和‘找茬’将逐渐无孔不入。很难说这些触动都合理、恰当，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监督甚至‘干扰’下工 作，对政府来说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意志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周日，外交部已经决定适应“找茬”，刊有捐车消息的网页链接失效。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