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 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贺卫方，华夏快递

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近日撰文，罗列了某当局最为忌惮的6类“坏新闻”。 第一类坏新闻：经济数据 近来有消息称，当局开始试图向外国投资者掩盖中国企业的财政报告。此前，今年5月，政府还规定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华分支必须在2017年前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总裁，否则就不准继续在华开展业务。这条规定，难免使人联想到去年数名外国籍四大高管纷纷辞职，他们此前表示在审计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的不规范操作。 而有时，官方数据也会被自己人屏蔽。2007年，一份政府报告使用环保部和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但高层认为此类信息令人不快，导致这些数据再也没能重见天日。 第二类坏新闻：刑事犯罪 有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谋杀案发数在2000~2009年间减少了1半。但是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提出暴力犯罪率在上升；并表示，暴力犯罪数量并非刚刚开始上升。那是否意味着官方数据此前十年都在说谎？ 在今年初，《人民日报》对哈尔滨一名医生被病人持刀刺死，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2/3网民都认为“杀得好”。中共官方明显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很快，该网络调查页面就被删除。 第三类坏新闻：社会不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北京领导层万分焦虑。 统计局称，2009年到2011年间，城乡收入比从3.33缩小到了3.13。但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显现了相反的趋势。而如果计入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该差距还要更大。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政府没能有效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 “群体性事件”也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些事件通常都是官员揽权引发民愤。去年的广东乌坎只是个特例，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村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难以为外界知晓。外国媒体经常使用估计的数字，称中国每年此类事件共有约10万起。中共当局可能知道真实的数据，但也决不会公布。 第四类坏新闻：领导人的私生活 中共高层对他们的私生活讳莫如深。官方媒体只会报导领导人的公开活动，报导他们体恤民情。与之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生活，则在不断地被各路媒体所报导。 那中国领导层又在刻意隐瞒什么呢？以薄熙来为例，他在政坛失宠倒台后，有关他和家人的纸醉金迷生活被曝光。同样的例子还有贪污数亿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但很多时候，公开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可能只是高层的丢卒保车。当然，普通人无法了解谁是车，谁是卒。 第五类坏新闻：大型工程 中国的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惊叹：全球最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大坝的蓄水发电能力，上海磁悬浮的运行时速。这些数据当然予以公开，而且是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公开。不过，在光鲜靓丽的外表后面，相关信息就少得可怜。 三峡大坝在筹建期间就有人担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建成后又有相关机构观测到大坝对地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有诱发作用。而中共当局在2011年也终于承认对三峡工程非常担心。但是，详细的信息依然未予公布，据猜测，当局担心长江流域的上亿居民会因这些真实数据而感到恐慌。 而去年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温州铁路事故，则牵出了腐败官员一味要求赶工，忽视质量，无视安全标准的惊人事实。但在事故过去将近一年后，这些事情又逐渐淡出了媒体，中共当局则得以重新大干快上，建设其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 第六类坏新闻：沉重的历史 中共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总是尽量避免力度过大，以免危及其自身合法性。当局回顾自己的执政历史，大跃进、文革稍有触及，而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绝对禁区。尽管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近日在新书中承认，六四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陈希同表态”此事本身，也同样不会见诸于中国国内媒体。 当局也不会公布1960年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方便地测算出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时所谓“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饥荒。 《外交政策》杂志文末指出，与以上这些“坏新闻”相比，美国使领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只能算作“最为无害的坏新闻”。 相关日志 2012/06/20 — 人民日报专文痛批卫星上天 网上窜红 2012/06/17 — 李长春刘云山严令18大前不得有负面新闻 2012/06/17 — 中宣部死磕温家宝 “禁言令”叫板“广纳言” 2012/06/17 — 人民日报: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 2012/06/15 — 中国青年报: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 2012/06/15 — 真理部近期通知 2012/06/14 — 人民日报:因部分腐败现象批评国家是极端主义(说腐败是批评国家？！是批评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啊 亲！) 2012/06/11 — 人民日报连朝鲜人民也要日啊:朝鲜儿童获精心呵护 每天吃5顿 2012/06/01 — 梁文道：擦邊球 2012/05/31 — RFI:《时代周报》、腾讯新闻迫于压力向官媒道歉

法广：这次您去香港，主要是参加中文笔会的活动吗？ 高瑜：一是参加每年一次中文笔会三个奖的颁奖活动，二是参加法中文化协会，香港五七学社，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反右55周年研讨会”。 法广：这些活动是在“六四”刚过之后举行的，有些敏感，您的感受如何？ 高瑜：为了让与会者能够顺利到会，每次他们都选择躲开“六四”之后的时间，但今年这次没躲过，原因和这两次会议关系还不大，而是因为姚监复先生写了一本书：《陈希同亲述》。这本书是他和陈希同一年零四个月间十次访谈的记述，看来是这本书让中央感到敏感，才阻止我们两个人赴港。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从1999年2月19日出狱后，官方就不停地暗示我，希望我“出去”，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我“访问学者”的邀请还一直有效。但我一直就在国内呆下来了。我多次出国，到香港也有很多次了，都没有遇到问题，只是这次遇到阻扰。 具体情况是：6月7日晚上8点钟，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联合给我来电话，希望我到居委会去一下，要和我谈话。我说：你们有没有法律手续？他们说：这还要法律手续？我说：当然了，即便你们把我传到你们政府的最基层的部门，你也得有手续啊。他们要来我家，我说你们最好就在电话里谈。在电话中，他们要求我不要到香港去，而且要给我报销去香港的飞机票钱。我听了以后感到莫名其妙而且非常生气。 我为什么生气呢？“六四”之后23年，我没有领过工资，陈希同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就“平息暴乱”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最前面“反邓保赵的大阴谋”中，首先就点了我的报纸，点了我写的一篇专访，结果就把我们报纸封了。我从监狱出来以后，报纸已经没有了，社科院还要调查我，还不给我安排工作，连我的档案也给丢了。我第二次出狱以后，因为没有档案，所以连一个社保都办不了。我现在是一无收入，二无社保。温家宝多次讲：社保医保全国普遍地都实现了，而我就是例外，我没有。这根本就是对人权的践踏。他们这次又忽然提出不让我去香港，我当然拒绝了。我说如果你们阻扰我去香港，我明天就在首都机场开记者会。 在这样比较强硬的表达以后，到晚上10点钟，门口停着的打警灯按警铃的警车也开走了，也没给我再来电话。第二天我就直接去了机场，没有受到阻扰。 法广：这还是您争取来的。 高瑜：要是让他们吓唬住，不就自行取消了到香港的自由行，那不就成了我的问题？ 法广：请谈谈这次去香港的感受。 高瑜：不要说这几个会了，都开的非常好。我最有感触的是到的第二天，开了一天会后，得知香港支联会因为湖南李旺阳“被自杀”而组织游行，要求中国政府给以调查给以回答。我听说第二天下午还有游行，就对采访我的记者特别说：我一定会去参加。因为我以为我能抽出时间。但第二天情况不同，会议安排非常紧，还有我的发言。当我发言后，有人愿意陪我去游行时，一电话联系，说游行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非常遗憾，没有参加声援李旺阳的游行。 这次香港喊出的口号是：“我们都是李旺阳”。第二天看报纸，场面非常轰动，参加的都是80后，90后年轻人，还有就是在校学生。我非常受感动，我感到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对一些特殊的遭到迫害的民运人士的支持，23年始终如一。今年香港维园的六四纪念活动有18万人参加，破了纪录。我在北京时，对那些阻扰我来香港的人就说过：如果我六四那天去香港的话，一定要参加维园的纪念活动。 对李旺阳的事，国内主要是在网络上传播，有一些很热烈的讨论，但是随时都被删贴。而香港人是主动地上街，两万人在香港中联办门前进行了连续两天的游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予以调查。对此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