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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的辉煌之处不容忽视 作者：胡新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2 12:36:09 阅读量：143次 　　国庆期间，看了凤凰卫视的汤本先生的评论： 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宏观角度观察》。汤本先生认为要从宏观角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好恶放在一边。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基础，前三十年也包括“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十年。笔者认为，汤本先生的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权威的，受推崇的历史学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在中国大历史》第2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 　　文革与文革十年是有区别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的文章说明过，文革指的是那场政治运动，而文革十年指的是那段历史时间和空间(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第121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2月)。笔者在此文中就是秉承这种文革十年的观点。 　　人们总喜欢把一段发展进步最为顺畅的的时期称为辉煌时期。如果把中国的文革十年称为中国发展史上的辉煌十年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这十年的确有不少辉煌的看点。笔者认为，回望这些看点，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十年肯定离不开文革那场政治运动。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中国官方早已做了明确结论，也总结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在此就不论述了。 　　看点之一，文革十年的经济发展究竟如何?汤本先生只讲叙了一个大概。现在，笔者觉得采用第三方研究成果比较公允，从国外海外的历史学家的史料找找答案为好。在这里，不采用争议较大的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他对文革十年的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溢美之词颇多。还是费正清先生的权威性最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由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篇 第六章的“结 论”一节中有这样的论述：“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这里特地说明了文革十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有发展，还且还“仍然相当迅速”。在费正清的另一著作《美国与中国》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在政治运动贯穿其间还能取得如此好成绩，确实也值得我们的的专家学者好好探索一番。 　　看点之二，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的特别着力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他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写道：“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他还写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但是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一起的。”(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2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恰恰就是农业问题和外交问题，由于毛泽东抓住了这些个关键问题，才使文革十年有了辉煌的看点。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看得十分清楚，在走上革命道路后就一直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权威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就是这样描写的：“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徐中约：《中国近代史》517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年1月第一版 )。农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争取了他们就赢得了民心;另外一个是只有把农业生产抓好了，才能“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399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直置于重中之重。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是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语)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就发生在文革十年期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症》于1966年初发表的《科学通报》上，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此后，在各级领导支持下，一路还算顺利。特别给力的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的华国锋，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华国锋和袁隆平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华国锋赋闲的日子里，袁隆平还一直牵挂，专程看望。　到了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此后杂交水稻继续走向世界，最近袁隆平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可喜可贺。中国农业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真正践行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华国锋在2008年初深情回顾了这段往事，说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见《作家文摘》2011年9月30日)。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在中国大历史》301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最近看到易中天的一篇访谈：“‘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第25版)。易先生饿肚子的痛苦辛酸史确实值得同情。但如果这位教授能够虚心向李锐先生请教一下，或许会知道一贯重视“农业为基础”的毛泽东确实难对易先生的饿肚子负完全的责任。易先生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贴上“左”或“右”的政治标签。换句话说，如果你回到过去，你也不会总是饿肚子;如果你享受现在，要提防的不是饿肚子，而是富贵病，这可是现代人的一大“壮志未酬”的原因。文革十年期间另一个着力点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旧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旧中国政府积贫积弱 ，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毛泽东无疑也深知这一点，新中国在国际上从不卑躬屈膝，使新中国人民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自豪感也无疑促进了广大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文革十年中，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浪潮就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外交进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1年被请进“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就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毛泽东在文革十年的外交大手笔，已经载入历史史册。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在尼克松图书馆世界领袖厅里，共陈列着10位20世纪风云人物的塑像，其中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德国的阿登纳、以色列的梅厄夫人、埃及的萨达特和日本的吉田茂。其他人均为站像，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坐姿，放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李锐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分析有看得准的一面，即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性一面。但是，他大大低估了这种正确思想对中国发展，特别是文革十年那个特殊时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农业问题仍然是基础问题。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说道：“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见《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第11版)。无疑，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华一直在不断影响着我们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这也应该算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关于农业与外交，毛泽东特地于1972年1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不称霸”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以前，特别是在那个“东亚病夫”时代，你如果还敢大言不惭地高呼“不称霸”，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只是当你手中有了实力这张牌，你才有信心宣示对外交往“不称霸”，彰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君不见，毛泽东之后的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不正是在继续行走在毛泽东当年奠定的这块外交基石之上的吗? 　　第三个看点应该是文革十年的科技发展。上面说到“不称霸”是在有实力之后才提出的。文革十年，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很有发展的十年。“两弹一星”的成功，使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许多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尽管来自海外，但没有被当时的“海外关系”所牵连。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思想动力，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思想的教诲。以至于蒋介石先生都纳闷，他主政时期送出去的留学生，怎么都成为了共产党科技事业的核心力量?当年科技事业的发展，至今仍在继续辉煌。就在前几天，2011年10月2日，中国航天专家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刘纪原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但当时的主角，则是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刘纪原获得的这个最高奖，是国际航天界对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斗的肯定。回顾往事，我们今天的领导层，应该有所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竟有如此之多的为中国崛起而忘我奋斗的人才。 　　以前国人很少听说屠呦呦女士。直到最近的2011年9月，她获得了美国的拉斯克奖才名声大震。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的成绩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取得的。所以文革十年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仍依旧辉煌。李锐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毛泽东的思想对那个时期科技事业的积极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最近看了谈家桢的自传《生命的密码》，非常有感想。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谈家桢被内定过“右派”，文革运动中不但失去了妻子，自己也受到了迫害。但是，他没有把个人的不幸迁怒到毛泽东个人的身上。相反，他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人就是毛泽东。自从1956年毛泽东和他开始交往，他就一直感受到毛泽东对他，对他的科学事业，对中国的文教科技事业，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教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劫难当头，遭到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 　　1968年的一天，我在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俯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我激动万分。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 　　我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似乎不经意却落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点名解放了八位教授，这八位教授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谈家桢、周谷城、苏步青和刘大杰。 　　不幸的是，对毛主席的指示，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他们‘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致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党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决定对外宣布毛主席的指示。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我自然又是一番激动，以致失声痛哭。这一次，又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把我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接受在教育’的行列。尽管此时的我已是‘遍体鳞伤’，且垂垂老矣。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毛主席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我的遗传学研究仍牵挂在心。” 　　(见《生命的密码》091-092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见《生命的密码》136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文革十年期间，文革运动贯穿其中。在文革运动中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而忍辱负重为国家富强拼搏奋斗的事实。你可以把他们斥为愚忠，但他们的功绩已经彪炳史册。我很喜欢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我觉得仰望星空确实是一件美妙的情，因为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谈家桢星”，还因为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引领世界各国仰望到了太空中的中国形象，也因为最近再续辉煌的“天宫一号”的顺利升空。尽管有人祈祷升空失败，甚至祈祷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失败，但那是极个别的人，他们也就享受不到仰望星空之美了。那些在曾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过不公待遇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天天沉浸在过去辛酸的回忆中，也可以形诸文字把你心中的控诉流传下去。在言论自由日益宽松的环境里，别人无权干涉你的心情表达。但是，象以谈家桢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感受同样也可以自由表达，普通中国工农大众对那个年代的感受也可以自由表达。如果当你听到这种表达不合你的心情的时候，就认为大家都想回到过去，你就感到极不舒服，甚至想出国或者自杀来拒绝这种回到过去，确实是小题大做，神经过于敏感了。过去的日子回不来，就象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也抹杀不掉一样。你们最好向李锐先生学习，他是比较有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即使在他深刻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而且，在他批判毛左时，也没有否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部分。在笔者看来，而正是这些正确部分所产生历史作用，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从上述文革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可略见一斑。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文艺。虽说文革十年可以有点夸张地说是“八亿人民八个戏”，但是这其中有些戏的含金量并不少。《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31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文中写道：“四十多年过去，现代京剧《沙家滨》的经典化语言、经典化唱腔、经典化人物、经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艺术丰碑。”“江青提倡的‘十年磨一剑’的艺术追求，对于经典戏剧的创作是十分必要的。于会泳把西方歌剧集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题旋律和音乐元素引用到京剧唱腔之中，并且把四十多种地方戏剧曲艺的音乐素材，成功地糅进高度程式化的京剧音乐里面，对于丰富和发展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笔者认为，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实在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看看今日流传海内外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生命力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了。而今天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做得很不够的，因而他们中许多有含金量的话语，也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 　　有一位茅于轼老先生，我可以理解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但是，他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既不能与国内主流接轨，也不能与国际主流接轨，明显是一种对历史的调戏。人们只要翻翻国际上公认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那位老先生讲的历史很多都确实不着边际的。这样的文章也能登上《炎黄春秋》这种正规的刊物，也确实难令人叹服。好在那家刊物的编辑脑子还管点用，把太离谱的言论给删了一些。还有一位百岁老人周有光，一生中还算有点名气的就是头上顶着“汉语拼音之父”的光环。实际上，毛泽东是一直亲自指导、亲力推行汉语拼音工作的。为此，毛泽东还得罪了一些人。当年的“右派”人物罗隆基就指责毛泽东：“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来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见《毒草集》第52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1月)。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历史真相很容易呈现。这位老先生最近终于口头上推辞掉了这顶光环，但绝口不提毛泽东的的贡献。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基本都是负面的。2011年4月，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家都明白，应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毛泽东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往苏联一边倒，现在研究毛泽东，越研究越清楚，毛泽东很多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只有一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打麻雀是他创造的。苏联的道路走错了，结果毛泽东时代许多都是破坏中国的，没有好处。” 　　作为一名有历史知识的老者，把个人的喜好看得太重，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了是一种主观意气之举之外还有什么呢?至少你也要加上一句毛泽东对你“汉语拼音之父”的支持嘛。究竟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文革十年，周有光肯定不会有袁隆平和谈家桢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所欣赏的杨宪益则可以作为他的一个参照人物。毛泽东在和杨宪益交谈时对翻译《楚骚》有过不同意见。杨后来回忆时说：“后来我想了一下，毛主席他的话当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在回忆文革运动中被批斗时，他说：“我没有吃什么苦，也没有人打我。大概平常我的人缘也不错，也没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打我几下，或者是踢我几脚，没有，都很客气。”后来谈到坐牢，他也说“不苦”(见《读书文摘》2010年第5期31页)。特别“有趣”(周有光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的是，在周有光的言论中，还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北洋政府包容学生游行态度的溢美，对国民党政府时期言论自由的褒扬。但是他忘掉了那个年代解决不了最根本的“人民的吃饭问题”(艾奇逊语)。所以，要让这位老先生理智一点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饿他三天”(易中天语)。在宣传两位老先生的言论媒体上，不同意两老观点的文章被绞杀是常事。知名旅美学者薛涌为此与南方某报中断合作就是一例。看来言论自由还有个各取所需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两老竭力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心情是可贵的，也是可理解的。但是，把力量都用在一些极端言论上，恕笔者直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政治的天真。现在是信息世界，任何人都是不容易被糊弄和忽悠的。 　　当前中国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笔者觉得眼下的现状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百姓很多牢骚满腹，中国的反腐很多是越反越腐，中国的精英很多是想出国另谋出路。要破解这些难题，可以探讨多种途径。不管用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等等，都可以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实事求是地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赢得最广泛的民意。其中对文革十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邓小平就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当年有人想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是，邓小平是个有大智慧的人物，深谙”实事求是”的真谛。他认为，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农民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些话说到底，就是一切都要尊从大部分人的意见。正因为邓小平以这样的认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我们中国才有了这辉煌的三十年。如果我们要完成邓小平所企盼的所有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也一定非要有邓小平那样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可。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1)  | 标签: 911 , 九一一 , 恐怖主義 文/林达 2011年，又临9.11，十年过去，有必要作个回顾。 一，什么是9.11事件 十年了，还有必要问9.11是什么吗？让我们看《凤凰卫视》的9.11十周年专题纪念片，它只有两句话。在播放了奥巴马宣布美军杀死了本拉登，「世界更安全」之后，影片总结道：「报復和制裁能带来真正且永久的安全吗？让宽恕走在正义之前，我们才能离和平不远。」 它至少指出：9.11涉及世界和平。可是，反恐是报復，恐怖袭击的存在是受袭者宽恕不够吗？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9.11事件究竟是什么。人们印像中，9.11是一小撮极端仇美分子，劫机撞楼，造成三千平民丧生。再深入一层，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它都是一个国际安全的划时代事件。 9.11是十九个非军事人员，瞬间打了世界大战的一场大战役：它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超过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它的特点是无预警、后续不可测，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战时反应：美国政府全部转入地下掩体。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法国的欧洲议会总部、比利时的北约组织总部，同时紧急疏散。北约宣布启动1949年制定的共同防卫机制。此机制为冷战设置、经歷多次危机及区域战爭，四十年未曾启动，却为了十九个非军事人员的袭击开启：北约预警飞机隨即到美国本土巡航。 罪犯杀了人，扬言要继续杀，首当其衝的问题当然不是报復，而是如何制止他进一步杀人、解除危机。 联合国的维护国际安全机制，根据二战经验建立，旨在预防国与国之间常规战爭。安理会採用外交斡旋、制裁、派维和部队等一系列「集体办法」，遏制战爭发生和蔓延。二战后进入核武器冷战时期。核武器具有超短预警、大规模毁灭特徵，令国际局势始终紧张，但国与国对峙，至少可找到一国政府为责任方。冷战时期有惊无险度过，联合国机制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恐怖战爭可使用联合国禁止的任何武器（核武器、生化、化学武器等等），无底线、无战爭法和任何规则，以大规模屠杀平民为目標，无预警、无谈判责任方。 9.11事件让大家看到，长期维护国际安全的联合国机制，在恐怖战爭面前彻底失败。国际社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產生新的机制预防新的袭击。 9.11的本质，是击垮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即「採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灭对和平之威胁」。从此，世界在恐怖战爭威胁下，失去具有国际基本共识的维和有效机制。9.11同时也摧毁了维护安全的理论体系，无规则可循了。 二，如何应对新时代 应对恐怖战爭，先要有理论和规则，才可循规则行动。问题是，旧理论旧机制没用了，新理论新规则出不来。 原来的规则很简单：恐怖分子是罪犯，只能国际刑警缉拿，对方国家不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或不交人，你就乾瞪眼。现在，塔利班不交本拉登，阿富汗成恐怖组织温床。別国可等待，小布什必须找出路，於是在联合国没有出台新规则、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他的新理论：9.11袭击不是犯罪行为而是战爭行为，窝藏国为战爭敌方同盟国。受袭国有权对其开战，所谓自行执法。这是阿富汗战爭的依据。 新理论的毛病显而易见：恐怖袭击和恐怖战爭的界限是什么？从事国际袭击的组织和个人，藏身於世界各国，只要不交出恐怖分子，都可以去打吗？ 同时，基於恐怖战爭的无预警特点，把塔利班政权打垮之后，小布什进一步建立了预防未来袭击的新理论：先发制人。必须先行打击未来最危险的威胁，即可能「以国力行恐怖主义」的无底线政权。这是伊拉克战爭的起因。它的缺陷太直观：具体標准是什么？判断错了怎么办？ 两个新理论的最危险之处，都是突破了二战后联合国竭力维护的核心概念：国家主权。新理论恰对「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破出了难以制约的缺口。因此，小布什很快被简化为国际公敌和一切阴谋论的主角，如鲜血换石油等等，直到伊拉克新政府自行石油招標、中国成为第一个得益国之后，此类臆断才自行消亡。而此后发生两件事情，使得国际社会终於面对现实、趋於冷静。 第一件大事，是奥巴马以高调反战、反布什政策，在2008年当选总统，受到国际社会热烈欢迎，立即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可是，大家其后看到，面对恐怖战爭特殊性，奥巴马也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事实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获颁和平奖同时，奥巴马被迫宣布增兵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完全按照小布什制定的日程、而不能如奥巴马的承诺提前撤军；奥巴马宣布美国再也不提反恐战爭，事实上直至最近一次美军的阿富汗出击，主角还是F16型战机；小布什时代饱受民主党攻击的反恐法案，其主要条款由奥巴马签字延期；奥巴马上台后签署的第一號行政命令即关闭关塔纳摩监狱，至今无法履行，因恐怖袭击者究竟是战俘、罪犯、还是无精確定位的「敌方战斗人员」，適用何种法律与法庭，都是前所未有、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此等等。奥巴马上台前的「改变」意愿和回天无力的事实，矛盾衝突，让所有人看到恐怖战爭是现实困境而並非幻境。 第二件大事是利比亚成为伊拉克第二。萨达姆使用过化学武器，卡扎菲炸过民航客机，两个当政者都是不可预测且拥有国力的狂人。在利比亚国內动盪、屠杀了和平示威民眾之后，应用联合国旧框架的人道救援理论，以法国领头、奥巴马旗下的美国参与，再次推出了小布什先发制人行动的北约版，打掉了卡扎菲政权。 在恐怖战爭时代，北约確实不敢错过这个去除巨大国际安全威胁的机会。之所以要藉用旧理论，是因为先发制人的新理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没人敢公然表示採领和认同，而法国、北约一些成员国，甚至奥巴马本人，都是以前对小布什理论的最强烈批评者。现在面对卡扎菲政权潜在的恐怖袭击威胁，逼迫北约实际上重覆了一次小布什的老路，真是情以何堪。 新理论名不正言不顺，战爭就必须藉用旧理论，例如布什总统迫於压力，也要经常迴避反恐的安全理由，把入侵伊拉克解释成一场给予当地人民自由民主的解放战爭；北约轰炸利比亚也在迴避去除卡扎菲威胁的国际安全主因，而必须解释成对利比亚国內的人道救援，结果必然是弄巧成拙，不仅混淆了恐怖战爭困局的討论，还引发更大思想混乱，话题切换，居然换成了並不存在的偽问题，例如：民主是否应该以战爭方式输出？何以用造成更大伤亡的轰炸来保护平民？至於前面提到的，是否要「宽恕走在正义之前」，更是不着边际。实际问题只是：在必须解除潜在的国际安全威胁时，被迫打破原本绝不能越过的主权红线，它本身又隱含新的国际安全隱患。而从这些行动的爭议性，也可以看到新理论的危机。 三，十年后的美国和世界 9.11十周年纪念日最触目的背景是：本拉登被击毙，似乎阿富汗战爭最初的目標终於有了结果，那么，確如奥巴马所说的，「世界更安全」了吗？ 9.11的质变，並非世界进入了歷史上衝突矛盾更多、狂人变得更多的时代，而是两端的提升：一端是金融、经济、人群的高度集中，现代社会更脆弱、更不堪一击；一端是高科技导致平民攻击能力急剧提升，不仅是武器，还有通讯工具：电邮手机等等，袭击变得太容易。观念突破后，由於成效显著，迅速​​传染，许多区域和民族纠纷，都越来越多使用恐怖袭击方式。仅仅因为美国富而强又欺负了谁吗？看看印度好了。恐怖袭击只是越来越成寻常手段。肩扛式导弹一如当年的手榴弹那样普及。最近连中国的诸个大城市，都在提高机场的安检等级。 记得2008年大选前的美国，对反恐战爭的焦虑到达顶点。三年后的今天，阿富汗战事胶着，就在上个月，在阿富汗阵亡美军达66人，为开战以来单月死亡人数的最高点。前景仍不乐观。 可是，9.11十周年的美国已经十分平静。很少再有当年的激烈反战抗议，十年下来，他们已经理解，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阿富汗驻军是在面对恐怖组织的威胁维和，有它自己的规律，只要阿富汗军警还没有能力接手，美军就需要继续留下来，短期不会结束。 9.11以后，美国当然也在竭力以外交努力协调与伊斯兰国家的关係，试图缓和作为仇恨源头的中东矛盾。可是，这些主要以改变中东国家政府高层观念为切入点的努力，却因为这些国家高层和底层的严重脱节，很可能在它们的国內变动中前功尽弃。 9.11后十年，让美国人懂得，那些我们以为只留在哲学课上的千古难题，会真的逼到眼前。小布什必须选择：在已经劫持的民航飞机可能撞向上千人高楼的关头，是让它撞，还是下令打下飞机、杀死那几十个乘客？本拉登是国际恐怖袭击之最大隱患，是下令对被俘者动用水刑获取情报，还是放弃可能是消灭本拉登、挽救无数生命的唯一机会？另外，哪怕有天大理由捉拿本拉登，也一定不会不知道，战爭必然伤害平民。这就像当年杜鲁门面前的问题：是牺牲总数可能更多的美国士兵和中国军民，还是儘早结束战爭，对日本扔出原子弹去？无需亲自面对此类抉择，我只能称自己是个更幸运、而不是更道德的人。 9.11以后，美国国內立法，如俗称爱国者法案的《联合和加强反恐能力法案》也扩大了政府的监控执法范围和深度，民眾的私人空间在相应缩小。这种状况和反恐有关，也和电子技术时代的犯罪特点有关。 今年5月，奥巴马签署了对其中三个主要条款延长四年，此法案八年前由小布什主导立法，当年的强烈反弹，如今已经不再，但ACLU这样的民权组织仍然在持续表示反对提醒民眾维权。美国坚持的个人自由，始终在公眾能够承受的代价之间平衡，一个最主要代价就是可能的国家安全。 所以，在战爭期间都有战时措施作出临时收紧的调整。现在大家看到，在可预见的一个长时期內，反恐將是一个常態。美国政府最近宣布，更完善的情报机制使得美国已经变得更安全，大家对此不置可否。美国人的平静，更因为是已经习惯生活在后9.11时代，就像日本人生活在地震带上，也照样必须把日子过好过下去。 走过十年，9.11在考验人类智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以不同的程度和理解速度因此成熟，也有一些地区，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状况。这和他们原来的思维框架、和国际接轨的程度有关。 9.11以后，最明白的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清楚表达了新的国际安全困境，並立即委任联合国专家小组研究对策：在承认联合国旧机制失效前提下，如何建立新理论新机制：既不令受威胁国家坐以待毙；又保障国际秩序不乱。 十年下来，事实证明，推不出新对策。所以，其实现在还在乱著。推不出是因为它確实没有两全之策。 这，就叫做困境。 原载《阳光时务》第2期 2011年9月8日 http://isunaffairs.blogspot.com/2011/09/911.html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2)  | 标签: 洗脑 文/ 沈达明 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於中国，发扬於西方，而又「出口转內销」，应用於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爭（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產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產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詆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產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將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產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誌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採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並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於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財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覆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顛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歷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態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隨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於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產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態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於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確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並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復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貽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並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爭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別？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別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並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歷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態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来说服他人並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確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儘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於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於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於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眾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別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於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係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將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態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討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態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於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產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討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標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確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產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別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態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隨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別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並不是因为要隱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於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並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载《阳光时务》第2期 http://isunaffair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9580.html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2)  | 标签: 时事观点 这些年来，即使出现过弹压舆论的严重事件，广州仍然获得了国内外赞许，其活跃的市民社会和敢言的大众媒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就我在广州六年的居住经验和观察来看，许多事情正在起变化。广州作为大陆抗议之都的色彩正在消褪，尽管市民一如既往地热爱它，可是谁来热爱市民？这个问题日益凸显。 文/宋志标 2001年3月，霍英东捐建的洛溪桥收费争议陡然扩大化。 2003年发生孙志刚案，收容条例被废除，此役裹挟着非典风潮的影响，酿成2004年的南都案。 2005年7月，广州太石村冲突事件爆发。 2009年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兴起，2010年广州街头出现撑粤语示威。独立候选人则在今年参选人大代表，挑战选举潜规则。 十年来，除了这些对抗性显著的抗议活动，广州也出现了一些微型的抗议。诸如拇指妹送皮球、地铁哥举牌等，80、90世代以他们的方式参与抗议进程。透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抗议的主体、诉求、策略和官民互动都在悄然变化中。这些变化是明显征兆，描绘了社会抗议的衰微轨迹。 抗议的动员能力下降 广州的抗议活动基本属于维权行动，从环境权利、自由表达权到政治选举权，除了力挺粤语示威中隐含的反对文化内部殖民，矛头差不多都是直接指向政府，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质疑。这固然使得广州抗议在烈度和社运深度上高于其他城市，但也使得参与者和围观者，对自身安全越来越重视。 能够站出来公开抗议者身份的，从来都是少数，但衡量动员能力的强弱，也要看他们所吸引支持者的多寡，以及这些支持者展示力量的意愿。垃圾焚烧反建人士游行到市府门口，完全袒露在各种监视工具下。此后，如此暴烈的动员再没能复制，更多的人选择隐身于网络，拒绝暴露在危险的马路上。 抗议活动在动员能力上的大幅波动与普遍存在的生存恐惧有关。 2008年京奥及至2009年国庆60年，社会控制找到了紧缩的依据。举办2010年亚运会的广州，不仅在大环境上听从上级指令，也在小范围内深耕管控手段，中央和地方合力造成抗议环境恶化，这与政府加大遏制程度呈正相关。 不被代表，不要代表。这句口号出现在广州市政府前的抗议队伍中。当时主要出于策略的考虑，防止被政府离间和分化，可是也带来抗议活动去中心化的后果。无组织、有纪律，作为一种抗议的自发组织形态，于是很难推广。而这恰恰是政府打压时可以借力的方面，广州抗议的策略性考虑成了自身阻碍。 洛溪桥收费与否的角力，其动员的路径是先由政府参事发起动议，大众媒体趁势跟进，两方默契配合，共同推动议题发酵和扩散，争取最广泛的市民呼应。太石村事件则由媒体与最早进入的知识分子协力推进。从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开始，体制内外的联动开始弱化，到独立参选人现身时，建制派沉默不语。 广州的抗议活动总能在第一时间浮现出私利与公益的分野，如何选择立场，自然是多种利益的算计。反垃圾焚烧示威中，李坑村民与中产阶层结成短暂联盟，可番禺板块的白领群体依照离选址远近择定与议题的亲疏。这与搭顺风车的功利心有关系，但是，被遏制了的动员能力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才是主因。 抗议联盟在体制内外的联系正在被拆散，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今年为被公司除名的出租车司机发声，该名司机因透露出租车行业收取喝茶费的恶习遭到报复性开除。韩志鹏因此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约谈喝茶，他随后在微博上以保守态度回应粉丝追问，前后表现耐人寻味。 媒体、代表委员和市民，越来越意识到各自孤守的情境，韩志鹏不是唯一受到警告的。省政协常委孟浩在追击广州市府39号文的消失时，早先得到新闻报道的小规模掩护，其后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只能到微博上寻求影响力。强行噤声或取消听众，对民意代表的各个击破大大降低了发动抗议的机会。 公共媒体集体退缩 大陆都市报1995年进入长达13年的发展黄金期，但以2008年川震为界线，报界的先锋价值进入下行衰减周期。原因很多且交织在一起。 「党管媒体、党管干部」的「两管」策略执行定点清除计划，报社内部权斗洗牌，新老员工更迭，知识界犬儒倾向日盛，价值观传承震荡等转型因素增多，加剧了这种震荡。 大势如此，广州莫能幸免。 1997年《南方都市报》创刊，盘活了广州都市报的竞争，关注公共政策成为争取广告和读者的集体行为。然而，立足川震余波和筹备亚运，广州市政府以柔性公关包裹强硬姿态，而当地报纸与政府存有利益瓜葛，或干脆出于自保，参与社会议程的积极性在显著萎缩。 洛溪桥停止收费历经政府与社会数年拉锯战，媒体坚持下来；太石村流血冲突，南都照样冲锋在前；等到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媒体下意识地自我审查；等到梁树新等独立参选人挑战人大选举，媒体早已奉旨沉默。媒体振臂一呼、市民群起攻之的时代已经在广州消失了，媒体的公共属性在冷却。 南都案影响深远，为南都的内部分化埋下伏笔。但在当时，南都编辑记者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成建制地保存下来。这在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中有贯彻，南都评论和报道的高峰则出现在2007年前后。南都的蜕变只在最近四年加快步伐，随着人事纷争和一些代表人物的出走，完整的价值体系变得破碎。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里的风云变幻，作为印记，与广州抗议活动的兴衰息息相关。 广州本土青年2010年出现在江南西地铁口，掀动静默形式的抗议，反对市政协强化国语播音、减少粤语比重的一项预案。媒体在此前饱受垃圾焚烧反建的审查，在没有禁令的情况下，在认识这一示威的意义上产生了分歧。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它寓示着广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事务的统一价值观分崩离析。遗憾若斯，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广州媒体得到又失落的十年。 镇压意志软硬兼施 孙志刚案惹怒广州警界，王华元牵头展开了对南都的打击行动。 2010年7月，调任外省的王氏以贪腐罪名受审。这是迟来的惩罚，可是广州市府在早前几年就开始了新闻公关计划。公关的途径有二：一是以利益诱服，二是以强力压服。大棒与面包结合，通过与媒体的软硬兼施，诱导出媒体自我审查的长成。 太石村事件时，《番禺日报》与城区的报纸进行媒体交锋，2006年到2008年间，广州对媒体处于束手无策的守势。 2008年京奥让它们趁势而上，到了2009年后，广州市已经扭转了攻守格局，在媒体关系中转为主动。其中的一个标志是前市长、现任市委书记张广宁「视察」南方报业集团，一些未曾被注意的变化开始浮出水面。在收服了媒体之后，广州对抗议行为的处置更加自信，一扫前几年的颓势。 在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建之前，广州遇到过公交车使用LPG（编者注：液化石油气）是否正当的舆论讨伐，就在触及核心利益集团的前夕，舆论被强制降温。反建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市民探知到项目背后的利益输送，也被断然喝止。广州不再忌惮于对媒体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对抗议活动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漠视态度。这种新的官方姿态越来越成为常态，大大削弱了抗议的深度和广度。 太石村罢选事件演化到武力镇压，而在2009年以来，官家措施中多了软性降服这一条。梁树新竞选人大代表，遇到的是两种手段的合作狙击。那些支持选民被训诫，选委会出牌以规则做掩护，混用以排斥为目的的各种招数。梁树新的失败可以预料，但他的失败不属于他个人，乃是广州长期以来社会能见度骤减的结果。在官民对话枯竭之后，隶属于公民运动多重失利的必然产物。 广州地处南方，可它终究是大陆；南方寄望于广州，可它到底还是中国。广州越来越不像我们希望的样子，离夸赞的理由越来越远。十年来，它即使什么都不是，也只会越来越像北京。换言之，在社会抗议衰败的背后，是公民—公权、社会—政府势力版图的重新调校，权力占据上风，不准备作任何妥协。 政策管道野蛮关闭 广州不再接纳社会抗议的吁求，是通过重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来完成的。驯服媒体，令它们从内部自发生长出自我审查的机制；同时，在人大和政协制度中关闭听取社情民意的渠道，市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丧失。少量代表委员噤若寒蝉，当局在行政权之外抵消了监督力量，这是对社会抗议的政治颠覆。 2009年11月23日市府门前小型的游行示威，动因即在于城管委的接访机制，令抗议人群有理由聚集。广州市政府想必吸取了教训，不在行政程序上给予社会反抗的机会。虽然广州有重大决策需要征询社会意见的政策安排，但它们只是个摆设，2009年之后就被弃置了。行政管道也向市民关闭。 整个官僚系统自我封闭、利益固化的趋势在过去两年加重，公权及其驱动的公共政策按照自行理解悄然施行，假装取得了合法性。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如此，市政财政筹款办法如此，人大选举如此，一律概莫能外。权力甩开抗议的羁绊，终于不再为民意费力烦神。公共领域委靡不振，广州人正在失去公共生活。 至于今年出现的给部门送皮球，以及中学生举牌反对地铁装修中的浪费，政府都不愿意发声表态，对具体政策并未有实质感化。广州的体制变的不耐烦，哪怕是象征性的动作都不愿意迁就，显露出市民参与政策的途径匮乏，官民共治的施政原则已经被排挤出官僚体系，没有任何保障。 潮起潮落，十年一觉广州梦。未来，激活广州社会抗议面临诸多难题：媒体亟需一场重新公共化的运动，恢复言论价值，清洗体制加身的污名，为社会抗议呐喊天下正声。希望寄托在80、90年代生人身上，他们受到传统抗议模式的负累少，更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互联网技术。 2010年，当一群年轻人毫无征兆地聚集在广州老城的心脏地带，为粤语鼓与呼时，依然给人以期望和鼓舞。也许只有他们，才能许下广州另外一个十年的梦想。这个梦想从低谷出发，已然在路上。# 摘自《阳光时务》第三期， 第一本ipad中文时事杂志 下载： 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isunaffairs.com 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周云蓬第三次来香港，我和他在一个小艺术空间「唐三」办了一场诗歌唱诵会。他当然又要唱《买房子》，每个地方他都有相应的买房子版本，但这次他要唱「花了三百多万」的时候，香港人民適时地提醒他：要花三千多万了！香港的速度比中国速度快走一步，但中国如此惨景也是指日可待了。 文/廖伟棠 「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隨便请客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不知道现在周云蓬买房子没有？那天在深圳旧天堂书店我们的诗歌会上，他顽皮地问我：伟棠你买房子没有？我应该也反问他一句。 买没买房子重要吗？也许在某些单纯的朋友眼中，买了房子的诗人就不是波希米亚范儿的诗人了，买了房子的民谣歌手也更不是那个流浪的吟游歌手了。艺术家不应该安定下来，好像只有像周云蓬在《春天责备》里所写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多少年前，我也这样认为。生活的自由，是需要一种风格化的象徵的，在那个年代。 我竟然在百物腾贵的香港买了一套旧房子，这是艺术诸君所料不及的。我却因此实现了另一种自由，因为是和朋友借的钱，我可以一年才还一次，不用担心银行催款，可以半年写作一本书，另外半年工作。最关键的是，我们那上万本书不用锁在箱子里四处漂泊了。 「梦想归梦想，人应该现实」这是买房者的理由，但我喜欢说「现实归现实，我更看重梦想」，因此整本《春天责备》里面我最著迷的，还是那些在1995年那个濒临拆毁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段暴风骤雨似的生活，这里周云蓬举重若轻的回忆，可以与左小祖咒在《忧伤的老板》里狂飆式的回忆互相呼应，那时的周云蓬是个低调的体验者，仿佛一切体验是为了日后重新呼风唤雨而准备。这个强忍疯狂的小周，与日后在绿皮火车上走遍大地的老周相遇合，开口歌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中国，那些最显而易见的荒诞，我们怎么听得如此新鲜？ 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子就是越来越贵了，2006年周云蓬唱出的《买房子》显得很朴素，简直像天方夜谭：「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但两三年后，这首歌的第一句被迫应时地改成了「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原来还是很现代派诗人的知性歌手周云蓬，凭这首现实主义歌曲迅速成为底层京漂的偶像，但周云蓬与眾不同的还是他本质上是个诗人，关心著比楼房更广阔和遥远的事情，除了《买房子》还有沉痛的《中国孩子》，还有长啸千里的《九月》，周云蓬的壮美歌声，恰好放大了海子诗中汹涌不拘束的那一面，而他的诗则悄悄地继承著海子黑暗的那一面。 海子的《九月》，代表著那个长风破浪的已经不存在的中国，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代表著傲骨犹存的那个也已经不存在的中国。周云蓬肩扛著走南闯北的，也是那么一个不存在的中国，他这两年越来越喜欢唱古诗，大块淋漓，情动於中，不知何所往之。我是喜欢这些歌曲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被犬儒主义者忽略的世界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反抗，虽然犬儒主义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谴责之，说周云蓬是在意淫。 周云蓬不是后现代，他是前现代；他不是前卫，而是发乎胸臆的醉吟，没有想及太多革新问题，他的实验也仅止於歌词。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歌唱方式是保守的，旋律是人民大眾喜闻乐见的，即使他的歌词，也是到叶赛寧、洛尔迦和海子那样的现代派程度，他不去学阿什伯利，他也不喜欢阿什伯利。就像他的音乐，到前期Bob Dylan为止，单纯明亮，亦可驾驭千军万马般的感情奔突，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好例子。 现实介入民谣的方式，和介入诗歌的方式本来不一样，前者是一种鱼水相欢的自然，后者却有彆扭和较劲。周云蓬因为同时写作两者，倒是得出了一些奇怪的效果，即使是最赤裸反讽的《黄金粥》，都因为诗歌式超现实意象而获得诡异的面目，即使是最单纯的《一个儿童的共產主义梦想》，也因为诗歌对氛围的经营而令人思想幽远，反复听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竟模糊有李商隱《巴山夜雨》之意，都是对未来的幻梦。当然，周云蓬像梦囈一样的呢喃，更加深了这种恍如隔世的乌托邦悲哀。 周云蓬第三次来香港，我和他在一个小艺术空间「唐三」办了一场诗歌唱诵会，並肩「打马过荒原」。他当然又要唱《买房子》，每个地方他都有相应的买房子版本，但这次他要唱「花了三百多万」的时候，香港人民適时地提醒他：要花三千多万了！香港的速度比中国速度快走一步，但中国如此惨景也是指日可待了。 国家不幸诗人幸，现实与诗歌的关係变得更加变態，你说我们是反抗呢？反抗呢？还是反抗呢？对，只有反抗一途，但反抗又必然戕害诗歌的自在，也许，这一代的诗歌是需要一点牺牲，而牺牲未必又不是另一种收穫。# （廖伟棠，1975年生於广东，1997年移居香港，后曾旅居北京五年。香港作家、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任书店店长及杂志编辑。著有诗集《永夜》、《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等，散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国》等。最新作品《出离岛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