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钱永祥：台湾的政治转型 作者：钱永祥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来源日期：2011-11-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3 8:19:07 阅读量：762次 　　中国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 　　1971年台湾大学生保钓游行 　　中国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黄晓峰 丁雄飞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运。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作者：钱永祥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中国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 　　 　　　　1971年台湾大学生保钓游行 　　 　　　　中国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黄晓峰 丁雄飞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运。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7944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吴忻怡 , 思想 , 台湾 , 舞蹈 , 政治 , 云门 文/吴忻怡 五、1990灯光再现：高文化的修炼与表演市场全球化 1991年2月20日 「云门」宣布复出，同年8月31日在国家剧院推出复出首演。当晚，总统李登辉亲自到场观赏，并在中场休息时间接见了林怀民与舞者，表达政治场域领导者支持「云门」的象征意涵。同时，《中国时报》出资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为大约三万民众做现场演出的户外实况转播，这也是台湾首度为国内的表演艺术团体架设户外转播工程。(杨孟瑜，1988：296) 从复出首演来分析，可以看出，经过两年多的沈潜，复出后的「云门」，已然选择了新的策略，来重新打造仍须面对市场经济严苛考验的「云门」现代舞王国。其大致的策略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是寻求具规模之企业团体的支持赞助，其二是透过表演舞码来证明舞者的现代舞基本功力，以持续探询开拓台湾之外表演艺术市场的可能性。前者关乎「云门」本身所指涉的社会与文化意涵，所能带给企业赞助主之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质与量，后者则必须透过编舞家与舞者在现代舞范畴的精炼，来挑战跨越国家与文化疆界的艺术评鉴。而这两条路究竟能不能成功实践，除了系于舞团本身的自我教育能力之外，更涉及了台湾表演艺术场域与更大范围之社会、文化场域的持续形构与变迁。 (一)舞蹈行不行？！——台湾表演艺术市场的经济困境 自1988年「云门」暂停以来，攸关表演艺术团体存续的经济挣扎，就持续不断在台湾上演，一些无预警的意外，让原本单薄的表演艺术市场更加脆弱。例如：2003年「如果儿童剧团」在SARS期间，因演出不断延期、取消，剧团差一点解散；「果陀剧团」、「屏风表演班」也曾仅因为在年度公演时遭遇台风，重创剧团赖以维生的票房收入，几至无以为继。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是公部门针对表演艺术所提供的基础建设、资源分配，或者其他私人部门对于艺文团队的赞助，对于表演艺术生态的影响，就显得巨大而关键。 1. 政府补助机制：从文化的「门面」装饰功能到文化的「产值」期待 早期政府对于文化团体，多视其为社会发展之下的附属品，不是当成展现「国家强盛」、「社会富裕」的窗口，就是执行外交功能的替代品。个别的艺术表演团体被国家挪用为「门面」装饰，却缺乏长远的培植计划。此种国家文化政策背后的理路逻辑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才慢慢出现转变。随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国家逐渐将表演艺术团体定位为以全球为范畴的文化消费市场行动者，也是对之有「产值期待」的发展部门。因此，愿意透过某些改善文化环境的方式，投注更多国家资源，换取文化经济面的利益。 1992年立法院完成「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立法程序，建立了我国文化艺术奖励与补助的实质法律基础，文建会开始以扶植表演艺术团队长期经营为目标之一，规定公部门对表演艺术团体的定期补助，「云门才在创立十九年之后，第一次得到政府定期的补助。」(林怀民，2003：141)细究此条例自立法完成后历次的内容更迭，可以说政府对于表演艺术的扶植，初始视文化建设为政府总体施政的分项，甚至是处于配合角色的「残余项目」，表演艺术团体如果要取得政府在经费上的补助，必须在实质上，或至少在表面上，有能力配合政治发展与规划的理路，而非单以团体本身的发展策略或者内涵特质，为争取资源的筹码。与其说文建会的扶植案是以扶植艺术团队的永续经营为主旨，不如说是国家艺术文化门面的勉强维持。也因为制度设计所导致的集中效果，历年来补助对象虽有扩大，但名单的重复性却相当高，云门所获得的补助额度，更是独占鳌头。 另一个值得探究的艺文补助制度，是1996年依「文化艺术奖助条例」规定所设立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它的出现使艺术补助业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避免中央政府编列总预算时，遭到边缘化或排挤；同时，以独立机构执行艺术补助，得以确保此业务中立而不受政治干涉。可以说，「国艺会」的成立，替惨淡经营的台湾表演艺术团体，制度上进一步确保了存身条件。以「云门」为例，从「国艺会」拿到的补助，多半出于「两岸及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文化交流」等项目门下，也多用于出国演出。面对国际巡回庞大的经济支出，这笔补助一定程度替「云门」筹措了开拓艺术市场、特别是国际艺术市场的本金。「云门」也因为这些国际巡演累积出对市场的准备与能力，渐渐具备了后续面对全球市场「产业化」的条件。 2. 企业赞助：金主？伯乐？知音？ 1980年代，台湾表演艺术场域必须接受下列三项挑战：参与艺术活动人口在质与量上皆嫌不足、展演场地缺乏、艺术教育不足。这三项缺失若单靠政府施政或艺文团体本身，而无其他庞大经济资源挹注，难收实质解决之效。因此，企业赞助确实是表演艺术界脱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寄望之所在。 然而1990年代初期，台湾企业对于艺术赞助，虽然在态度上肯定，在行动上却不热衷。因此，云门复出初期，并没有太多民间个人、团体或企业的主动赞助。这个窘境一直到1992年开始出现了解困的制度性助力：该年政府制订文化奖助条例，赞助艺文团体的企业得以减免租税。1994年修订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免纳所得税的适用标准，增加企业赞助艺术的诱因；1998年文建会更设置「文馨奖」来公开表彰赞助艺文活动具贡献的工商企业或个人，使逐渐开始重视企业形象的实业家们，渐渐注意并使用「艺文赞助」这种温和又优雅的企业宣传手段。因此从一开始的中国时报、信谊文教基金会，到后来的台积电、国泰集团、鸿海集团、诚品书店等等台湾大众耳熟能详的企业，都逐渐成为「云门」的长期赞助者。 从复出后的「云门」行动来观察，「企业赞助」除了让「云门」常态公演得以持续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较为庞大的资金，促成了大型户外免费公演或转播，并取代早期用小发财车在各乡镇广播招徕观众的小区型「下乡公演」、「热闹模式」，创造出一种都会取向的、大型的集体社会仪式。动辄数万人一起在中正纪念堂、高雄文化中心广场，以及其他县市体育场、河滨公园等处观赏大型舞作，也一同经验集体参与的同一感。在那样的公演时刻，舞码与舞蹈形式的艺术重要性退位，反倒是「户外公演」事件本身所创造出的仪式性，连结了参与者，也创造了社会意义与认同。并且，如此壮观的场面，不独为现场参与者所经验，还透过新闻媒体的转播，传送到原本不在场的阅听人面前。于是，较之过去小规模的下乡公演，「云门」得以用规模更大、更有效率的方式，持续创造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 企业赞助对「云门传奇」的意义，不单是对舞团的维持，发挥了经济上的效益，更重要的是透过资助特定的演出形式，继续稳固，甚至扩大「云门」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让有关云门的社会论述得以持续生产，使得一般民众对他们的认识与认可，不会轻易地被1990年代之后，云门在剧场内更抽象的舞码发展趋势所抵销。 (二)从台湾舞向全球：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辩证 相对于过去主要以民族国家为界线的文化生产范畴，全球化现象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带来了质变与量变，各种资本与概念的流动，不只从全球流向地方，也从地方流向全球，并以复杂的动态关系，展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脉络之中。这样的发展，往往影响了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历程，也影响了他们作品流通、展演以及在特定艺术场域取得更稳固地位的方式。1990年代之后，全球化结构改变所产生的效应，也出现在林怀民的创作之中，并影响了「云门」的巡演模式。 1. 全球化品味：具普遍艺术效果与价值的编舞方向 除了持续对台湾政治、社会、文化的在地关怀与文化元素挪用，面对全球市场的开拓，林怀民开始尝试在作品中纳入独特的亚洲美学，以跨文化拼贴的方式，扩大观舞者在美感经验与诠释上的多元性与可能性。1993年的《九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原住民音乐、西藏音乐、印度笛音的选择，或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再诠释，这种多层次的展演方式，恰恰提供了观众「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的可能性。又譬如《流浪者之歌》以乔治亚民谣搭配富含亚洲意象的稻米；《水月》以太极导引为基底的身体语言，与巴哈的大提琴乐音共合；《竹梦》以中国传统箫乐，和具有特殊文化象征的竹子，与爱沙尼亚作曲家所做的悼歌一同起舞，都是跨文化元素拼贴的呈现。 从这些作品观之，普遍、抽象的美感经验与东方哲学思考，取代了台湾政治社会变迁，成为林怀民在1990年代的创作焦点。这样的作品风格转变，除了与创作者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关之外，从舞团发展的策略面来分析，多元文化拼贴，同样展现了编舞家在编舞时的弹性策略，有益于「云门」开拓全球化舞蹈市场。因为这些意义并陈，既可以容许有跨国历史视界与知识纵深的观者，做细致而复杂的思辩，其表面上所采纳的不同的、鲜明的异文化元素，则让另一群现代舞市场的观众，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中，轻易取得新奇的异文化经验，并换取文化资本，满足布迪厄所谓的品味区分需求。换言之，在高文化艺术市场跨国界追求利益的全球化时代，林怀民对于东西文化元素的掌握，乃至更深刻的身体观与哲学基础，替「云门」在国际现代舞市场上创造出文化产品的差异性(difference)，也创造出新的利基(niche)。这正是林怀民在1990年代之后，悠游于各种国际艺术节、艺术季所仰仗的资本。 2.

“ 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 ‘ 权者 ’ 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 ‘ 智者 ’ 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 ” 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历史。 在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 到了60年代与70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的时代缓慢解放出来，旧的政治地壳开始松动，知识分子也出现新的历史角色。   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首次进行来台之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国民党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撼动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制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班，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志》。这份创刊于1968年的杂志原本只是份知识青年办的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分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说，这分杂志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历史，这也是战后成长于台湾的新生代知识分子首次汇聚力量，并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分子的首次合作（后来也分裂了）。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办杂志，并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因此《大学杂志》俨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并在70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 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关注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内）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诤言》，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志》庆祝四周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容忍程度。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 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内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志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态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志》内部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志》的知识分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分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志，左翼知识分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宁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志时期的知识分子间的桥梁”（康宁祥语）。 此时党外反对运动逐渐兴起。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的逐渐组织化，在威权体制下一步步打开政治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志，是70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汇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且开始动员与组织群众。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12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在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还是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中产阶级专业者姿态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众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众的“自力救济”知识分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政府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众部门比较受到政府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于70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 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法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志《当代》、创办以报道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志（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众的以学运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杂志。知识界开始引进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别成立了两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90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叠，但后来渐行渐远，并各自代表9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于媒体管制放松，出现许多新杂志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别、小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叹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发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别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鉴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分子难有发表与讨论的空间。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80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90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90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志，都经历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平心而论，当前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确实没有十年以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从公共领域中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内知识分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别还是司法改革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现在许多人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是文化界的中坚分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 在此刻，台湾最重要的社运议题可以说是“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看到NGO团体、专家学者、文化人与一批新的年轻人如何共同合作推动一个运动：NGO团体负责组织动员，文化人写诗唱歌，专家学者则提供科学分析证明这个石化工厂可能造成的污染祸害（有一千多名专家学者联署反对）。 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是台湾当前知识分子角色的缩影：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舞台，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但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权者”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智者”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盈的公共领域。 （张铁志：台湾作家、乐评人。原文链接： http :// time – weekly . com / story /2011-03-03/111999. html ）