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灰色阶层是由富豪、企业主，甚至各方面的社会精英或者一些官员组成的高级社会利益集团

讲者：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开始关注新疆史、中亚史。 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关注「南洋中国」。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 本文为Co-China论坛第十二期——从边陲看中国文稿，內容经讲者本人审校，版权归Co-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 ●杜婷：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Co-China论坛，我是杜婷。在我们今天的论坛正式开始前我先解释下论坛的名字：Co-China和「我在中国」。最早用Co-China其实很偶然，因为论坛一直都在twitter做文字直播，常用twitter的人都知道在twitter检索时带标签的信息是比较容易检索到的，那当初大家就在讨论给我们的直播文字加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因为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是和中国有关，就想用China这个标签，但这个标签太常见了，你会搜索出很多和论坛无关的内容，后来就想在前面再加两个字符Co，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很多的单词都是以Co开头的，比如说像合作、协调、凝聚等等，所以就用了Co-China，后来这个标签也就成了论坛的英文名字。论坛的中文名字叫「我在中国」，最近经常有人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响亮一点的、更吸引眼球的名字，「我在中国」太普通了。我解释一下，「我在中国」重点是「我在」，强调的是个体的存在感。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体常常是被泯灭的，不仅仅是执政者不把个人当回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回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十一之前的阅兵彩排，因为封路导致一个人过一条马路可能要花五、六个小时，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正常的，觉得我们为了国家的庆典作出一点牺牲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真的是理所应当吗？我希望在这个论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强调一种个体存在的价值，借用长平的一句话——“在大时代里做一个坚强的小人物”。作为个体我们的声音或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依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这个论坛就是这样的平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 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边陲看中国，其实也是和每个个体存在的价值有关，请允许我再稍稍岔开讲一件事。前两天FT中文网发了一篇我的文章，其实是两个月前的一篇旧文，是在香港5.16公投之后写的，里面提到我身边的一些热衷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比如说像保卫天星码头、反高铁、反对政府政改方案等等的朋友，这篇文章后面有一条留言很有趣，他的大意是说5.16公投投票率那么低，这就说明公投是不得人心的，也说明你们肯定是错的，既然你们是错的还有什么可以讲？其实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流行，人数少的、不占主流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是不应该被尊重的。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我们今天的论题：边陲和中原的关系，等一下我们的两位讲者会进行详细的解读。 我现在介绍今天的两位讲者：第一位是贺卫方先生。贺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3月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贺先生在新疆的这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实际上是很享受的一段时间，本来贺先生之前就对历史很有兴趣，这两年因为到了新疆，所以对新疆史、中亚史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思考。第二位是梁文道先生。梁先生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一直都很关注南洋中国。很多年前我就听他说他要写一本关于南洋中国的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洋的华人社群，虽然到现在这本书还没写出来，但他的确一直在关注和此相关的话题和讨论。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讲者，一位从西北，一位从南洋：从边陲看中国。好，我们现在开始，贺先生先请。 ●贺卫方：就像杜婷刚才讲的那样，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境中，从2009年的3月11日我到了新疆石河子之后开始的。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对新疆有深度的了解。许多人去新疆是一种游客的心态，去了以后匆匆忙忙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走一些著名的景点，增加一些谈资，拍一些照片，至于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没有兴趣做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了解。 那我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我几乎成为一个新疆人。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里我说我是“新新疆人”。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许多的同事几代都是新疆人。我接触到一位石河子老居民，他们是七代新疆人、七代的石河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家应该算是最古老的石河子人了，石河子在1950年之前其实是一片荒地，就是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当年的兵团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按照艾青一首诗的说法，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够去观察维吾尔族的生活。我有机会到非常边陲的地方，像红其拉甫口岸。当年的玄奘到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红其拉甫口岸走到喀什，再从丝绸之路的南线回到长安。我也有机会到其它的口岸，前一段时间到过霍尔果斯口岸，还有博尔塔拉州的阿拉山口口岸，也到过位于塔城的著名的小白杨哨所。 这段时间新疆、西藏都处在多事之秋，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和相关的宪法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可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所谓民族国家能够和谐共处？中国不是欧洲意义上的nation state，我们的情况更复杂、更多元，包括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些纠葛也更麻烦。 新疆本地的学者，像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还有其它大学的学者都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但研究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维吾尔族的学者在叙述他们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会变得非常敏感，像王力雄先生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所展现的那样，在今天这些问题很难进行公开讨论。汉族的学者研究兵团史也很麻烦。兵团是一个极特殊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理顺这个体系。它是一个省级单位，现在只有新疆才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新疆又是一个自治区，自治区里面有一个不属于自治区管辖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检察院、法院，有自己的公安部门，有自己一整套的政府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连怎么去解释自治区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疆的考古现在也成为一个多多少少带点政治意义的事情。我曾经去过的若羌县一个地方叫米兰，是一个小镇，它的旁边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卫城，在这个遗址上斯坦因挖掘出来一个画在木板上的带翅膀的天使的画，这副画特别具有希腊风格，因为带着翅膀的天使这样一种构图其实只有在印（度）希（腊）文明中才产生过。还有，我们都知道楼兰女尸，楼兰女尸完全是欧罗巴血统的形象。这说明历史上南疆这样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地带是一个多种文明融合或者说碰撞的地方，有时候会发生兵连祸结的战争，有时候会是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新疆的很多研究都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超然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新疆以外的学者，有一些人是语言有局限，不懂维吾尔语或突厥语，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语言，就没有办法很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另外，许多人也根本没有兴趣研究中亚问题、新疆问题，我们的很多学者在研究方向上有太多功利色彩。 国外倒是有一些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维吾尔族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有瑞典的学者。瑞典历史上跟新疆有特殊的关联，有一位马可波罗著作的注释者说瑞典人的祖先在喀什，这个传说持续了一百年，虽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还是吸引了许多瑞典人到新疆，探索新疆的历史和文明，包括在那里传教。在南疆传教的，基本上是瑞典人和荷兰人。前不久，我读一本瑞典学者写的关于在南疆宣教历史的书，其中有很多喀什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记录，非常珍贵。但是，这种书的翻译又会出现问题，如何翻译过来又不触及敏感问题？如何让西方学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特别麻烦。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书肯定没办法翻译成中文，因为它有许多东西都是在说新疆是某种独特的地方，跟中国其他地区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新疆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容易，它的历史仿佛是丢失了很多局部的一个拼图，完全没有办法去把它拼得完整，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不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站在边陲遥遥相望，我们所谓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中国不单是指一个国家，也是指一种文化，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国家这个概念有三个词，state，country，nation，这三個词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指向，我们说state的时候是强调它的政治的意义，说nation的时候强调的是民族的意义，说country时則强调的是地理的意义。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三个层面上去反思中国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新疆生活特别的一种感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个问题非常有趣：我写过一首诗叫《长城之用》，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难道只有军事目的吗？它是不是区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条界线？我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里面和外面都成了故乡，这是不是说明北方中国的血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查了一下我自己家族的历史，发现我姥姥是蒙古族人，而我的这个贺姓至少有一支是汉朝时从胡人的一个姓改过来的，那个姓前面的字是贺，后面还跟着一堆其他的字，我们中国人特别怕麻烦，不愿意搞得很复杂，所以就只留下前面的一个字。我到了新疆以后维族的朋友老盯着我看，说你有点像我们的人。但我就怕维族的人把我当汉族人，汉族人把我维族人，那我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了。 我就先作一个小小的开场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交流。 ●梁文道：刚刚贺先生谈到的中亚、新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样一个题目呢？贺先生现在在新疆当“边塞诗人”，回看中原感觉不一样。而我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最近十年又在大陆的媒体上露脸写东西，所以我对处在边陲的感觉特别强烈。什么叫边陲？香港、台湾就是一个边陲地带。我做了这么多年电视直到现在还常被人批评说普通话不好，说你们这些香港人、台湾人就是不肯学好普通话。就连广电总局都有一些禁令，比如说内地电视台不能聘用港台主持人，主持人说话不能有港台腔等等。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还好，不用受广电总局的限制，但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些主持人明目张胆说东北腔是可以的，而港台腔不行呢？难道东北腔比港台腔更加像中州正韵吗？我们想象的“中州”到底是什么？ 贺先生提到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在中文的翻译中都会出现困难，事实上在关于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讨论中我们常常把几样东西在逻辑上等同起来，或者说不是完全等同，而是一种等价的关系。我们会说中国人就等于华人，然后再等于中华文化，然后甚至等于某种中华的语文。这几样东西我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中间有一个不可切断的联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华人是什么人？华人包不包括藏人，包不包括维吾尔人？如果我们今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部分，他们当然都是华人。但是，请注意通常我们在讲海外华人的时候，有一些1949年前就已经出去的藏人或者新疆人，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叫做海外华人。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汉人，比如说一些三百年前已经移民到印尼的，我们今天看到他，明明不会说中国话，我们照样说他是海外华人。但一个四十年代出去的维吾尔人，我们就不会叫他海外华人。由此可见，华人按政治正确的想象包括所有我们今天认可的各个民族，但一旦叫海外华人的时候这个字眼的内涵和它包括的范围就产生了位移。 这样的变化体现在南洋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经验。我们今天讲南洋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指汉人，但其实南洋也有一些新疆人，但是大家都不会主动把他们邀请过来，说你们也是南洋华人。我们讲南洋华人就是汉人，但这批汉人也会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去年到中国旅行，他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发现他普通话不够地道，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就问我的朋友是哪儿的人，我那个朋友说是新加坡人，那个师傅就说：“新加坡人不就是中国人吗？怎么中国话都说不好呢？”这句话在我看来并不意外，这也许是今天不少中国老百姓很容易起的一个反应。但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请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简单的等号划上去了？为什么新加坡人是中国人？他可以是华人，但他不一定是中国人。为什么华人就一定要说好所谓的中国话？而这种中国话又是指哪一种中国话呢？是普通话吗？新加坡人很多人讲闽南话，那叫不叫中国话呢？就算他也讲华语，也就是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的口音是不是要像北京人这样才叫讲好中国话呢？这类问题是今天很多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不会反省的问题。 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喜欢拿这事和大家开玩笑，我和同学们讲“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了两个国家。”下面就有人说：“梁老师要支持台独了。”我说：“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嘛。”其实这也是个很特殊的挑战，新加坡有七成五是华人，假如我们一向认为既然是中国人，我们讲Chinese、华人、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占主体的民族建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怎么理解新加坡的状况？新加坡当然有印度人、马来人，但它到底是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离开中国这片地区之外有那么多华人参与构建的一个国家。它跟我们在文化上、民族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后来，我再想下去就发现其实整个南洋地区特殊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对国界的某种蔑视，而这个蔑视是在过去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中不被注意到的，因此我们会有很多想当然的对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明年是辛亥百年，辛亥百年其中一个必然要提起的话题就是海外华侨的贡献。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一直强调他在华侨身上得到多少帮助。其实不止是他，当时的立宪派、保皇党、康梁也在南洋获得非常大的支持。对这些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侨，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批人是爱国华人，身在海外，心在中华，心怀故土，我们是这么来讲他们的故事的。但如果你仔细深入到他们原来出生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类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里面有很多裂缝。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海外华人，像伍连德，我最近看到一篇论文研究他，是新加坡的黄贤强教授写的，写得非常出色。伍连德是谁呢？伍连德是槟城出生的一个南洋华人，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被袁世凯请到北洋去做卫生总管，当时东三省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鼠疫，他作为总指挥去控制鼠疫，虽然最后死的人不少，但是假如没有他的话会更严重。他做得非常科学、非常现代，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刚刚出现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引入中国，后来全世界各国的防疫专家，包括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组成鼠疫研究会议，推举他当主席，那一年他才30多岁，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伍连德后来在抗战后期离开中国，这让他许多中国朋友觉得很惊讶，说你怎么不留在我们这儿参与祖国抗战？他回南洋了，从此都没有回来。直到今天，医学界很多人还都会提到他、纪念他，说他是一个爱国华侨。但你仔细挖掘他的生平，你会发现其实他不只是因为爱国才到中国的。他当初为什么要帮袁世凯做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当时在南洋的生活、工作并不如意，本来英国殖民政府是很重用他们这种本土华人的，但是当年英帝国自己培养出大量的殖民人才，所以他就没办法在那边生活得太好，他的心态相当于今天我们在中国混得不好了，发展有问题，这时候恰好美国请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应聘到美国去发展。其实伍连德不应叫回国，他是去中国，因为他原来就没有觉得这个“国”是“祖国”的概念。海外华人当然都知道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但是不是真的在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当年很多海外华人支持中国的建设、革命，都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很多海外华人是基督徒，他们来到中国，参与办学，像创办复旦的那一批人，包括李登辉校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其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根本是个外国人，他的中文是来到上海之后才学的。那为什么要来中国呢？他觉得这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他们的确是华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祭祖，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节庆假日，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中国姓名，他们会说某种中国的方言，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中国人了。十九世纪末是有一次再次民族主义化的活动，因为孙中山的影响，有这样一个过渡现象。他们之中的確是有很多爱中国的华人，但我们现在理解这些海外华人，不能说他们爱国是理所应当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爱国是需要去解释和论证的。 我今天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我很多年来都很着迷的人物——辜鸿铭。我们提起辜鸿铭的时候都说他是文化怪杰，我翻遍大陆关于他的著作、传记，发现大陆人谈到辜鸿铭的时候，说他怪，但怪在哪儿？基本都是说都民国革命了他还支持帝制，张勋复辟就他一个人叫好，永远戴个瓜皮小帽、留个辫子，然后用英文、德文写书告诉老外，说中国男人纳妾很好，女人缠脚很对，就是这么一个怪家伙，但他的学问很大。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有掌握到他真正的怪。在我看来，他最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Peranakan，就是土生华人。土生华人是什么？这要追溯到明朝的时候，一些中国广东、福建的移民到了南洋地区，世世代代住在那儿，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混血产生了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后来发展壮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们的衣服、穿着、家具、摆设、传统节庆跟中国广东、潮汕还有闽南地区都很像，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带有一些马来色彩、印度色彩。他们都有中国姓名，但他们的语言不是中文，他们已经不会讲华语了，他们讲的语言是Baba Malay，是一种混合了闽南话的马来文。他们也看中国的书，比如看《三国演义》，但那个《三国演义》是用峇峇马来文写的《三国演义》。他们也唱戏，那种戏有闽南歌仔戏的感觉，但是会用马来文去唱。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族群特别受重用，因为他们精明能干又擅长变通，所以他们就成了全世界华人中最早西化的一个群体，说外语着西服，而辜鸿铭就是这种人。 他其实从小没有说中文的机会，他妈妈是高加索裔，所以辜鸿铭根本是混血儿。他小时候跟他的义父去爱丁堡读书，在欧洲的11年学了9国语言，然后回到槟城。历史上说有一个人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这个人叫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和辜鸿铭在新加坡一宿长谈，谈完之后辜鸿铭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三天之后离开新加坡，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辗转帮张之洞做幕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辜鸿铭。 在我看来，前半段那个辜鸿铭太怪了，这么一个22岁前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他甚至不会说中文，就在和马建忠谈完一晚后决定回中国。对于马建忠跟他谈的那一晚话我发现很多历史学家都没去研究，我一直关心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谈的。辜鸿铭不会中文，他顶多会一点闽南话，马建忠是江苏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用任何中文去沟通，他俩说的极有可能是英文或法文，你想象一下两个人用英文或法文谈完之后，一个过去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忽然发现“天啊，我是中国人，扎辫子多好啊”，然后回来就变成最坚定、最保守的辜鸿铭了。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对我来讲他的怪是怪在这儿。 我之前讲的那种华人等于中国人、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以要说中国话，这种思路我称为“中原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真正受到挑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南洋世界跟中国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南洋：北起厦门、漳泉，然后到潮汕，跟着到广东的珠三角，然后往下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 这样一个南洋世界，它有自己的海外华人跟其它民族的关系，但同时也扩散到中原地区的南部疆域。在这个南疆地域中，我们拿珠三角来讲，珠三角地区跟南洋这片土地的关系、海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珠三角对北方、对中央王朝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又随时准备好叛离。从唐朝开始，驻广州刺史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防止乱民跟外族通婚。现在的番禺那时是港口，住了一万多个波斯人，当时广东人就很爱跟这些波斯人通婚，长安那边看了很不高兴，朝廷就叫刺史盯着广东人，别让他们通婚。但广东地区的人从来都很混乱，又很强悍，同时又愿意出去冒险，跟闽南人一样，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大量移民海外。我们今天老说郑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动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当初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是要抓回这些“乱民”，有文字记载他到菲律宾时抓回来多少“乱民”。 福建跟广东沿海的居民从来都不管这些所谓的规定，坏起来的时候还要勾结日本人搞倭寇，其实倭寇基本上都是闽南、广东人，当然最后是袁崇焕去镇压他们，他也是广东人。所以这个地方从来就有很强的一种混杂的分离心态，或者不一定是分离，他们只是喜欢往外，于是就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今天我们去看这些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的祠堂，依然香火旺盛，这时候很多人又会很本能地解读为海外华人热切的爱国情怀，说他们在当地生活了几百年，还是那么爱国。其实他们不是爱国，他们是爱乡，是一种乡土情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作为总结。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梁朝伟离开张曼玉时说：“我明天就去新加坡了。”这句话他说得非常轻易、随便，就相当于一个北京人跟别人说我明天去昌平一样，好像在隔壁。而我想指出的是这就是当年一种真实、普遍的认知。对香港人来讲，去新加坡，去吉隆坡，去广州，我们并不觉得是去陌生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港口跟城市网络的概念，我们处于广东、福建等中原地区的南疆地带，我们跟大南洋之间的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是最单纯的港口城市的网络连接。刚才说辜鸿铭在槟城出生，他到新加坡打工完全不觉得是离乡背井，就像去隔壁一个城市，没什么大不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缅甸起家，然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办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洲日报》的前身，在他们兄弟离开之后，在那个大南洋时代结束之后，就被迫分裂为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实三家报纸原来都是一个缅甸华侨创办的。 过去那个不分国界的时代其实离我们没多远。今天在我们面对非常猖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背后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南方海洋的角度来重新看它。当年我看《河殇》会觉得很搞笑，它里面说中国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在河流里面，在黄土高原上面，现在封闭太久了要涌向大海，迎接蓝色文明。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你们北方佬搞的东西，我们在香港天天面对的就是蓝色文明。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下） / 2010-08-17 22:30 / 评论数( 0 ) Co-China论坛（12）：从边陲看中国文稿（中） / 2010-08-17 22:29 / 评论数( 0 ) 贺卫方、梁文道:从边陲看中国 / 2010-07-20 19:57 / 评论数( 12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2010-07-20 04:06 / 评论数( 3 )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 2010-07-20 03:09 / 评论数( 2 )

作者： 张牙舞  |  评论(0)  | 标签: 连岳 , 独立 , 厦门 “独立”对于他而言就是他的生命，他时刻注重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身份、独立判断、独立言行。即使在情感专栏文章中，他也极其强调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是获得真正爱情的前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永远不会有爱情。 第一次见到“连岳”是在《上海壹周》杂志，很惊讶于一个大男人能“妙手回春”把情感、生活中各种烦恼“治”得服服帖帖。虽然第一印象不错，但因为我不是《上海壹周》的忠实读者，所以对连岳也就“一笑而过”。后来，听说他的博客获得了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中文最佳博客”，便开始好奇地“盯”上了他的“第八大洲”，开始逐渐欣赏起“有思想、有趣味、更有真诚”的连岳。最终“爱”上他则是感动于他在厦门PX事件中的表现，他的勇敢、担当、知行合一无愧于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看似文弱的小胖子“能量”还真是不可小觑。 “爱”他首先要充分了解他。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他的什么品质打动了我，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从钟晓勇（他的原名）“蜕变”成连岳，从“体制”内的老师、检察官、记者转身为“体制”外的独立撰稿人。直到有一天看到他的一段话，我才恍然。《经济观察报》问他，“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独立。”连岳不假思索地答道。 诚然，独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中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有了它我们才会发光发热，照亮别人的同时也闪耀自己。“不独立不成人”，不独立就不会有自己的价值，也不会有自己的幸福。大而言之，我们个体的独立是公民社会的基石，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小而言之，独立是我们获得爱情、成就事业、生活美满的前提。独立对于知识分子尤为重要，不独立就不能“张牙舞爪”，就不能“守身如玉”，不独立就只能沦为公公知识分子。而连岳就为我们树立了“独立者”的榜样，他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甚至，他的身份都是独立的，他靠“一支笔打天下”，是《上海壹周》、《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城市画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那如何才能做到“独立”呢？连岳回答道：“真的要做到独立也有点难度，第一需要能力，第二需要勇气。” “能力”，我想应该首先是指经济能力。“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经济不独立，一切都是妄谈，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中就只能听人使唤。连岳同时给几家媒体写专栏，月收入绝不少于万元，又有著作畅销，又有律师妻子赚钱，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因而方有“无敌的海景和自由”。连岳对此也不避讳，他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尽量地享受生活，这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应得的，我不欠谁，我谁也不欠。同时我能做的，就是评论这个社会现象，关注这一批人。生活有生活的逻辑，批评社会有批评社会的逻辑。” 那连岳何以能宅在家里金钱却滚滚而来呢？这是由于他能“妙笔生钱”，他的经济能力主要是建筑在他的写作能力上。他的知识面宽泛得让人咂舌，他的幽默让人防不胜防，他的想象力恣意飞腾，他的睿智流光溢彩，他的语言精干有力。总之，连岳“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左手时政忧国忧民犀利锋锐，右手情感嬉笑怒骂有理有趣。一只秃笔像金箍棒一样被他用得挥洒自如指哪打哪，愤青和小资通吃，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能力”只是独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比连岳能说会写的人多如牛毛，但像他一样敢作敢为的人却屈指可数。他的勇气在厦门PX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光万丈。连岳从2007年3月开始关注厦门的PX事件，从《厦门自杀》开始，他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PX评论：《公共不会有安全》、《厦门人民这么办》、《保护不了环境的环保官员》、《全国政协委员算老几？》等文章，“煽风点火”了厦门人民的抗争。他还委托专业人员翻译PX的毒性问题、生产原料及生产工艺所产生的毒性问题，并与妻子参加“市民座谈会”提出反对意见。最终，PX项目择地迁建，厦门人民完胜，连岳成了城市英雄。许知远写道：“在这一刻，我对他充满敬意。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直线，它经常已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要使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阴影下的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必定充满挫折。但是，钟晓勇式的坦诚与坚定，却让人看到希望。这或许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声音，当高压权力让人秩序，而消费主义让人逃避时，能够仍旧强调基本价值观，并愿意实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厦门一位网友写道：“谢谢你，连岳。因为在那个欺骗与恫吓纷飞的初夏，是你撕破他们虚张声势的嘴脸，告诉我们不必害怕，捍卫家园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权利……当一切尘埃落定，是你引导人们开始思考公民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给当事人智慧而中肯的告诫。” 除了推动PX项目择地迁建这个直接意义外，连岳的象征和长远意义其实更重要。他象征着独立言论的力量，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作为树立了标杆。如事后有人评论道：“独立的言论力量对于整体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形成持续增加的影响力。可以预言，中国未来的言论史将会更加精彩。连岳作为厦门市2007年意见领袖和城市英雄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环，通过与民众诉求的结合，完全可以用言论力量有效地促使社会朝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演进。”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都有责任将自己的文字良心与民众福祉对应起来，在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中，获得思考和发言的最大价值。原来很多网民认为连岳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于事无补，“你要是有种就上街游行啊！”他们常常这样给连岳留言。厦门PX事件之后，网民们又跑到别的时评作者博客里留言：“你要是有种就去学连岳啊！”这就是连岳的影响！ 不过，温和的连岳在解释自己“像男人一样战斗”时，给出的解释是“为了我自己”。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说，“我本来想躲进这小岛，可是逃到哪里都没用，空气是你躲不掉的。你当臣民都没得当了，只能当公民。必须要表达出我们自己的意愿。”实际上，连岳也曾害怕过，担心过，接到过恐吓电话，被警察敲过门，连岳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就宽了心，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原本瘦了6斤的身体又迅速胖回去了。他后来写道：“我在PX项目事件期间，确实怕过，我不希望这种勇敢被高估，在一整年时间内，我一直在写专栏、更新BLOG、和朋友吃饭喝酒，既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意味着压力是正常人可以承受的，在此情境下，有大把媒体人可以做我的事情，我不过是恰好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好的媒体人，并不需要太勇敢，不恐惧到无法行动，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勇敢秘笈。” 连岳之所以如此勇敢，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厦门人，PX项目使连岳切身面临生存的威胁；另一方面，作为长期面向公众讲话的自由作家，他不缺乏公民的责任和担当。也不能否认，他的独立身份使他少了很多顾虑，不必担心失去薪水、医保、住房津贴等利益。“他们很害怕，”连岳说，“对于我来说，我不依靠任何单位，所以也少有这方面的担忧。如果我也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我也许不会这么做。” 除了“能力”和“勇气”，要成为一个“坚挺”的“独立者”还需要智慧。没用智慧的“独立者”要么闹不出什么动静，要么闹出动静后自己就没动静了。连岳是个真正聪明的人，他的智慧不仅在文章里开花，也在行动中结果。在厦门PX事件中，正是连岳的智慧保障了其言行的如意，也保护了自己的安全。他给厦门人民的建议可行、简单、有效、又无风险，他的言行虽然不太规矩但并不违法，他也没有“带头”去“散步”，从而使得一些人奈何他不得，敲门不开后便摇头而去。同样，他的那些鸡汤虽然“烫人”常常不合“常理”甚至有些不太“道德”，但火候他却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授人以柄。 “问君哪得独如许，唯有小波活水来。”连岳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拜王小波所赐。他在《王小波死得好》中写道，“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在王小波死时，连岳正在“一家地方报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 “王二死了，连岳活了”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虽然连岳不同意发表，但这个题目的确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事实。从此，连岳拿起了王小波的“枪”，开始模仿、继承、发扬王小波，开始继续“布道”常识、趣味、独立。沈彻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我爱问连岳＞：普通人的思考与自由》中指出“连岳从不掩饰已逝世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深刻地影响了他自己的写作：从王小波主张的自由思考的乐趣，到王小波经常提到的康德、罗素、福柯、马克.吐温、卡尔维诺，再到王小波作品中洛克、哈耶克、波普尔乃至于宗教典籍的影响。机敏睿智的思维、幽默活泼的文风、广阔的视角，这些都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不同的是，与王小波相比，连岳作品中公共知识分子式的思想评论与随笔相对更少一点，取而代之的是更宽泛、更平易、更日常的专栏话题与时事评论。尤其是他的问答专栏，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重新定义了一种文体：像禅宗的公案般短小精干、当头棒喝、耐人咀嚼，但却不强调读者的顿悟，而是展现了逻辑的强大力量和平实的机锋暗藏；像苏格拉底式的追问般从司空见惯的日常小事出发，帮助读者从反思中发现容易被忽视的生活本质，但却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发问与对话，而更侧重回答者绝不拘泥于某一具体事例的思考方法、客观分析与引导。”我个人觉得，可能由于时代原因，连岳要比王小波更有“常识”更为风趣更加独立。不要再迷恋王小波，王小波已经成为传说。而连岳就在我们身边，可亲可敬，可乐可心。 正如连岳在《王小波是看不见的引擎》一文中所言，“王小波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证明了怎么想就应该怎么做，文章与智力不是用来玩两面派的，也不是说花了好骗人。”连岳之所以在众多王小波门下走狗中脱颖而出成为“王小波第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习得了王小波的精髓——言行都要独立且合二为一。有人曾经试图“找茬”，翻遍连岳七年来的专栏文章，却发现他的观点从不矛盾。这主要归功于他自己“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说 “不要乱搞”，自己首先做到了不乱搞。 又如连岳所言，“独立最后肯定是会体现为独立判断，这也是这些人可爱之处，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被人激将，不能被人家要挟，有时候不能跟多数人的判断走。”连岳的判断可以说大都是独立判断，代表性判断除了他在厦门PX事件中的言论外，还不得不提他的一篇名作《我们都是体制》。他告诉那些老是抱怨体制的人们，说只要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就是体制。“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独立”对于他而言就是他的生命，他时刻注重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身份、独立判断、独立言行。即使在情感专栏文章中，他也极其强调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是获得真正爱情的前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永远不会有爱情。对于媒体赠予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从不“感冒”，他不认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称呼，不认为存在着一群无私地追求公义的人。“我只是一个‘私人知识分子’，如果说我有话题契合公共，那是因为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符合我的私人利益。我喜欢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有利于我写文章；我喜欢法律的公正，只不过是这不会让人用枉法的手段对付我；我认为私有财产神圣，只不过是不让人共产。” 连岳始终以平等的姿态和阅读者保持着沟通，温和、真诚、风趣、又“固持己见”，懂得如何恰当地调配自己的才学和美德，既维护了自己小世界的独立和完整，又贡献于外部大世界。又又如沈彻在文章中所言，“连岳撰写专栏的十年恰好是王小波逝世后的十年，他们的文字也恰恰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这是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任何要求脱离世俗、放弃自利的口号都容易引起反感，但不尚空谈的现实取向绝不意味着逃避崇高；相反，伟大的人性并不只在遥不可及的英雄与偶像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如果能自立、自信、自尊、自爱地生存，明辨是非，平等宽容，热爱和维护自己与别人的自由，那么每个人都是‘哲人王’，都是自己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提问，甚至不是别人的回答，而是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以及享受思考与自由的乐趣。”这就是连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启示。“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学习连岳，我们就是连岳。“ 《我爱问连岳》出版后，很多人和连岳说：“挺好看的，不过，要写些更重要的题材！要写能流传下去的文字！”连岳想了很久，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更重要，于是就有《我爱问连岳Ⅱ》和《我爱问连岳Ⅲ》。的确，“爱是盐，失去它就失去了百味。”不要小觑连岳撒播“爱”的种子的作用，有爱才会有春天，有爱才会有温暖。而对于我而言，正是因为“爱”着连岳，我的人生才有滋有味。连岳对于我就如同王小波对于连岳，他不是我的偶像，而是引领我成长的兄长，是我的引擎。爱连岳其实就是爱我们自己。 简历： 1970年出生福建长汀，原名钟晓勇，现居厦门。 1990年开始当教师，1994年当检察官，1997年担任某地方报记者。 2000年担任《南方周末》记者，2001年为《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2002年辞职成为专职专栏作家。 2003年出版专栏结集《来去自由》和《我是鸡汤》。 2006年出版《神了》。 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格列佛再游记》，并开始出版系列情感问答专栏结集《我爱问连岳》。在厦门PX项目遭受广大厦门市民质疑之际，连岳在blog里支持市民为环境抗争。11月，连岳获得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最佳中文博客。 代表作简评： 《来去自由》。“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时间跨度大概是四年”。连岳第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竟未署名，后来却成了它的记者，后来又成了它的专栏作家，后来连岳又将专栏落在了其它报刊上。此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自以为是》普及的大多是最平常也最珍贵的“常识”，后半部分《连城诀》是些需要仔细咂摸方能品出味道的“寓言”。此书在2003年首版，2009年又重版，减少了两篇文章，但也增加了两篇文章。“六年后，又见面了。可能，我们并未辜负时光”，书的封面上如此写道。 《我是鸡汤》。“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每个人都面容平静；其实在这平静之下，有多少只能在邮件里隐姓埋名的苦痛？”而连岳愿是一只鸡，炖成一盅心灵鸡汤给那些忧伤的人补一补。此书他2002-2003年在《上海壹周》上开设的情感专栏文章的结集。连岳在回答情感问题时，又谈圣经，又谈时事，操一把社会和人生的牛刀，剁一只情感小鸡，“不仅汤有营养，糖渣也是很有嚼劲，值得捞出来再慢慢咀嚼一下。”而且每篇文章睿智的幽默都让我忍俊不禁，如有大学生抱怨“食堂里贴得不是‘节约粮食’而是‘禁止喂饭’。”连岳则回答道：“那是因为情侣之间互相喂饭是节约粮食的最好办法，两条标语贴在一起显得互相矛盾。”后来出版的《我爱问连岳》系列是同类型著作，人道是“何以解忧，唯有连岳”。 “第八大洲”。因为“博客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所以连岳建立了自己的“大洲”，而且不止一家，最近又“玩”起了Twitter。连岳的博客的确让人“必见辽阔”，时事评论、情感纠结“一网打尽”，“时事评论是我的B面，情感专栏是我的A面。这两者本来就不对立，时事不过是人与社会的感情罢了，感情也不过是两个人的时事。”语言也更简洁、干净、锋利，“博客更象格言体写作，写作者必须‘让最短的话走得更远一点。’要注意每一句话的流传性。” 语录： 我们自己能掌握命运，不要去跪，更不要盼青天，不做好自己那一票的事情，一点机会都没有；做好自己那一票，就算不成，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比跪优美多了。 　　　　　　　　　　　　　　　　　　　——连岳，《从今天开始当人》。 祝开心！ ——连岳回邮件的通常结语。 爱情与婚姻变幻莫测，可是有一条基本原则：它是加法。也就是说，两个相爱的人，要比他们独立时更坚强、更有趣、更有力量对抗世上的愚蠢，自然，也要有更多的快乐。只要动用了减法，无论多么羡煞旁人，无论看起来完成了多大的“历史使命”，骨子里都是有害的。爱与婚姻都不能让女人减去独立，让男人减去智慧，不能减去你们自己看重的价值，不能减去自己独特的生存乐趣。　 　　　　　　　　　　　　　　　　　　　——连岳谈爱情与婚姻。 性交易开始之后，相当准确的规律是：你会发现，买主越来越多，他们都看得出，你是标了价的。而你从此后看《我是鸡汤》，也会发现自己在状态之外了，这里面谈的，都是爱，而不是你依赖的皮肉生意。 ——连岳，《性交易可以精确计算，爱情不行》。 我倒觉得，现在大家该做的，一个是发声，一个是发财，你能批评就去多批评，多说真话，你如果有经商的天才就赶快发财，钱和意见是一样的，都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出现一大批又能发声又能发财的知识分子，这是最好的。我觉得知识阶层应该很有，应该要有一批非常有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必要为自己有钱，或者为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感到什么愧疚，这没什么好愧疚的。欧美做电视媒体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年薪几千美元。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钱，赶快有钱，有钱后批评的声音也会雄壮很多。 　　　　　　　　　　　　　　　　　　　　——《经济观察报》记者2009年提问：“现在还有一些人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只管挣钱，抛弃了理想主义。”连岳的回答。 我喜欢的知识分子，他得有“知”，也就是有文化，不能脑瘫，还得有“识”，要有胆识，半身不遂并不美，知识不是用来自渎的，也不是用来反智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中年以后不发胖的人。 ——连岳2007年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提问，“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样子？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众议： 连岳的特别，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和普通——平常得与我们平常人别无两样，普通到和我们普通人毫无分别.……他的特别，恰恰就在于他不仅敢于争取公民权利，也特别善于争取。他采用的争取方式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方式。 ——搜狐网友沧海一粟，《连岳，为什么我第一个就介绍你？》。 记得连岳写过一篇《从傻逼到牛逼的曼德拉》，曼老爷子因为坚持简单正确的信念并予以践行，“人迹”终成“神迹”。而连岳，他的简练、他的本真直接，使我们皆有成为另一个连岳的可能。那时，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人，说她爱问连岳，说她非连岳问。 ——编辑小古，《成为另一个连岳的可能》。 在这一刻，我对他充满敬意。一个社会的发展并非直线，它经常已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要使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笼罩在政治权力阴影下的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必定充满挫折。但是，钟晓勇式的坦诚与坚定，却让人看到希望。这或许也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声音，当高压权力让人秩序，而消费主义让人逃避时，能够仍旧强调基本价值观，并愿意实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作家许知远，《社会的建构》。 最近也巧，我在两个月内分别见到了长平和连岳。我认为他们是现今中国最好的评论作者，至少是之二。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安静，谦和，纯朴，执著。就文字、学养、格局而言，我对他们非常推崇。就做人而言，他们一个因在PX事件里当民意领袖而被警察敲门，一个因直言而被罢黜，也是让我肃然起敬的。 ——专栏作家刘原，《所谓文人，所谓客家人》。 自从看了心灵鸡汤后，很喜欢连岳。一个聪明又有点刻薄的男人。指点众生，尖锐但富有道理。不过这本书写的都是关于感情的问题。看多了未免有点审美疲劳。总觉得以连岳的智慧，写这种东西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当当网网友ptypp。 有爱和同情心当然是好的，谦卑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些都不是鉴定科普作品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也许它们是鉴定心灵鸡汤的标准，那样的话，鸡汤专家自己留着用好了，比如，以后碰到自己不懂的科学、科普领域，至少也要学着谦卑吧。 ——新语丝社社长方舟子，《“心灵鸡汤”煲科普——评连岳 》 。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牙舞的最新更新：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之十二：“艺术家”艾未未 / 2010-08-12 22:03 / 评论数( 4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一：“娱乐大王”赵本山 / 2010-08-08 22:38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骑士”贾樟柯 / 2010-07-31 11:00 / 评论数( 0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十）：“秦人”张艺谋 / 2010-07-26 23:49 / 评论数( 2 ) 谁是当今文化旗手（九）：“病人”阎连科 / 2010-07-23 22:08 / 评论数(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