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墙

“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 去年中国政府挟权力与资本的威风，发起并在浙江乌镇永久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会上提出所谓“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为中国控制网络制造理论依据。今年在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又把网络与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增加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规定。以此确立管控网络的法律依据，对外可以辩解，对内可以威慑互联网公司和用户。在此背景下，近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10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网信办“约谈十条”的出台，表面中国官方开始新一轮的互联网管制。从公司到用户的网络监控实际上，自从有了互联网，伴随着它的巨大影响，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就不断升级。除了技术上臭名昭著的互联网长城外，还不断出台法律、政策和规定，从网页、博客到微博、微信，一路审查监控过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增大，此前已推出“昵称十条”、“微信十条”，加上这次的“约谈十条”，从各个角度加强控制。互联网的影响越大，越会加剧“三个自信”的中共的政治恐惧，未来还会出台更多的限制规定。尽管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35条所对抗，该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限制互联网自由，更是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相冲突。该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可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哪会顾忌宪法和脸面呢？此次“约谈十条”和以往的限制有所不同，它是针对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服务商，而不是针对网络用户和网民。此前针对网民有常态的删帖、销号、抓人，公安在搞“净网运动”，最高法、最高检出台谣言500转发就要治罪的司法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阵风式的运动并没有吓倒亿万网民，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审查和技术的限制，争取信息自由，寻找政治真相，保持信息时代的同步发展。比如，为了躲避内容审查，网民会使用拼音、同音字代替所谓的“敏感词”。有些甚至会直接用民主、自由等象征词作为网络昵称，结交同道。如果昵称审查通不过，除了设法变化，他们还会用特殊含义的图片作为头像。这些年来每遇上如天安门政治纪念日，或其他公共事件，微博上都会有一大批相同的头像，以示关注和声援。对于审查和销号越来越严的微信公号，如变换字眼仍不能发送，就采取回复关键词后台调取的方法；或把文章转换成图片发送；或在其他地方发布，通过微信公号后面的“阅读原文”，提供点击链接。公共号受限制、互动性差，还有大量的微信群可以讨论公共话题。也可以把微信私人号的朋友圈作为公共表达平台，发布信息，留言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又回到对网络服务公司的打压，重新加强对源头的控制。实际上像“双规”一样，“约谈”这种于法无据、中国特色的东西，早就存在。之前国家网信办就通报过对新浪、网易公司违规的约谈。现在出台规定，就是想把约谈这种形式常态化、制度化，从警告、罚款、年检审查、吊销牌照等方面打压控制。“约谈十条”的模糊与腐败约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模糊、任人解释的管控办法。尽管约谈十条的第四条，规定了9种约谈情形，但第九种“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约谈的情形”最为模糊，像一个大口袋一样，把所有当局不满的言行都可以装到里面，进行处罚。约谈还为权力寻租，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网信办官员提供了刁难、说情、以权谋私的制度保障。什么样的情况和公司可以约谈，可以不谈，约谈时的关系、态度，是警告还是罚款，罚款的多少，年检时的打点，平时的关系维护，都有巨大的腐败空间。朋友创办了一个微信公号，只发布外国的社会文化、旅游留学的文章，从不谈论中国的政治和问题，有时会用暗示和比较的视角由读者去体会，倒也赢得了几十万订户，倾注的大量心血开始有了广告回报。但是今年“两会”期间，只因发布了一篇美国如何开议会的文章，遇上敏感期的严管就被销号。申诉到腾讯公司，告知是网信办直接下令销号。请托到国家网信办某位人员，酒足饭饱后说只要北京市网信办报上来，就可以解封。再找北京市网信办的人员，既不拒绝，也不上报，只说这事他还需要找其他人，有些人不好说话，需要做些工作。明白人都能听出这是暗示索贿。在中国不管是为官方说话的“五毛”，还是商业上的水军，发帖要花钱，公关删帖同样也要花钱。直接管理网络公司的各级国信办一些人员，政商结合，权力寻租，受管受气又要运营的网站，只能就范。上网还是上街中共一直希望网络在商业和生活娱乐上使用，除了歌功颂德的“正能量”，不愿意网络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害怕由于社交媒体的助推，出现类似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的权力更替。因此不断加强限制和监控上网，防范像天安门那样的上街。为了维护一党的统治之利，在全球信息共享时代，对互联网的野蛮隔绝，对内容的严格审查，对网络公司的不断打压，对网民的监控抓捕，肆意的删帖销号，正在招致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活跃，想获得新鲜平衡的信息；还有些人对政治并没有那么热衷，上网只是为了相互联系、自我表达、娱乐、网购、信息消费等，但是也一样受到各种网络审查、管制和防火墙的阻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教训和别国的事件表明，封锁网络、限制传播最终会比不限制还要糟糕。埃及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人上街抗议专制腐败，多数人则上网牢骚抱怨，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穆巴拉克政权害怕这种情绪越演越烈、危及统治，于是关掉社交网络。因为不能上网表达诉求、娱乐网购，激起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包括许多宅男淘女。上街的人越来越多，政局由此变换。不让上网，只有上街，人总要表达交流。这是封锁网络的教训，也是限制传播的代价。时代的进步和各国的教训一再表明，统治者愚民的最终结果是，让自己愚蠢地成为历史的笑话。（责编：董乐）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国际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全球十大媒体审查国家排名榜，中国排名第八。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有关排名榜是根据有关国家监禁和滋扰记者以及网络限制的情况等统计而成的。...

中国全国民众都以抱怨网速慢来取乐，但很少有谁能预料到，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到一些国家访问过，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今年3月份，李克强在基本上是走过场的“两会”上会见政协委员时明显不快地表示。网速慢问题被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公开承认，尚属首次，这也清楚表明了中国领导人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随着经济增长率开始从两位数下降至李克强所称的“新常态”水平——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为7%——中国政府开始赞扬互联网推动经济转型和避免硬着陆的能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做报告时，李克强提到互联网不下12次，并多次使用“任性”等中国社交媒体流行词。他还着重提出了“互联网+”，这是一项“将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结合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政府迄今发出的最引人注目的信号，承认中国根据官方数据截至去年底已达6.49亿人的网络用户，拥有巨大经济潜力。今年1月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信号：当时中国国家统计局(NBS)局长马建堂详细谈到了电子商务如何能弥补工业生产放缓的影响。“传统行业……遇到不少困难，”他说，“但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他补充道：“这是希望所在。”但这里有个问题。在欣然接受互联网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对互联网自由的压制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不久前，描述中国空气污染状况的纪录片《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从在线视频网站上被拿掉，此前该片观看量达到数亿次，引发了一场关于空气质量的讨论。过去一年里，中国两大社交网络——微博(Weibo)和微信(WeChat)受命删除了数千个账号，这些账号被认为“传播谣言（冒犯性内容的代名词）”，还有些用户遭到拘留，理由似乎是上传了去年香港“占中”游行的照片。自去年6月以来，中国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已对境内用户屏蔽了谷歌(Google)服务——有人认为，此做法既出于保护主义考虑，也出于政治方面的担忧。包括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在内，其他主要的西方网站，在中国境内也一直无法访问。自今年初以来，许多用于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虚拟专网(VPN)也被禁用。于是，互联网访问速度慢得出奇，分析师们表示，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政府过滤设备干扰的结果。“每当你有数据要经过防火墙以检查某网站或具体内容时，就会使网速降下来，”盛博(Sanford Bernstein)驻香港的中国电信业分析师克丽丝•莱恩(Chris Lane)表示，“这肯定不是管道的问题。”有些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严格的互联网审查，从根本上与中国领导人正倡导的互联网新使命相冲突。北京方面真的能一方面指望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过滤掉伴随而来的各种讨厌的自由吗？“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和信息管制之间进行权衡，”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情况的Greatfire.org的查利•史密斯(Charlie Smith)表示，“两者不可兼得。”外企员工浪费掉几个小时点击鼠标，都无法访问自己的邮件，新的管控措施令他们不快。一名外企高管说：“我每天都必须上Twitter浏览外界对我们的看法。这意味着要登上VPN，从自己公司的软件退出，然后重新登陆。”他估计，审查和互联网运行不稳定，使他的工作量增加了20%。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2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86%的受访者表示一些网站和在线工具被屏蔽，对他们的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此比例较2014年6月增加了15%。但其他分析师表示，无论政治气候和审查状况怎样，中国仍将从互联网中收获经济利益。有些人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益于没有外国对手的竞争，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三大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令人惊叹的市值，部分要归功于长城防火墙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审查很少涉及的、跟政治关系较小的电子商务领域。麦肯锡去年估计，到2025年，互联网应用对中国GDP增量的贡献可能达到约7%至22%。2013年，互联网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达4.4%。这份长120页的研究报告一次都没有提到审查这个词。“审查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具有‘媒体’属性的领域，”广州一家电子商务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iMedia)首席执行官张毅表示，“言论审查不会妨碍到商业运营。”正如一家中国电商公司高管所言：“我们不卖法轮功T恤，但除此之外，审查对我们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但监管则不然。专家们表示，若想要互联网推动增长，除了已在网上大量销售产品的消费电子等零售行业，其他行业也必须获准接受互联网的改造。张毅表示，李克强的计划似乎旨在使互联网跟许多其他行业“相融合”——比如，以电子商务改造国有主导、效率奇低的医疗、金融服务和农业等行业。麦肯锡估计，单单在金融服务业增加互联网的应用，到2025年对中国年GDP的贡献就可能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合1920亿美元）。政策制定者对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百度和社交媒体巨擘腾讯寄予厚望，希望它们帮助重新组织市场、更有效地对接供给与需求。为达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似乎打算采纳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议程，这从李克强的“互联网+”计划中可以看出来。该计划就是根据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的一项提议提出来的。马化腾不久前表示：“我们希望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把互联网和各行各业，包括传统行业结合起来。”这一设想如果得到落实，将改造中国经济，但它也将模糊中国政府与大型互联网集团之间的利益界限，因为越来越多政策的出台，都将是大型民营互联网企业的需求和政府的容忍度之间达成妥协的结果。在许多领域，中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手法一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容忍——也可以说自相矛盾。今年1月，中国交通部宣布了禁止私家车辆使用打车应用接客的新规，对这一新生行业以及Uber Technologies等公司而言似乎是坏消息，但在同一份声明中，交通部又肯定了专车软件的“积极作用”，并表示这“鼓励了创新”。这让观察家们摸不着头脑。这一表态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寻找一条介于“颠覆”中国的传统经济和维持现状之间的中间道路。同一个月的另一件怪事，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监管手法的混乱：国家工商总局(SAIC)今年1月先是公开谴责阿里巴巴容忍假货在其在线市场上存在，次日又被迫在其网站上撤下了谴责言论。许多企业在“颠覆”金融等国有主导行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在线货币市场基金支付市场利率，同时发挥银行存款账户的功能。这两家企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其他做法被当局几乎不加解释地叫停了。去年3月，阿里巴巴和腾讯宣布推出网络信用卡后，第二天便被央行叫停，此前央行一直未做表态。人们认为，央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最大信用卡垄断企业——中国银联(UnionPay)反对。这种政策混乱延伸到了审查领域。《穹顶之下》在被拿掉之前，在官方媒体上广受赞誉，甚至得到了环境部长陈吉宁的肯定。这一事件进一步反映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战略方面从根本上缺乏共识。“中国互联网企业将继续开展创新并挑战极限，监管机构则将始终努力跟上节奏，”一位驻香港投行人士表示，“这里有一个独特的办法——你先把几样东西推出去，然后看看哪些沉底了，哪些会游泳，哪些被毙掉了。”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