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标签： 教育 ● 钱颖一 （ 进入专栏 ） 各位论坛理事、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并在“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十年后，就是2020年。那年也正是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一年。那么，新思维从哪里来？原创从哪里来？创新又从哪里来？过去五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经济学家角度，从一个教育机构管理者角度，对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今天我与各位企业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我先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它既不是关于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是关于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是在2011年1月8日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国母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书：“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是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的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个傻瓜”（Three Idiots）。这个电影打破了了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度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无容质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印度读完本科的印度人。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侯选人当中有两个是印度人。在哈佛商学院的近两百名教授中，有二十几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有可能出中国人院长。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如果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就近200人。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我们的教育方法中的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了。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作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谢谢大家！ 进入 钱颖一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14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浪财经，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吴敬琏：在清华经管院2011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标签： 批判思维 道德准则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同学们： 我很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向2011届的同学们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毕业以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参加同学们的毕业典礼，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毕业以后的经历。在这个典礼上，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在师友帮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体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毕业，意味着完成学业准备，迈步走向社会。在这个新生活的起点上，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生活有一番想望，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从清华这样的著名大学毕业，学的又是经世济民的本领，同学们更会觉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会是广阔天地。然而进入社会以后，可能不少人却会发现，现实生活和原来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别，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于是就会产生苦闷彷徨的心境。胡适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毕业典礼上说，青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可能发生的“堕落”，大约有两类：第一是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现这两类“堕落”，显然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大问题，值得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的。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我转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就读。从那时开始，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苏联教科书。再往后两年受到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用当时的说法，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分配去中央单位的复旦毕业生坐满了半节车厢。那时，我们一路高歌，为理想即将实现而感到豪情满怀。 然而，进上工作岗位，接触现实经济以后，我却发现，实际情况和教科书上讲的并不相同。特别是1956年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低效体制问题显露出来。不过，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针，就能超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大跃进”反而导致了生产大幅度下降和大饥荒的发生。之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的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1968-1972年期间，我们经济所的全体人员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阳专区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毕业之后的重大转折。我们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阳专区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据官方报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总人口800万人的信阳专区饿死了100多万人。对照过去信以为真的理论和口号，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机。 我最幸运的，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干校难友顾准的帮助和启发，精神危机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转变。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的会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老革命家。他独立思想、桀骜不驯的性格却不能见容于体制，所以被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间，顾准带领我从研究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问和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倒行逆施现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觉时日无多，跟我作最后的长谈时，仍然反复地叮嘱我，不要在“逍遥”中浪费时光，一定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时机到来时，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这种时机果然在1976年到来了。“四人帮”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顾准所倡导的对旧体制的深刻批判，对形成变革的共识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我们这些经济学者认识到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完全无法满足建设新体制的需要时，并没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弃的态度，而是掀起重新学习经济学的热潮。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参加了英语和经济数学补习班。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经济所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国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讲习班，邀请海外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现代经济学。那年我正好50岁。 我在重新学习经济学时，又幸运地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过来人”，像波兰的布鲁斯，特别是匈牙利的科尔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时结识了科尔奈。虽然当时还听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论，但他在会上同苏联代表团团长哈恰图罗夫院士关于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激烈辩论，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那次会议以后，我和科尔奈成为朋友。学习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经济学观点，例如他对计划经济中短缺现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认识到，过去我们习用的从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发“注经解经”的做法必须改变。作为经济学人，必须坚持以实践检验理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这是我的思想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由于认真的努力，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理论，又熟悉中国实际情况，并具有组织执行能力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家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推进得比较顺利。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顾我大学毕业后五十多年的经历，我感到，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距离之时，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是促使我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和寻求中国改革的道路的两个根本动因。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师长的指点感到幸运；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抛弃理想，又不抛弃求知欲望而感到庆幸。今天分享我的这些转折和求索的经历，惟希望同学们能够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同学们即将走出清华，开始新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和有待完善的体制。你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变数。这是你们今天在毕业这个人生的关节时点上，应该有所预期和准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那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不过，由于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日本等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更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过多的干预和一些大企业继续保持垄断地位，都使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包括这些东亚国家后来的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这一转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都没有现成答案可以依循。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难题，也正是摆在同学们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课题。 可以预计，在座诸君未来的行程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你们肩上的担子也不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为轻松。我希望同学们在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一定不要懈怠观望，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要运用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要坚守实事求是的道德准则，迎难而上，靠努力赢得进步。 最后，我祝愿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们，在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兴盛的伟大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经济与管理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5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世纪》2011年第2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