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 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p#分页标题#e#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陈志武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4 10:58:17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标签： 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 美国债务危机 ● 刘明        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酵，一年之内即已演化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超级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往往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与多层级、一系列的次级泡沫产生或隐或显的逻辑关联。这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泡沫经济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一、泡沫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破产”          泡沫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时间和地域上相对的概念，局部性与系统性掺杂其间。从商品泡沫经济、行业泡沫经济，到系统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直至全球性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展现出多样式、多成因、多效应的复杂生态。     泡沫经济可能源自特定经济活动。美国就出现过并购泡沫。兼并、收购本是经济活动的常态。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联合并购掩盖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不少超大型联合企业走上了分拆之路。并购浪潮的结束伴随着股市的暴跌。80年代，一些所谓的“企业狙击手”出现，其并购的目的就是再度全部或分拆出售，方式则包括所谓的杠杆收购，动机常常是追求短期暴利。短期的股价上涨制造了巨大收益，但由于大量资金游离在生产领域之外，从事着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并购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财务困难和再度破产重组，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泡沫经济也可能源自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失去偿债能力，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在1982—1983年这场震撼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中，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拉美国家则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投资萎缩，失业攀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拉美大部分国家因国际债务危机而丧失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曾经有过的“债务繁荣”再也未能出现。     泡沫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僵硬和扭曲的货币和汇率政策。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欧洲汇率体系（ERM），维持1英镑兑2．95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索罗斯等投资者认为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被高估。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受限于欧洲汇率体系关于汇率浮动的规定，英国请求德国央行同时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免削弱英镑。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1992年9月15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等投机者大规模攻击英镑、里拉等“疲软货币”，英镑与里拉一起双双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     泡沫经济常常发端于某些特定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大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与国民生活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再加上它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众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包括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因而往往成为这样的“高危产业”。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是极常见的经济泡沫。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同样源自房地产泡沫——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金融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兴盛。当然，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其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一个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积聚的超级泡沫。早在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前，一系列其他各类经济泡沫就已经相继产生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泡沫经济正以人们越来越难以预料的方向和方式向前延伸。           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          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危机的最深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现实中去求得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也是泡沫经济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基础。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小到一个经济实体，大到国别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存在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它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决定经济形势走向的是无数的市场行为主体；经济基本面只有一个，市场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认识却并非必然地趋同。市场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需求、价值和信仰、先入为主的见解、教育程度、处境和环境、综合素质等等均有区别，他们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对于信息的选择、分析、反应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和反应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泡沫经济的全球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层面上市场参与者和市场信息的海量增加，市场参与者互动和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甚至全球化、即时性，使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易变性。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例如，目前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它可能导致粮食供给增加，从而平抑粮食价格，这是市场价格正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但是，粮食价格飙升也可能导致粮食供应商惜售，或者区外市场参与者因为粮食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购入粮食，从而使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这是市场价格负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价格都可能出现拐点，并对经济基本面形成新的改变，或者叫改变的反转。如果在某一拐点，出现急剧的、大规模的改变，我们事后会说，在拐点之前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引入做空机制后，从数学绝对值的概念上说，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都可能形成经济泡沫。     超出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偶然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导致大势的方向性改变甚至反转，但也更加不可预测。例如苏联解体、“9.11”事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基本经济现实或经济基本面的存在，在如何判断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寻。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经济泡沫一般经历（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颠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趋势判断的难度实际上也对进行成功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更精致、更复杂的要求。设计模型越包容，占有信息越充分，囊括变量越完备，计算和处理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越动态，相应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这种理论假定更适用于趋势判断者不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情形。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但事实上，趋势判断者大都同时也是市场行为主体；此时，则影响、操纵、控制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例如政府或者具有相当程度市场垄断能力的特大经济组织、基金会等等，与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操纵、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等特殊市场行为主体的目的更多地就是控制，例如军事当局对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实施战时经济管制，则经济形势的演变大概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了。在这种环境下，形势“失控”或者“非理性泡沫”固然不至于出现，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可宝贵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恐怕也就离你远去了。     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三、政府与泡沫经济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反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监管者同样远非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做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做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不知所措。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了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房利美”和“房地美”本来就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更深层次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家所操控，则市场更可能被恶意扭曲。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支“看不见的手”成为广为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捧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的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在全球予以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普遍的质疑。     无论“左转”还是“右转”，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恐怕都难以再度回到某一个原点，或者退回到某个从前的时代。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过程论”将成为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他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国家和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四、“特里芬难题”批判与美国债务危机          讨论政府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经济是否正在形成更大的超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而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推动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催生更大的超级泡沫。美国金融机构事实上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低成本借贷，然后投资政府债券牟利。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将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出现、积聚。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称，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很快会达到国会设定的上限14万亿美元，接近GDP的规模。他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8财年的40%攀升至2011财年的近70%。 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低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家说，这还不是美国的真实债务。例如，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按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是“美国百座城市面临破产”。此外还有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诸如“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果真如此，则美国早已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了。     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元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显。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白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白劳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且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上是个记账问题。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发行的方式。如果我们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的需求和相应的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的问题。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使用标准的双重性。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如果还不能说是故意掩盖的话——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定：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原理“自然地”推导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的扩大也并不必然地等于美元的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了相应的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是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确已经存在积聚新一轮超级泡沫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刘明）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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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3 18:43:54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标签： 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 ● 柳思维       一、关于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的再思考          2006年11月，CCTV推出了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电视政论片。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后，广泛受到好评。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晋主编的《大国崛起》一书，该书内容与电视片基本相同，全书以15世纪后陆续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探究其兴衰背后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及《大国崛起》一书将这九个国家都定义为大国崛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准确的定义应为强国崛起。因为这九个国家按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小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葡萄牙、荷兰两国，均是大西洋岸边的西欧小国。二是中等国家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西班牙、英、法、德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疆域、人口都比葡、荷两国大，但又小于俄罗斯、美国。三是大国崛起变为经济强国型，如日本、俄罗斯、美国三国。这三种经济规模类型的国家在实行经济强国的方式方面又各有特色，也可分为四种模式：     1.外向扩张主导、贸易型经济强国模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均是这种模式，其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独特的邻海区位优势；二是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通过跨国跨海的殖民扩张，强占别国领土资源；三是通过海上航路的控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及转口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富国战略。如最先崛起的世界经济强国葡萄牙人口不到200万，却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捷足先登，经过4位国王持续80年不懈的海外扩张，建立了横跨美、非、亚的殖民帝国，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海洋贸易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贸易的传统垄断，建立了自己新的商业垄断，先后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商业帝国、贸易与经济强国。西班牙则通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整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肆掠夺拉丁美洲的金银，从1545—1560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同时全面垄断殖民地贸易，借资易生财①。后来崛起的荷兰更是以垄断海上转口贸易称霸世界。荷兰面积只有41000多平方公里，全国有4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17世纪时人口只有200多万，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欧洲三大河入海口，具有天然的优良港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通道与大西洋的航线中心。荷兰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专注于航海业与海上贸易发展，凭借强大的海上航船队进行殖民扩张，并建立了国际性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向海外争夺殖民地与市场。17世纪初期荷兰商船队有商船16000多只，拥有全欧商船吨位的4／5，商船吨位总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②。荷兰人控制了波罗的海、北海与欧洲的转口贸易，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成为全世界以经营海上转口贸易、国际货运而崛起的贸易强国与经济强国。     2.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与葡、西、荷三国崛起的路径有所不同，这种模式的经济强国也明显兼有对外扩张的特色，但已不是靠单纯的海外殖民掠夺与贸易主导，而是靠制度创新的优势与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主要依靠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先、工业主导得以崛起。其成功的要素除了海外扩张外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为工业革命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体制障碍；二是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执世界经济牛耳；三是建立国内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基础；四是靠发达的工业与技术支撑海外扩张。如英国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一直没有间断，并在17世纪80年代终于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用议会限制了国王，自由取代了专制，法治取代了人治，在世界上第一个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权，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内阁责任政府，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产生了一套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技术创新和发明在工业生产中广泛应用，让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从而为生产力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制度框架。随之，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中心，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世界第一届博览会时，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号称世界工厂，1850年英国进生产了世界50％的生铁、50％以上的煤炭，加工全世界50％的棉花，1850—1870间英国对外贸易量总额超过了法、德、美三国总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强国③。     美国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更比英国突出。美国作为历史最年轻的大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到扫荡南部农奴制度实现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及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美国的制度创新比英国更彻底和更富有特色，特别是不断完善以法制为基础、权力制衡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完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美国的制度设计彻底摆脱了英国封建专制和美国奴隶制的影响，不断完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发明专利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人们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革命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领土扩张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东西部濒临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区位优势，又采取开放兼用国际资源及广纳世界各地人才、资金的正确战略，如到1890年美国吸引欧洲投资达30亿美元，1871—1907年有2000多万国外移民来到美国，为美国工业化是提高了大量劳动力，保护私人发明专利权制度刺激了科技创新，1860—1890年间美国政府颁发专利证达44万份之多，使美国很快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④。其后由于美国的制度与技术优势明显，国内政局长期基本稳定，又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保持了其领先优势，其经济强国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世界经济强国中长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国家。     3.技术与工业优势支撑下的武力侵略型经济强国模式。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一是拥有经济强国的技术基础与工业基础，应该说二战前的日德两国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是其强国理念的反动性，强国理念的反人性、反科学是这两个国家误入穷兵黩武陷阱的思想根源，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界军界统治者以极端反动的民族优劣论唯我独尊，竭力鼓吹日耳曼民族及大和民族对外征服有理论，毒害国民。三是建立高度集权的军事官僚专制体制，集中调配资源重点发展军事工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德国、日本跃居为军事强国，便选择了以侵占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武力崛起”之路，企图重演过去葡、西、荷的殖民扩张之路。但这种以武力输出的法西斯模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最终失败。     4.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法国与俄罗斯的崛起除了与英美模式有相同的因素外，如对外扩张等，还有更复杂的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法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崛起与强大离不开国家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离不开法兰西革命中政治思想制度创新。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辽阔的国家，既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又受亚洲专制文化的影响，兼有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资源的特色，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强人的出现，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彼得大帝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的强盛就说明这一点。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路程也说明这一点。前苏联斯大林强国模式的特点一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建立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与“唯意志论”基础上，三是在经济发展上忽视民生、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赶超战略”。因此法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又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强国模式。     以上说明，即使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强国模式也是有差异性的。中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和平崛起，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复制，而只能借鉴其中某些精华，例如英、美等国重视制度革命、科技创新、工业强国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弥足珍贵。          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中国经济总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连续30年中国GDP年均高速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及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9.8％，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有明显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6.4％。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作为工农业生产大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大豆分别居第三、四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中，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名列第十一位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都名列第一位。     2.改革开放的30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加强的30年，是交通、能源、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0年。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97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8年末达到6.03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46.18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5.83万公里，增长5.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40多亿吨，增长11.5倍，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08.5倍，年均增长8.3％，已经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在主要能源中，2008年原煤产量27.9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3.3倍。2008年末，发电装机容量185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1.6倍，年均增加9.1％。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8年末的64731万户。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3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3.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开放型经济与国内外贸易发展最快时期。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从贸易小国走向贸易大国、市场大国。1979－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7％，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也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力引进外资，中国直接使用外资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由于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已从外汇储备穷国走向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外汇储备逐步由短缺走向富裕，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946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0万多亿元。     4.改革开放的30年来，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受益最多的时期。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3元、134元，2008年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达15781元、4761元；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累计211亿元，2008年超过21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06美元—11115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人均906美元—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596美元—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2008年已达3300美元，处于低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端，估计再过两年，人均GDP将超过3600美元，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届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国家财力大增，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2008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万亿元。     （二）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看中国模式     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最快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以连续40年的增长实现美国经济跨越式发展：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英国人均GDP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GDP年均增长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美国IT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波的经济上升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19.6％，1953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美国人均GDP的90.1％。而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大大超过了美日两国。     从同期的横向比较看，中国更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为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为4％，发达国家年均增速为2％，其中年均增速最快的亚洲小国新加坡为6％左右，中国连续30年年平均增长9.8％也大大超过了新加坡。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30年中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对大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⑧ 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说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对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而言并非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与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折腾与不成功，也说明移植“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实施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也是一种灾难。与此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发展过程、状态、结果的独特性，说明一种正在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当代“拉美模式”、“东亚模式”、　“俄罗斯模式”，又有别于历史上的欧美各种类型的经济强国模式，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          三、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中国模式是国内外媒体近年热炒的一个话题，而形成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个模式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尚在形成中。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投资需求的继续强劲拉动、出口需求的继续拉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导推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联合互动，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只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也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有。笔者认为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     战略举足轻重，决定全局，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首先是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这三大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抓住机遇实施的以经济中心主导社会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制度创新实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国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人口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不实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否则一事无成。3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国内局势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党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并且围绕这一战略确立经济发展以富民为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在不同阶段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分步走目标，进入21世纪提出新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摆脱贫穷、强国富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必须坚定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而改革涉及到各个主体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能引起社会震荡并反过来阻碍发展。我国扬弃了冷冻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思路，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战略，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努力降低我国诱制性的制度变迁成本，使中国经济发展加快。同时，这样做使三大战略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合力，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必须引入市场调节与市场化改革，3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活力来自于市场化。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堡垒一个个被突破，新的体制因素不断扩大，由此加快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现在，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比重占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6.1％⑨。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同时，我国抵御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不断完善市场放开后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于市场发展的调控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并由此积累了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和经验。改革伊始，即注重对商品市场供求运行的宏观调控，较快地改善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1988年我国商品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抢购”，1990年前后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在市场的急剧波动面前，我国采用了综合调控手段，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市场的危机。其后我国又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冲击与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又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肆虐，以及2008年特大冰灾、汶川地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每次大的冲击与灾害面前，由于调控得力，我国的经济都保持了正常发展，未出现因各种事故引发的市场危机。     （三）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企业与非公制企业并存的格局。非公有制的企业将是我国市场经济新的生长点。从企业所有制变化的趋势看，我国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一是国有企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计民生命脉的基础产业、主导企业、骨干项目中，在军工、能源、钢铁、重化、机械、电子、交通、金融、通讯等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主体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同时，国有企业要探索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集体企业。这是指以生产资料归一定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企业。集体企业在我国数量多、分布广、类型杂。三是私营企业。这是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主要部分。私营企业不同于劳动者个体经济，它是生产资料归私营企业主所有、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引入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第三产业领域对国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获得大发展后，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带的中西部地区扩展。五是股份制企业。这将是我国市场主体中发展较快的一种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将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中增多，股份制企业形式在我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含股票公开上市公司）也会逐渐增多。六是混合所有制型企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所有制经济中还有一种混合型企业，即一个企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成份，产权性质各不相同。这种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存在的。在除了上述企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外，我国现阶段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以上说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所有制结构模式是多元化的，这既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模式，又区别前苏东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竞争，各显其能、发挥优势，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开放度、竞争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多种所有制企业中也不是平分秋色、不分主次，而是有主有从、互相协调，从总体和全局上看是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为主导，这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至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并不是千篇一律按一个比例格局去实现的，而是各有不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互相渗透，在许多非国有企业中就有大量的公有制经济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四）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在利益分配格局上努力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上有效地实现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一方面是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体现是：一是在多种分配形式中，按劳分配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性质和方向，在个人消费品的所有分配方式中占较大比重。同时，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按劳分配途径取得，其他非劳动收入仅起补充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中，劳动者收入也主要是劳动报酬所得。二是按劳分配主要体现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即在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主要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方式，非按劳分配形式是一种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同时还存在多种分配形式，主要有：一是按资本分配。按资本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及资本市场的功能。所谓按资分配简单地讲就是资本所有者依法凭借其资本投入的量来获取新增的国民收入。二是按资金分配。按资金分配是指我国居民个人依法将自己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股票、债券和参与企业内部集资以及银行存款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或利息收入。三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是指企业经营者依法或按合同契约在一定时期内根据自己经营成果状况取得的收入，它包括个体劳动者、承包人、租赁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应取得的收入。四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在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与业主之间仍然是一种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这些企业中劳动者取得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是毋庸讳言的。五是按无形资产（本）投入分配。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技术秘密、商誉、商标、专用名称、计算机软件、经营理念、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无形资产（本）都是智力资本的凝结，按其投入参与分配。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但也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要素投入不同，人们的收入差距会拉开，这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上会有弱者、老者、幼者、失业者、贫困者，因此必须注意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保持社会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1992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就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后中国在建立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分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是力求为所有劳动者提供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起点与机会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正，只有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干的机会，为广大经营者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平等的科技创新机会，才能较好地体现社会公正。其次，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一是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包括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加快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将养老保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城镇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全面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城镇所有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城镇生活困难居民得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后保障线”，凡城镇居民，包括已经失业，或正在待业，或发生天灾人祸，其收入标准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予以补贴到最低保障线。近几年来我国正注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的地方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经济将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以全球化思维推进国际化，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一是从沿海四个特区试点起步，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原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发展迅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与经济全球化紧密联系。二是加快进出口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动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三是在国内外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积极承接和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四是在大力引进外资、外企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开展海外投资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加工企业、研发窗口及原材料基地。五是在国际国内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接轨程度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相“磨合”，对国内的相关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改革的向前推进。六是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坚持独立自主有效结合起来，对不同产业领域实行充分开放、适度开放、有限开放的差别性开放政策，注意维护中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主动防御和及时化解国际市场传递的各种危机和风险，处理好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与纠纷，避免了南美模式及东亚模式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六）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     放权让利的市场取向改革释放了社会成员长期以来在被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压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释放了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单位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也释放了各个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横向的经济活动拓展，市场不断活跃，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开放性、竞争性、效率性充分显现出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底子薄、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农村人口比重高且文化素质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大国，如何借鉴世界政治文明而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上创新，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便是中国模式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施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国基本构筑了既促进市场活力不断发展，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活而不乱的现代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市场经济、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这种公共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并按宪法精神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协商政治模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四是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还需不断完善，但上述基本构架既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现阶段这种政治体制既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民主政治进程中社会的动乱，又可使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的发展。          四、重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与治理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长中的问题     1.体制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影响。这是目前被理论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缺乏。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至于近代中国，更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承袭下来，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久的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我国的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⑩ 他在谈话中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讨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体系深层改革中要认真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要防止在制度设计与调整中强化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人治理念等封建残余，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推进以建设现代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2.崛起观念中的思想误区。急于求成的过分乐观主义与盲目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思想观念的困境。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两种理念和情绪不时会在专家学者的文章、演讲及网民的博客中反映出来，并试图影响顶层的决策。有的一谈中国崛起就忘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几年之内中国就可全面超过欧美，独步天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在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期间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还有的一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就认为中国的经济产业已全面陷入美国的阴谋圈套中，习惯于唱传统的冷战思维高调，极力主张用强力办法解决中国与各国的争端，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完全背离了党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中国人要谦虚谨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坚持和平崛起。     3.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突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从农村向城市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的窘境。目前主要表现：一是农业生资价格走高农民增收难；二是耕地减少是刚性趋势，存在粮食安全隐患；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落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五是农村生产要素及商品市场体系发育严重滞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10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2005年超过了3∶1。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5年3.22∶1——2006年的3.28∶1——2007年继续扩大到1∶3.33。此外农民失地及利益损失严重。     4.重大经济比例不协调。一是投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二是一般产品市场过剩与重要资源短缺并存（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三是经济增长持续走高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四是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失调，如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与出口质量严重滞后并存；如中国虽然成了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为主。     5.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贫富阶层分化严重。据权威专家组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达0.53，(11) “中国财富正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已是不争事实；同时存在人口较多的贫困阶层，主要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难再就业的低收入者及无收入人口；低收入与贫困阶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重要原因是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存在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的非正常扩大一是影响社会和谐，二是影响市场消费需求的启动，加剧市场过剩。     6.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进一步显露。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征是“四高一低”即“成本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高、综合效益低”，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如2008年，中国创造了世界6.4％的GDP，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和40％的水泥；制造业的能耗占全国一次能耗的63％，单位产品的能耗高出国际水平20％～50％；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生态恶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地下水超采（海河平原漏斗面积2万km2）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     7.市场混乱与无序状态严重。一是诸侯经济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非正常垄断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商业贿赂盛行加大交易成本。四是诚信缺失，欺诈掠夺经营，造假贩假；如非法传销、非法集资、虚假广告、信息披露失真、制假贩假、网络欺诈等，2008年的三鹿奶粉质量事件曾震惊中外。此外公权腐败严重，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收入差距存在雪上加霜，同时权力商品化冲击市场平等竞争，助长市场混乱。     （二）加大制度创新努力完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问题只是中国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完善，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本质特征开始显现，但中国现代化任务还未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更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制度创新层面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历经30年较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深层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危机都已暴露出来，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中，笔者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与制度的滞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12) 如公共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活动的制度化与泛化，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来临，主要经济比例的失调，市场诚信的缺失与无序严重等等。在这些显露出来的问题中，最深层的是权力扭曲了市场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正使市场发生变异，权力扭曲市场正成为市场发展的深层障碍，它极大破坏了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市场的效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又如市场机会的垄断、公权的腐败、贫富差距非正常扩大等都要从制度改革中去求解。由此我们应更加重视制度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所得出的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而制度和技术同样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经济制度的演化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技术进步可以认为是人类为了减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欧的英国和美国率先从农业国演变为后来工业化强国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制度。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历史上的强国的衰落以及前苏联由强大而解体，也都是制度滞后所致。     因此，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加快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深化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真正认真荡涤封建集权政治与自然经济留下的腐朽观念，认真克服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与计划经济留下的思想影响。同时，切实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统筹对外开放与对内协调发展，大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加快低碳型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协调，提高社会公平度，减少贫困者及低收入阶层，完善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扩大和保障民众参与经济政治事务权利，增进国民福利，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2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相同主题阅读 柳思维：西方经济强国模式类型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中国还是“瘦子”，别担心“肥胖”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陈潭：“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三）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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